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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日关系降到冰点以下，日本大有走向军国主义的倾向。为防止日本再一次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有必要看透日本，提前做好战略准备。本文从美国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的《菊与刀》一束中分析日本人的极端性格。
【关键词】：日本文化；极端性格；菊与刀
自2012年中日钓鱼岛事件争端升级以来，日本一直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再加上最近有相关消息指出日本正考虑引进萨德反导系统部署本土。这一系列的行为都让我不得不想起时任日本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发出的惊天言论：东方睡狮是日本，而非中国。此语毫无掩饰的流露出了日本曾经是东方黄种人在世界的骄傲，而且十分自信未来的日本也必再一次独一无二的成为东方黄种人在世界的骄傲。可见日本要的不是“东方睡狮”，而是未来在亚洲与中国一争高低，成为东方世界的头把交椅。
日本最近几年的行为似乎都暗含着日本这个二战后的“东方睡狮”似乎快苏醒过来了，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民不得不抱着警惕的态度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近邻日本。若要认识日本，必先公正地认识日本的思想文化。美国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关于日本的著作《菊与刀》虽然面世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了，并且现在的日本与当时的日本也有很大不同，但是就日本文化的根本尤其是日本人的性格而言，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通过《菊与刀》来了解日本再好不过了，我就自己对全书的理解和感想而泛泛而说。
“赌徒式”的日本
书中有过这样描绘二战时日本的生活小事：
在军队里，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在民间，日本人在工厂里连续奋斗若干个小时，又被通宵达旦得轰炸弄得筋疲力尽？可是他们却认为：身体越累，精神、意志就越昂扬。提倡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用做操的方式，用消耗体力的从而来增加体力。
可能大多数人通过以上现象都十分佩服日本人精神，认为这是难得可贵的。我也很佩服剛毅的精神，可是我却并不佩服日本这种极端的“精神主义”。日本人的性格就像“菊和刀”一样十分的极端，他们认为精神可以战胜一切，于是就残酷的磨练自己的精神，所以便不把一切危险和灾难放在眼里，而这种精神便滋生出了他们“赌徒”的心理。
日本的“赌”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尤为突出。从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突袭大清北洋舰队；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偷袭北大营；再到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舰队。每一次的袭击日本都面临的强大的对手，他都以少打多，以弱击强，然而日本却甘愿冒险，以国家的前途来赌。可见日本的确“好赌”。
时至今日，日本虽然不在是以前的日本。可是日本并没有摒弃自己的本土文化，为达到昔日的荣誉，难免日本不再像当年一样凭借“精神主义”发动一场赌徒式的战争。而这场“赌徒式战争”的对手想必大家早已心中有数。
“各就其位”下的日本
日本是一个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的国家，“各就其位”就是这一体现，它如同人呼吸空气一般被日本人所接受。
在生活中，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女孩子要向所有的哥哥弟弟们鞠躬；在学校学生要向老师鞠躬；在公司员工要向老板鞠躬。
在战争年代，日本宣言中曾写到：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意大利政府认为，使世界各国各就其位，乃长久和平之先决条件。
可能有人认为日本的“各就其位”就是各司其职，像日本的鞠躬文化一样表一种对长辈的一种尊。然而我想说的是，日本的“各就其位”具有严重的等级性质，如同日本的鞠躬一样。他们认为鞠躬不是空洞的姿态，而是鞠躬者认为别人有权利来支配他，受礼者则承认他对别人具有相应的权利，实际上这是一种十分扭曲的看法。
日本人以同样的等级制度的眼光看待国际关机和国内关系。所以当日本“各就其位”的等级制度碰上了他国“自由平等”的信念时，文化冲突便一蹴而就进而演变成战争。战争前日本人理想化的认为自己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所以自己就应该像日本社会里的“父亲”或者“大哥”一样受到别人的尊重，而别人也必须服从自己的安排。否则的话，他们就这必须高举武士的“刀”来逼迫别人。
尽管当下的日本没有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是从他们对中美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至少他们在追求政治上“各就其位”的国际秩序没有改变。因为二战的失败使得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地位，知道了美国才是自己的“父亲”或“大哥”；而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胜他，不算是他的“上司”。所以日本对于美国是绝对的服从，对于中国日本怀着的只是不甘。
“耻感文化”里的日本
日本人出现在大众的眼里，大多给人一种道德高尚的感觉。可是在《菊与刀》中作者明确提到了日本典型的“耻感文化”，并将“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相对比。作者认为：两者都在于提倡道德至上，可是前者的重点在于“外在的制约手段”，而后者的重点在于“内心的认知水平”。简而言之即：日本的耻感文化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感到羞耻，是因为他的不良行为被他人发现了，被公开的指责，而不是因为不良行为本身对自己的造成的愧疚感。所以日本人认为只要没有暴露出来自己的不良行为，自己也就無需忏悔，否则那是徒增烦恼罢了，并且坦白忏悔后自己也不会得到谅解。而“罪感文化”的区别在于提倡的是道德的绝对标准，是因为自己内心对不良行为的愧疚而造成的。可见日本的“耻感文化”中没有善恶，没有忏悔。
理解了日本的“耻感文化”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日本一直否认侵华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铁一般的事实。事实上，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想其实日本人是知道他们曾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的。但是他们内心的深处却认为，即使承认这种耻辱般的错误，也不会解脱，反而会使得自己难以面对世界，加深自己的罪恶感。还不如竭力反对，坚决不承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具有“罪孽文化”下的德国前总理勃兰特能够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道歉，而具有“耻感文化”的日本领导人却始终不能来中国对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同胞们鞠躬道歉的原因。
“双重性格”的根源
在《菊与刀》作者分析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得到：导致日本双重性格的原因是日本教育的不连续性造成的。日本人的人生弧线是一根U形曲线，两头大，底部浅。日本人允许幼儿和老人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和任性，而他们的壮年时期却会被日本诸多责任义务所压迫。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成人时候，每当面对现实的束缚感到内心的焦虑时，一方面不得不用现有的思想来逼迫自己，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使得自己变得“彬彬有礼”，另一方面自己又十分逃避现实，渴望童年时代的特权，进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所以造就了日本人的极端性格。
可是为何日本会有如此极端的教育方式？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我猜想或许是由于日本核心价值的缺失。日本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价值理念，但是日本文化的却没有“根”。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学习中国文化，没有完全学习；明治维新之后学习西方文化，同样也没有完全学习；再加上日本本身的文化，日本至少具有三种文化的影子。然而文化是有一定的差异，不可能完全兼容，特别是对于日本这种缺少自身文化核心价值的国家而言，文化、道德、伦理体系的多样化交织在了一起，必然会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了日本在面对世界时，会产生迷茫和矛盾的心态。
时过境迁，当今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日本作为美国的小弟又急于恢复昔日荣光，中日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博弈，因此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有一定的必要来认识日本，因为如果他是我们的友邻，那么他在某些方面就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相反，如果他是我们的近敌，那么我们就应该让他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垫脚石。
参考文献：
[1]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塔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
[2]程万军《看透日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1月
【关键词】：日本文化；极端性格；菊与刀
自2012年中日钓鱼岛事件争端升级以来，日本一直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再加上最近有相关消息指出日本正考虑引进萨德反导系统部署本土。这一系列的行为都让我不得不想起时任日本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发出的惊天言论：东方睡狮是日本，而非中国。此语毫无掩饰的流露出了日本曾经是东方黄种人在世界的骄傲，而且十分自信未来的日本也必再一次独一无二的成为东方黄种人在世界的骄傲。可见日本要的不是“东方睡狮”，而是未来在亚洲与中国一争高低，成为东方世界的头把交椅。
日本最近几年的行为似乎都暗含着日本这个二战后的“东方睡狮”似乎快苏醒过来了，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民不得不抱着警惕的态度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近邻日本。若要认识日本，必先公正地认识日本的思想文化。美国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关于日本的著作《菊与刀》虽然面世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了，并且现在的日本与当时的日本也有很大不同，但是就日本文化的根本尤其是日本人的性格而言，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通过《菊与刀》来了解日本再好不过了，我就自己对全书的理解和感想而泛泛而说。
“赌徒式”的日本
书中有过这样描绘二战时日本的生活小事：
在军队里，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在民间，日本人在工厂里连续奋斗若干个小时，又被通宵达旦得轰炸弄得筋疲力尽？可是他们却认为：身体越累，精神、意志就越昂扬。提倡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用做操的方式，用消耗体力的从而来增加体力。
可能大多数人通过以上现象都十分佩服日本人精神，认为这是难得可贵的。我也很佩服剛毅的精神，可是我却并不佩服日本这种极端的“精神主义”。日本人的性格就像“菊和刀”一样十分的极端，他们认为精神可以战胜一切，于是就残酷的磨练自己的精神，所以便不把一切危险和灾难放在眼里，而这种精神便滋生出了他们“赌徒”的心理。
日本的“赌”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尤为突出。从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突袭大清北洋舰队；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偷袭北大营；再到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舰队。每一次的袭击日本都面临的强大的对手，他都以少打多，以弱击强，然而日本却甘愿冒险，以国家的前途来赌。可见日本的确“好赌”。
时至今日，日本虽然不在是以前的日本。可是日本并没有摒弃自己的本土文化，为达到昔日的荣誉，难免日本不再像当年一样凭借“精神主义”发动一场赌徒式的战争。而这场“赌徒式战争”的对手想必大家早已心中有数。
“各就其位”下的日本
日本是一个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的国家，“各就其位”就是这一体现，它如同人呼吸空气一般被日本人所接受。
在生活中，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女孩子要向所有的哥哥弟弟们鞠躬；在学校学生要向老师鞠躬；在公司员工要向老板鞠躬。
在战争年代，日本宣言中曾写到：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意大利政府认为，使世界各国各就其位，乃长久和平之先决条件。
可能有人认为日本的“各就其位”就是各司其职，像日本的鞠躬文化一样表一种对长辈的一种尊。然而我想说的是，日本的“各就其位”具有严重的等级性质，如同日本的鞠躬一样。他们认为鞠躬不是空洞的姿态，而是鞠躬者认为别人有权利来支配他，受礼者则承认他对别人具有相应的权利，实际上这是一种十分扭曲的看法。
日本人以同样的等级制度的眼光看待国际关机和国内关系。所以当日本“各就其位”的等级制度碰上了他国“自由平等”的信念时，文化冲突便一蹴而就进而演变成战争。战争前日本人理想化的认为自己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所以自己就应该像日本社会里的“父亲”或者“大哥”一样受到别人的尊重，而别人也必须服从自己的安排。否则的话，他们就这必须高举武士的“刀”来逼迫别人。
尽管当下的日本没有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是从他们对中美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至少他们在追求政治上“各就其位”的国际秩序没有改变。因为二战的失败使得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地位，知道了美国才是自己的“父亲”或“大哥”；而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胜他，不算是他的“上司”。所以日本对于美国是绝对的服从，对于中国日本怀着的只是不甘。
“耻感文化”里的日本
日本人出现在大众的眼里，大多给人一种道德高尚的感觉。可是在《菊与刀》中作者明确提到了日本典型的“耻感文化”，并将“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相对比。作者认为：两者都在于提倡道德至上，可是前者的重点在于“外在的制约手段”，而后者的重点在于“内心的认知水平”。简而言之即：日本的耻感文化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感到羞耻，是因为他的不良行为被他人发现了，被公开的指责，而不是因为不良行为本身对自己的造成的愧疚感。所以日本人认为只要没有暴露出来自己的不良行为，自己也就無需忏悔，否则那是徒增烦恼罢了，并且坦白忏悔后自己也不会得到谅解。而“罪感文化”的区别在于提倡的是道德的绝对标准，是因为自己内心对不良行为的愧疚而造成的。可见日本的“耻感文化”中没有善恶，没有忏悔。
理解了日本的“耻感文化”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日本一直否认侵华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铁一般的事实。事实上，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想其实日本人是知道他们曾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的。但是他们内心的深处却认为，即使承认这种耻辱般的错误，也不会解脱，反而会使得自己难以面对世界，加深自己的罪恶感。还不如竭力反对，坚决不承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具有“罪孽文化”下的德国前总理勃兰特能够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道歉，而具有“耻感文化”的日本领导人却始终不能来中国对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同胞们鞠躬道歉的原因。
“双重性格”的根源
在《菊与刀》作者分析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得到：导致日本双重性格的原因是日本教育的不连续性造成的。日本人的人生弧线是一根U形曲线，两头大，底部浅。日本人允许幼儿和老人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和任性，而他们的壮年时期却会被日本诸多责任义务所压迫。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成人时候，每当面对现实的束缚感到内心的焦虑时，一方面不得不用现有的思想来逼迫自己，压抑自己内心的欲望，使得自己变得“彬彬有礼”，另一方面自己又十分逃避现实，渴望童年时代的特权，进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所以造就了日本人的极端性格。
可是为何日本会有如此极端的教育方式？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我猜想或许是由于日本核心价值的缺失。日本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价值理念，但是日本文化的却没有“根”。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学习中国文化，没有完全学习；明治维新之后学习西方文化，同样也没有完全学习；再加上日本本身的文化，日本至少具有三种文化的影子。然而文化是有一定的差异，不可能完全兼容，特别是对于日本这种缺少自身文化核心价值的国家而言，文化、道德、伦理体系的多样化交织在了一起，必然会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了日本在面对世界时，会产生迷茫和矛盾的心态。
时过境迁，当今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日本作为美国的小弟又急于恢复昔日荣光，中日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博弈，因此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有一定的必要来认识日本，因为如果他是我们的友邻，那么他在某些方面就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相反，如果他是我们的近敌，那么我们就应该让他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垫脚石。
参考文献：
[1]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塔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
[2]程万军《看透日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