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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耀邦同志在一起的难忘岁月 陈维仁
1977年3月，胡耀邦来到“文革”后满目疮痍的中共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从此和这里结下了难忘的缘分。在这里，有他为了复校、兴党、富国的操劳，有他为三中全会历史转折的欣喜，还有他为党和国家的种种忧思……
“文革”结束后不久，胡耀邦接到中央让他尽快恢复中央党校的任务而进驻党校。他是“单枪匹马”来到中央党校的，除了一个机要秘书，没带任何“老部下”、“老搭档”，更没有人们常说的“亲信”。当时我在外地，接到指令后赶回中央党校给胡耀邦同志当秘书，一见面，他便很高兴，连说：“你可来了!”可以感受到他当时开展工作的迫切心情。
复校开学的第一期，学员每人领到一部经过精心编选的近百万字的马恩列斯毛著作选读本。中央党校编正规的统一教材，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中央党校，他还创办了非同寻常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现实政治理论问题大胆发表言论，带头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成了当时在全党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论坛。
1977年12月，胡耀邦调离中央党校，但在1982年以前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虽然后来的四年多都不在中央党校大院上班，但他一直对中央党校保持着很深的感情，公务再忙，每年总要有一两次与学员和工作人员见面讲话，这是他自己立下的规矩。
1978年12月28日上午，胡耀邦从城里匆匆赶到中央党校并被邀讲话。这次讲话他即席侃侃而谈，没有带片纸只字的讲稿，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大家唯恐过早结束。临近中午时分，他快要刹住话题时，看到会场内仍然秩序井然，没有一个离座的，便又作了精彩的补充，主要是关于党内破除个人迷信的。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后，他风趣地举了个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例子。
他说：“你们在地方工作，上级来了要招待，生怕招待不好。请吃饭，吃得不好怎么办，他回去以后会怎么说?有人说，现在‘帽子’没有了，还有‘小鞋’，给你‘小鞋’穿怎么办?”他边说边站起来，满脸带笑，手臂一挥：“穿就穿，穿不进去甩掉它，怕什么!”引来全场一片欢快的笑声。
这次讲话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第一次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小小讲台上，把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大转折的特大喜讯及时传达给学生们，并通过他们迅速传到全国各地去。
六中全会后，胡耀邦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却并未因此疏远中央党校，他仍然和以往一样，学校开学、结业，该来讲话时，一通知他就来了。
六中全会闭幕近两个月后，1981年8月29日，他轻车简从来到中央党校参加学员结业典礼。在中央党校讲话他从不用秘书帮忙，思路放得开，没有套话官话，内容丰富深刻，语言朴实生动，这次也不例外。他给学员提了两个要求：“一要工作，二要卓有成效。”他说，人的一生，除了学习外，工作最重要。一生中能够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很宝贵，所以理应好好为国家为人民工作，而且要“卓有成效”地工作。这也是他自己人生价值观最平实的写照。
有位老同志回忆起60年代的胡耀邦，说他有“四个不断”：读书不断，工作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的确如此，这“四个不断”是他一辈子的习惯，至死未变。他对学员说的这番话，很富鼓动性和感染力，最重要的是在他的话语中处处都有他自己。凡是他要求人家做的，他首先就是一个榜样。他是真正做到了身教重于言教。结业典礼的最后他充满激情地说：“趁我们有生之年，下决心为我们党、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搞出一点名堂来!”
1985年，胡耀邦又应邀到校做了一次报告。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央党校大院。1985年7月15日，中央党校实行正规化培训年轻干部的第一期学员结业。他应邀前来参加毕业典礼，为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做了报告，语重心长，鼓舞人心，主要是谈近年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前景，同时，他还对当时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等问题表示忧心，对腐败和不正之风提出严肃批评，要求防止“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他在中央党校的“绝唱”，是他留给当年全体中央党校学员的最后一篇充满凛然正气的精神遗嘱。
回首耀邦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的那些难忘岁月，往事历历在目，仿如昨日……
一位真正确立了群众观点的高级干部 沈宝祥
1977年3月3日，党中央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在筹备复校开学的过程中，他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从1977年6月起，我和孟凡、王聚武、吴振坤等人在他的具体指导下经办《理论动态》，与胡耀邦同志有了联系，前后四年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耀邦同志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和他一起工作的日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耀邦同志”。耀邦同志热情、坦诚，没有一点官架子，更没有官僚作风。用一句话来概括，耀邦同志可说是一位少有的真正确立了群众观点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到中央党校时曾说过：“到中央党校是什么官呢，(中央党校)也就是个团嘛，要当也就当个团长。”视察工作时，他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召集人员见面，要求每个人都到场，连炊事员也不例外。对于只有一面之交的普通同志，他都会印象深刻，在后来的交谈中，还会关切地问某一位同志现在怎么样。《理论动态》创办中，耀邦同志是实际上的“主编”，他分派任务，也常直接指挥，给谁出题目，就直接找谁谈话。他离开党校后的一段时间，仍指导着《理论动态》的工作，有时以下批语的形式，有时则召集开会，多次在富强胡同6号他的家里。到他家开会，他从来没有客套，一坐下就谈工作，气氛是宽松自由的。我们和他交换意见，有不同的看法都可以无所顾虑地讲出来，丝毫没有距离感。
耀邦同志知识面广，开会讲话总能引经据典，随口就能大段背出马列著作的原文，古诗词、典故也常脱口而出，还曾引用过爱因斯坦书中的话。《理论动态》创办中，他经常给我们出题目，指导文章怎样开头、开展、修改，甚至标点符号他都会作细致的改动。耀邦同志勤奋好学，他曾说，“要多读书”、“要研究实际”。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我们。他每每提到最近读了哪本书，书的内容和自己的看法如何。我曾在耀邦同志的推荐下读过两本书：《激荡的百年史》和《美国史》。
耀邦同志思想敏锐。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他认识到思想理论的重要，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并创办《理论动态》作为宣传的阵地，后来才有了“拨乱反正”的用语。当时，舆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基本正确的，拨乱反正是一件很难的事。胡耀邦同志发表讲话：“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要看实际，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这样他就最早明确提出了用实践标准总结十年“文革”。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他顶住压力，提出问 题，很有勇气、水平和魄力。1981年2月的一天，耀邦同志出了个题目《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整顿党风》，主要讲反对“左”的思想。我写出文稿后，他改为《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更明确了反“左”的主题。文章先在《理论动态》刊登，并于1981年3月5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这是第一次用《人民日报》社论鲜明地提出反“左”，后来新华社等纷纷转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清理“左”的思想的高潮。
耀邦同志生活简朴。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他就在职工宿舍楼一套约十四五平方米的房子里办公，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单人沙发床和一个书柜。他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就住在这儿。他理发时就把理发员叫到家中，自己坐在凳子上让理发员理，吃饭是让公务员到食堂打饭。后来，他搬到富强胡同6号的四合院住，院子很大，但很旧。走廊里柱子、门和窗的油漆都剥落了，厅中央的地毯褪得没了颜色，有的地方还破了洞；几把破旧的藤椅，藤条都断了。耀邦同志到中组部工作后，有一次我们去他那里开会，谈到12点多，就到中组部食堂吃饭。食堂师傅见了，说：“耀邦同志，没菜了，给您做吧。”耀邦同志问：“还有什么?”师傅说：“只有豆腐了。”耀邦同志说：“那就来个豆腐吧。”于是我们和耀邦同志一边吃豆腐一边谈。当然，耀邦同志也有“奢侈”的时候。1978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一周年，这时刊物已经有了影响，耀邦同志非常高兴，提议聚餐。那时我们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是有稿费的。耀邦同志说，吃我们自己的稿费，谁也管不着。于是，大家去了颐和园的听鹂馆，动态组的有关同志都去了，共坐了两桌人。
《理论动态》刚创办时，耀邦同志对我们说，我同你们一起干两个月，两个月后，你们就可以自己干了。但当刊物办起来后，他对这个刊物产生了感情，就再也放不下了。1981年，耀邦同志到了中央，不再负责党校的工作，却一直关注着《理论动态》。
“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胡耀邦 金春明
1977年初夏，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冲击的中共中央党校恢复招生。在校内秩序和师生思想都比较茫然混乱的时候，胡耀邦同志来到了党校。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秘书。他在校内找了一间空房子住下，秘书在学校食堂用饭盒给他打饭。他的生活虽然很简朴，工作却很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胡耀邦在党校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个月，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平易近人，真正关心群众，经常在校内散步，和大家闲谈，还到老师家里串门；他热爱学习且善于学习，博览群书，晚上常常看书到深夜；他历史责任感极强，为工作常常整晚睡不着，思考问题。
最重要的是他审时度势，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冲破20多年来“左”的思想坚冰，为即将到来的全党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埋下了精彩的伏笔。
为筹备复校，胡耀邦当时花很大精力关心哲学教研室和党史教研究室的工作。哲学先学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书中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党史则着重研究路线斗争问题。我当时在党史教研室，有幸在他的领导下，亲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一段时光。
胡耀邦很重视党史的学习教材问题。1977年8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华国锋在报告中提出要学习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当时胡耀邦就抓住这个题目，要求党史教研室编写《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学习讨论提纲。为此党史教研室在9月26日正式成立了“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由我任组长，开始起草一份教学方案。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又有中央“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大家思想还很受禁锢，比较畏缩，只敢说好话。出于“不好讲的先避开”这种回避矛盾的心理，教学方案摘抄了一些党中央的文件，加以编排，便呈送上去了。
在校委扩大会议上，胡耀邦同志听完汇报后非常不满意，严厉地批评我们：“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干扰没有排除嘛!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文件(指教研室的教学方案)要立即收回，销毁。”
在这次会上，胡耀邦同志已经明确提出实践标准问题。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这是1977年10月。
而后，他派了哲学教研究室主任吴江同志来指导我们重新讨论和起草提纲。一遍又一遍，一直到第四稿，耀邦才同意打印给学员讨论学习，这时已经是1978年春节了。1978年4月，这份提纲发给了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讨论，虽然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分歧比较大，但讨论本身已经开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胡耀邦已经显示出不一般的见识和勇气，预示着他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胜任先锋和领导者的角色。粉碎“四人帮”后，批判“文革”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路线上来，是社会人心的普遍要求，但是怎么改变、从哪里改变，是一大难题。耀邦同志抓住了以理论讨论的形态出现的“真理标准”问题，它看似哲学问题，实际上又是当时政治生活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这充分表现了胡耀邦同志善于审时度势，辨别历史方向，掌握民心所向的高度智慧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政治胆量，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如果把整个事件比作多米诺骨牌效应，胡耀邦便是发出第一冲击波的第一块骨牌。作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对他而言实际是以“带罪之身降级使用”，还敢于发动组织这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确实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
无论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的党史教材问题，还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本身，都显示了胡耀邦冲破“左”的思想禁锢的机智和胆识。他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
耀邦同志在中央读书班二三事 李振霞
我与耀邦同志相识于1975年。当时他在中央举办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央读书班”学习，我在读书班做辅导工作，整整半年。如今20多年过去，很多事情淡忘了，但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以磨灭。
1975年是“文革”的尾声，“四人帮”仍然横行。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文章被当成学习重点，风行一时，中央读书班上大课学习他们的文章，又多次组织小组讨论。有一次，在听大报告的会上，耀邦同志睡大觉，而且从头睡到尾。
在小组学习会上，平时学习马恩与毛泽东的著作，耀邦同志积极主动，没有一次不发言，而且所讲结合实际，寓理于情，生动活泼，充满激情，有时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有一次，也就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接见了这一期中央读书班的全体学员，发表了重要讲话，讲了毛泽东的 “三项”指示，即后来小平在“文革”中又一次被打倒时所批判的“三项指示为纲”。当时，耀邦在会上逐项分析这一指示的深刻意义，并批评了当时社会上违背三项指示的种种劣迹。他分析得人情人理，小组同学很受感染，纷纷发言，气氛热烈。可同是小组学习会，当讨论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文章时，耀邦同志却保持沉默，从不发言。很明显，他对这两篇文章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在思想文化专制时期，他能坚持自己的政治操守，藐视“四人帮”的谬论，不能不让人敬佩。
耀邦同志当时身体不大好，听说是做了一个手术后来学习的，可是他学习非常用功。在当时会议不断的情况下，不仅完成了学习计划，还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并在读完后写了一大本读书笔记，是用原稿纸一格一格写的，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要点摘了出来。他对我说：“我自己考自己，交个卷，请你看看。”拿回去看后，印象是他对“实事求是”的论述摘得多，实践问题摘得多。当时我只是觉得一位老同志如此认真学习，确实很难得，到后来才慢慢领悟到，他是在为后来的斗争做准备。1978年由胡耀邦同志发动和组织并得到小平同志大力支持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扭转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已经被滚滚前行的历史潮流所证明。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耀邦同志来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1975年的中央读书班中，就已见端倪。如今回想，那时的耀邦同志，已经为此在进行深沉思考了。
中央读书班每期毕业都写思想小结。有一次，耀邦同志打电话要我去。到他那里后，他把自己的思想小结，一句句地念给我听，让我帮助推敲，提意见。和耀邦一起推敲“思想小结”，使我很感动，一个级别那么高的老同志，让我这样一个年轻教员帮助推敲他写的东西，真是一个平和、谦谨、平等待人的好领导。
“文革”时期，人与人关系淡漠，戒心很重。可是，耀邦同志对人却十分关心。组里的十多位同学，家在北京的很少，大部分来自祖国各地。星期天耀邦就请大家到他家里做客，在他家大家愉快地谈国，谈家，谈子女，谈书，毫无拘束。他还让我们参观他的书房，他的藏书非常丰富，古今中外都有。
耀邦同志本人爱读书，还很关心我们年轻教师都读什么书。一次他和组内的同学到我家串门，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看我家的书。那时，家里的书架有十多个，怕落灰，都用白布帘子遮着，他一个个帘子掀起来看。正在读中学的女儿不知道来的是谁，忍不住问我：“妈妈，这人怎么那么爱书?”耀邦同志当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后，更加关心学员的读书问题。亲自思考学员的读书计划，广泛地找党校老师征求意见，如“读什么”、“读多少”等，并为学员编选了近百万字的马恩列斯毛著作读本。
人常说“往事如烟”，也有人更深刻地说“往事并不如烟”。确实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了，然而，铭刻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往事，却久久难以忘怀。耀邦逝世后，我和我的先生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悼念文章，后来，我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发表过有关耀邦的文章，但都难以寄托哀思。现在再借贵刊一角，以抒发怀念耀邦的深情。
(专访《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由陈川、刘亚平采访、整理)
1977年3月，胡耀邦来到“文革”后满目疮痍的中共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从此和这里结下了难忘的缘分。在这里，有他为了复校、兴党、富国的操劳，有他为三中全会历史转折的欣喜，还有他为党和国家的种种忧思……
“文革”结束后不久，胡耀邦接到中央让他尽快恢复中央党校的任务而进驻党校。他是“单枪匹马”来到中央党校的，除了一个机要秘书，没带任何“老部下”、“老搭档”，更没有人们常说的“亲信”。当时我在外地，接到指令后赶回中央党校给胡耀邦同志当秘书，一见面，他便很高兴，连说：“你可来了!”可以感受到他当时开展工作的迫切心情。
复校开学的第一期，学员每人领到一部经过精心编选的近百万字的马恩列斯毛著作选读本。中央党校编正规的统一教材，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中央党校，他还创办了非同寻常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现实政治理论问题大胆发表言论，带头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成了当时在全党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论坛。
1977年12月，胡耀邦调离中央党校，但在1982年以前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虽然后来的四年多都不在中央党校大院上班，但他一直对中央党校保持着很深的感情，公务再忙，每年总要有一两次与学员和工作人员见面讲话，这是他自己立下的规矩。
1978年12月28日上午，胡耀邦从城里匆匆赶到中央党校并被邀讲话。这次讲话他即席侃侃而谈，没有带片纸只字的讲稿，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大家唯恐过早结束。临近中午时分，他快要刹住话题时，看到会场内仍然秩序井然，没有一个离座的，便又作了精彩的补充，主要是关于党内破除个人迷信的。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后，他风趣地举了个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例子。
他说：“你们在地方工作，上级来了要招待，生怕招待不好。请吃饭，吃得不好怎么办，他回去以后会怎么说?有人说，现在‘帽子’没有了，还有‘小鞋’，给你‘小鞋’穿怎么办?”他边说边站起来，满脸带笑，手臂一挥：“穿就穿，穿不进去甩掉它，怕什么!”引来全场一片欢快的笑声。
这次讲话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第一次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小小讲台上，把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大转折的特大喜讯及时传达给学生们，并通过他们迅速传到全国各地去。
六中全会后，胡耀邦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却并未因此疏远中央党校，他仍然和以往一样，学校开学、结业，该来讲话时，一通知他就来了。
六中全会闭幕近两个月后，1981年8月29日，他轻车简从来到中央党校参加学员结业典礼。在中央党校讲话他从不用秘书帮忙，思路放得开，没有套话官话，内容丰富深刻，语言朴实生动，这次也不例外。他给学员提了两个要求：“一要工作，二要卓有成效。”他说，人的一生，除了学习外，工作最重要。一生中能够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很宝贵，所以理应好好为国家为人民工作，而且要“卓有成效”地工作。这也是他自己人生价值观最平实的写照。
有位老同志回忆起60年代的胡耀邦，说他有“四个不断”：读书不断，工作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的确如此，这“四个不断”是他一辈子的习惯，至死未变。他对学员说的这番话，很富鼓动性和感染力，最重要的是在他的话语中处处都有他自己。凡是他要求人家做的，他首先就是一个榜样。他是真正做到了身教重于言教。结业典礼的最后他充满激情地说：“趁我们有生之年，下决心为我们党、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搞出一点名堂来!”
1985年，胡耀邦又应邀到校做了一次报告。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央党校大院。1985年7月15日，中央党校实行正规化培训年轻干部的第一期学员结业。他应邀前来参加毕业典礼，为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做了报告，语重心长，鼓舞人心，主要是谈近年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前景，同时，他还对当时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等问题表示忧心，对腐败和不正之风提出严肃批评，要求防止“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他在中央党校的“绝唱”，是他留给当年全体中央党校学员的最后一篇充满凛然正气的精神遗嘱。
回首耀邦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的那些难忘岁月，往事历历在目，仿如昨日……
一位真正确立了群众观点的高级干部 沈宝祥
1977年3月3日，党中央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在筹备复校开学的过程中，他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从1977年6月起，我和孟凡、王聚武、吴振坤等人在他的具体指导下经办《理论动态》，与胡耀邦同志有了联系，前后四年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耀邦同志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和他一起工作的日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耀邦同志”。耀邦同志热情、坦诚，没有一点官架子，更没有官僚作风。用一句话来概括，耀邦同志可说是一位少有的真正确立了群众观点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到中央党校时曾说过：“到中央党校是什么官呢，(中央党校)也就是个团嘛，要当也就当个团长。”视察工作时，他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召集人员见面，要求每个人都到场，连炊事员也不例外。对于只有一面之交的普通同志，他都会印象深刻，在后来的交谈中，还会关切地问某一位同志现在怎么样。《理论动态》创办中，耀邦同志是实际上的“主编”，他分派任务，也常直接指挥，给谁出题目，就直接找谁谈话。他离开党校后的一段时间，仍指导着《理论动态》的工作，有时以下批语的形式，有时则召集开会，多次在富强胡同6号他的家里。到他家开会，他从来没有客套，一坐下就谈工作，气氛是宽松自由的。我们和他交换意见，有不同的看法都可以无所顾虑地讲出来，丝毫没有距离感。
耀邦同志知识面广，开会讲话总能引经据典，随口就能大段背出马列著作的原文，古诗词、典故也常脱口而出，还曾引用过爱因斯坦书中的话。《理论动态》创办中，他经常给我们出题目，指导文章怎样开头、开展、修改，甚至标点符号他都会作细致的改动。耀邦同志勤奋好学，他曾说，“要多读书”、“要研究实际”。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我们。他每每提到最近读了哪本书，书的内容和自己的看法如何。我曾在耀邦同志的推荐下读过两本书：《激荡的百年史》和《美国史》。
耀邦同志思想敏锐。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他认识到思想理论的重要，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并创办《理论动态》作为宣传的阵地，后来才有了“拨乱反正”的用语。当时，舆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基本正确的，拨乱反正是一件很难的事。胡耀邦同志发表讲话：“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要看实际，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这样他就最早明确提出了用实践标准总结十年“文革”。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他顶住压力，提出问 题，很有勇气、水平和魄力。1981年2月的一天，耀邦同志出了个题目《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整顿党风》，主要讲反对“左”的思想。我写出文稿后，他改为《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更明确了反“左”的主题。文章先在《理论动态》刊登，并于1981年3月5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这是第一次用《人民日报》社论鲜明地提出反“左”，后来新华社等纷纷转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清理“左”的思想的高潮。
耀邦同志生活简朴。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他就在职工宿舍楼一套约十四五平方米的房子里办公，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单人沙发床和一个书柜。他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就住在这儿。他理发时就把理发员叫到家中，自己坐在凳子上让理发员理，吃饭是让公务员到食堂打饭。后来，他搬到富强胡同6号的四合院住，院子很大，但很旧。走廊里柱子、门和窗的油漆都剥落了，厅中央的地毯褪得没了颜色，有的地方还破了洞；几把破旧的藤椅，藤条都断了。耀邦同志到中组部工作后，有一次我们去他那里开会，谈到12点多，就到中组部食堂吃饭。食堂师傅见了，说：“耀邦同志，没菜了，给您做吧。”耀邦同志问：“还有什么?”师傅说：“只有豆腐了。”耀邦同志说：“那就来个豆腐吧。”于是我们和耀邦同志一边吃豆腐一边谈。当然，耀邦同志也有“奢侈”的时候。1978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一周年，这时刊物已经有了影响，耀邦同志非常高兴，提议聚餐。那时我们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是有稿费的。耀邦同志说，吃我们自己的稿费，谁也管不着。于是，大家去了颐和园的听鹂馆，动态组的有关同志都去了，共坐了两桌人。
《理论动态》刚创办时，耀邦同志对我们说，我同你们一起干两个月，两个月后，你们就可以自己干了。但当刊物办起来后，他对这个刊物产生了感情，就再也放不下了。1981年，耀邦同志到了中央，不再负责党校的工作，却一直关注着《理论动态》。
“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胡耀邦 金春明
1977年初夏，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冲击的中共中央党校恢复招生。在校内秩序和师生思想都比较茫然混乱的时候，胡耀邦同志来到了党校。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秘书。他在校内找了一间空房子住下，秘书在学校食堂用饭盒给他打饭。他的生活虽然很简朴，工作却很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胡耀邦在党校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个月，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平易近人，真正关心群众，经常在校内散步，和大家闲谈，还到老师家里串门；他热爱学习且善于学习，博览群书，晚上常常看书到深夜；他历史责任感极强，为工作常常整晚睡不着，思考问题。
最重要的是他审时度势，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冲破20多年来“左”的思想坚冰，为即将到来的全党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埋下了精彩的伏笔。
为筹备复校，胡耀邦当时花很大精力关心哲学教研室和党史教研究室的工作。哲学先学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书中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党史则着重研究路线斗争问题。我当时在党史教研室，有幸在他的领导下，亲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一段时光。
胡耀邦很重视党史的学习教材问题。1977年8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华国锋在报告中提出要学习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当时胡耀邦就抓住这个题目，要求党史教研室编写《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学习讨论提纲。为此党史教研室在9月26日正式成立了“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由我任组长，开始起草一份教学方案。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又有中央“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大家思想还很受禁锢，比较畏缩，只敢说好话。出于“不好讲的先避开”这种回避矛盾的心理，教学方案摘抄了一些党中央的文件，加以编排，便呈送上去了。
在校委扩大会议上，胡耀邦同志听完汇报后非常不满意，严厉地批评我们：“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干扰没有排除嘛!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文件(指教研室的教学方案)要立即收回，销毁。”
在这次会上，胡耀邦同志已经明确提出实践标准问题。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这是1977年10月。
而后，他派了哲学教研究室主任吴江同志来指导我们重新讨论和起草提纲。一遍又一遍，一直到第四稿，耀邦才同意打印给学员讨论学习，这时已经是1978年春节了。1978年4月，这份提纲发给了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讨论，虽然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分歧比较大，但讨论本身已经开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胡耀邦已经显示出不一般的见识和勇气，预示着他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胜任先锋和领导者的角色。粉碎“四人帮”后，批判“文革”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路线上来，是社会人心的普遍要求，但是怎么改变、从哪里改变，是一大难题。耀邦同志抓住了以理论讨论的形态出现的“真理标准”问题，它看似哲学问题，实际上又是当时政治生活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这充分表现了胡耀邦同志善于审时度势，辨别历史方向，掌握民心所向的高度智慧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政治胆量，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如果把整个事件比作多米诺骨牌效应，胡耀邦便是发出第一冲击波的第一块骨牌。作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对他而言实际是以“带罪之身降级使用”，还敢于发动组织这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确实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
无论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的党史教材问题，还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本身，都显示了胡耀邦冲破“左”的思想禁锢的机智和胆识。他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
耀邦同志在中央读书班二三事 李振霞
我与耀邦同志相识于1975年。当时他在中央举办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央读书班”学习，我在读书班做辅导工作，整整半年。如今20多年过去，很多事情淡忘了，但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以磨灭。
1975年是“文革”的尾声，“四人帮”仍然横行。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文章被当成学习重点，风行一时，中央读书班上大课学习他们的文章，又多次组织小组讨论。有一次，在听大报告的会上，耀邦同志睡大觉，而且从头睡到尾。
在小组学习会上，平时学习马恩与毛泽东的著作，耀邦同志积极主动，没有一次不发言，而且所讲结合实际，寓理于情，生动活泼，充满激情，有时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有一次，也就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接见了这一期中央读书班的全体学员，发表了重要讲话，讲了毛泽东的 “三项”指示，即后来小平在“文革”中又一次被打倒时所批判的“三项指示为纲”。当时，耀邦在会上逐项分析这一指示的深刻意义，并批评了当时社会上违背三项指示的种种劣迹。他分析得人情人理，小组同学很受感染，纷纷发言，气氛热烈。可同是小组学习会，当讨论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文章时，耀邦同志却保持沉默，从不发言。很明显，他对这两篇文章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在思想文化专制时期，他能坚持自己的政治操守，藐视“四人帮”的谬论，不能不让人敬佩。
耀邦同志当时身体不大好，听说是做了一个手术后来学习的，可是他学习非常用功。在当时会议不断的情况下，不仅完成了学习计划，还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并在读完后写了一大本读书笔记，是用原稿纸一格一格写的，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要点摘了出来。他对我说：“我自己考自己，交个卷，请你看看。”拿回去看后，印象是他对“实事求是”的论述摘得多，实践问题摘得多。当时我只是觉得一位老同志如此认真学习，确实很难得，到后来才慢慢领悟到，他是在为后来的斗争做准备。1978年由胡耀邦同志发动和组织并得到小平同志大力支持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扭转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已经被滚滚前行的历史潮流所证明。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耀邦同志来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1975年的中央读书班中，就已见端倪。如今回想，那时的耀邦同志，已经为此在进行深沉思考了。
中央读书班每期毕业都写思想小结。有一次，耀邦同志打电话要我去。到他那里后，他把自己的思想小结，一句句地念给我听，让我帮助推敲，提意见。和耀邦一起推敲“思想小结”，使我很感动，一个级别那么高的老同志，让我这样一个年轻教员帮助推敲他写的东西，真是一个平和、谦谨、平等待人的好领导。
“文革”时期，人与人关系淡漠，戒心很重。可是，耀邦同志对人却十分关心。组里的十多位同学，家在北京的很少，大部分来自祖国各地。星期天耀邦就请大家到他家里做客，在他家大家愉快地谈国，谈家，谈子女，谈书，毫无拘束。他还让我们参观他的书房，他的藏书非常丰富，古今中外都有。
耀邦同志本人爱读书，还很关心我们年轻教师都读什么书。一次他和组内的同学到我家串门，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看我家的书。那时，家里的书架有十多个，怕落灰，都用白布帘子遮着，他一个个帘子掀起来看。正在读中学的女儿不知道来的是谁，忍不住问我：“妈妈，这人怎么那么爱书?”耀邦同志当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后，更加关心学员的读书问题。亲自思考学员的读书计划，广泛地找党校老师征求意见，如“读什么”、“读多少”等，并为学员编选了近百万字的马恩列斯毛著作读本。
人常说“往事如烟”，也有人更深刻地说“往事并不如烟”。确实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了，然而，铭刻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往事，却久久难以忘怀。耀邦逝世后，我和我的先生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悼念文章，后来，我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发表过有关耀邦的文章，但都难以寄托哀思。现在再借贵刊一角，以抒发怀念耀邦的深情。
(专访《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由陈川、刘亚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