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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必要采取一揽子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预防潜在通胀风险，引导经济平稳运行
中国真实GDP在2006年一季度的增长率为10.4％，各主要板块——固定投资、净出口与消费——都表现了强劲势头。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仅仅上升了0.8％，通胀率似乎离危险区仍很遥远；局部地区出现劳工短缺，但乡村剩余劳力数以亿计，中国劳工市场整体上供过于求的局面仍未根本性改观；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继续保持着双盈余。
高增长与低通胀的组合，是各国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能实现这种组合的经济体屈指可数。中国自2000年起，也进入了这个准理想境界——真实GDP平均年增长9％以上，只经历了温和的通胀，年度CPI增长率被控制在4％以下。中国经济是否从此进入长久欣荣稳定的绿洲？
中国现在具备了有利的基本条件，有助于维持高成长低通胀的局面。除了高国民储蓄率，中国经济的结构更加多元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表现为非国有企业在GDP中的份额显著上升，大多数产品与服务的价格由政府管制改为市场供需决定，进出口贸易/GDP的比重也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在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抑制了工资成本的急剧增加。财政与金融改革也在制度上强化了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除了利率、准备金率、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政府现在也可以真正地运用税收和支出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但是，中国经济仍有脆弱因素，随时可能触发通胀，危及经济持续增长。
首先，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投入的迅猛增长，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生产率的增长对GDP的贡献相对较低。传统制造业与房地产业是固定投资的主体，对价格不断上扬的进口原材料和石化能源依存度很高。这种增长模式更易使通胀压力抬头。
其次，企业与家庭融资主要依靠银行信贷。一季度信贷增长1.26万亿元，增幅达14％，而这是在信贷/GDP达到180％的高峰上发生的。经验表明，银行主宰的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的效率、对周期性冲击的反应速度与调整能力都远逊于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
第三，虽然与历史上任一经济周期比，中国目前在制度上更有可能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但由于对固定汇率的执着，货币政策并不能运用自如，削弱了央行对货币供应与总信贷的控制调节能力。同时，在宏观经济出现失衡时，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习惯性思维往往引导政府本能地优先使用行政力量，容易出现一刀切、急刹车和矫枉过正等不良后果，甚至“硬着陆”风险。这意味着，通胀一旦死灰复燃，治理成本将非常高昂。
鉴于此，央行提高贷款利率以抑制过大的信贷需求和通胀压力，非常明智。但有意见却对此质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更大风险是通缩而非通胀，不能采取收缩性宏观调控，包括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其根据有二：一是目前通胀率低于2％，离零点警戒线太近；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中国GDP成长的主要动力，加息容易造成产能过剩，演变成未来通缩。
通胀与通缩，风险孰大孰小？在目前的经济周期阶段与国内外环境下，中国的通胀风险远远大于通缩风险。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同步性成长，GDP增长率在2006年与2007年预计将继续处于或接近于历史高峰。中国近来的实际GDP增长率已接近甚至可能超过潜在增长率。如果经济不能适度降温，通胀压力迟早会产生。
目前公布的CPI增长率极有可能低估了真实的通胀。近年来原材料与能源价格的持续飙升，人民币汇率未动所加剧的贸易条件的恶化，都几乎没有反映到最终产品与服务的价格中。其中可能有政府政策（比如汽油价格的管制与补贴）的影响，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也有官方通胀的测量问题。有理由怀疑，近年来中国教育、医疗等服务价格的上涨，以及房地产价格上涨所隐含的租金成本上升，是否合理地反映到CPI的变化中？即使按CPI度量的产品和服务价格水平能奇迹般地继续保持稳定，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还是不可低估。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都不应为公布的低通胀率所迷惑。
至于产能过剩，归根结底是过度投资形成的。除了地方政府追求政绩而产生的投资冲动，过多的流动性与过低的资本成本是导致固定投资过快的根本原因。由于担心未来可能的“产能过剩”引发通缩，而未能及时收紧货币政策，就可能更加刺激投资，某些行业甚至可能产生投资泡沫，加剧“产能过剩”的风险。因此，抑制总体经济过热与防止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并不矛盾。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产生了一些混淆的认识，指望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本流向，甚至以为产业政策可以从根本上替代反周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事实上，中国的电力与钢铁等行业历来受政府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影响最大，但也最常经历交替出现的短缺或过剩。即使出现了产能过剩，也可通过公司并购、产业整合、淘汰经营不善的企业，在保持需求稳定上升的同时，减少过剩产能。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上升扩张的周期，担心中国发生日本式的通缩，有杞人忧天之嫌。广义货币（M2）和总信贷的成长速度过快，如果综合考虑汇率和利率等因素，中国的总体金融条件在经济活动高峰加速时还继续趋于宽松。经济内在的变化因素已在孕育通货膨胀，松弛的政策条件进一步提供了通胀的催化剂。中国有必要采取一揽子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预防潜在通胀风险，引导经济平稳运行。
其中，货币政策毫无疑问应当处于核心地位。央行最近的加息行动不应视为孤立的，更不能视为最后一着。中国在可预见的期间（12个-18个月），至少还有100个-150个基点的升息空间。当前几乎所有央行都在实行政策收紧。中国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不仅是保证央行调整利率和有效抑制信贷膨胀的前提，而且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助于缓和国际市场能源与原材料价格飙升给中国带来的进口通胀压力。
中国还可以采取财政政策，主要是支出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财政一直有预算赤字。在目前总需求强劲，固定投资尤其过旺，经济增长在高位上继续加速的时期，财政政策客观上加剧了经济过热的风险。中国政府应果断地减少财政赤字。国家财政的巩固不是通过加税，而应通过削减支出来实现。在保障“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前提下，政府有巨大空间和机会大规模压缩低效率的资本性支出，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建设，同时保证甚至追加环保投资与社会支出，包括基本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以及救济低收入贫困人口等。
在银行主宰的金融体系中，信贷失控导致经济过热的风险尤其高，泡沫出现后补救与恢复稳定的难度也更大。僵硬的汇率机制，顺周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金融机构不健全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发育不全运作不良的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稳定造成了更大挑战。中国经济能否进入持续高成长低通胀的绿洲，要看政府能否理智地评估当前的主要风险，采取前瞻性的审慎政策行动，防患于未然。
中国真实GDP在2006年一季度的增长率为10.4％，各主要板块——固定投资、净出口与消费——都表现了强劲势头。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仅仅上升了0.8％，通胀率似乎离危险区仍很遥远；局部地区出现劳工短缺，但乡村剩余劳力数以亿计，中国劳工市场整体上供过于求的局面仍未根本性改观；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继续保持着双盈余。
高增长与低通胀的组合，是各国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能实现这种组合的经济体屈指可数。中国自2000年起，也进入了这个准理想境界——真实GDP平均年增长9％以上，只经历了温和的通胀，年度CPI增长率被控制在4％以下。中国经济是否从此进入长久欣荣稳定的绿洲？
中国现在具备了有利的基本条件，有助于维持高成长低通胀的局面。除了高国民储蓄率，中国经济的结构更加多元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表现为非国有企业在GDP中的份额显著上升，大多数产品与服务的价格由政府管制改为市场供需决定，进出口贸易/GDP的比重也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在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抑制了工资成本的急剧增加。财政与金融改革也在制度上强化了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除了利率、准备金率、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政府现在也可以真正地运用税收和支出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但是，中国经济仍有脆弱因素，随时可能触发通胀，危及经济持续增长。
首先，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投入的迅猛增长，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生产率的增长对GDP的贡献相对较低。传统制造业与房地产业是固定投资的主体，对价格不断上扬的进口原材料和石化能源依存度很高。这种增长模式更易使通胀压力抬头。
其次，企业与家庭融资主要依靠银行信贷。一季度信贷增长1.26万亿元，增幅达14％，而这是在信贷/GDP达到180％的高峰上发生的。经验表明，银行主宰的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的效率、对周期性冲击的反应速度与调整能力都远逊于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
第三，虽然与历史上任一经济周期比，中国目前在制度上更有可能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但由于对固定汇率的执着，货币政策并不能运用自如，削弱了央行对货币供应与总信贷的控制调节能力。同时，在宏观经济出现失衡时，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习惯性思维往往引导政府本能地优先使用行政力量，容易出现一刀切、急刹车和矫枉过正等不良后果，甚至“硬着陆”风险。这意味着，通胀一旦死灰复燃，治理成本将非常高昂。
鉴于此，央行提高贷款利率以抑制过大的信贷需求和通胀压力，非常明智。但有意见却对此质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更大风险是通缩而非通胀，不能采取收缩性宏观调控，包括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其根据有二：一是目前通胀率低于2％，离零点警戒线太近；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中国GDP成长的主要动力，加息容易造成产能过剩，演变成未来通缩。
通胀与通缩，风险孰大孰小？在目前的经济周期阶段与国内外环境下，中国的通胀风险远远大于通缩风险。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同步性成长，GDP增长率在2006年与2007年预计将继续处于或接近于历史高峰。中国近来的实际GDP增长率已接近甚至可能超过潜在增长率。如果经济不能适度降温，通胀压力迟早会产生。
目前公布的CPI增长率极有可能低估了真实的通胀。近年来原材料与能源价格的持续飙升，人民币汇率未动所加剧的贸易条件的恶化，都几乎没有反映到最终产品与服务的价格中。其中可能有政府政策（比如汽油价格的管制与补贴）的影响，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也有官方通胀的测量问题。有理由怀疑，近年来中国教育、医疗等服务价格的上涨，以及房地产价格上涨所隐含的租金成本上升，是否合理地反映到CPI的变化中？即使按CPI度量的产品和服务价格水平能奇迹般地继续保持稳定，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还是不可低估。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都不应为公布的低通胀率所迷惑。
至于产能过剩，归根结底是过度投资形成的。除了地方政府追求政绩而产生的投资冲动，过多的流动性与过低的资本成本是导致固定投资过快的根本原因。由于担心未来可能的“产能过剩”引发通缩，而未能及时收紧货币政策，就可能更加刺激投资，某些行业甚至可能产生投资泡沫，加剧“产能过剩”的风险。因此，抑制总体经济过热与防止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并不矛盾。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产生了一些混淆的认识，指望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本流向，甚至以为产业政策可以从根本上替代反周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事实上，中国的电力与钢铁等行业历来受政府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影响最大，但也最常经历交替出现的短缺或过剩。即使出现了产能过剩，也可通过公司并购、产业整合、淘汰经营不善的企业，在保持需求稳定上升的同时，减少过剩产能。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上升扩张的周期，担心中国发生日本式的通缩，有杞人忧天之嫌。广义货币（M2）和总信贷的成长速度过快，如果综合考虑汇率和利率等因素，中国的总体金融条件在经济活动高峰加速时还继续趋于宽松。经济内在的变化因素已在孕育通货膨胀，松弛的政策条件进一步提供了通胀的催化剂。中国有必要采取一揽子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预防潜在通胀风险，引导经济平稳运行。
其中，货币政策毫无疑问应当处于核心地位。央行最近的加息行动不应视为孤立的，更不能视为最后一着。中国在可预见的期间（12个-18个月），至少还有100个-150个基点的升息空间。当前几乎所有央行都在实行政策收紧。中国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不仅是保证央行调整利率和有效抑制信贷膨胀的前提，而且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助于缓和国际市场能源与原材料价格飙升给中国带来的进口通胀压力。
中国还可以采取财政政策，主要是支出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财政一直有预算赤字。在目前总需求强劲，固定投资尤其过旺，经济增长在高位上继续加速的时期，财政政策客观上加剧了经济过热的风险。中国政府应果断地减少财政赤字。国家财政的巩固不是通过加税，而应通过削减支出来实现。在保障“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前提下，政府有巨大空间和机会大规模压缩低效率的资本性支出，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建设，同时保证甚至追加环保投资与社会支出，包括基本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以及救济低收入贫困人口等。
在银行主宰的金融体系中，信贷失控导致经济过热的风险尤其高，泡沫出现后补救与恢复稳定的难度也更大。僵硬的汇率机制，顺周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金融机构不健全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发育不全运作不良的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稳定造成了更大挑战。中国经济能否进入持续高成长低通胀的绿洲，要看政府能否理智地评估当前的主要风险，采取前瞻性的审慎政策行动，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