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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从2000年国民经济运行的趋势看,我国1998年提出的“国企三年脱困”目标已经可以实现。但“国企三年脱困”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根据按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精神,进一步改革的重点,一是推进国有资产的资本化;二是在企业中普遍建立维护出资人利益的法人治理结构。
从长远看,国有经济实施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性调整,意味着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将从国有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国有资产的一般形态将首先表现为国有资本的产权,而不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一个可流动的概念。由于体制性、历史性因素,我国的国有资本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套”在了已经难有赢利前景的领域中,“套”在了特定实物资产状态上。在这样的状况下,财富不仅不增殖,反而要在高成本、低效益的亏本买卖中不断折损。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在2001年,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迫切任务之一,是实现国有资本从特定领域的退出和实现可流动。国有经济所能支配的资源也是一个有限的量。惟有在不断流动、不断优化再配置的过程中,这个有限的资源量才能真正不断在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行过程中起到“呼风唤雨”或“平抑波澜”的主导作用。
在国企改革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多元化从产权结构改造、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所有者对企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维护出资人权益的制度建设。作为公司制的核心,法人治理结构所强调的,就是出资人应当、而且必须对自己的资产及其利用效率负责;出资人对企业及其资产拥有统治权。2001年的国企改革中将明确的一个原则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不是为了国家税赋增收而办,不是为了员工就业而办,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职能来满足社会福利要求而办,而是为了出资人的投资收益而办。不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这将是一场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一项重大突破。
二、扩大内需
1999年下半年,扩大内需已经从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上升为一项长期战略方针。尽管在2000年的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重要转折,供求失衡状态有所改善,但人们共识,在2001年的经济运行中仍需继续贯彻扩大内需的方针。
事实上,在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从供给领域转移到了需求领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已经从产业与供给扩张转变为需求拉动。这些变化反映在市场上,就是短缺已让位给过剩,供大于求已经成为了供求格局的常态。新形势下扩大内需的政策将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其中,一是调整公平杠杆,改善社会经济预期。例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用利息税补充社保基金以及拟议中的开征遗产税等。二是促进社会间接投资向直接投资转变。例如发展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减持等。三是适应消费结构转变,开拓新的消费领域。例如高校持续扩招、增加法定假日等。四是开拓个人信用资源,促进信贷消费发展。五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预计在2001年中,农民增收可能仍难以有大的效果显现,出口增长可能将有所放缓;但价格形势将呈现为正增长局面,供求失衡状况会继续有所改善。
三、经济安全
在2000年的国民经济运行中,国际油价的暴涨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产品油价格陆续上调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思考。
目前预测,我国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到2010年时可以满足需要的只有21种,到2020年时仅为6种。
一方面是我国的资源供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明显受到国际大资本,其中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的操纵。当前国际油价的激烈波动已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1998年到1999年初国际石油价格暴跌是我国石油被迫限产和成品油走私形势骤然严峻的基本原因之一;其后的价格猛涨,又给我国的石化产业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严重困难。在2000年中,我国已经连续多次大幅调高了国内市场的成品油价格。成品油价格的大幅上涨肯定会推高相当多产业的生产成本,这实际上非常不利于刚刚走出通货紧缩低谷的国内经济进一步复苏。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在供求失衡格局尚未充分改善的情况下,如果出现由成本推动的价格大幅上扬,国民经济可能会陷入比通货紧缩更为严重的滞胀局面。从现实情况看,单纯追踪国际市场价格非常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进一步调整我们的资源战略,采取有效措施,为国民经济发展建立必要的风险屏障显然将成为2001年的重要任务之一。
四、产业结构的全面优化
在过去20年中,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是实现供给的快速扩张。从世纪末的情况看,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按照工业化初中期发展目标配置资源的产业组合状态已经不能适应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结构性矛盾已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主要矛盾。我国的产业结构迫切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与全面优化。
从目前认识看,我国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将主要围绕4个方面展开。其中,一是淘汰上游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实现资源配置的重心后移。目前我国煤炭生产能力达1.2亿吨,从中长期需求看,可能只需保留7亿至8亿吨。而2000年上半年,我国在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进口也比上年增长36.2%,进口品中主要是高加工层次、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产品。二是推进技术结构升级,从物质技术基础上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产业落后,根本地是技术手段落后。1999年中央财政提供的企业技术更新改造贷款贴息从上年的7亿元猛增到90亿元。2000年,这一财政政策仍持续了上年的力度。从深层次看,这实际上是短期财政政策介入到了中长期的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政策领域。估计2001年及稍后一段时期内,这项财政政策尚不能完全退出。三是加快区域性结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区型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上海、北京等特大型城市经济自身功能定位的转换,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再振兴以及西部大开发等,都需要把区域结构调整放在关键位置。四是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速高科技产业和新型第三产业发展。其中特别是要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步伐,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利用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此外,还要与培育新的经济点相配合,大力扶持教育、旅游、娱乐、保险等新型第三产业的发展。
五、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外来竞争加剧
中国加入WTO,2001年要重点解决好4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提高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问题。我国的轿车价格尚比国际市场高80%-100%;钢铁工业的吨钢可比能耗为0.9吨,而世界先进水平为0.65-0.75吨。留给我们降低成本的时间已经不多。二是市场竞争规则远不完善的问题。从1999年到2000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反垄断可能是我国加入WTO最重要的软环境准备。三是产权市场化进程滞后的问题。现在看,加入WTO后的最大竞争并不在产品市场,而在于产权市场。国际大资本正在致力于对中国企业的收购、兼并。学会资产运营,推进产权市场发育将是应对加入WTO挑战的重要任务之一。四是“走出去”的经验严重缺乏的问题。世纪之交,以石油、石化产业两大集团公司海外上市为转折,我国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标志已经从“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与国际资本的产权融合。我国加入WTO的本来目的,就是要全方位地加入全球化竞争。主动“走出去”是一个必然趋势。但从总体看,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经验尚严重不足。例如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动辄实施“反倾销”的贸易政策鲜有应诉。扭转这种变动局面已成当务之急。
六、就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源自于3个新的矛盾。其中,一是体制性矛盾。2000年末,全国累计未安置的下岗职工总数仍有近1000万人。即或如此,国家经贸委估计国企仍有占职工总数三分之一的冗员需要排出。二是结构性与区域性矛盾。从“九五”中期以来,一些产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状况开始显现。在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的结构调整中,局部区域的下岗现象特别突出。另一方面,资源枯竭地区也出现了失业人数激增的现象。三是发展过程的矛盾。21世纪的最初10年,每年至少需要有25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出,我们才能保证农村的人均收入跟上社会富裕的步伐,才能保证城乡以及工农两大劳动者集团之间的经济矛盾不至趋于激化。这不仅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制度安全也至关重要。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解决就业矛盾的思路将主要集中于4个方面。一是促进就业岗位的优化配置,尽可能让有限的就业岗位配置于生产效率最高的劳动力群体中,例如发育劳动力市场与发展市场导向的竞争就业、打破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和促进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实施两种就业制度并轨等。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一定的财政援助方式帮助一部分弱势群体退出对就业岗位的竞争。三是大力发展非正规就业,一方面促进就业岗位的有效增加、拓展弱势群体的就业领域,另一方面适度抑制社会工资水平的过快上涨。四是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注重发展满足服务型消费的第三产业,让就业岗位的增长跟上国民经济的增长幅度。
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000年中央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制度建设;这项工作时不我待,不能拖延。2001年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全面落实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系列措施。
目前我国社保体系发展面临的难点较多。其中,一是由于下岗职工归入一般社会失业人口,失业保险基金可能出现收支赤字。根据物价和工资水平推算,2000年时,人均救济水平达到1400元。如果2000年由下岗职工转换而来,新增500万人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那么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将至少要增加70亿元。二是养老保险基金现收现付制度可能难以长期维持。2000年初时,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累积节余只够支付养老金5.06个月,比1998年减少了1.72个月。三是企业经营状况不良导致保费不能足额收缴。一些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无力缴纳或以各种方式拒缴。四是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社保体系面临提高缴费率的压力。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 1.26亿人,占总人口的10%以上,到202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8亿人,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将达18%,到2050年,将达到4亿人以上。五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与保值增殖仍未找到完善的解决方案。
在2001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目标与具体措施将集中于以下若干方面。一是全面实现养老金社会发放。在2000年中,退休人员与企业事业单位相脱离、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以及退休人员由社区管理服务的工作已经在全国普遍推开,估计可以在2001年完成。二是强化养老金征管。2000年全国企业离退休人员总数已达3100多万人,养老金全年支出预计达2000多亿元。在强化养老基金征缴方面,对生产经营正常、能够正常发放工资的欠费企业,要逐户追缴欠费;对有资金能力而拒不补缴的单位,应当坚决依靠法律手段征缴。三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其中,要特别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工作力度。四是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其中主要是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通过减持国有股或发行长期国债的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采取必要措施偿还国家对职工的“隐性负债”等。五是继续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建立。其总的思路是因地制宜,稳定推进,不搞“一刀切”。六是加快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步伐。
八、城市化
我国前期战略发展过程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其表现,一是特大型城市发展政策的摇摆不定延误了战略发展时机。在80年代的整整10年中,上海几乎没有得到像样的城市改造,90年代初以浦东开发为龙头,才真正揭开了上海的城市扩张和重新构建的进程。二是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压抑了城镇发展与人口的合理聚集。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高潮中,“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不合理政策给结构调整、给可持续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留下了很多的隐患。三是未能及时对老工业城市进行综合性改造。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代表,由于迟迟没有对单一产业、单一所有制结构的区域经济进行足够力度的改造,这部分城市化程度最高、人均固定资产拥有程度也最高的区域经济并未取得理想发展。四是西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滞后。在90年代中后期,西部广大地区的地方财政以及可支配资源比较集中地用于扶贫和奔小康过程,区域内的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被迫延缓。五是城市化进程被扭曲为建楼“大跃进”。90年代初期,在若干地方出现了把城市快速扩张和炒房地产结合起来的“泡沫经济”膨胀过程。
城市化战略将成为“十五”计划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从目前看,在2001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点将集中于5个方面。一是加快特大型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等地都已在制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规划。二是在西部大开发中加快西部省区的城市建设步伐。通过城市经济的率先发展为区域经济培育新的增长带头力量。目前云南等地一些新兴旅游城市的发展已经初露端倪。三是促进单一产业型城市向综合性城市转变。通过城市面貌整治、扩大城市区域以及导入新产业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大连、青岛等城市已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很好经验。四是加快以县城为核心的中小城市建设。目前,不仅广东、浙江等地的很多县级城市继续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北方沿海地区和中部很多省区也纷纷提出了以县城改造、扩张为核心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五是在条件具备的地区积极推进乡镇合并。“十五”期间城市化战略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要让更多的农民搬进城市。
九、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2000年伊始,为抑制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持续扩大的趋势,我国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是需要几代人艰苦努力才能完成的战略。
从新形势出发,目前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路主要集中于5个方面。一是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二是与生态保护相结合,通过国家援助下的环保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绿色发展之路”。三是发展城市经济,提高资源集中与优化配置程度、人口聚集程度,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带头地区。四是率先推进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加快发育要素市场,改革产权制度,收入分配要向个人倾斜,鼓励私人资本积累。五是培育新的优势产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
十、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九五”发展过程对我们的最大警示,是必须实施更加严格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1997年的黄河超长期断流、1998年全国性的特大洪灾以及渤海赤潮、2000年北京的沙尘暴等环境变异清楚地表明,用“刻不容缓”、“迫在眉睫”来形容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已经毫不为过。严重的教训已经使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性不容质疑。在这种形势下,依靠行政性、法律性强制手段的黄河上中游用水限期缩减50%、森林资源“全面禁伐”、对环境有明显破坏作用的资源采掘实施“禁采”等措施陆续出台。2000年,与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我国还进一步实施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的“一退三还”政策。
2001年,我国将继续加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力度。从目前趋势看,其重点,一是整治城市环境,改善空气质量,净化人口集中区域的生存环境。二是加大对水资源的保护力度,对生活用水、农业用水以及工业用水都将实行更严格的限制措施。三是继续关闭污染严重的“五小工业”,通过强制性措施治理污染源。四是增加对大江河上游的治理投入,整体性地改善生态环境。五是发展环保产业,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