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简介：杨宏翔，女，中共绍兴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
①周其仁：《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经济研究信息》， 2012年第4期。
摘要：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都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逐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浙江表现的尤为突出。文章从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占比，特大城市占比和城市首位度四个方面考察了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现象。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导致：难以孕育出航母型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发动机；经济首位度和产业首位度低，缺乏对高级要素的集聚力；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与对外经济依存度高互为因果循环。消解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要发挥市场机制在城市化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工业结构的现代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市化战略”代替“强县战略”，完善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推进制度变迁和体制机制创新。
关键词：浙江；城市化；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2-0049-09
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推进，甚至超过工业化速度。因为工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这种人口流动的必然结果是城市化，这也使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十分明显的正相关性。然而，我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相当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水平。2010年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城镇化率51.3%，同年的工业化指数为46.8%。这说明，2010年我国不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且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工业化率，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从全球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于城市化率而言，还是偏高了不少。用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为50.9%，而工业化率不过26.1%，而中国的两率的比值是1.09（即城市化率/工业化率=51.3%/46.8%）。全球的平均比值是1.95（50.9%/26.1%）。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近一倍，统计口径的细节差异忽略，从大的图像看，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就更为显著了。20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4.1，即城市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1倍。同年同一比值，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城市化率除以工业化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①。这种现象浙江最为突出。如何消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状况，为产业转型升级开辟新的空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重要课题。
一、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分析
（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体现
1. 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相对较低。体现在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浙江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相对较低，与人均生产总值相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城市化率较低。2010年，浙江城市化率为59%，工业化率为50%（中国社科院，2011浙江工业发展水平研究）。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18，高于全国0.09个百分点（全国1.09），即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相对滞后，因为浙江2010年人均GDP 7690.20美元，高于全国人均GDP4477美元，浙江高于全国平均数41%。根据H·钱纳里提出的按人均收入水平划分的工业化阶段钱纳里·M 塞尔奎因：《发展形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0版。（人均收入按1970年美元价格计算），人均3360--5040美元为发达经济阶段，钱纳里的标准折合成2010 年美元值，进入发达经济阶段人均GDP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达到人均6000美元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准，即无论是钱纳里的标准还是世行标准，浙江都已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居民收入处于上中等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该收入水平下与发达经济阶段相对应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达到70%，而浙江只有59%。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较（去除西藏、海南不具有可比性的省区），浙江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也相对较低，如下表1。
说明：（1）表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2010年国民经济社会统计公报；（2）用工业增加值与GDP之比粗略测算工业化实现程度。
浙江城市化水平相对于工业化水平，相对于人均生产总值较低，突出体现在绍兴市，绍兴市2010年城市化率58%，工业化率50.8%，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14，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的1.22，但是，同年绍兴人均GDP却高达10605美元，高出浙江省平均水平3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7%，而且，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相比较，绍兴中心城市区域面积小，经济总量小、人口集聚少，如下表2。2008年，绍兴为长三角9个城市市区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2.第三产业占比较低。与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相联系的第三产业占比，浙江也比较低。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人均6000美元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标准，中国台湾在1988年、韩国在1991年，日本在1978年达到，即浙江省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间阶段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初的韩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日本。该阶段，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韩国第三产业比重由1980-1989年代40%左右，进入1991后达到50%左右，并持续提高；我国台湾地区第三产业比重由1980-1986年代的47%左右，进入1991后达到49%左右，并持续提高；日本第三产业比重由1970-1973年间的48%左右，进入1978年达到54%，并持续提高。浙江第三产业占比提高缓慢，如下表3。 浙江第三产业占比不仅增长缓慢，而且目前只与全国平均水平相等，绍兴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绍兴服务业占GDP比重居全省第8位，服务业占比低于全省5.3个百分点。
3.特大城市占比较低。2011年中国特大城市58个，按区域分布如下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实力和区域特大城市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实力前三位的省广东、江苏、山东，特大城市分别为5、5和4，浙江只有3个，特大城市数量偏少，与浙江经济总量不相称。下表5为浙江省城市及建制镇变动情况，反映出新世纪以来浙江城市数量，尤其特大城市增长缓慢。
4.城市首位度较低。所谓城市首位度，是指一国或地区最大城市的人口数与第二大城市，或与前四位大城市之间人口数的比值。城市首位度可以反映一国或一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从理论上看，一个区域内两城市首位度为2，四城市首位度为1时，说明区域内城镇空间分布较均衡、资源的占有、分配较合理；当首位度超过6时，就认为区域内城镇处于一种极度失衡的发展状态，两极分化现象明显。下表6为浙江省省会城市及地市级城市首位度。
按照上述标准，省会杭州的城市首位度为 0.943，比人口第一大城市温州的人口还少，把人口第一大城市温州与杭州、宁波和台州等四城市的人口总量进行比较，首位度指数仅为0.39；说明四大城市之间人口差异很小，基本上处于均等状态。继续对浙江省各县级市和县的人口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县市之间，也存在着均等状态。比如绍兴，如下表7
经济学原理表明，当城市之间在资源和人力处于均衡水平时，劳动者就不必蜂拥到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就地创业或从业的成本大大低于中心城市，劳动者会更多地选择就地就业。给定一个相同的资本供给量，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就地创业或从业，就会推动本地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带动本地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城乡差距缩小。浙江的实践证明了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处于全国最小的省区之一，201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3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1303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1，同年绍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16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651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而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2：1。可见，浙江城市均衡发展使得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副效应。
（二）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分析
浙江经济以产业集群著称，在产业集群的经济组织形式中，众多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紧密的分工联系，进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比如，绍兴的纺织产业集群和袜业产业集群非常典型，众多企业形成了生产分工网络程学童、王祖强：《集群式民营企业成长模式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版。，产业集群及其发达的分工存在的普遍性说明，产业内分工落后不是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根据前面的文献综述和浙江实际，笔者认为投资比例过高、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强县战略以及产业之间的分工融合较弱，是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下面重点分析这三个方面。
1.固定资产投资率相对较高，投资效益相对较低。下面对浙江固定资产投资状况进行纵横向比较。表8为2000-2010年浙江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表。
说明：表中数据来源于2011年浙江统计年鉴及根据该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8可以发现，与全国及国际比较， 浙江投资率比较高，2006 年，浙江的投资率为48.2%， 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全国水平。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3年世界平均水平投资率为20.7%，低收入国家为24.8%，中等收入国家为24.6%，高收入国家为19.9%。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2005 年的投资率分别为157% 、23.4% 和31.1%， 2006 年我国为425%。显然，浙江目前投资率不仅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全国水平。
下面抽取部分年份（与2000—2010年其他年份没有根本区别）把浙江省消费率和投资效果与部分省市进行比较，见表9。
2001 年以来（其他年份略）， 浙江平均投资效果系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9）， 低于临近的江苏、上海、山东等地区水平，和具有经济先发优势的广东相比，差距比较大。浙江投资占比较高，产生投资对消费的挤出，使得社会对服务的需求相对增长较慢，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进而导致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城市化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反过来又影响投资效率的提高，三者互为因果关系。
2.长期实施的强县战略。近20的财政省管县体制，是造就浙江多百强县和多千强镇的秘密武器（翁礼华，2010）翁礼华：《省管县浙江模式实施10多年 成经济发达秘密武器》，《浙江经济》，2010年第3期。。但百强县、千强镇在带动农民创业致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地市级中心城市难以扩展，制约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的主要原因，最典型的就是绍兴市。绍兴下辖五个县市2005年全部进入百强县行列，但绍兴市却是全省只有一个区的两个城市之一，面临县市关系的协调困难等复杂的问题，绍兴县和绍兴市名称相同，市存在于县中、县围绕着市，难分仲伯，不分彼此，在其发展历史上，曾经反反复复、分分合合，时至今日仍难合为一体。绍兴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部，浙江省中北部杭甬之间，下设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新昌县和越城区，面积8256平方公里，人口433万。其中市区面积仅有337平方公里（属于面积比较小的地级市），人口65万。长期以来，绍兴虽然有水乡、侨乡、酒乡、书法之乡、名士之乡的美誉，是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首批中国旅游城市，绍兴县也曾多次跻身全国经济十强县，并在2002年再次跻身全国经济十强县。但是绍兴市始终难以通过将离市区最近的县变为区，进入大城市的行列，想成为“浙江第四城市”的构想也还面临许多难题。 3.区域范围内产业之间分工融合发展较弱。“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显著特征。“块状经济”既说明浙江产业发展层次不高，也说明产业之间融合不够，分工和贸易联系不强，县市就呈现出诸侯经济特征。诸侯经济阻碍了小城市融为一体成为大城市。产业之间联系弱除了产业发展的阶段，还与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的分割相关。经济区域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活动区域，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历史、文化渊源为基础，以广泛的内外经济联系为纽带的开放型经济地域，具有中心相对稳定、边界模糊、对外开放、对内联系紧密的特征。行政区是国家实施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的特定地域单元，具有比较稳定的地理界限和刚性的法律约束。我国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随经济体制的变迁而进行着缓慢的演进。计划经济时期，区域经济运行以“条条”管理为主，行政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一系列的分权化改革，加剧了以行政区为主导的经济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向着协调发展的方向演变，发达地区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仍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是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一个深层原因。
二、城市化相对滞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以绍兴为典型分析
由于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集中的、有规模的市场，并且会由于企业和人口的集中而在技术、知识、信息传递、人力资本贡献等方面形成溢出效应，因而会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浙江因为城市化相对滞后，对经济发展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下面以典型城市绍兴为例进行分析。
（一）难以孕育出航母型企业，使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发动机
浙江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出现特大型、超大型企业，这与浙江没有出现超大型城市，特大城市形成晚直接相关。历年中国民企500强评选，浙江数量始终居全国省市第一位，绍兴又始终居地市级第一位，但浙江和绍兴都孕育不出特大型企业，这是因为大城市能为企业成长提供规模经济效益递增和边际成本降低的环境支撑。没有特大型企业，使得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缺乏发动机，因为只有特大型企业，才可能成长为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整合资源，提升整个价值链竞争力。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揭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与产业的竞争力。跨国公司便是全球价值链的最佳实现载体。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源与市场等方面的差异，将价值链的各活动环节设立在投入产出比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与市场整合，降低整个价值链的成本，提高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因此，跨国公司具有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尹成杰，2008）尹成杰：《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1月9日。。由于没有大型企业及其大型企业成长的跨国公司，浙江企业普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在全球分工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张辉，2006）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转型和升》，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版。，绍兴纺织产业最为典型。绍兴中国轻纺城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2011年成交额890亿元，全市集聚了上万家纺织企业，但却没有一家超大型企业，产品长期以化纤布生产为主，一直不能根本摆脱“恨布不成衣”时代。
（二）中心城市经济首位度和产业首位度低，缺乏对高级要素的集聚力
经济首位度是指一个地区的最大城市（中心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经济规模、总量之比值，一般认为，城市的经济首位度小于2，表明结构正常、集中适当；城市的经济首位度大于2，则存在结构失衡、过度集中的趋势。以绍兴为例，选取2011年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卢学法，1994）说明，见下表10。
从表10可以看出，根据绍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计算出的经济首位度，没有一项超过结构正常界限2，而且离界限很远，说明绍兴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很低。
用规模以上工业新兴产业产值和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得分代表产业首位度，计算得出，绍兴产业首位度同样很低。见下表11.
因为绍兴中心城市经济首位度和产业首位度都较低，使得中心城市对高级要素的集聚能力较弱，对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力和带动力较弱，高层次人才进不来，留不住，从而导致杭州与宁波把绍兴本应得到的高端要素吸引过去，杭州对诸暨的经济辐射能力超过绍兴，宁波对上虞的经济辐射能力也超过绍兴，近几年，绍兴县、诸暨市的一些大企业及其总部向杭州迁移，上虞一些大企业及其总部向宁波和杭州迁移（2008-2010年诸暨25家企业迁到杭州），绍兴面临被“肢解”的危险。
（三）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与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互为因果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近10多年来，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高位状态，“十一五”以来外贸依存度平均为66%（见表12），外贸对绍兴经济增长贡献较大，2011年，虽然与前几年相比，进出口增长率有较大的降低（2009年除外），但在全球经济遭遇第二次危机、欧美市场需求不振、对外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及各种技术贸易壁垒有增无减的情况下，绍兴外贸出口仍然保持平稳增长，增幅高于全省、全国3.3%和29%，进出口额和出口额均居全省第三位。“没有更发达的交易部门，工业品无从在市场上实现转手”周其仁：《谜底在于开放与全球化》，《新经济导刊》， 2012年第10期。
，绍兴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业占GDP比重居全省第8位，但进出口却居全省第三位，原因在哪里？当然是“借助了世界发达城市的商务、物流、技术和融资等多方面的服务”同上，长此以往，借助外力服务形成路径依赖，何况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服务水平较高，进口商总体信用较好，商品出口收款比较顺利，于是，因需求抑制区域内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与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互为因果循环，同时导致三个问题：区域经济风险加大；国内市场适应能力不强；利润外流。 （四）小城市的严重拥堵销蚀着居民的平和心态
绍兴因为县市行政分割，中心城市框架一直拉不开，本世纪初谋划的百万人口大城市至今仍未变为现实，于是，市区362 km2集聚了65万人，是长三角地级市中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由于绍兴“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一直位于长三角城市前列，近年民用汽车迅猛增长，“十一五”以来，从21.3万辆增加到52.6万辆，增长率为148%，全市相当于50%的家庭拥有，市区90%的家庭拥有汽车。城市框架小、人口密度高、汽车数量的高速增长导致停车难，堵车严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十一五”期间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解决市区交通拥堵的提案和建议共123个，因拥堵产生的争吵和矛盾持续上升，小城市不断升级的拥堵现象，销蚀着小城市的生活方便的优势和居民的平和心态，成为一个关注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问题。
三、结论与对策
（一）发挥市场机制在城市化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
分工演进会自发推进城市发展，而市场机制能自发促进分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是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取得辉煌成就的基本经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是市场选择和市场推进的结果。产业、资金、劳动力及人口自然流动的方向， 是一个很好的风向标， 指示出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说明要素流向的目的地城市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发展潜力。浙江提升城市化水平仍然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上，择优做出重点规划。政府的作用应当是帮助消除城市化发展的瓶颈，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扫除障碍，包办和代替市场的作用， 揠苗助长式地铺摊子、扩大城市规模，可能产生一批缺乏凝聚力、缺乏发展后劲的空壳城市， 浪费了宝贵的投资资金和土地资源， 反而会拖累城市化进程。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 政府需要担负的职责主要是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政府规划要与市场导向的城市发展方向相协调， 为大城市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 同时顾及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协调发展，特别要有利于形成空间结构和布局合理的城市群。
（二）推进工业结构的现代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和动力，工业化的演进和结构优化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主要途径。产业活动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实体，城市产业结构的转换和新兴产业的崛起必将给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通过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城市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并体现城市特色，通过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集聚高端要素，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质量的提高。同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强化中心市区的金融、贸易、信息、中介服务以及生活服务等功能，从转变观念、规范行为、适当扶持和增加投入等多个方面加以引导，努力发展各具特色的第三产业，逐步形成一个有地方特色、能够适应多层次需要的第三产业发展格局。调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推动第三产业各行业协调发展，地级市应建设中央商务区。
（三）“都市化战略”代替“强县战略”，完善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
随着工业化的重心由农村工业化向城镇工业化的转变，城市化战略也逐步由小城镇向大中型城市转移，长三角经济进入了由中心城市为主的增长进入以中心城市和外围地区为主的全面增长转变。研究表明，城市的空间分布是具有结构性的，城市间的空间是相互作用的，城市之间存在溢出效应，相邻城市之间的增长率是紧密相互依存的。单个城市（ 或镇） 处在邻近城市组成的空间结中， 其规模收益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中国和发达国家表现出很强活力的中小城镇都具有共同的特点：（1）环绕或毗邻一个超大规模城市或国际大都市（ 上海、香港）；（2）城市分布密集，除了作为核心的超大城市外，在直径一、二百公里范围内还至少有三、四个超过一百万人的大城市互相依托，加上周边若干较小规模的城市和镇，组合成一个由超大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为主干、由不同规模的市、镇组成的城市群结构；（3）大城市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和镇之间，有密集的交通网连接，运输条件便利。在没有超大城市作为发展中心的地域，由几个百万人级别的大城市组成的城市群， 可能也是一个较好的发展布局。因此，对大城市不足的地区而言，比较现实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就是一方面改善现有大城市的条件，增强其辐射力；另一方面重点改善分布在大城市辐射范围以内、发展较好的几个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改善城市间交通运输条件，帮助它们发展成为较大城市；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良性的城市群结构，浙江通过发展杭州都市圈，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是和兴路经，绍兴选择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上海都市经济圈是推进城市化水平的可行路径。
（四）推进制度变迁和体制机制创新
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体现在：制度变迁和创新降低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促进要素集聚；提高就业和收入机会，降低居民创业成本和生活成本。体制机制创新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当前浙江推进城市化水平需要进行以下制度改革和创新：
第一，借鉴其它省市发展中心城市的经验，适当调整现行的省直接对（县） 市的财政管理体制。通过此项改革， 相应扩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财政盘子，以集中必要财政资金从事城市建设，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区域经济的调控能力；第二，下决心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创造条件和机遇，扩大一些城市（比如绍兴）市区的行政区划范围，拓展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第三，创新发展环境，适应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比如，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规范审批流程，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效能等；第四，创新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创新城市规划体制改革，加强小城镇密集区的整体规划和实施机制改革。□
（责任编辑：吴锦良）
①周其仁：《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经济研究信息》， 2012年第4期。
摘要：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都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逐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浙江表现的尤为突出。文章从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第三产业占比，特大城市占比和城市首位度四个方面考察了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现象。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导致：难以孕育出航母型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发动机；经济首位度和产业首位度低，缺乏对高级要素的集聚力；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与对外经济依存度高互为因果循环。消解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要发挥市场机制在城市化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工业结构的现代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市化战略”代替“强县战略”，完善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推进制度变迁和体制机制创新。
关键词：浙江；城市化；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2-0049-09
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推进，甚至超过工业化速度。因为工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这种人口流动的必然结果是城市化，这也使工业化与城市化呈现十分明显的正相关性。然而，我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相当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在世界低收入国家的水平。2010年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城镇化率51.3%，同年的工业化指数为46.8%。这说明，2010年我国不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且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工业化率，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从全球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于城市化率而言，还是偏高了不少。用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为50.9%，而工业化率不过26.1%，而中国的两率的比值是1.09（即城市化率/工业化率=51.3%/46.8%）。全球的平均比值是1.95（50.9%/26.1%）。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近一倍，统计口径的细节差异忽略，从大的图像看，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就更为显著了。20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4.1，即城市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1倍。同年同一比值，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城市化率除以工业化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①。这种现象浙江最为突出。如何消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状况，为产业转型升级开辟新的空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重要课题。
一、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分析
（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体现
1. 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相对较低。体现在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浙江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相对较低，与人均生产总值相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城市化率较低。2010年，浙江城市化率为59%，工业化率为50%（中国社科院，2011浙江工业发展水平研究）。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18，高于全国0.09个百分点（全国1.09），即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相对滞后，因为浙江2010年人均GDP 7690.20美元，高于全国人均GDP4477美元，浙江高于全国平均数41%。根据H·钱纳里提出的按人均收入水平划分的工业化阶段钱纳里·M 塞尔奎因：《发展形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0版。（人均收入按1970年美元价格计算），人均3360--5040美元为发达经济阶段，钱纳里的标准折合成2010 年美元值，进入发达经济阶段人均GDP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达到人均6000美元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准，即无论是钱纳里的标准还是世行标准，浙江都已进入发达经济阶段，居民收入处于上中等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该收入水平下与发达经济阶段相对应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达到70%，而浙江只有59%。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较（去除西藏、海南不具有可比性的省区），浙江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也相对较低，如下表1。
说明：（1）表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2010年国民经济社会统计公报；（2）用工业增加值与GDP之比粗略测算工业化实现程度。
浙江城市化水平相对于工业化水平，相对于人均生产总值较低，突出体现在绍兴市，绍兴市2010年城市化率58%，工业化率50.8%，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14，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的1.22，但是，同年绍兴人均GDP却高达10605美元，高出浙江省平均水平3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7%，而且，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相比较，绍兴中心城市区域面积小，经济总量小、人口集聚少，如下表2。2008年，绍兴为长三角9个城市市区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2.第三产业占比较低。与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相联系的第三产业占比，浙江也比较低。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人均6000美元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标准，中国台湾在1988年、韩国在1991年，日本在1978年达到，即浙江省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间阶段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初的韩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日本。该阶段，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韩国第三产业比重由1980-1989年代40%左右，进入1991后达到50%左右，并持续提高；我国台湾地区第三产业比重由1980-1986年代的47%左右，进入1991后达到49%左右，并持续提高；日本第三产业比重由1970-1973年间的48%左右，进入1978年达到54%，并持续提高。浙江第三产业占比提高缓慢，如下表3。 浙江第三产业占比不仅增长缓慢，而且目前只与全国平均水平相等，绍兴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绍兴服务业占GDP比重居全省第8位，服务业占比低于全省5.3个百分点。
3.特大城市占比较低。2011年中国特大城市58个，按区域分布如下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实力和区域特大城市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实力前三位的省广东、江苏、山东，特大城市分别为5、5和4，浙江只有3个，特大城市数量偏少，与浙江经济总量不相称。下表5为浙江省城市及建制镇变动情况，反映出新世纪以来浙江城市数量，尤其特大城市增长缓慢。
4.城市首位度较低。所谓城市首位度，是指一国或地区最大城市的人口数与第二大城市，或与前四位大城市之间人口数的比值。城市首位度可以反映一国或一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从理论上看，一个区域内两城市首位度为2，四城市首位度为1时，说明区域内城镇空间分布较均衡、资源的占有、分配较合理；当首位度超过6时，就认为区域内城镇处于一种极度失衡的发展状态，两极分化现象明显。下表6为浙江省省会城市及地市级城市首位度。
按照上述标准，省会杭州的城市首位度为 0.943，比人口第一大城市温州的人口还少，把人口第一大城市温州与杭州、宁波和台州等四城市的人口总量进行比较，首位度指数仅为0.39；说明四大城市之间人口差异很小，基本上处于均等状态。继续对浙江省各县级市和县的人口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县市之间，也存在着均等状态。比如绍兴，如下表7
经济学原理表明，当城市之间在资源和人力处于均衡水平时，劳动者就不必蜂拥到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就地创业或从业的成本大大低于中心城市，劳动者会更多地选择就地就业。给定一个相同的资本供给量，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就地创业或从业，就会推动本地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带动本地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城乡差距缩小。浙江的实践证明了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处于全国最小的省区之一，201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3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1303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1，同年绍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16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651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而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2：1。可见，浙江城市均衡发展使得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副效应。
（二）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分析
浙江经济以产业集群著称，在产业集群的经济组织形式中，众多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紧密的分工联系，进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比如，绍兴的纺织产业集群和袜业产业集群非常典型，众多企业形成了生产分工网络程学童、王祖强：《集群式民营企业成长模式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版。，产业集群及其发达的分工存在的普遍性说明，产业内分工落后不是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根据前面的文献综述和浙江实际，笔者认为投资比例过高、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强县战略以及产业之间的分工融合较弱，是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下面重点分析这三个方面。
1.固定资产投资率相对较高，投资效益相对较低。下面对浙江固定资产投资状况进行纵横向比较。表8为2000-2010年浙江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表。
说明：表中数据来源于2011年浙江统计年鉴及根据该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8可以发现，与全国及国际比较， 浙江投资率比较高，2006 年，浙江的投资率为48.2%， 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全国水平。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3年世界平均水平投资率为20.7%，低收入国家为24.8%，中等收入国家为24.6%，高收入国家为19.9%。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2005 年的投资率分别为157% 、23.4% 和31.1%， 2006 年我国为425%。显然，浙江目前投资率不仅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全国水平。
下面抽取部分年份（与2000—2010年其他年份没有根本区别）把浙江省消费率和投资效果与部分省市进行比较，见表9。
2001 年以来（其他年份略）， 浙江平均投资效果系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9）， 低于临近的江苏、上海、山东等地区水平，和具有经济先发优势的广东相比，差距比较大。浙江投资占比较高，产生投资对消费的挤出，使得社会对服务的需求相对增长较慢，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进而导致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城市化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反过来又影响投资效率的提高，三者互为因果关系。
2.长期实施的强县战略。近20的财政省管县体制，是造就浙江多百强县和多千强镇的秘密武器（翁礼华，2010）翁礼华：《省管县浙江模式实施10多年 成经济发达秘密武器》，《浙江经济》，2010年第3期。。但百强县、千强镇在带动农民创业致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地市级中心城市难以扩展，制约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的主要原因，最典型的就是绍兴市。绍兴下辖五个县市2005年全部进入百强县行列，但绍兴市却是全省只有一个区的两个城市之一，面临县市关系的协调困难等复杂的问题，绍兴县和绍兴市名称相同，市存在于县中、县围绕着市，难分仲伯，不分彼此，在其发展历史上，曾经反反复复、分分合合，时至今日仍难合为一体。绍兴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部，浙江省中北部杭甬之间，下设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新昌县和越城区，面积8256平方公里，人口433万。其中市区面积仅有337平方公里（属于面积比较小的地级市），人口65万。长期以来，绍兴虽然有水乡、侨乡、酒乡、书法之乡、名士之乡的美誉，是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首批中国旅游城市，绍兴县也曾多次跻身全国经济十强县，并在2002年再次跻身全国经济十强县。但是绍兴市始终难以通过将离市区最近的县变为区，进入大城市的行列，想成为“浙江第四城市”的构想也还面临许多难题。 3.区域范围内产业之间分工融合发展较弱。“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显著特征。“块状经济”既说明浙江产业发展层次不高，也说明产业之间融合不够，分工和贸易联系不强，县市就呈现出诸侯经济特征。诸侯经济阻碍了小城市融为一体成为大城市。产业之间联系弱除了产业发展的阶段，还与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的分割相关。经济区域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活动区域，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历史、文化渊源为基础，以广泛的内外经济联系为纽带的开放型经济地域，具有中心相对稳定、边界模糊、对外开放、对内联系紧密的特征。行政区是国家实施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的特定地域单元，具有比较稳定的地理界限和刚性的法律约束。我国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随经济体制的变迁而进行着缓慢的演进。计划经济时期，区域经济运行以“条条”管理为主，行政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一系列的分权化改革，加剧了以行政区为主导的经济特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向着协调发展的方向演变，发达地区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仍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是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一个深层原因。
二、城市化相对滞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以绍兴为典型分析
由于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集中的、有规模的市场，并且会由于企业和人口的集中而在技术、知识、信息传递、人力资本贡献等方面形成溢出效应，因而会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浙江因为城市化相对滞后，对经济发展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下面以典型城市绍兴为例进行分析。
（一）难以孕育出航母型企业，使产业转型升级缺乏发动机
浙江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出现特大型、超大型企业，这与浙江没有出现超大型城市，特大城市形成晚直接相关。历年中国民企500强评选，浙江数量始终居全国省市第一位，绍兴又始终居地市级第一位，但浙江和绍兴都孕育不出特大型企业，这是因为大城市能为企业成长提供规模经济效益递增和边际成本降低的环境支撑。没有特大型企业，使得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缺乏发动机，因为只有特大型企业，才可能成长为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整合资源，提升整个价值链竞争力。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揭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与产业的竞争力。跨国公司便是全球价值链的最佳实现载体。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源与市场等方面的差异，将价值链的各活动环节设立在投入产出比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与市场整合，降低整个价值链的成本，提高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因此，跨国公司具有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尹成杰，2008）尹成杰：《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1月9日。。由于没有大型企业及其大型企业成长的跨国公司，浙江企业普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在全球分工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张辉，2006）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转型和升》，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版。，绍兴纺织产业最为典型。绍兴中国轻纺城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2011年成交额890亿元，全市集聚了上万家纺织企业，但却没有一家超大型企业，产品长期以化纤布生产为主，一直不能根本摆脱“恨布不成衣”时代。
（二）中心城市经济首位度和产业首位度低，缺乏对高级要素的集聚力
经济首位度是指一个地区的最大城市（中心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经济规模、总量之比值，一般认为，城市的经济首位度小于2，表明结构正常、集中适当；城市的经济首位度大于2，则存在结构失衡、过度集中的趋势。以绍兴为例，选取2011年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卢学法，1994）说明，见下表10。
从表10可以看出，根据绍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计算出的经济首位度，没有一项超过结构正常界限2，而且离界限很远，说明绍兴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很低。
用规模以上工业新兴产业产值和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得分代表产业首位度，计算得出，绍兴产业首位度同样很低。见下表11.
因为绍兴中心城市经济首位度和产业首位度都较低，使得中心城市对高级要素的集聚能力较弱，对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力和带动力较弱，高层次人才进不来，留不住，从而导致杭州与宁波把绍兴本应得到的高端要素吸引过去，杭州对诸暨的经济辐射能力超过绍兴，宁波对上虞的经济辐射能力也超过绍兴，近几年，绍兴县、诸暨市的一些大企业及其总部向杭州迁移，上虞一些大企业及其总部向宁波和杭州迁移（2008-2010年诸暨25家企业迁到杭州），绍兴面临被“肢解”的危险。
（三）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与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互为因果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近10多年来，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高位状态，“十一五”以来外贸依存度平均为66%（见表12），外贸对绍兴经济增长贡献较大，2011年，虽然与前几年相比，进出口增长率有较大的降低（2009年除外），但在全球经济遭遇第二次危机、欧美市场需求不振、对外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及各种技术贸易壁垒有增无减的情况下，绍兴外贸出口仍然保持平稳增长，增幅高于全省、全国3.3%和29%，进出口额和出口额均居全省第三位。“没有更发达的交易部门，工业品无从在市场上实现转手”周其仁：《谜底在于开放与全球化》，《新经济导刊》， 2012年第10期。
，绍兴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业占GDP比重居全省第8位，但进出口却居全省第三位，原因在哪里？当然是“借助了世界发达城市的商务、物流、技术和融资等多方面的服务”同上，长此以往，借助外力服务形成路径依赖，何况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服务水平较高，进口商总体信用较好，商品出口收款比较顺利，于是，因需求抑制区域内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与经济对外依存度高互为因果循环，同时导致三个问题：区域经济风险加大；国内市场适应能力不强；利润外流。 （四）小城市的严重拥堵销蚀着居民的平和心态
绍兴因为县市行政分割，中心城市框架一直拉不开，本世纪初谋划的百万人口大城市至今仍未变为现实，于是，市区362 km2集聚了65万人，是长三角地级市中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由于绍兴“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一直位于长三角城市前列，近年民用汽车迅猛增长，“十一五”以来，从21.3万辆增加到52.6万辆，增长率为148%，全市相当于50%的家庭拥有，市区90%的家庭拥有汽车。城市框架小、人口密度高、汽车数量的高速增长导致停车难，堵车严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十一五”期间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解决市区交通拥堵的提案和建议共123个，因拥堵产生的争吵和矛盾持续上升，小城市不断升级的拥堵现象，销蚀着小城市的生活方便的优势和居民的平和心态，成为一个关注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问题。
三、结论与对策
（一）发挥市场机制在城市化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
分工演进会自发推进城市发展，而市场机制能自发促进分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是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取得辉煌成就的基本经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是市场选择和市场推进的结果。产业、资金、劳动力及人口自然流动的方向， 是一个很好的风向标， 指示出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说明要素流向的目的地城市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发展潜力。浙江提升城市化水平仍然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上，择优做出重点规划。政府的作用应当是帮助消除城市化发展的瓶颈，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扫除障碍，包办和代替市场的作用， 揠苗助长式地铺摊子、扩大城市规模，可能产生一批缺乏凝聚力、缺乏发展后劲的空壳城市， 浪费了宝贵的投资资金和土地资源， 反而会拖累城市化进程。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 政府需要担负的职责主要是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政府规划要与市场导向的城市发展方向相协调， 为大城市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 同时顾及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协调发展，特别要有利于形成空间结构和布局合理的城市群。
（二）推进工业结构的现代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和动力，工业化的演进和结构优化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主要途径。产业活动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实体，城市产业结构的转换和新兴产业的崛起必将给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通过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城市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并体现城市特色，通过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集聚高端要素，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质量的提高。同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强化中心市区的金融、贸易、信息、中介服务以及生活服务等功能，从转变观念、规范行为、适当扶持和增加投入等多个方面加以引导，努力发展各具特色的第三产业，逐步形成一个有地方特色、能够适应多层次需要的第三产业发展格局。调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推动第三产业各行业协调发展，地级市应建设中央商务区。
（三）“都市化战略”代替“强县战略”，完善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
随着工业化的重心由农村工业化向城镇工业化的转变，城市化战略也逐步由小城镇向大中型城市转移，长三角经济进入了由中心城市为主的增长进入以中心城市和外围地区为主的全面增长转变。研究表明，城市的空间分布是具有结构性的，城市间的空间是相互作用的，城市之间存在溢出效应，相邻城市之间的增长率是紧密相互依存的。单个城市（ 或镇） 处在邻近城市组成的空间结中， 其规模收益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中国和发达国家表现出很强活力的中小城镇都具有共同的特点：（1）环绕或毗邻一个超大规模城市或国际大都市（ 上海、香港）；（2）城市分布密集，除了作为核心的超大城市外，在直径一、二百公里范围内还至少有三、四个超过一百万人的大城市互相依托，加上周边若干较小规模的城市和镇，组合成一个由超大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为主干、由不同规模的市、镇组成的城市群结构；（3）大城市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和镇之间，有密集的交通网连接，运输条件便利。在没有超大城市作为发展中心的地域，由几个百万人级别的大城市组成的城市群， 可能也是一个较好的发展布局。因此，对大城市不足的地区而言，比较现实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就是一方面改善现有大城市的条件，增强其辐射力；另一方面重点改善分布在大城市辐射范围以内、发展较好的几个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改善城市间交通运输条件，帮助它们发展成为较大城市；从而逐步形成一个良性的城市群结构，浙江通过发展杭州都市圈，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是和兴路经，绍兴选择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上海都市经济圈是推进城市化水平的可行路径。
（四）推进制度变迁和体制机制创新
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体现在：制度变迁和创新降低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促进要素集聚；提高就业和收入机会，降低居民创业成本和生活成本。体制机制创新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当前浙江推进城市化水平需要进行以下制度改革和创新：
第一，借鉴其它省市发展中心城市的经验，适当调整现行的省直接对（县） 市的财政管理体制。通过此项改革， 相应扩大区域中心城市的财政盘子，以集中必要财政资金从事城市建设，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区域经济的调控能力；第二，下决心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创造条件和机遇，扩大一些城市（比如绍兴）市区的行政区划范围，拓展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第三，创新发展环境，适应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比如，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规范审批流程，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效能等；第四，创新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创新城市规划体制改革，加强小城镇密集区的整体规划和实施机制改革。□
（责任编辑：吴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