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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洪彬，浙江省杭州萧山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社科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管理。
①张建华：《学术腐败研究综述及经济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李曙光、李明奎：《采购腐败控制方法研究综述》，《物流技术》，2010年第5期；张勇、郑曙村：《网络反腐败研究综述》，《岭南学刊》，2010年第2期。
②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杜治洲、任建明：《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0期。
摘要：文章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为平台，对国内1982至2011年三十年间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样本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得出国内学界对该领域进行了持续探索、给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仍存在诸多不足，包括研究层次较低、研究内容范围较窄；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有待提升；缺乏科学扎实的社会调研及实证分析等，需要从强化问题意识、拓展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包括加强比较分析和跨学科交叉研究，在系统、整体性把握腐败与反腐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腐败与反腐败；CNKI样本文献；学术史分析；前瞻思索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2-0030-07
一、问题与设计
作为政治领域的一种丑恶现象，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是对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的窃取滥用和无情践踏。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必须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为我国今后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和进一步推进社会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国内学界近年也对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进行了持久的研究与探讨，一是从横向对各领域内腐败与反腐败研究进行总结（张建华，2006；李曙光，2010；张勇，2010）；①二是从纵向对特定历史阶段内的腐败与反腐败进行总结（何增科，2003；任建明等，2007），②而研究方法则主要以定性分析和内容研究为主。
由此可见，我国关于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的描述与总结，在区间范围选择上相对有限，缺乏持久分析，且相关量化分析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缺。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把握国内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厘清最新研究动态，笔者梳理了1982年至2011年三十年内国内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其进行考察分析，反思过去三十年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提供积极参考。
笔者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为研究平台，中国知网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出版平台，目前其收录的各类期刊已达到7556种，读者已超过4000万，其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收全率达到99%，文献收全率为99.9%（仇琛：《中国知网和<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索引》，2005年第2期），因此其数据资源较为全面，这有助于减少调查误差，准确把握相关研究的总体趋势和状况。以“腐败”、“反腐败”、“反腐倡廉”等为关键词在数据库内分别进行数据检索，检索时间段为1982年1月至2011年12月，共历经三十年时间，由此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归纳，剔除无效信息后，检索到相关期刊论文17093篇。通过对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得出研究对象的各项数值和指标，进而找出研究的发展规律。具体研究主要从“发文年代分布”、“发文单位”、“作者情况”、“期刊发布”、“关键词”、“学科类别”、“研究层次”和“被引频次”等方面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其未来发展趋势。
二、文献计量与基本分析
（一）发表年代分布与历史阶段划分
1982-2011年，我国学术界发表的有关腐败和反腐败方面的期刊学术论文共计17093篇，其基本趋势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1982年至2011年的三十年间，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研究论文逐年递增，且成果量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以来存在显著的差异。根据这三十年论文产量的变化趋势，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十年，并结合社会历史环境将其归纳为三个相对清晰的历史阶段：
1. 萌芽期（1982-1991）。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经济建设成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重心，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全新指示下，国内相关研究除了继续坚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开始从法律和制度完善等视角尝试相关研究，但受制于当时处于国家体制建构的初始阶段，国内相关成果并不多，这十年研究总量为307篇，占样本总量的1.76%，可视为这三十年研究中的萌芽阶段。
2. 发展期（1992-2001）。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转变，面对新旧体制的转换，我国国家政策和社会管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空隙，给腐败的产生带来了可乘之机，由此也推动学术界对腐败和反腐败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不断成长。统计显示，1992年国内发表相关论文56篇，占总数的0.33%。1993年即跃升至278篇，短期内增长了近5倍，此后到2001年一直处在高产位置，论文数量分别占到总数的4%和5%左右。
3. 成熟期（2002-2011）。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团结统一”，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2年第22期。为学界的反腐败研究指明了方向，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为学界强化对这方面的研究注入了活力。统计显示，这十年的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全面超越以往，达到9863篇，占全部样本量的57.69%，且研究本身也在不断向着纵深发展，推动我国腐败和反腐败研究不断走向成熟。 （二）核心作者群分布
统计显示，三十年间样本总量的研究者一共有14663位，其中发表研究论文为1篇的研究者人数最多，达到13476位，占到所有研究者总量的9190%和研究论文总量的78.84%；发表2篇的为796位，占所有研究者总量的5.43%和研究论文总量的9.31%。而根据美国科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奠基人普赖斯的研究定律，要成为某一研究领域和主题内的核心作者群，其在论文发表的数量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发文数量m=0.749×nmax（nmax为发文最多者的论文数量）。姜春林：《普赖斯与科学计量学》，《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1年第9期。具体到国内腐败和反腐败的相关研究，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其发表论文数量最多者为24篇，核心作者发文数m≈3.699。因此本文将发表文章数量在4篇及以上的论文作者设定为核心作者群，最后统计得到总数为1207人，占所有研究者总量的823%和研究论文总量的2361%，受篇幅所限，以下将发文量排在前十位的顶尖作者加以统计：
可以看出，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群数据与普赖斯定律指出的必须达到“50%的发文量及10%的作者”指标尚存一定差距，说明三十年间国内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研究者的分布较为广泛，许多研究者均是一篇论文后再无下文，欠缺集中和持续的分析及深入挖掘思考，这种“浅尝则止”和“蜻蜓点水”似的研究反过来也会导致研究缺乏系统性，难以提升影响力。而由表2可知目前该领域的权威作者主要以高等院校的研究力量为主，其中清华大学的王传利、任建明，武汉大学的倪星等均为该领域的研究权威，与中央编译局反腐败研究专家何增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邵道生等，共同给予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以持续关注和分析，推动了国内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三）发文机构分布
除了对研究成果和研究者本身的计量分析外，对发文机构的统计分析也是了解国内这三十年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重要信息来源，可以提供一幅研究状况的空间区位图，为后续研究者了解该领域研究的空间场域提供镜鉴。样本文献第一作者的单位共涉及相关发文单位11127个，以下将发文量排在前20位的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
表3的计量可见，发文量前20位的机构总共发文为1378篇，占到了全部样本总量的8.1%。而这些高产机构主要为政府机构、普通高等院校和中央党校三类，其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政府实践参与机构，发文量达到160篇之多，为所有研究机构产量之最，中共中央党校为126篇，排在第二，而普通高校作为研究整体，则形成了研究势力的主流，作为整理、研究和传播专业知识的文化机构，凭借自身学科优势和研究梯队的合理建构，在推进国内腐败和发腐败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key words）作为文献学和情报学中的专业词汇，主要是指从科研论文和研究成果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唐宏伟：《学术论文关键词标引的检索意义》，《青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1期。对其进行计量分析，能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重点的分布状况实现总体把握。通过对样本文献的统计分析，共检索出各类关键词7564个，其中部分关键词出现频率达到千余次。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以下选择出现频次最高的15个核心关键词加以统计和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在热门关键词中，“腐败”和“反腐败”出现频次最高，二者总和为2717次，若加上与其有着紧密关联的“反腐倡廉”、“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等，总标引次数达到3111次之多，可见学界对此问题的普遍关注。“权力”、“权力腐败”、“监督”等关键词的高频出现说明许多研究者将腐败与权力紧密联系，将权力视为腐败之“本”，要反腐败就必须对权力进行规范和监督。“对策”、“治理”、“制度”、“预防”等关键词的高频出现，证明众多研究成果对反腐败的防治和制度完善进行了关注。此外“高校”、“学术腐败”等关键词则反映出教育和科研领域已成腐败灾区，受到较高重视，以上这些关键词共同构成了国内腐败和反腐败研究主题的宏观图景。（五）刊载期刊分布
对国内刊载腐败和反腐败研究论文的期刊杂志进行计量分析，有助于摸清相关研究成果在期刊发表上的客观规律，进而了解其空间分布动态，把握其整体水平状况，从而为后继者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引。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共有关涉期刊6507种，与所有样本总量相比，这些期刊的平均载文率不到4篇，其中发文1篇的期刊有3234种，发文2篇的期刊数量次之，为971种，而发表文量最多的期刊前十位，即对本领域有高关注度的“核心期刊”情况如表5所示：
由此可见，载文量前十位的期刊共发文2471篇，占到所有样本总量的14.5%，而从这些期刊的办刊风格和类别定位来看，主要还是实践指导和大众普及类刊物，与面向理论研究和科研分析的学术研究期刊存在一定程度区别。如《中国监察》是中央重点党刊，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刊，全国纪检监察工作综合指导期刊；《廉政瞭望》的读者则定位于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及所有关心反腐倡廉事业的受众；而《先锋队》杂志的办刊宗旨是立足于党的建设，贴近时代脉搏，坚持与时俱进，当好党的喉舌，面向基层党员，服务广大读者，重点侧重于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宣传。这说明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以经验研究为主，以大众普及形式得以传播，这些成果的大规模出现提升了社会各界对反腐败的重视程度，但也限制了其理论发展进程。
（六）研究层次分布
对样本文献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发现，目前相关成果的研究层次大致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政策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和实践指导等几类。其中，基础研究是指认识研究对象的现状，揭示其发展规律，以获取新的知识和方法的研究行为。政策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内腐败和反腐败形势的政策环境而进行的分析和探讨。比较研究是对境内外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状况和反腐败实践做法进行的对比分析和经验借鉴。实践指导是直接对推进各领域的反腐实践发展而产生的经验研究成果。实证研究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资料和数据，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叶继元：《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刍议》，《学术界》，2009年第2期。 统计显示，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的研究成果大都处在基础研究层次，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在1981至1991年的研究萌芽阶段占到区间样本总量的51.14%，在1992至2001年的研究成长阶段占到41.07%，在2002至2011年的研究成熟阶段占到43.65%，虽然各阶段存在一定起伏，但基础研究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其次是政策研究，三阶段分别占到39.41%、44.40%和39.16%，这些研究成果从我国的国情和反腐败的客观实际出发，对腐败的危害和反腐败的重大价值、现实问题和政策路径等做出积极分析，为推进我国反腐败的实践发展提供了支撑和指导。与这两部分占较大比重的研究成果相比，比较研究、实践指导和实证研究相对要少很多，其成果量在历史脉络中虽然有所提升，但数量有限，总量也只占到所有样本总量的5.14%、10.26%和1.63%，这说明不同层次的研究还不普遍，应加以强化，以促进研究的完整性和学术档次的提升。
（七） 学科类别分布
腐败是内嵌于人类社会有机体上的毒瘤，是国家推进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均存在紧密关联。倪星：《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4期。围绕着如何有效预防和反腐败这一重大课题，国内学术界从多学科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表7可以看出，参与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学科领域相当广泛，其中以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为主，且学科应用在各年度区间存在一定差异。结合上文三个研究阶段的划分可知，1981至1991年的研究萌芽阶段，政治学、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占绝对比重，分别达到该区间样本总量的51.79%和3094%。1992至2001年的研究成长阶段，政治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得到提升，占该区间样本总量的52.85%，管理学研究成果数量相较于上一阶段有所下降，为27.99%，与此相对应，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得到提升，分别从萌芽阶段的3.58%和130%上升至7.08%和295%。2002至2011年的研究成熟阶段，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持续下降，而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均显著提升，并超过了这三十年的平均数量。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关于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的研究面愈发宽广，多学科参与的力度不断加强，呈现多学科交叉的特色。而本表中的其他学科，包括历史学、哲学等，在各阶段中研究成果较低，在全阶段中也分别只占1.30%和0.53%，说明这些学科参与度相对较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研究者应给予充分重视。
（八）被引频次分布
被引频次是判断科研成果影响力的重要依据，也是推进研究实现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根基。刘竞：《科学引文索引价值体系》，《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2期。利用科学计量研究法对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研究方面高被引论文及其作者、刊载刊期名称等指标的统计和分析，就能够展示该领域研究主题的知识根基，并对研究质量做出进一步评估。根据CNKI期刊数据平台的统计和归纳，以下对三十年间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研究成果的前十位高被引论文进行统计，具体如表8所示：
可见，高被引论文均为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科学思考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与表7的统计形成了鲜明对比：“高层次”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科研领域把持了较大影响力，而“普及类”研究成果则以其数量优势，在社会领域产生积极价值。进一步观察可知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三个学科：一是经济学研究。如前所述，在所有样本总量中，经济学研究成果只占十分之一，但高影响力的论文却出现在该学科领域内，这说明经济学的学科参与以其科学性和严谨性，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做出了较为深入和客观的分析，由此带来较大影响力，以胡鞍钢、谢平和陆磊等学者为代表。二是法学研究。当前我国腐败和反腐败缺乏足够的制度规约体系，这促使法学研究成果受到学界青睐。如被尊称为“法治三老”之一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其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反腐败的法治化建设作用巨大。其三是与社会现实相关的研究，试图通过研究带来相关领域的发展与进步。诚然，此表对被引频次高的论文统计具有相对性，表8所列出的前十位论文大都是2003年之前的成果，这与其发文到引用的较长时差有一定关联，事实上近几年相关论文，也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引用的。
三、结论与前瞻
对国内1982至2011年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样本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表明，国内学界对该领域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和分析，给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但同时，研究过程仍存在不足：①研究内容和层次需要拓展和加深：三十年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上，其他层次的研究分量过低，且大量研究成果为大众普及型文章，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微观分析和深度探讨。②比较研究有待提升：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对国内经验和发展的探讨，对境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和比较分析相对缺乏，只占样本总量的5.14%。而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应予以强化。③课题研究缺乏实证分析：在全部样本文献中，实证调查成果仅占1.63%，事实上，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与社会发展现实紧密关联，要对其科学研究，就需要学者们对当期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有清晰地把握，进行实践探索。④跨学科综合分析不足：目前研究以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为主，其他学科和方法研究较少，亟需强化。
以史为鉴，笔者认为国内有关腐败与反腐败研究未来应努力做好如下几方面：
（1）强化问题意识，促进腐败与反腐败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既要关注国家反腐倡廉建设的宏观研究，也要善于对具体的腐败案例及其产生根源进行微观分析，既要强化摸索反腐败实践的规律，又要强化对中国式反腐败的理论体系建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地位、作用、路径等进行多方面探讨，努力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体系，为研究本身的科学发展奠定根基。
（2）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拓宽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视野和关注点。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腐败的特征也不断复杂化，反腐倡廉建设也必然面临许多新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拓展研究内容。不仅要强化对政治腐败和权力腐败的分析，更应对教育腐败、科技腐败、学术腐败等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提高研究内容的切实性、拓宽研究视野。
（3）加强比较分析，合理借鉴境外优秀经验，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在反腐败实践过程中的不同做法，取长补短，当然在进行比较分析时也应注意改进和吸收，如此才能得出科学认识。
（4）创新研究方法，促进腐败和反腐败研究过程的科学化。纯粹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是片面的，要拓宽学术视野，必须将二者进行科学结合和有效创新。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继续坚持从国家体制和方针政策的理论层面上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进行分析，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将研究点集中在腐败行为的本质探讨上，借以归纳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出路，又要积极吸收实证研究的精华，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做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由此提出科学结论。
（5）强化多元参与，促进腐败和反腐败研究发展的多学科化。腐败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各领域的综合性议题，与国家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社会转型密切关联，没有哪一个学科可以单独将其全部囊括和理解，只能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才能不断深究其内在本质。多学科、多视角进行反腐败研究，有利于整体性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促进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化。
（责任编辑：熊觉）
①张建华：《学术腐败研究综述及经济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李曙光、李明奎：《采购腐败控制方法研究综述》，《物流技术》，2010年第5期；张勇、郑曙村：《网络反腐败研究综述》，《岭南学刊》，2010年第2期。
②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杜治洲、任建明：《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0期。
摘要：文章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为平台，对国内1982至2011年三十年间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样本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得出国内学界对该领域进行了持续探索、给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仍存在诸多不足，包括研究层次较低、研究内容范围较窄；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有待提升；缺乏科学扎实的社会调研及实证分析等，需要从强化问题意识、拓展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包括加强比较分析和跨学科交叉研究，在系统、整体性把握腐败与反腐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腐败与反腐败；CNKI样本文献；学术史分析；前瞻思索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2-0030-07
一、问题与设计
作为政治领域的一种丑恶现象，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是对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的窃取滥用和无情践踏。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必须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为我国今后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和进一步推进社会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国内学界近年也对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进行了持久的研究与探讨，一是从横向对各领域内腐败与反腐败研究进行总结（张建华，2006；李曙光，2010；张勇，2010）；①二是从纵向对特定历史阶段内的腐败与反腐败进行总结（何增科，2003；任建明等，2007），②而研究方法则主要以定性分析和内容研究为主。
由此可见，我国关于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的描述与总结，在区间范围选择上相对有限，缺乏持久分析，且相关量化分析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缺。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把握国内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厘清最新研究动态，笔者梳理了1982年至2011年三十年内国内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其进行考察分析，反思过去三十年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反腐败问题研究提供积极参考。
笔者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为研究平台，中国知网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出版平台，目前其收录的各类期刊已达到7556种，读者已超过4000万，其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收全率达到99%，文献收全率为99.9%（仇琛：《中国知网和<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索引》，2005年第2期），因此其数据资源较为全面，这有助于减少调查误差，准确把握相关研究的总体趋势和状况。以“腐败”、“反腐败”、“反腐倡廉”等为关键词在数据库内分别进行数据检索，检索时间段为1982年1月至2011年12月，共历经三十年时间，由此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归纳，剔除无效信息后，检索到相关期刊论文17093篇。通过对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得出研究对象的各项数值和指标，进而找出研究的发展规律。具体研究主要从“发文年代分布”、“发文单位”、“作者情况”、“期刊发布”、“关键词”、“学科类别”、“研究层次”和“被引频次”等方面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其未来发展趋势。
二、文献计量与基本分析
（一）发表年代分布与历史阶段划分
1982-2011年，我国学术界发表的有关腐败和反腐败方面的期刊学术论文共计17093篇，其基本趋势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1982年至2011年的三十年间，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研究论文逐年递增，且成果量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以来存在显著的差异。根据这三十年论文产量的变化趋势，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十年，并结合社会历史环境将其归纳为三个相对清晰的历史阶段：
1. 萌芽期（1982-1991）。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经济建设成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重心，在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全新指示下，国内相关研究除了继续坚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开始从法律和制度完善等视角尝试相关研究，但受制于当时处于国家体制建构的初始阶段，国内相关成果并不多，这十年研究总量为307篇，占样本总量的1.76%，可视为这三十年研究中的萌芽阶段。
2. 发展期（1992-2001）。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转变，面对新旧体制的转换，我国国家政策和社会管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空隙，给腐败的产生带来了可乘之机，由此也推动学术界对腐败和反腐败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不断成长。统计显示，1992年国内发表相关论文56篇，占总数的0.33%。1993年即跃升至278篇，短期内增长了近5倍，此后到2001年一直处在高产位置，论文数量分别占到总数的4%和5%左右。
3. 成熟期（2002-2011）。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团结统一”，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2年第22期。为学界的反腐败研究指明了方向，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为学界强化对这方面的研究注入了活力。统计显示，这十年的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全面超越以往，达到9863篇，占全部样本量的57.69%，且研究本身也在不断向着纵深发展，推动我国腐败和反腐败研究不断走向成熟。 （二）核心作者群分布
统计显示，三十年间样本总量的研究者一共有14663位，其中发表研究论文为1篇的研究者人数最多，达到13476位，占到所有研究者总量的9190%和研究论文总量的78.84%；发表2篇的为796位，占所有研究者总量的5.43%和研究论文总量的9.31%。而根据美国科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奠基人普赖斯的研究定律，要成为某一研究领域和主题内的核心作者群，其在论文发表的数量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发文数量m=0.749×nmax（nmax为发文最多者的论文数量）。姜春林：《普赖斯与科学计量学》，《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1年第9期。具体到国内腐败和反腐败的相关研究，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其发表论文数量最多者为24篇，核心作者发文数m≈3.699。因此本文将发表文章数量在4篇及以上的论文作者设定为核心作者群，最后统计得到总数为1207人，占所有研究者总量的823%和研究论文总量的2361%，受篇幅所限，以下将发文量排在前十位的顶尖作者加以统计：
可以看出，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群数据与普赖斯定律指出的必须达到“50%的发文量及10%的作者”指标尚存一定差距，说明三十年间国内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研究者的分布较为广泛，许多研究者均是一篇论文后再无下文，欠缺集中和持续的分析及深入挖掘思考，这种“浅尝则止”和“蜻蜓点水”似的研究反过来也会导致研究缺乏系统性，难以提升影响力。而由表2可知目前该领域的权威作者主要以高等院校的研究力量为主，其中清华大学的王传利、任建明，武汉大学的倪星等均为该领域的研究权威，与中央编译局反腐败研究专家何增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邵道生等，共同给予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以持续关注和分析，推动了国内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三）发文机构分布
除了对研究成果和研究者本身的计量分析外，对发文机构的统计分析也是了解国内这三十年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重要信息来源，可以提供一幅研究状况的空间区位图，为后续研究者了解该领域研究的空间场域提供镜鉴。样本文献第一作者的单位共涉及相关发文单位11127个，以下将发文量排在前20位的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
表3的计量可见，发文量前20位的机构总共发文为1378篇，占到了全部样本总量的8.1%。而这些高产机构主要为政府机构、普通高等院校和中央党校三类，其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政府实践参与机构，发文量达到160篇之多，为所有研究机构产量之最，中共中央党校为126篇，排在第二，而普通高校作为研究整体，则形成了研究势力的主流，作为整理、研究和传播专业知识的文化机构，凭借自身学科优势和研究梯队的合理建构，在推进国内腐败和发腐败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key words）作为文献学和情报学中的专业词汇，主要是指从科研论文和研究成果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唐宏伟：《学术论文关键词标引的检索意义》，《青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1期。对其进行计量分析，能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重点的分布状况实现总体把握。通过对样本文献的统计分析，共检索出各类关键词7564个，其中部分关键词出现频率达到千余次。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以下选择出现频次最高的15个核心关键词加以统计和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在热门关键词中，“腐败”和“反腐败”出现频次最高，二者总和为2717次，若加上与其有着紧密关联的“反腐倡廉”、“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等，总标引次数达到3111次之多，可见学界对此问题的普遍关注。“权力”、“权力腐败”、“监督”等关键词的高频出现说明许多研究者将腐败与权力紧密联系，将权力视为腐败之“本”，要反腐败就必须对权力进行规范和监督。“对策”、“治理”、“制度”、“预防”等关键词的高频出现，证明众多研究成果对反腐败的防治和制度完善进行了关注。此外“高校”、“学术腐败”等关键词则反映出教育和科研领域已成腐败灾区，受到较高重视，以上这些关键词共同构成了国内腐败和反腐败研究主题的宏观图景。（五）刊载期刊分布
对国内刊载腐败和反腐败研究论文的期刊杂志进行计量分析，有助于摸清相关研究成果在期刊发表上的客观规律，进而了解其空间分布动态，把握其整体水平状况，从而为后继者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引。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共有关涉期刊6507种，与所有样本总量相比，这些期刊的平均载文率不到4篇，其中发文1篇的期刊有3234种，发文2篇的期刊数量次之，为971种，而发表文量最多的期刊前十位，即对本领域有高关注度的“核心期刊”情况如表5所示：
由此可见，载文量前十位的期刊共发文2471篇，占到所有样本总量的14.5%，而从这些期刊的办刊风格和类别定位来看，主要还是实践指导和大众普及类刊物，与面向理论研究和科研分析的学术研究期刊存在一定程度区别。如《中国监察》是中央重点党刊，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刊，全国纪检监察工作综合指导期刊；《廉政瞭望》的读者则定位于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及所有关心反腐倡廉事业的受众；而《先锋队》杂志的办刊宗旨是立足于党的建设，贴近时代脉搏，坚持与时俱进，当好党的喉舌，面向基层党员，服务广大读者，重点侧重于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宣传。这说明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以经验研究为主，以大众普及形式得以传播，这些成果的大规模出现提升了社会各界对反腐败的重视程度，但也限制了其理论发展进程。
（六）研究层次分布
对样本文献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发现，目前相关成果的研究层次大致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政策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和实践指导等几类。其中，基础研究是指认识研究对象的现状，揭示其发展规律，以获取新的知识和方法的研究行为。政策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内腐败和反腐败形势的政策环境而进行的分析和探讨。比较研究是对境内外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状况和反腐败实践做法进行的对比分析和经验借鉴。实践指导是直接对推进各领域的反腐实践发展而产生的经验研究成果。实证研究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资料和数据，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叶继元：《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刍议》，《学术界》，2009年第2期。 统计显示，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的研究成果大都处在基础研究层次，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在1981至1991年的研究萌芽阶段占到区间样本总量的51.14%，在1992至2001年的研究成长阶段占到41.07%，在2002至2011年的研究成熟阶段占到43.65%，虽然各阶段存在一定起伏，但基础研究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其次是政策研究，三阶段分别占到39.41%、44.40%和39.16%，这些研究成果从我国的国情和反腐败的客观实际出发，对腐败的危害和反腐败的重大价值、现实问题和政策路径等做出积极分析，为推进我国反腐败的实践发展提供了支撑和指导。与这两部分占较大比重的研究成果相比，比较研究、实践指导和实证研究相对要少很多，其成果量在历史脉络中虽然有所提升，但数量有限，总量也只占到所有样本总量的5.14%、10.26%和1.63%，这说明不同层次的研究还不普遍，应加以强化，以促进研究的完整性和学术档次的提升。
（七） 学科类别分布
腐败是内嵌于人类社会有机体上的毒瘤，是国家推进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均存在紧密关联。倪星：《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4期。围绕着如何有效预防和反腐败这一重大课题，国内学术界从多学科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表7可以看出，参与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学科领域相当广泛，其中以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为主，且学科应用在各年度区间存在一定差异。结合上文三个研究阶段的划分可知，1981至1991年的研究萌芽阶段，政治学、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占绝对比重，分别达到该区间样本总量的51.79%和3094%。1992至2001年的研究成长阶段，政治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得到提升，占该区间样本总量的52.85%，管理学研究成果数量相较于上一阶段有所下降，为27.99%，与此相对应，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得到提升，分别从萌芽阶段的3.58%和130%上升至7.08%和295%。2002至2011年的研究成熟阶段，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持续下降，而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均显著提升，并超过了这三十年的平均数量。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关于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的研究面愈发宽广，多学科参与的力度不断加强，呈现多学科交叉的特色。而本表中的其他学科，包括历史学、哲学等，在各阶段中研究成果较低，在全阶段中也分别只占1.30%和0.53%，说明这些学科参与度相对较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研究者应给予充分重视。
（八）被引频次分布
被引频次是判断科研成果影响力的重要依据，也是推进研究实现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根基。刘竞：《科学引文索引价值体系》，《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2期。利用科学计量研究法对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研究方面高被引论文及其作者、刊载刊期名称等指标的统计和分析，就能够展示该领域研究主题的知识根基，并对研究质量做出进一步评估。根据CNKI期刊数据平台的统计和归纳，以下对三十年间国内有关腐败和反腐败领域研究成果的前十位高被引论文进行统计，具体如表8所示：
可见，高被引论文均为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科学思考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与表7的统计形成了鲜明对比：“高层次”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科研领域把持了较大影响力，而“普及类”研究成果则以其数量优势，在社会领域产生积极价值。进一步观察可知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三个学科：一是经济学研究。如前所述，在所有样本总量中，经济学研究成果只占十分之一，但高影响力的论文却出现在该学科领域内，这说明经济学的学科参与以其科学性和严谨性，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做出了较为深入和客观的分析，由此带来较大影响力，以胡鞍钢、谢平和陆磊等学者为代表。二是法学研究。当前我国腐败和反腐败缺乏足够的制度规约体系，这促使法学研究成果受到学界青睐。如被尊称为“法治三老”之一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其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反腐败的法治化建设作用巨大。其三是与社会现实相关的研究，试图通过研究带来相关领域的发展与进步。诚然，此表对被引频次高的论文统计具有相对性，表8所列出的前十位论文大都是2003年之前的成果，这与其发文到引用的较长时差有一定关联，事实上近几年相关论文，也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引用的。
三、结论与前瞻
对国内1982至2011年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样本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表明，国内学界对该领域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和分析，给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但同时，研究过程仍存在不足：①研究内容和层次需要拓展和加深：三十年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上，其他层次的研究分量过低，且大量研究成果为大众普及型文章，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微观分析和深度探讨。②比较研究有待提升：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对国内经验和发展的探讨，对境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和比较分析相对缺乏，只占样本总量的5.14%。而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应予以强化。③课题研究缺乏实证分析：在全部样本文献中，实证调查成果仅占1.63%，事实上，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与社会发展现实紧密关联，要对其科学研究，就需要学者们对当期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有清晰地把握，进行实践探索。④跨学科综合分析不足：目前研究以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为主，其他学科和方法研究较少，亟需强化。
以史为鉴，笔者认为国内有关腐败与反腐败研究未来应努力做好如下几方面：
（1）强化问题意识，促进腐败与反腐败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既要关注国家反腐倡廉建设的宏观研究，也要善于对具体的腐败案例及其产生根源进行微观分析，既要强化摸索反腐败实践的规律，又要强化对中国式反腐败的理论体系建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地位、作用、路径等进行多方面探讨，努力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体系，为研究本身的科学发展奠定根基。
（2）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拓宽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的视野和关注点。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腐败的特征也不断复杂化，反腐倡廉建设也必然面临许多新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拓展研究内容。不仅要强化对政治腐败和权力腐败的分析，更应对教育腐败、科技腐败、学术腐败等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提高研究内容的切实性、拓宽研究视野。
（3）加强比较分析，合理借鉴境外优秀经验，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在反腐败实践过程中的不同做法，取长补短，当然在进行比较分析时也应注意改进和吸收，如此才能得出科学认识。
（4）创新研究方法，促进腐败和反腐败研究过程的科学化。纯粹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是片面的，要拓宽学术视野，必须将二者进行科学结合和有效创新。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继续坚持从国家体制和方针政策的理论层面上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进行分析，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将研究点集中在腐败行为的本质探讨上，借以归纳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出路，又要积极吸收实证研究的精华，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做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由此提出科学结论。
（5）强化多元参与，促进腐败和反腐败研究发展的多学科化。腐败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各领域的综合性议题，与国家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社会转型密切关联，没有哪一个学科可以单独将其全部囊括和理解，只能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才能不断深究其内在本质。多学科、多视角进行反腐败研究，有利于整体性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促进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化。
（责任编辑：熊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