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种种理论多如繁星，争奇斗艳。不过，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将孩子培养为有生活能力的、幸福的成年人。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
　　不过，近年来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光是幸福还不够，你得更幸福。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满足”变异为“你必须任何时候、各个方面都幸福”。
　　“我是幸福，”格雷琴·鲁宾在畅销书《幸福工程》中写道：“但我还应该更幸福。”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鲁宾也不确定。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有很棒的父母，爱着“高大、黝黑、英俊”的丈夫，生了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有一大帮朋友，在上东区(纽约)买了豪宅，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事业……尽管如此，鲁宾仍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为了消解“忧郁、不安、低落和游移不定的内疚”，她开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行动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不断收拾衣橱。在付出整整一年的努力之后，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幸福反而减少了。”接着她揭示了所谓“成人的奥秘”：“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
　　“幸福如果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很棒的一个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现代很多父母正是不懈地追求着这个目标，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临床实践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他说：当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刚一倒地，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扶起孩子，开始安慰，而此时孩子还没来得及哭呢!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混乱，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明白发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不让他先跟那种挫折感搏斗，他就不会知道受挫是什么感觉，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心中也没有底。这些孩子上大学时，会因为很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波恩说，多数情况下，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远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过早伸出了援手。
　　这也让我想到了自己。儿子四岁时，我的一个朋友死于癌症，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诉儿子。毕竟孩子都不知道她病了。(有一次儿子注意到她总戴着顶头巾，问我她是不是犹太教徒，我胆怯地说：“不是，她就是喜欢头巾。”)我知道他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来说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能撒谎的情况下，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衣，同时知道这层保护衣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为什么”。
　　最终，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他问了很多问题，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总之，用波恩的话说，我对儿子的信任会让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终更有安全感。通过告知他这件事，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而我会站在一旁帮助他。如果不告诉他，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我不认为他可以处理这种不适感。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各种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
　　哈佛大学讲师、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就无法发展“心理上的免疫力”。“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他解释说，“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对攻击作出反应。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失败和斗争。所谓成长，就是学会适应不那么完美的情况，但父母常常代劳，剥夺了孩子对挫折作出即时反应的权利。”
　　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莫吉尔是美国多所大学的顾问。她告诉我，现在“茶杯”式新生越来越多——他们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父母出于好意，在其童年时替他们消化掉了很多忧虑，”莫吉尔评论说，“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
　　“我们希望孩子过着我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个快乐的银行家，快乐的外科医生，”巴里·施瓦兹说。至少对于一部分父母来说，如果孩子在沃尔玛当收银员，他们不会那么高兴，“哪怕孩子脸上每天都挂着笑容”。“他们高兴，但我们不高兴。”施瓦兹说，“尽管我们常说我们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幸福，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们获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该终于何处，孩子的幸福该始于何处，我们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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