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各种公共和私人空间里,我着迷于观察那些形形色色的绿色摆饰植物。出于人类的需求,绿色植物从原本生长的大自然中被抽离出来,变成盆栽,置放到人类活动的各种环境里,成为室内装饰的一部分。
动物和植物都是起源于自然界的生命体。因为“同源”,作为最高等动物的人类和植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亲近和依赖。但许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却又显得疏离——人们在享受着生活中绿色植物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也时常对它们的存在熟视无睹,甚至漠不关心。而仿真植物的使用,更明显地体现了人们功利性的本质——用最低限度的付出,来取得视觉上“舒适”,抑或是心理上的“安慰”。
通过这组照片,我试图探讨这些室内摆饰植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和人类之间的这种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
问:你曾经学习过刑侦摄影,这是一个不怎么为其他人了解的领域。请简单介绍一下这段学习的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你的摄影。
答:我于2001年毕业于上海大学法学院。刑侦摄影是大学里我所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课时为一个学期(半年)。这门课其实就是一个职业培训,主要内容涵盖了从摄影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实践(摄影基础理论,相机操作,暗房操作)一直到偏重于职业应用的关于如何拍摄取证各类犯罪现场的各种痕迹。当时两个同学合用一个相机(记得是海鸥DF为主,还有零星几台尼康FM2),几个乐凯黑白胶卷。最后学期末有一个不算严格甚至还有点欢乐的考试:同学们自由组合成几人一组,拍摄一个自造的任意犯罪类型的案发现场,我记得当时和几个同学在学校外边的荒地里造了一个命案现场,一个同学演尸体蜷缩躺着,我们把周边弄成有点搏斗的杂乱痕迹。但是当时没条件做化妆。各组拍完了把照片冲印出来再印放出来展示。因为胶卷有剩余,我们还互相拍摄了一些生活留念照,也算是给不久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留个念想。这门课是我记得的在法学院这个相对严肃刻板的环境里的一个比较轻松的课程,也是我在摄影这个领域里的最初启蒙。在这之前,我对于摄影是一张白纸。直到差不多十年后我接触了当代摄影的一些理论和不少的作品,也看到国外上世纪拍摄的刑事摄影照片现在看来也是那样的当代——尽管当时的初衷并非如此。但是最有感触的是某一天我在整理东西时候偶然看到了当时拍摄的那些粗粝的黑白作业以及同学的生活照,突然有一种相当朴素而真切的感情涌现出来,那一刻我觉得很多用力“造”出来的东西真的敌不过生活里最本真的部分,那部分才是真的谈得上“深刻”的东西。
问:刑侦摄影在普通人看来,是通过对案件现场和现场物件的记录,拍摄,留下对事件的证据和思考证据的线索。《植物置物》其实是在通过“物”观看人活动的痕迹,来思考人与植物,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对物件观察,拍摄的习惯,是否对你这组作品的构思和拍摄有影响?
答:如前所述,刑侦摄影只是在摄影启蒙上影响了我,但之后并没有和我的作品发生过关系。《植物置物》这组作品是我通过观察和思考得来的,其中的拍摄手法和刑侦摄影也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类似新闻照片,刑侦摄影要求如实记录下犯罪现场勘察中发现的现状和各类痕迹。照片必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并需要满足一些技术上的要素。我的确是想通过“物”观看和思考人类世界与植物的关系,至于客观记录与否并不在我的考量范围之内,况且也没有绝对的客观可言。事实上,在部分植物照片场景中我挪移过一些植物,使之能更符合我的想法。另外在《植物置物》中尽管我尽力去弱化自己的感性成分,但是整组片子还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我的一些主观感情色彩。
问:曾有报道说,在拍摄《植物置物》之前,拍摄玛格南式的照片曾经是你的目标,从拍“人”到拍“物”这样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
答:我大学毕业后有三年时间没有再接触摄影,直到2004年买了一部当时流行的万元级单反尼康D70才又开始回到摄影,成了一名发烧友,这之后经历过器材发烧路。到了2007年我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状态,把关注重点放到片子上来。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混沌的一个状态,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很明白自己不要什么。2007年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北京的摄影师苏里,他是一个在那个阶段对我摄影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本人在法国留学五年,对报道摄影也很有研究。后来的三四年里,对报道摄影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拍摄了“上海地下音乐”、“非典型矿工”、“喀什”等专题。顺理成章,作为报道摄影的殿堂级别的图片社,玛格南这个目标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努力的方向。那也是我那阶段对摄影核心价值的一种理解。
到了2011年,随着在摄影中越陷越深,特别是接触了当代艺术之后,我又想在摄影上有一些新的改变,想更进一步探索自己的能力。正好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所在岗位不方便请长时间的假期,所以只能做一些在上海范围内,步伐所及的项目。相比以往,我的活动范围大大地受到了限制。所以我迫使自己观察生活,关注周围的情况。《植物置物》这组照片是这种观察的结果。植物这种被人为放置装点环境却又处于貌合神离的一种超现实状态令我找到了新的方向。我开始思索这背后的故事,就是这些室内摆设植物于人类而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也是这组照片背后的中心观点,植物存在脱离原本生长语境,被人类“文明”化的现象,这有点像被裹了小脚的女人,都是为了要符合某种人类“文明”的需求而其原有生存方式被改变甚至扭曲的状态。我想通过这组照片来反思这些被人类城市化环境所定义的植物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就是我父亲是个业余的花草爱好者,他为了这个爱好还专门去考了个中级园艺师。我从小就看他伺弄花草,有时也会帮忙和他一起弄。可能这也是我做植物相关作品的潜在影响。
最后,虽然近年来报道摄影和艺术摄影的界限开始模糊融合,但是这两者的本身就是不同的两个系统的东西,放在一起比较或许不怎么恰当。我只能做在某个阶段我的主观认知能够领悟到,并且和那时的客观条件能达到相互平衡统一的东西,不论是以前的报道摄影,还是现在的艺术摄影,或许以后的别的东西,只有在那样的一个平衡点上,我才可能做得舒服顺畅,才可能把作品做得到位。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植物置物》的拍摄?这个系列拍摄了多长时间?
答: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拍摄,到2013年年底拍摄完成。
问:关于“物”的拍摄还有新计划吗?
答:植物主题的这一系列的第二部正在拍摄中,计划今年年底完成。
动物和植物都是起源于自然界的生命体。因为“同源”,作为最高等动物的人类和植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亲近和依赖。但许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却又显得疏离——人们在享受着生活中绿色植物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也时常对它们的存在熟视无睹,甚至漠不关心。而仿真植物的使用,更明显地体现了人们功利性的本质——用最低限度的付出,来取得视觉上“舒适”,抑或是心理上的“安慰”。
通过这组照片,我试图探讨这些室内摆饰植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和人类之间的这种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
问:你曾经学习过刑侦摄影,这是一个不怎么为其他人了解的领域。请简单介绍一下这段学习的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你的摄影。
答:我于2001年毕业于上海大学法学院。刑侦摄影是大学里我所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课时为一个学期(半年)。这门课其实就是一个职业培训,主要内容涵盖了从摄影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实践(摄影基础理论,相机操作,暗房操作)一直到偏重于职业应用的关于如何拍摄取证各类犯罪现场的各种痕迹。当时两个同学合用一个相机(记得是海鸥DF为主,还有零星几台尼康FM2),几个乐凯黑白胶卷。最后学期末有一个不算严格甚至还有点欢乐的考试:同学们自由组合成几人一组,拍摄一个自造的任意犯罪类型的案发现场,我记得当时和几个同学在学校外边的荒地里造了一个命案现场,一个同学演尸体蜷缩躺着,我们把周边弄成有点搏斗的杂乱痕迹。但是当时没条件做化妆。各组拍完了把照片冲印出来再印放出来展示。因为胶卷有剩余,我们还互相拍摄了一些生活留念照,也算是给不久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留个念想。这门课是我记得的在法学院这个相对严肃刻板的环境里的一个比较轻松的课程,也是我在摄影这个领域里的最初启蒙。在这之前,我对于摄影是一张白纸。直到差不多十年后我接触了当代摄影的一些理论和不少的作品,也看到国外上世纪拍摄的刑事摄影照片现在看来也是那样的当代——尽管当时的初衷并非如此。但是最有感触的是某一天我在整理东西时候偶然看到了当时拍摄的那些粗粝的黑白作业以及同学的生活照,突然有一种相当朴素而真切的感情涌现出来,那一刻我觉得很多用力“造”出来的东西真的敌不过生活里最本真的部分,那部分才是真的谈得上“深刻”的东西。
问:刑侦摄影在普通人看来,是通过对案件现场和现场物件的记录,拍摄,留下对事件的证据和思考证据的线索。《植物置物》其实是在通过“物”观看人活动的痕迹,来思考人与植物,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对物件观察,拍摄的习惯,是否对你这组作品的构思和拍摄有影响?
答:如前所述,刑侦摄影只是在摄影启蒙上影响了我,但之后并没有和我的作品发生过关系。《植物置物》这组作品是我通过观察和思考得来的,其中的拍摄手法和刑侦摄影也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类似新闻照片,刑侦摄影要求如实记录下犯罪现场勘察中发现的现状和各类痕迹。照片必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并需要满足一些技术上的要素。我的确是想通过“物”观看和思考人类世界与植物的关系,至于客观记录与否并不在我的考量范围之内,况且也没有绝对的客观可言。事实上,在部分植物照片场景中我挪移过一些植物,使之能更符合我的想法。另外在《植物置物》中尽管我尽力去弱化自己的感性成分,但是整组片子还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我的一些主观感情色彩。
问:曾有报道说,在拍摄《植物置物》之前,拍摄玛格南式的照片曾经是你的目标,从拍“人”到拍“物”这样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
答:我大学毕业后有三年时间没有再接触摄影,直到2004年买了一部当时流行的万元级单反尼康D70才又开始回到摄影,成了一名发烧友,这之后经历过器材发烧路。到了2007年我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状态,把关注重点放到片子上来。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混沌的一个状态,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很明白自己不要什么。2007年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北京的摄影师苏里,他是一个在那个阶段对我摄影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本人在法国留学五年,对报道摄影也很有研究。后来的三四年里,对报道摄影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拍摄了“上海地下音乐”、“非典型矿工”、“喀什”等专题。顺理成章,作为报道摄影的殿堂级别的图片社,玛格南这个目标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努力的方向。那也是我那阶段对摄影核心价值的一种理解。
到了2011年,随着在摄影中越陷越深,特别是接触了当代艺术之后,我又想在摄影上有一些新的改变,想更进一步探索自己的能力。正好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所在岗位不方便请长时间的假期,所以只能做一些在上海范围内,步伐所及的项目。相比以往,我的活动范围大大地受到了限制。所以我迫使自己观察生活,关注周围的情况。《植物置物》这组照片是这种观察的结果。植物这种被人为放置装点环境却又处于貌合神离的一种超现实状态令我找到了新的方向。我开始思索这背后的故事,就是这些室内摆设植物于人类而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也是这组照片背后的中心观点,植物存在脱离原本生长语境,被人类“文明”化的现象,这有点像被裹了小脚的女人,都是为了要符合某种人类“文明”的需求而其原有生存方式被改变甚至扭曲的状态。我想通过这组照片来反思这些被人类城市化环境所定义的植物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就是我父亲是个业余的花草爱好者,他为了这个爱好还专门去考了个中级园艺师。我从小就看他伺弄花草,有时也会帮忙和他一起弄。可能这也是我做植物相关作品的潜在影响。
最后,虽然近年来报道摄影和艺术摄影的界限开始模糊融合,但是这两者的本身就是不同的两个系统的东西,放在一起比较或许不怎么恰当。我只能做在某个阶段我的主观认知能够领悟到,并且和那时的客观条件能达到相互平衡统一的东西,不论是以前的报道摄影,还是现在的艺术摄影,或许以后的别的东西,只有在那样的一个平衡点上,我才可能做得舒服顺畅,才可能把作品做得到位。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植物置物》的拍摄?这个系列拍摄了多长时间?
答: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拍摄,到2013年年底拍摄完成。
问:关于“物”的拍摄还有新计划吗?
答:植物主题的这一系列的第二部正在拍摄中,计划今年年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