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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灼见
《韩熙载夜宴图》,这是一卷迄今还保存得相当完好的古代名画,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韩熙载夜宴图》究竟是不是五代十国时候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作品?其说不一,主要有三种说法,我更相信沈从文教授的第三种说法。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辞典》,在九百八十七页《韩熙载夜宴图》条目下,仍然论定这一画卷是:
我国著名绢本画卷,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绘,高二十七点八厘米,长三百三十五点五厘米。顾闳中,江南人,元宗、后主时任待诏,擅画人物。《夜宴图》乃其存世名作,绘写南唐中书侍郎韩熙戴夜宴宾客作乐情况。全卷右起,分听琴、观舞、休憩、赏乐、调笑五段,画面用色浓重,结构别致,有“云断山连”之趣。细节描写尤见工致,诸如衣冠文物制度,以至樽俎灯烛、幔帐乐器等写照,无不为史学家考据提供形象化资料。
《韩熙载夜宴图》在我国多种文化史、美术史、绘画史著作中,都论定它是五代十国时候南唐顾闳中的作品,这第一种说法,好像已经是板上钉钉。这种论断不只由来已久,还有人编出故事来,说是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要参考极能享乐的中书侍郎韩熙载的享乐方式,让顾宏中去参加韩熙载的这一次夜宴,事后画给他看,于是有了《韩熙载夜宴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绘画史图录》第六十二页,录《韩熙载夜宴图》,图下的“注”为:“(宋摹本)”,说明中提到“无款印,相传为顾闳中之笔”。这是有所存疑,留了余地的第二种说法。
近日整理已故友人的信札,当整理到沈从文的来信时,一时记起他的第三种完全不同的见解。
那是1979年冬天,我和已故诗人散文家易征、现在担任香港香江出版公司总编辑的林振名,这两位参与花城出版社建社的老编辑,从广州到北京专程去拜访沈从文教授,和他商量由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沈从文文集》的事情。那时候我主持花城出版社的1980年开年建社事宜,出版十二卷本《郁达夫文集》和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是花城出版社开张的两曲“重头戏”。
我们为出版这两种当时还属于敏感选题的文集,事先请教过当时担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按照他的指点,再去请教过胡愈之、夏衍两位老前辈,以后才和沈从老约相见。那时候,沈从文老还住在东城小羊宜宾胡同。我们登门拜访这天,一大早就下起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气温降至摄氏零下八度。我们从广州来,穿的衣服单薄,唏唏瑟瑟如约准时来到沈从老家门,由老人让到里间那个名为“窄而霉小斋”的书房兼客厅,围着炉火烧得旺旺的小火炉,团团而坐。也是前辈的沈夫人张兆和,给我们每人斟上一杯热茶,这就抓紧时间开始了我们的围炉饮茶清话。
关于编辑出版《沈从文文集》的事,虽然很有“意思”,期间我曾接到中共广东省委文教书记指示停止出版,但是我相信那是给高高的上头看的,我不执行他也不理……不过这离本文题远了,不去说它。另外的事,倒有两件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一件,是小火炉上那把铁皮水壶,轻声地哼着动听的歌儿。我知道日本人茶道用的铁皮水壶,壶底经过特别处置,据说能发出一种曲调,使人感觉好像能听到乌云笼罩下瀑布的回声;或者远处海浪撞击岩岸的声音;或者风雨飘洒在竹林里的声音,或者远处松林的松涛声。沈从老家里的这把铁皮壶,哼的却是一种安乐欢快的曲调,很好听。
再一件,便是关于《韩熙载夜宴图》。话头的引起是:新年将至,有朋友给沈从老家送来一个当时最流行的长三开古曲挂历,挂历的封面选印的是《韩熙载夜宴图》局部。我从墙上摘下这个挂历,翻看了一会儿,随便问了沈从老一句:“沈老,听说您对有的古画的年代断定有些异议。您看论定《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十国时候南唐顾闳中的作品,这靠不靠得住?”
老人摇摇头,摆摆手说:“靠不住,靠不住,这画根本不是五代十国南唐时候的画。”
我有意继续往下引沈从老的话,又说:“可是,把《韩熙载夜宴图》论定为五代十国时候南唐顾闳中的作品,似乎已经是国家有关权威部门的多年定论。”
沈从老从我手里要过挂历,指点着,莞尔一笑说:“断定一幅古画的年代,不能光从纸张、印章、题款、装裱等方面去判断。现在的人,不是也能找到乾隆玉版宣,那时候的墨,用来写现在的字!清代的人不会有挂毛泽东像章、戴‘红卫兵’臂章、手捧‘小红书’的吧?论定一帧古画的创作年代,最根本的还是要认真研究画面的内容……”
说着,他让我们注意:画面上包括韩熙载(公元970—972年)在内的官员,都穿绿色的衣服,这是北宋初年的诏令所规定的:“南唐降官一例服绿。”又指给我们看:画面上的闲人多作“叉手示敬”的姿势,这也是宋代的制度,不是五代十国南唐时候的制度。他认为:无须再多说什么,仅从他指出的这两项,就已经可以断定:《韩熙载夜宴图》是宋初南唐入降以后的人所作。
他还顺便指出,印在12月份那副古画,从“画服制度”的不符,也可以看出标定的作画年代同样靠不住。
我很叹服沈从老的真知灼见。“灼”,《国语·鲁语下》说:“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史记·龟策列传》更说:“征丝灼之”,会更灵验。我看还是要肚子里真正有“料”,不然再拿什么来“灼”,怕是也没有用。“灼见”来源于“真知”,有真知始有灼见。大家知道,沈从老是研究我国古代服装史、古代“车服制度”最有成就的大学者,那时候他的皇皇巨著《中国历代服装史》正在香港加紧印制。现行各种语文辞典在注“灼见”这个词的时候,每每都引用清代学者江藩的一句话:“……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沈从老的见解,便是既不“骑墙”,也不“依违”。
这件事,在当时,本来是说过尽可以放过的事。不意易征兄回到广州,写了一篇题为《踏雪初访沈从文》的散文,投到香港的《海洋文艺》月刊上发表出来,却是好心没得好报,把记在沈从老名下的两件事,都给弄错了!特别是关于《韩熙载夜宴图》的议论,竟然全给弄反了!
沈从老听说挺着急,希望能尽快得到机会更正,于是用红格毛边纸、以毛笔作章草蝇头小字,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谈及《韩熙载夜宴图》的一段是:
……谈画事,实系说的是《夜宴图》中等级无事作闲人,多作“叉手示敬”状,和尚也如此,应属宋代制度,非南唐时等。具实照淳化二年诏令,有“南唐降官一例服绿”语。此画中人即一例服绿,更可知必宋初入降后人所作也。来得及更正,免得成笑话,感甚……
我赶快写信给当时《海洋文艺》的编辑香港作家潘耀明,请他务必在《海洋文艺》上及时给更正过来,并把那一期《海洋文艺》寄给沈从老。
处事一向认真的沈从老看到,这才放下心了来。
易征兄在另一处不慎造成的另一档关系到沈从老的差错,非三句两句可谈得清楚,另外再谈。
沈从文也是书法家
许多人都知道沈从文是一位杰出的大作家、杰出的教授和报人,是一位杰出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的大专家。可是,知道他同是一位书法家的,恐怕就不是“许多”了。
1918年,十五岁的小学生沈从文参加湘西土著部队,做了上士司书、书记之类。开始,在沅江流域和川东漂泊。二十岁换上长衫去北平,不出数年工夫成为亮相很高的作家、报人、教授。后来因为某位大人物的一句欠妥当的攻击之言,使得他不再写小说、当教授、做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后,一直在文博机构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轰动海内外。沈从文的一生工作经历多变,终生酷爱书法却始终没有变。
少年沈从文,闲住在一位时任湘西保靖驻军某部司书的表兄家里,闲极无聊,常跟着表兄去帮忙抄抄写写。一天被参谋处的熊高参看见,觉得沈从文的书法很是不错,于是问道:“你是什么名义?”沈从文以为是自己惹了麻烦,怯怯地说:“我没有名义,我是跟表兄来这儿玩的,帮他们忙抄写这个文件。”熊高参当即指示书记官:“把他的名字开上去!”熊高参的这一句话,使沈从文当上了月薪四块大洋的上士司书。就因为字写得好,很快又升任月薪六块大洋的上士书记。这时候沈从文才发现:原来字写得好,竟然也会大有风光!于是更加下大力气练字,他把薪水尽最大可能地节省下来,五个月中陆续买了十七块大洋的字帖,晚上,别人都上床睡觉了,他深夜还在煤油灯下一丝不苟地临帖。后来他开始正正经经用《曹娥碑》的字体誊录公文,一时更是以字写得好名声在外。这些时候,沈从文做了月薪九块大洋的机要收发。部队调往川东,上路前要轻装,他宁肯把仅有的两床棉絮送人,只留下一件旧棉袄、一套旧夹衣裤、一套旧单衣裤、一双袜子、一双鞋、一条手巾,却高低不舍得丢弃那一本六块大洋买的《云麾碑》、一本五块大洋买的褚遂良《圣教序》、一本也是五块大洋买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和一本两块大洋买的王羲之《兰亭序》。
部队从湘西来到川东,司令部驻在龙潭。新到一个地方,大小部队、一干设施、门前的新牌子都由沈从文用虞世南字体一手写成,端端正正,中规中矩。他还在自己住房的墙壁上贴了多幅自己的各体书法,在最显眼处贴有一个小条幅,写的是:
胜过钟王,
压倒曾李!
钟,指魏钟繇;王,指晋王羲之;曾,指当时名书法家曾农髯;李,指当时名书法家李梅庵,可见沈从文的抱负不小!
部队从川东再回到湘西,沈从文被调给一位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统领官做书记,这人家里有五个大楠木橱柜,装着百来轴宋、元、明、清古画;几十件青铜器和古瓷器;一大批碑帖,另有十箱散书和一部完整的《四部丛刊》,这些东西也交由沈从文管理。统领官用到哪一部书的哪一段,沈从文就得赶快恭笔抄录呈上。沈从文抓紧时间,充分利用这种难得的条件,进一步苦练书法,使得自己的书法艺术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沈从文的故乡凤凰,本来以出武将出名,可是也出过一位内阁总理熊希龄。1921年,熊希龄为他一位殉职的年轻部属立碑,那碑文也是特请那年十九岁的沈从文给写的。1987年,怀化博物馆拿了一份这碑的拓片给大画家黄永玉看,黄永玉拿给著名书法家黄苗子看,黄苗子的评价是:“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天才!”
1929年10月,大作家施蜇存结婚,这年二十七岁的沈从文,写了一帧横额致贺,写的是:“多福多寿多男女”,落款为“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同贺”。施蜇存后来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中说,那时候沈从文的书法就“已是很有功夫的章草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沈从文曾经用心临过索靖写的章草史孝山《出师表》送给了周定一,周定一说:“笔意恣肆,古朴苍劲。”
这些,我都没见过,仅见于有关文字记载,不去多引。
沈从老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书法作品,我就有收藏了,按字数,更是可以千字计。
1979年冬,我受命领导组建花城出版社,准备开年挂牌第一批选题,其中就有去北京和沈从老商量编辑出版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去黄永玉教授家串门的时候,他提醒我说:“到时候记住向沈从文要幅字,他的书法好极了。”我当然不会忘。但是来去匆匆,大冷的天,沈从老没法儿现写给我,就把1977年写的一帧条幅,加上款送给了我。条幅为高丽纸本,打了朱丝格,录古诗,共约四百字,原有的落款和小跋是:
从文习字丙辰夏时年七十进五于北京窄而霉小斋乱稿堆中
送给我的时候,新加的题款是:
苏晨兄教正弟沈从文时年七十七
其实我比沈从老小二十八岁,他称我“兄”,出于所谓“忘年交”的客气,当不得真。
过了年已是八十年代,沈从老还真的另给我写了一帧寄到广州,也是条幅,约三百多字,仍是章草。后尾有一则小跋是:
苏晨兄正经年不用笔手生笔涩试书唐诗数首如于退潮后在螺丝泥沙中行动不免有寸步难行感也从文习字时年七十进八于首都新窄而霉斋中
1982年11月,沈从老再给我写了一部厚厚的八开锦装大册页,录自作诗多首,章草,有格,最后一开有长跋……这事留待以后再说。
这时候沈从老的书法又是怎样的?1981年,他的老友蹇先艾教授得到他一帧条幅后,在《回忆老友沈从文》一文中谈到沈从老的书法是这样说的:
他的一手章草,写得相当有功力,在老、中、青作家中都是少有的。不仅作家们喜爱,连我认识的几位名书法家也很赞赏,认为难得。
沈从老的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将在香港出版的前夕,沈从老和夫人张兆和来广州看清样,做客寒舍。我知道中山大学容庚教授、商承祚教授都是沈从老的好朋友,打电话请他们二位也来寒舍一起相见。容庚、商承祚两位著名书法家先到,见我书房墙上挂的沈从老书法立轴,也是一再称赞沈从老的书法:“好极了!好极了!”
沈从文的《双溪诗草》手稿
本文开篇“沈从文的灼见”一节中最后提到:“易征兄在另一处不慎造成的另一档关系到沈从老的差错,非三句两句可谈得清楚,另外再谈。”现在该谈谈了。
那是那一次到沈从老家,临告别的时候,我问他:“沈从老,有没有什么现成的作品,可以给我们出版社的大型文学期刊《花城》发表?”沈从老想了想说:“哪有什么像样儿的作品。有一组《双溪诗草》,你们可以看看能不能用?”沈从老的夫人张兆和却对着他摇摇头说:“我看别发了……”
沈从老找出诗稿,递给我。我接过来看看,能发,随手交给了《花城》的编辑部主任易征。沈从老可能是因为听了夫人的话,又要回去看一遍,用铅笔修改了几处,再交给我。
可惜的是,《花城》在刊出《双溪诗草》的时候,弄出了差错:有错字,有漏排。我在签付印的时候,也没有核对原稿,都有责任。于是由我写信向沈从老道歉,告诉他会更正。
沈从老复信给我说:
苏晨兄:
……拙诗如兄所指,实七○年在双溪时所作,后曾附一短短题记,系《双溪诗草》之一。记得把此诗并其他拙作寄家乡时,二家兄作古入土正“满七”,家中大嫂子正上坟,因作为悼诗焚之于坟前也。又,(苏按:指《喜新晴》)第四行“俗谓喜离群”、第一行“岁末客心生”,二字(苏按:指“谓”、“心”二字)误排。末后一行前,本来还有十字:“亲故远分离,天涯共此星。”……
弟沈从文
沈老来信中一头、一尾所谈别的事情都略去。他的《双溪诗草》,读者可以去看他的手稿或释文,也无需我多言。
《喜新晴》,这是沈从老七十岁生日之作,诗中有他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过后,举国上下一片拨乱反正新气象的由衷喜悦,也有他对自己几十年来艰难坎坷、跌跌撞撞的无限感慨。而面对拨乱反正后的伟大祖国和意气风发的人民,他还是决定要“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拟咏怀诗》叙述了他“浮沉半世纪,生存近偶然”的感受、体会和信念。他深信“日月长经天,大道默无言”。如:“洛阳古名都,双阙入青云,朱门金兽环,王侯第宅新……”可是“物换星移后”,却是司马光只有三间茅草房的独乐园“独乐特著闻”。为什么?他认为这是因为独乐园的“不因花木好,相许还在人”。所以他面对未来的信念也还是:“尺碧非吾宝,寸阴宜少争”,他仍然要抓紧时间尽可能为祖国和人民多作些贡献。
在《喜新晴》一诗的小跋中,沈老谈到,他半个世纪以来在各方面都多得云六、真一两位兄长的支持、鼓励,“始能取得尺寸进展”。而在作这首诗的当天,他收到二儿子沈虎雏从四川写给他的信,才知道“二兄故去已经月”。后来沈老在写给我的信中又谈到,《双溪诗草》等曾作为悼亡诗,由他大嫂焚烧在他两位哥哥的坟前。沈老没有提也有焚烧在他弟弟沈荃的坟前,那是因为1980年10月的时候,还不方便提。
沈老故里湘西凤凰竿镇,本来以多出武将闻名于世。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左宗棠麾下的湘军中,“竿军”威风得很。当年的竿镇青年,二十岁左右就同时被授予提督这样高级军衔的,也有四位,沈老的爷爷沈洪富是四位中的一位,这位少年将军更是二十六岁就做了贵州提督。沈老的父亲“最没有出息”,可也是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大沽失守、提督自尽殉国那场血战中,幸存的一员阵前裨将,后来二十二岁获上校军衔。沈老的弟弟沈荃,本是抗日战争中一员英勇善战卓有功勋的虎将,二十岁出头获上校军衔,四十年代已经是中将军衔。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沈荃先是高低不肯再领兵作战,被调到国防部,心里也还是不自在。后来坚决要求解甲归田,回到了故里凤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因为沈荃思想进步,开始还曾被安排为政协委员之类。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毛主席的红卫兵”、“造反派”本着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打倒一切,竟无端地把沈荃给拉到河滩上枪毙了!
那天,沈荃自己带了一条毯子去,在河滩上铺好,站到毯子边上,觉得很难理解地看着执行枪毙他的人说:“没想到你们共产党怎么会是这样的!”然后,指了指前额说:“你们往这里打!往这里打!”也许是他不愿意让这样的疑云在脑子里缠绕?
枪声响过,沈荃倒在毯子上……他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身经百战,没有倒在日本法西斯的枪口下,却是这样的死于非命!
不错,经过拨乱反正,沈荃得到了平反。可是,他已经是坟包里一架白骨!
当然,得到平反还是好事。不然,在我们中国,怎么会有亿万人民,不管怎么样都还是那样无比深情地怀念着,在我们民族的几千年历史上主持了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最记得当他逝世的时候,每天有四千人不顾一切自发地到他家去吊唁。在人民大会堂开追悼会的时候,有数十万人自发地聚集在正门前的天安门广场上,苦苦等了一夜,为了在追悼会开始时合着哀乐高唱《国际歌》。追悼会提前结束,灵柩避开等在正门前的数十万人,临时改从西南门出,灵车的行径也临时改变了路线。可是从天安门到八宝山,三十里长街两旁的自行车道、人行道、楼群内外,甚至中国工艺美术馆建筑工地的脚手架和升降机上还是站满了为真正和他们心贴心的伟大共产党人、一代中共中央的英明的总书记胡耀邦送行的人们!
《韩熙载夜宴图》,这是一卷迄今还保存得相当完好的古代名画,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韩熙载夜宴图》究竟是不是五代十国时候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作品?其说不一,主要有三种说法,我更相信沈从文教授的第三种说法。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辞典》,在九百八十七页《韩熙载夜宴图》条目下,仍然论定这一画卷是:
我国著名绢本画卷,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绘,高二十七点八厘米,长三百三十五点五厘米。顾闳中,江南人,元宗、后主时任待诏,擅画人物。《夜宴图》乃其存世名作,绘写南唐中书侍郎韩熙戴夜宴宾客作乐情况。全卷右起,分听琴、观舞、休憩、赏乐、调笑五段,画面用色浓重,结构别致,有“云断山连”之趣。细节描写尤见工致,诸如衣冠文物制度,以至樽俎灯烛、幔帐乐器等写照,无不为史学家考据提供形象化资料。
《韩熙载夜宴图》在我国多种文化史、美术史、绘画史著作中,都论定它是五代十国时候南唐顾闳中的作品,这第一种说法,好像已经是板上钉钉。这种论断不只由来已久,还有人编出故事来,说是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要参考极能享乐的中书侍郎韩熙载的享乐方式,让顾宏中去参加韩熙载的这一次夜宴,事后画给他看,于是有了《韩熙载夜宴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绘画史图录》第六十二页,录《韩熙载夜宴图》,图下的“注”为:“(宋摹本)”,说明中提到“无款印,相传为顾闳中之笔”。这是有所存疑,留了余地的第二种说法。
近日整理已故友人的信札,当整理到沈从文的来信时,一时记起他的第三种完全不同的见解。
那是1979年冬天,我和已故诗人散文家易征、现在担任香港香江出版公司总编辑的林振名,这两位参与花城出版社建社的老编辑,从广州到北京专程去拜访沈从文教授,和他商量由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沈从文文集》的事情。那时候我主持花城出版社的1980年开年建社事宜,出版十二卷本《郁达夫文集》和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是花城出版社开张的两曲“重头戏”。
我们为出版这两种当时还属于敏感选题的文集,事先请教过当时担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按照他的指点,再去请教过胡愈之、夏衍两位老前辈,以后才和沈从老约相见。那时候,沈从文老还住在东城小羊宜宾胡同。我们登门拜访这天,一大早就下起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气温降至摄氏零下八度。我们从广州来,穿的衣服单薄,唏唏瑟瑟如约准时来到沈从老家门,由老人让到里间那个名为“窄而霉小斋”的书房兼客厅,围着炉火烧得旺旺的小火炉,团团而坐。也是前辈的沈夫人张兆和,给我们每人斟上一杯热茶,这就抓紧时间开始了我们的围炉饮茶清话。
关于编辑出版《沈从文文集》的事,虽然很有“意思”,期间我曾接到中共广东省委文教书记指示停止出版,但是我相信那是给高高的上头看的,我不执行他也不理……不过这离本文题远了,不去说它。另外的事,倒有两件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一件,是小火炉上那把铁皮水壶,轻声地哼着动听的歌儿。我知道日本人茶道用的铁皮水壶,壶底经过特别处置,据说能发出一种曲调,使人感觉好像能听到乌云笼罩下瀑布的回声;或者远处海浪撞击岩岸的声音;或者风雨飘洒在竹林里的声音,或者远处松林的松涛声。沈从老家里的这把铁皮壶,哼的却是一种安乐欢快的曲调,很好听。
再一件,便是关于《韩熙载夜宴图》。话头的引起是:新年将至,有朋友给沈从老家送来一个当时最流行的长三开古曲挂历,挂历的封面选印的是《韩熙载夜宴图》局部。我从墙上摘下这个挂历,翻看了一会儿,随便问了沈从老一句:“沈老,听说您对有的古画的年代断定有些异议。您看论定《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十国时候南唐顾闳中的作品,这靠不靠得住?”
老人摇摇头,摆摆手说:“靠不住,靠不住,这画根本不是五代十国南唐时候的画。”
我有意继续往下引沈从老的话,又说:“可是,把《韩熙载夜宴图》论定为五代十国时候南唐顾闳中的作品,似乎已经是国家有关权威部门的多年定论。”
沈从老从我手里要过挂历,指点着,莞尔一笑说:“断定一幅古画的年代,不能光从纸张、印章、题款、装裱等方面去判断。现在的人,不是也能找到乾隆玉版宣,那时候的墨,用来写现在的字!清代的人不会有挂毛泽东像章、戴‘红卫兵’臂章、手捧‘小红书’的吧?论定一帧古画的创作年代,最根本的还是要认真研究画面的内容……”
说着,他让我们注意:画面上包括韩熙载(公元970—972年)在内的官员,都穿绿色的衣服,这是北宋初年的诏令所规定的:“南唐降官一例服绿。”又指给我们看:画面上的闲人多作“叉手示敬”的姿势,这也是宋代的制度,不是五代十国南唐时候的制度。他认为:无须再多说什么,仅从他指出的这两项,就已经可以断定:《韩熙载夜宴图》是宋初南唐入降以后的人所作。
他还顺便指出,印在12月份那副古画,从“画服制度”的不符,也可以看出标定的作画年代同样靠不住。
我很叹服沈从老的真知灼见。“灼”,《国语·鲁语下》说:“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史记·龟策列传》更说:“征丝灼之”,会更灵验。我看还是要肚子里真正有“料”,不然再拿什么来“灼”,怕是也没有用。“灼见”来源于“真知”,有真知始有灼见。大家知道,沈从老是研究我国古代服装史、古代“车服制度”最有成就的大学者,那时候他的皇皇巨著《中国历代服装史》正在香港加紧印制。现行各种语文辞典在注“灼见”这个词的时候,每每都引用清代学者江藩的一句话:“……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沈从老的见解,便是既不“骑墙”,也不“依违”。
这件事,在当时,本来是说过尽可以放过的事。不意易征兄回到广州,写了一篇题为《踏雪初访沈从文》的散文,投到香港的《海洋文艺》月刊上发表出来,却是好心没得好报,把记在沈从老名下的两件事,都给弄错了!特别是关于《韩熙载夜宴图》的议论,竟然全给弄反了!
沈从老听说挺着急,希望能尽快得到机会更正,于是用红格毛边纸、以毛笔作章草蝇头小字,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谈及《韩熙载夜宴图》的一段是:
……谈画事,实系说的是《夜宴图》中等级无事作闲人,多作“叉手示敬”状,和尚也如此,应属宋代制度,非南唐时等。具实照淳化二年诏令,有“南唐降官一例服绿”语。此画中人即一例服绿,更可知必宋初入降后人所作也。来得及更正,免得成笑话,感甚……
我赶快写信给当时《海洋文艺》的编辑香港作家潘耀明,请他务必在《海洋文艺》上及时给更正过来,并把那一期《海洋文艺》寄给沈从老。
处事一向认真的沈从老看到,这才放下心了来。
易征兄在另一处不慎造成的另一档关系到沈从老的差错,非三句两句可谈得清楚,另外再谈。
沈从文也是书法家
许多人都知道沈从文是一位杰出的大作家、杰出的教授和报人,是一位杰出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的大专家。可是,知道他同是一位书法家的,恐怕就不是“许多”了。
1918年,十五岁的小学生沈从文参加湘西土著部队,做了上士司书、书记之类。开始,在沅江流域和川东漂泊。二十岁换上长衫去北平,不出数年工夫成为亮相很高的作家、报人、教授。后来因为某位大人物的一句欠妥当的攻击之言,使得他不再写小说、当教授、做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后,一直在文博机构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轰动海内外。沈从文的一生工作经历多变,终生酷爱书法却始终没有变。
少年沈从文,闲住在一位时任湘西保靖驻军某部司书的表兄家里,闲极无聊,常跟着表兄去帮忙抄抄写写。一天被参谋处的熊高参看见,觉得沈从文的书法很是不错,于是问道:“你是什么名义?”沈从文以为是自己惹了麻烦,怯怯地说:“我没有名义,我是跟表兄来这儿玩的,帮他们忙抄写这个文件。”熊高参当即指示书记官:“把他的名字开上去!”熊高参的这一句话,使沈从文当上了月薪四块大洋的上士司书。就因为字写得好,很快又升任月薪六块大洋的上士书记。这时候沈从文才发现:原来字写得好,竟然也会大有风光!于是更加下大力气练字,他把薪水尽最大可能地节省下来,五个月中陆续买了十七块大洋的字帖,晚上,别人都上床睡觉了,他深夜还在煤油灯下一丝不苟地临帖。后来他开始正正经经用《曹娥碑》的字体誊录公文,一时更是以字写得好名声在外。这些时候,沈从文做了月薪九块大洋的机要收发。部队调往川东,上路前要轻装,他宁肯把仅有的两床棉絮送人,只留下一件旧棉袄、一套旧夹衣裤、一套旧单衣裤、一双袜子、一双鞋、一条手巾,却高低不舍得丢弃那一本六块大洋买的《云麾碑》、一本五块大洋买的褚遂良《圣教序》、一本也是五块大洋买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和一本两块大洋买的王羲之《兰亭序》。
部队从湘西来到川东,司令部驻在龙潭。新到一个地方,大小部队、一干设施、门前的新牌子都由沈从文用虞世南字体一手写成,端端正正,中规中矩。他还在自己住房的墙壁上贴了多幅自己的各体书法,在最显眼处贴有一个小条幅,写的是:
胜过钟王,
压倒曾李!
钟,指魏钟繇;王,指晋王羲之;曾,指当时名书法家曾农髯;李,指当时名书法家李梅庵,可见沈从文的抱负不小!
部队从川东再回到湘西,沈从文被调给一位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统领官做书记,这人家里有五个大楠木橱柜,装着百来轴宋、元、明、清古画;几十件青铜器和古瓷器;一大批碑帖,另有十箱散书和一部完整的《四部丛刊》,这些东西也交由沈从文管理。统领官用到哪一部书的哪一段,沈从文就得赶快恭笔抄录呈上。沈从文抓紧时间,充分利用这种难得的条件,进一步苦练书法,使得自己的书法艺术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沈从文的故乡凤凰,本来以出武将出名,可是也出过一位内阁总理熊希龄。1921年,熊希龄为他一位殉职的年轻部属立碑,那碑文也是特请那年十九岁的沈从文给写的。1987年,怀化博物馆拿了一份这碑的拓片给大画家黄永玉看,黄永玉拿给著名书法家黄苗子看,黄苗子的评价是:“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天才!”
1929年10月,大作家施蜇存结婚,这年二十七岁的沈从文,写了一帧横额致贺,写的是:“多福多寿多男女”,落款为“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同贺”。施蜇存后来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中说,那时候沈从文的书法就“已是很有功夫的章草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沈从文曾经用心临过索靖写的章草史孝山《出师表》送给了周定一,周定一说:“笔意恣肆,古朴苍劲。”
这些,我都没见过,仅见于有关文字记载,不去多引。
沈从老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书法作品,我就有收藏了,按字数,更是可以千字计。
1979年冬,我受命领导组建花城出版社,准备开年挂牌第一批选题,其中就有去北京和沈从老商量编辑出版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去黄永玉教授家串门的时候,他提醒我说:“到时候记住向沈从文要幅字,他的书法好极了。”我当然不会忘。但是来去匆匆,大冷的天,沈从老没法儿现写给我,就把1977年写的一帧条幅,加上款送给了我。条幅为高丽纸本,打了朱丝格,录古诗,共约四百字,原有的落款和小跋是:
从文习字丙辰夏时年七十进五于北京窄而霉小斋乱稿堆中
送给我的时候,新加的题款是:
苏晨兄教正弟沈从文时年七十七
其实我比沈从老小二十八岁,他称我“兄”,出于所谓“忘年交”的客气,当不得真。
过了年已是八十年代,沈从老还真的另给我写了一帧寄到广州,也是条幅,约三百多字,仍是章草。后尾有一则小跋是:
苏晨兄正经年不用笔手生笔涩试书唐诗数首如于退潮后在螺丝泥沙中行动不免有寸步难行感也从文习字时年七十进八于首都新窄而霉斋中
1982年11月,沈从老再给我写了一部厚厚的八开锦装大册页,录自作诗多首,章草,有格,最后一开有长跋……这事留待以后再说。
这时候沈从老的书法又是怎样的?1981年,他的老友蹇先艾教授得到他一帧条幅后,在《回忆老友沈从文》一文中谈到沈从老的书法是这样说的:
他的一手章草,写得相当有功力,在老、中、青作家中都是少有的。不仅作家们喜爱,连我认识的几位名书法家也很赞赏,认为难得。
沈从老的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将在香港出版的前夕,沈从老和夫人张兆和来广州看清样,做客寒舍。我知道中山大学容庚教授、商承祚教授都是沈从老的好朋友,打电话请他们二位也来寒舍一起相见。容庚、商承祚两位著名书法家先到,见我书房墙上挂的沈从老书法立轴,也是一再称赞沈从老的书法:“好极了!好极了!”
沈从文的《双溪诗草》手稿
本文开篇“沈从文的灼见”一节中最后提到:“易征兄在另一处不慎造成的另一档关系到沈从老的差错,非三句两句可谈得清楚,另外再谈。”现在该谈谈了。
那是那一次到沈从老家,临告别的时候,我问他:“沈从老,有没有什么现成的作品,可以给我们出版社的大型文学期刊《花城》发表?”沈从老想了想说:“哪有什么像样儿的作品。有一组《双溪诗草》,你们可以看看能不能用?”沈从老的夫人张兆和却对着他摇摇头说:“我看别发了……”
沈从老找出诗稿,递给我。我接过来看看,能发,随手交给了《花城》的编辑部主任易征。沈从老可能是因为听了夫人的话,又要回去看一遍,用铅笔修改了几处,再交给我。
可惜的是,《花城》在刊出《双溪诗草》的时候,弄出了差错:有错字,有漏排。我在签付印的时候,也没有核对原稿,都有责任。于是由我写信向沈从老道歉,告诉他会更正。
沈从老复信给我说:
苏晨兄:
……拙诗如兄所指,实七○年在双溪时所作,后曾附一短短题记,系《双溪诗草》之一。记得把此诗并其他拙作寄家乡时,二家兄作古入土正“满七”,家中大嫂子正上坟,因作为悼诗焚之于坟前也。又,(苏按:指《喜新晴》)第四行“俗谓喜离群”、第一行“岁末客心生”,二字(苏按:指“谓”、“心”二字)误排。末后一行前,本来还有十字:“亲故远分离,天涯共此星。”……
弟沈从文
沈老来信中一头、一尾所谈别的事情都略去。他的《双溪诗草》,读者可以去看他的手稿或释文,也无需我多言。
《喜新晴》,这是沈从老七十岁生日之作,诗中有他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过后,举国上下一片拨乱反正新气象的由衷喜悦,也有他对自己几十年来艰难坎坷、跌跌撞撞的无限感慨。而面对拨乱反正后的伟大祖国和意气风发的人民,他还是决定要“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拟咏怀诗》叙述了他“浮沉半世纪,生存近偶然”的感受、体会和信念。他深信“日月长经天,大道默无言”。如:“洛阳古名都,双阙入青云,朱门金兽环,王侯第宅新……”可是“物换星移后”,却是司马光只有三间茅草房的独乐园“独乐特著闻”。为什么?他认为这是因为独乐园的“不因花木好,相许还在人”。所以他面对未来的信念也还是:“尺碧非吾宝,寸阴宜少争”,他仍然要抓紧时间尽可能为祖国和人民多作些贡献。
在《喜新晴》一诗的小跋中,沈老谈到,他半个世纪以来在各方面都多得云六、真一两位兄长的支持、鼓励,“始能取得尺寸进展”。而在作这首诗的当天,他收到二儿子沈虎雏从四川写给他的信,才知道“二兄故去已经月”。后来沈老在写给我的信中又谈到,《双溪诗草》等曾作为悼亡诗,由他大嫂焚烧在他两位哥哥的坟前。沈老没有提也有焚烧在他弟弟沈荃的坟前,那是因为1980年10月的时候,还不方便提。
沈老故里湘西凤凰竿镇,本来以多出武将闻名于世。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左宗棠麾下的湘军中,“竿军”威风得很。当年的竿镇青年,二十岁左右就同时被授予提督这样高级军衔的,也有四位,沈老的爷爷沈洪富是四位中的一位,这位少年将军更是二十六岁就做了贵州提督。沈老的父亲“最没有出息”,可也是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大沽失守、提督自尽殉国那场血战中,幸存的一员阵前裨将,后来二十二岁获上校军衔。沈老的弟弟沈荃,本是抗日战争中一员英勇善战卓有功勋的虎将,二十岁出头获上校军衔,四十年代已经是中将军衔。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沈荃先是高低不肯再领兵作战,被调到国防部,心里也还是不自在。后来坚决要求解甲归田,回到了故里凤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因为沈荃思想进步,开始还曾被安排为政协委员之类。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毛主席的红卫兵”、“造反派”本着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打倒一切,竟无端地把沈荃给拉到河滩上枪毙了!
那天,沈荃自己带了一条毯子去,在河滩上铺好,站到毯子边上,觉得很难理解地看着执行枪毙他的人说:“没想到你们共产党怎么会是这样的!”然后,指了指前额说:“你们往这里打!往这里打!”也许是他不愿意让这样的疑云在脑子里缠绕?
枪声响过,沈荃倒在毯子上……他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身经百战,没有倒在日本法西斯的枪口下,却是这样的死于非命!
不错,经过拨乱反正,沈荃得到了平反。可是,他已经是坟包里一架白骨!
当然,得到平反还是好事。不然,在我们中国,怎么会有亿万人民,不管怎么样都还是那样无比深情地怀念着,在我们民族的几千年历史上主持了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最记得当他逝世的时候,每天有四千人不顾一切自发地到他家去吊唁。在人民大会堂开追悼会的时候,有数十万人自发地聚集在正门前的天安门广场上,苦苦等了一夜,为了在追悼会开始时合着哀乐高唱《国际歌》。追悼会提前结束,灵柩避开等在正门前的数十万人,临时改从西南门出,灵车的行径也临时改变了路线。可是从天安门到八宝山,三十里长街两旁的自行车道、人行道、楼群内外,甚至中国工艺美术馆建筑工地的脚手架和升降机上还是站满了为真正和他们心贴心的伟大共产党人、一代中共中央的英明的总书记胡耀邦送行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