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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一生在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都有非凡的成就，这表现在继承弘扬儒家思想方面，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斯文有传”是欧阳修赋予苏轼的文化使命。“斯文”是指周代文化和孔子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第一个文化兴盛时期精神文明的光辉结晶。因此，弘扬“斯文”，使“斯文有传”，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种崇高而神圣的文化使命。苏轼一生弘扬儒家之道、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使“斯文有传”，这是他平生最为看重的功业。
关键词：苏轼；儒家思想；经世致用；斯文有传
苏轼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大文豪，他一生为人“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1]这表现在继承弘扬儒家思想方面，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唐代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领导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古文运动，开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即儒学道统与古文传统。通常简称道统与文统。其实，这两统可用一个词概称，这就是“斯文”。也可以说道统与文统是“斯文”的一体两面。“斯文”在这里不是指文雅、文学之意，而是指周代文化和孔子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第一个文化兴盛时期精神文明的光辉结晶。孔子可以说是“斯文”最早的整合者与承传者。在公元前496年，当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周游列国传播“斯文”时，曾被匡地人围困拘禁，孔子及弟子生命受到了威胁，此时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2]孔子对生命的自信就是来自于“斯文”的神圣。孔子确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斯文”的伟大传人。“斯文”的神圣在于它蕴含并呈现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因此，弘扬“斯文”，使“斯文”有传，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种崇高而神圣的文化使命。宋代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繁荣兴盛的一个时代，因此，宋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显得尤为自觉和普遍。宋代学者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就道出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当然，能真正承担起这一文化使命的人，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巨人。苏轼称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4]（《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一评价就确立了韩愈为唐代“斯文”传人的历史地位。在宋代，苏轼认为“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六一居士集叙》）。这倒不是因为他对恩师的偏爱，欧阳修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与贡献确实使“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祭欧阳文忠公文》），这就足以让欧阳修称得上宋代“斯文”之传人。欧阳修慧眼识人，他将他之后“斯文有传”的重任交给了苏轼。对此苏轼在他的《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有如是记载：“我（欧阳修）老将休，付子斯文。”并强调申明，“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苏轼当即叩首受命，并表示“有死无易。”
苏轼作为欧阳修事业的继承者，“斯文”之传人，他在继承弘扬儒家思想方面确实没有辜负他老师的期望。苏轼对宋代理学家的心性之学很不以为然。受其老师影响，他更重视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一面，强调儒家思想的实践意义。他称“夫王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这在他的《孟子论》中有较清晰的阐述：“盖尝求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夫王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在苏轼看来，父子相爱，兄弟相亲，这就是孝悌，就是王道的内质。它是朴实的，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既易知，又易行。这与韩愈所说的“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5]，以及欧阳修所说的“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6]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苏轼在《韩非论》中也谈到了类似的观点，如：“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苏轼在探讨圣人之道的本原时说：“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中庸〉论》中）这就说出了圣人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实践品性，也与那些只重“内圣”，而轻视“外王”的理学家标出了界线。苏轼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是全面的，他在《六一居士集叙》中称颂欧阳修“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着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这段话既讲出了欧阳修对弘扬儒学的贡献，也指出了儒学自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的承传正统，以及儒学的现实品性。苏轼在此文中还表示了对现实中偏离儒学正统的忧虑，“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识者忧之。”
苏轼一生表现出的自强不息、宽厚待人、积极入世、心忧天下、关爱人民等优秀思想精神品质，都深得儒家思想之真传。苏轼在政治思想上是反对佛老的，如他在《议学校贡举状》一文中写到：“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粥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这里就指出了佛老对现实政治的腐蚀性。苏轼对朝廷花费大量资财扶助佛、道两教也表示不满，他说“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以使领之，岁给以巨万计，此何为者也！”（《策别厚货财》一）他还从历史的角度，批判了佛老的危害，他说：“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六一居士集叙》）即使从精神信仰而言，苏轼也不赞成佛老，他在《和陶神释》一诗中云：“二子本无我，其初因物著。岂惟老变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得长托附。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他还在《范景仁墓志铭》一文中申述了儒学之正统，佛老为异端的观点，他称范景仁“其学本于六经仁义，口不道佛老申韩异端之说。”上述表明，苏轼捍卫儒学道统，反对佛老的态度是鲜明的，这与韩愈、欧阳修的立场是一致的。
不过苏轼思想比较复杂，他的思想濡染佛老，这也是事实。特别是在他失意苦闷之时，参禅拜佛更是它寻求精神解脱的一种方式。如他被贬黄州期间，为了思过自新，他“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黄州安国寺记》）从这段自我表述中，苏轼俨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苏轼作为“斯文”的传人就很成问题了。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也是在黄州，苏轼完成了被他看作是可传“斯文”的两部著作，《东坡易传》和《论语说》。为《易》作传，苏轼是继承父业。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云：“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7]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东坡易传》有如是评：“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词博辨足资启发。”[8]苏轼被贬海南，是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但他坚持为《尚书》作传。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曾记载：“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9]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10]苏轼对他的这三部著述非常看重，“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11]他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三部书，我们可以从他的《书合浦舟行》一文中了解大概：
予自海康适合浦，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以西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蜒舟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满天。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过子在傍鼾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
从文中所注时间可知，这篇文章写于公元1100年，苏轼时年65岁。这是苏轼遇赦北还，在途中遇到了洪水险情时的情景。苏轼这次北还随身带了多少书不得而知，但他最关心的是倾注了自己大量心血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书，更为重要的是这三部书关乎“斯文有传”，苏轼“抚之而叹”的口气和孔子被围匡地时所发出的慨叹何其相似乃尔。由此也说明，苏轼真正的精神家园不是佛老的思想，而是儒家思想。那么如何理解苏轼在黄州时礼佛的表现，这可从他在黄州时写的《答毕仲举》一文中得到解释：
……美恶在我，何与于物？……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
苏轼在这里以两个吃肉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了他如何读书、为何学佛老的问题。“美恶在我，何与于物？”表明了学习的自主性，取舍在我，不可为物所役。“食猪肉实美而真饱”，形象表明了苏轼学习佛老的现实态度，而且苏轼对学习佛老保持着警惕，即要学习佛老“静而达”的境界，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以排遣现实的苦闷，但又不能使自己疏懒、狂放，因为这都与儒家的自强不息、中和处世的精神相背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轼把佛老之地当作自己暂时的精神避难所，就像一个人在途中遇到下大雨，路边正好有道观、佛寺，暂时到其檐下避避雨，雨停了还要回自己的家。当然，苏轼学习佛老的艺术精神，增强自己的艺术表现力，以及圆通灵活地为人处世，这与其主导思想还不是一回事，因为即使强烈反对佛老之学的韩愈在《进学解》中列出的文统系列里，《庄子》也列在其中。应该说，苏轼的政治思想、人生理想及精神家园都属儒家思想，即使他学习佛老的圆通灵活，但圆通并不是圆滑，灵活也不是没有原则。苏轼的超人之处在于他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又能融通佛老思想为我所用。
苏轼继承欧阳修的事业，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弘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体认与高扬，更是得到了儒家思想之精髓，其识见远在那些只重心性之学的理学家之上。苏轼对发展儒学的积极贡献，并没有得到宋代理学家的认同，即使是学识渊博的大理学家朱熹也对苏轼存有偏见，如他在《答汪尚书》中说苏轼“语道学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衒浮华、忘本实、贵通达、贱名检。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俗，亦岂尽出于王氏之下也哉？”[12]批评是严厉的，但并不得要领。智者之失，盖多由门户之见所限。
苏辙在其《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沉痛感言：“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称苏轼为欧阳修之后的“斯文”之传人，他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儒家思想的完整体系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如果只偏重一个方面，显然不是完整的儒家思想，况且孔子所说的“斯文”要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就此而言，苏轼要比那些重道轻文的理学家们更有资格成为“斯文”之传人。
苏轼一生在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都有非凡的成就，其中弘扬儒家之道、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使“斯文有传”，当是他最为看重的功业。苏轼在去世前曾在他的《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表明了他的心迹：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将自己一生功业归于三次被贬的时期，这并不是苏轼的自我调侃，独发牢骚，而是他对自己悲剧性人生的深刻总结。这其中深切的人生况味，只有苏轼自己才能领会。苏轼一生坎坷多难的政治生涯，未能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这或许是他深为遗憾之事。不过苏轼三次被贬，恰是他潜心儒家思想研究、专心文学创作的丰收时期，而他继承欧阳修未竟的事业，使“斯文有传”，也多得益于他三次被贬的时期。这或许是他最为欣慰、最为看重的功业。
参考文献：
[1]赵眘：《苏轼文集附录·苏轼文集序》，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85页.
[2]刘宝楠注：《论语正义·子罕》，上海：上海书店，1998年，第176页.
[3]张载：《张载集·近思录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6页.
[4]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15页。本文所引苏轼散文作品均引自此版本，恕不一一注出.
[5]韩愈著 马其昶 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与李秀才棐第二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78.
[7][9][11]苏辙：《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7页.
[8][10]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页、第140页.
[12]朱熹：《晦庵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关键词：苏轼；儒家思想；经世致用；斯文有传
苏轼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大文豪，他一生为人“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1]这表现在继承弘扬儒家思想方面，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唐代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领导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古文运动，开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即儒学道统与古文传统。通常简称道统与文统。其实，这两统可用一个词概称，这就是“斯文”。也可以说道统与文统是“斯文”的一体两面。“斯文”在这里不是指文雅、文学之意，而是指周代文化和孔子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第一个文化兴盛时期精神文明的光辉结晶。孔子可以说是“斯文”最早的整合者与承传者。在公元前496年，当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周游列国传播“斯文”时，曾被匡地人围困拘禁，孔子及弟子生命受到了威胁，此时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2]孔子对生命的自信就是来自于“斯文”的神圣。孔子确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斯文”的伟大传人。“斯文”的神圣在于它蕴含并呈现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因此，弘扬“斯文”，使“斯文”有传，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种崇高而神圣的文化使命。宋代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繁荣兴盛的一个时代，因此，宋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显得尤为自觉和普遍。宋代学者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就道出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当然，能真正承担起这一文化使命的人，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巨人。苏轼称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4]（《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一评价就确立了韩愈为唐代“斯文”传人的历史地位。在宋代，苏轼认为“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六一居士集叙》）。这倒不是因为他对恩师的偏爱，欧阳修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与贡献确实使“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祭欧阳文忠公文》），这就足以让欧阳修称得上宋代“斯文”之传人。欧阳修慧眼识人，他将他之后“斯文有传”的重任交给了苏轼。对此苏轼在他的《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有如是记载：“我（欧阳修）老将休，付子斯文。”并强调申明，“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苏轼当即叩首受命，并表示“有死无易。”
苏轼作为欧阳修事业的继承者，“斯文”之传人，他在继承弘扬儒家思想方面确实没有辜负他老师的期望。苏轼对宋代理学家的心性之学很不以为然。受其老师影响，他更重视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一面，强调儒家思想的实践意义。他称“夫王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这在他的《孟子论》中有较清晰的阐述：“盖尝求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夫王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在苏轼看来，父子相爱，兄弟相亲，这就是孝悌，就是王道的内质。它是朴实的，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既易知，又易行。这与韩愈所说的“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5]，以及欧阳修所说的“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6]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苏轼在《韩非论》中也谈到了类似的观点，如：“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苏轼在探讨圣人之道的本原时说：“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中庸〉论》中）这就说出了圣人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实践品性，也与那些只重“内圣”，而轻视“外王”的理学家标出了界线。苏轼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是全面的，他在《六一居士集叙》中称颂欧阳修“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着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这段话既讲出了欧阳修对弘扬儒学的贡献，也指出了儒学自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的承传正统，以及儒学的现实品性。苏轼在此文中还表示了对现实中偏离儒学正统的忧虑，“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识者忧之。”
苏轼一生表现出的自强不息、宽厚待人、积极入世、心忧天下、关爱人民等优秀思想精神品质，都深得儒家思想之真传。苏轼在政治思想上是反对佛老的，如他在《议学校贡举状》一文中写到：“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粥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这里就指出了佛老对现实政治的腐蚀性。苏轼对朝廷花费大量资财扶助佛、道两教也表示不满，他说“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以使领之，岁给以巨万计，此何为者也！”（《策别厚货财》一）他还从历史的角度，批判了佛老的危害，他说：“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六一居士集叙》）即使从精神信仰而言，苏轼也不赞成佛老，他在《和陶神释》一诗中云：“二子本无我，其初因物著。岂惟老变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得长托附。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他还在《范景仁墓志铭》一文中申述了儒学之正统，佛老为异端的观点，他称范景仁“其学本于六经仁义，口不道佛老申韩异端之说。”上述表明，苏轼捍卫儒学道统，反对佛老的态度是鲜明的，这与韩愈、欧阳修的立场是一致的。
不过苏轼思想比较复杂，他的思想濡染佛老，这也是事实。特别是在他失意苦闷之时，参禅拜佛更是它寻求精神解脱的一种方式。如他被贬黄州期间，为了思过自新，他“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黄州安国寺记》）从这段自我表述中，苏轼俨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苏轼作为“斯文”的传人就很成问题了。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也是在黄州，苏轼完成了被他看作是可传“斯文”的两部著作，《东坡易传》和《论语说》。为《易》作传，苏轼是继承父业。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云：“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7]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东坡易传》有如是评：“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词博辨足资启发。”[8]苏轼被贬海南，是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但他坚持为《尚书》作传。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曾记载：“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9]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10]苏轼对他的这三部著述非常看重，“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11]他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三部书，我们可以从他的《书合浦舟行》一文中了解大概：
予自海康适合浦，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以西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蜒舟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满天。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过子在傍鼾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
从文中所注时间可知，这篇文章写于公元1100年，苏轼时年65岁。这是苏轼遇赦北还，在途中遇到了洪水险情时的情景。苏轼这次北还随身带了多少书不得而知，但他最关心的是倾注了自己大量心血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书，更为重要的是这三部书关乎“斯文有传”，苏轼“抚之而叹”的口气和孔子被围匡地时所发出的慨叹何其相似乃尔。由此也说明，苏轼真正的精神家园不是佛老的思想，而是儒家思想。那么如何理解苏轼在黄州时礼佛的表现，这可从他在黄州时写的《答毕仲举》一文中得到解释：
……美恶在我，何与于物？……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
苏轼在这里以两个吃肉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了他如何读书、为何学佛老的问题。“美恶在我，何与于物？”表明了学习的自主性，取舍在我，不可为物所役。“食猪肉实美而真饱”，形象表明了苏轼学习佛老的现实态度，而且苏轼对学习佛老保持着警惕，即要学习佛老“静而达”的境界，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以排遣现实的苦闷，但又不能使自己疏懒、狂放，因为这都与儒家的自强不息、中和处世的精神相背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苏轼把佛老之地当作自己暂时的精神避难所，就像一个人在途中遇到下大雨，路边正好有道观、佛寺，暂时到其檐下避避雨，雨停了还要回自己的家。当然，苏轼学习佛老的艺术精神，增强自己的艺术表现力，以及圆通灵活地为人处世，这与其主导思想还不是一回事，因为即使强烈反对佛老之学的韩愈在《进学解》中列出的文统系列里，《庄子》也列在其中。应该说，苏轼的政治思想、人生理想及精神家园都属儒家思想，即使他学习佛老的圆通灵活，但圆通并不是圆滑，灵活也不是没有原则。苏轼的超人之处在于他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又能融通佛老思想为我所用。
苏轼继承欧阳修的事业，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弘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体认与高扬，更是得到了儒家思想之精髓，其识见远在那些只重心性之学的理学家之上。苏轼对发展儒学的积极贡献，并没有得到宋代理学家的认同，即使是学识渊博的大理学家朱熹也对苏轼存有偏见，如他在《答汪尚书》中说苏轼“语道学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衒浮华、忘本实、贵通达、贱名检。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俗，亦岂尽出于王氏之下也哉？”[12]批评是严厉的，但并不得要领。智者之失，盖多由门户之见所限。
苏辙在其《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沉痛感言：“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称苏轼为欧阳修之后的“斯文”之传人，他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儒家思想的完整体系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如果只偏重一个方面，显然不是完整的儒家思想，况且孔子所说的“斯文”要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就此而言，苏轼要比那些重道轻文的理学家们更有资格成为“斯文”之传人。
苏轼一生在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都有非凡的成就，其中弘扬儒家之道、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使“斯文有传”，当是他最为看重的功业。苏轼在去世前曾在他的《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表明了他的心迹：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将自己一生功业归于三次被贬的时期，这并不是苏轼的自我调侃，独发牢骚，而是他对自己悲剧性人生的深刻总结。这其中深切的人生况味，只有苏轼自己才能领会。苏轼一生坎坷多难的政治生涯，未能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这或许是他深为遗憾之事。不过苏轼三次被贬，恰是他潜心儒家思想研究、专心文学创作的丰收时期，而他继承欧阳修未竟的事业，使“斯文有传”，也多得益于他三次被贬的时期。这或许是他最为欣慰、最为看重的功业。
参考文献：
[1]赵眘：《苏轼文集附录·苏轼文集序》，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85页.
[2]刘宝楠注：《论语正义·子罕》，上海：上海书店，1998年，第176页.
[3]张载：《张载集·近思录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6页.
[4]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15页。本文所引苏轼散文作品均引自此版本，恕不一一注出.
[5]韩愈著 马其昶 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与李秀才棐第二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78.
[7][9][11]苏辙：《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7页.
[8][10]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页、第140页.
[12]朱熹：《晦庵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