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逐步推进，基层农村也相应发生结构性变化。文章以雄安新区小王营村基层媒介为例，讨论基层媒介的发展现状，探寻特区前身的媒介结构与未来传播模式之间的某种共鸣，并为基层社区——特区城市的媒介建设和发展路径提供借鉴思路。研究发现，基层农村社区的受众结构、人际传播、媒介使用等诸多因素都对基层农村的信息流动有影响，并对特区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某种程度的蝴蝶效应。
　　关键词 村落；社区；特区；媒介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15-0110-02
　　无论是从政治学角度还是传播学角度，基层农村媒介都具有十分特殊的属性。一方面，我国实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基层农村的功能、结构等都不同于其他城市单位，在信息流通上必然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基层农村既是基于人组成的具有特定共同目标或共同归属感的社会共同体，又是基于小范围空间形成的地理共同体，兼具社会特点和地理特点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村落看成是某种程度上的社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基层农村媒介可以看做是某种程度上的基层社区媒介，二者在传播方式上并无太大区别，而探寻社区媒介的规律实际上是在探寻基于社区空间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于特区城市前身的农村媒介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媒介和社区媒介上。罗自文在《新型“村落”的崛起：媒介社区的内涵与本质》一文中对于“媒介社区”这一概念做了比较系统的阐释，他认为现实中先有社区，后形成媒介，后者为前者提供信息流通渠道，且后者也是前者“凝聚人的感情的纽带”。我们亦可从该媒介社区的角度出发，对社区媒介做出比较准确的界定。媒体理论家基特勒认为应该从本体层面考虑媒介的问题，即城市本身就是媒介的一种。从现实角度来看，社区本身可以看作是城市的一部分，因此基特勒的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社区媒介。这两种理论都对比了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空间范围上理解村落社区媒介的定义。
　　1 基层社区的受众结构分析
　　笔者通过对小王营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受众结构对于媒介的使用情况有很大影响。
　　村落基层媒介的受众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
　　特征。
　　首先，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严重。基层农村社区大部分留守人口属于中老年人，青壮年人口匮乏，调查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7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基层农村社区的发展水平相较于城市社区处于劣势地位，不能够满足青年人和部分中年人对于收入的需求，这种现状倒逼红利人口从基层农村社区流入到大中型城市，造成本地社区人口空心化。由于人才流出导致的经济乏力又进一步使得人才流出，形成恶性循环。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受中央政策影响，该地红利人口开始缓慢回流，本地返乡人口和外地涌入人口的数量逐渐呈现出上升趋势，在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结构会如何变化，对于未来特区城市建设和发展有什么影响，仍需在时间维度上作进一步观察。
　　由于本地人口大部分是老年人，通过调查发现，老年人的媒介使用状况比较稳定，主要集中在电视、广播以及以农村休闲娱乐中心为主的人际传播这三种方式上。在调查样本中，使用电视媒介的样本占总比的96%，使用广播媒介的样本占总比的77%，使用社区休闲中心媒介的样本占总比的49%，由于本地缺乏图书馆、阅读中心等公共图书资源，因此书籍报刊等纸质媒体不在统计样本之内。在这三种样本中，电视和广播等大众媒介涉及到本地社区的信息总量为0，即村民如果想要获取本地社区信息只能通过自媒介或人际传播这两种方式。
　　其次，受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基层农村社区中受众的教育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且该地教育水平与年龄分布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受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影响，大部分老龄化人口为小学文化水平；青年人的教育水平相对于老年人有根本性提升，然而与我国平均教育水平相比仍然偏低，本科生和研究生学历占比较少，本科以下学历占比
　　较多。上文的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农村留守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受社会发展影响，教育水平与年龄分布呈负相关关系，这导致本地的教育水平不高，受众对于新兴媒介的接受能力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需求。在老龄化人口中，能够使用以微信为主的智能手机软件的人数不多，获取社区外部信息的媒介主要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大众媒介如电视和广播，获取社区本地信息的媒介主要是村广播、公告栏和以休闲娱乐中心为主的人际传播。
　　2 基层社区的媒介使用状况
　　由于中国基层行政单位的特殊性，一方面，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主流媒介已经得到广泛普及，关于整个社会的热点信息能够迅速传达到受众端，从而引起社区的广泛讨论；另一方面，由于基层行政单位不允许设置大众媒介，报纸、广播、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允许设立的最低行政单位是乡镇级，虽然能够覆盖基层农村社区，然而却缺乏针对性和本土性，且节目制作水平不高，受众寥寥。这样一来，关于村落社区本身的信息就不能够有效传达。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在雄安新区小王营村内随机抽取了100名村民作为媒介使用情况的调查样本，根据样本研究，有如下结果。
　　从信息接收的时间跨度上来看，一天之内能够收到本地社区信息的村民占总比的6%，除却第一天的一周之内能够收到社区信息的村民占总比的19%，除却第一周的一个月之内能够收到社区信息的村民占总比的23%，从未接收过社区信息的村民占总比的52%。数据显示，基层农村社区的受众分化趋势明显，能够在第一时间接收社区信息的受众占比非常小，且从未接收过社区信息的受众占总数的一半，这说明基层社区的媒介信息传播效率十分低下。此外，调查发现，基层媒介的受众流动水平不高，群体固化趋势明显，主要表现在各个时间跨度上的受众始终是同一批人，接收社区信息较快的群體始终处于信息流动的优势地位，而接收社区信息较慢和完全不接收社区信息的群体则始终处于信息流动的劣势地位，无力也没有改变被动地位的意愿和需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社区媒介的发展水平十分原始。通过对村委会干部的走访调查发现，该村目前的社区信息传播方式主要有村委会广播、村委会公开栏、打横幅、刷标语和村民休闲集会的人际传播这五种方式，而这些传播方式的信息量在空间维度上的传播效果十分有限，直接导致社区信息的传播受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社区信息传播强度以某个信源点为中心向四周衰减，而不能像其他传播方式一样实现大范围的信息覆盖。
　　其次，地理位置对基层农村社区的信息传播产生根本影响。根据研究结果，距离村委会、村大队、村休闲活动中心的距离与社区信息的传播强度呈正相关关系，距离以上地点越近社区信息的传播速度越快，并且信息传播强度以该地点为中心逐步向四周衰减，至大约1 000米之外信息传播强度衰减到几乎没有。这也解释了为何大多数农村的行政中心都设置在中点，抛开其他因素的影響，信息传播的有效化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再次，受众媒介接触的地位固化。如果受众的媒介接触也存在阶层的话，那么基层农村社区的媒介接触则存在十分严重的阶层固化现象。由于调查样本在农村社区内的居住空间相对固定，而社区媒介的信息传播主要在空间上递减，这势必造成受众媒介接触地位上的不平等——距离社区媒介越近，媒介接触越频繁，获取的信息相应更多；距离媒介社区越远，媒介接触越稀少，获取的信息相应更少。在这种情况下，距离社区传播源（村委会广播、村委会公开栏、村内横幅、墙体标语和村民休闲中心）的距离就成为社区媒介接触频率的唯一变量，而基层农村社区受众的居住地固定不变，直接造成媒介接触地位的固化。
　　3 结束语
　　在国内基础建设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基层社区的媒介研究无论是对于“公共领域”的信息传播还是历史脉络上的城市基础架构，都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以往对于受众结构和媒介使用的研究往往受制于传媒领域，虽然能够拓宽学术范围和深度，然而从现实应用与政策合拍角度却难免有些发力不足。将媒介研究与城市建设、人口特征、自然地理等要素充分融合，将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统一，将地域特征与媒介特征交叉研究，是我们探寻农村、城市媒介问题的一种新思路。至于如何在建设过程中将理论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则有待于在以后的深入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谢静.可沟通城市指标体系建构：基于上海的研究（上）[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7）：5.
　　[2]董毅.基层民众的媒介接触与政治信任[D].上海：复旦大学，2011.
　　作者简介：杨东东，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
　　吴 倩，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文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