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明素质和美好德行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甚至终身的学习和实践过程,初中学生的养成教育是在学生完成义务教育之后的新一轮构建和提升。当学生进入高中的时侯,已具备一定的道德认知能力,多方面的习惯养成已初具形态,个性开始彰显,但初中生正处于向成年人过渡的关键期,身心的快速发展,自我意识的增强,社会交往的增加以及学业压力的增大,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所习得的道德认知和行为习惯往往有很大的反复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因此,养成教育的仍然是中学阶段学校德育的重要支点。中学生的养成教育应该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特征和现时代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的规律,依托各自学校所能利用的教育资源,引导学生对自我品行、生活、学习等方面的习惯进行持续的反思、矫正、重建、内化、提升,努力造就合格的共和国成年公民。
育德之要贵于养,文明之止成于化。“文明养成”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典型的“德性文化”,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强调“以文载道”,古代教育也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道德的“君子”。在古代教育思想中,不论是个人的道德修为还是治理家国天下,都十分推崇“养成”之道。“养”有供养、教养、抚育、调理、熏陶之意。儒家认为,唯有“养”方能“治心治本”,而“防”只能“治标治末”,有时甚至连“标”、“末”也治不了,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不过是一句吓唬人的话,靠管手管脚管不出道德水平。《易经》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都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十分明确,而“文化”一词的原意正是“以文教化”。
可见,“养成”与“化成”充分彰显了“德性文化”的鲜明个性,成为具有丰富教育内涵的动态词汇。那么,这对我们如今的养成教育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教育者向学生传递教育信息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言教”,二是“身教”,两者相辅承,不可分割,很难断言孰轻孰重,比如课堂教学、师生谈话固然离不开口头语言,目光所及之处,校园里的一切制度规章、教科书、宣传栏大抵也都离不开书面语言的表达,“言教”的实效、比重不言而喻。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学生对于道德知识的建构不同于科学知识建构,年青人的道德是通过对成年人行为的模仿获得的。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生通过教科书习得科学知识,而教育者本身则是学生阅读的道德书籍。教育家加里宁曾这样比喻:“教师每天仿佛蹲在一面镜子里,外面有无数双精细、审视的孩子的眼睛时刻盯视着你。”
传授道德知识,身教定然重于言教。孔子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意思是用行动来教育的,别人会跟着做;用空话来教育的,只能导致争吵。“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尊者、长者尤其要讲究以表率服人。所谓“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这一思想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则是 “上梁不正下梁歪”。
基于此,叶圣陶认为“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一个教师能否以身作则,是他能否胜任教师这一职业的关键,也是师德的重要体现。对于家长而言同样如此,如果没有良好的“身教”,也不大可能教育出具有良好品行习惯的孩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何以能够深入开展?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打虎寻蝇”等反腐倡廉重大重措何以如此深得民心?如果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作则、敢于担当,又怎能做出这样一番让廉政新风席卷政坛的实实在在的伟大事业!
文明养成教育的效果时刻表现于学生的外在形象和行为习惯。学生仪容得体、目光自信、青春阳光的健康之容,学生清洁明快、自尊自重、恭敬友善的适宜之貌,学生遵规守纪、谦和大度、勇于担当、合乎礼仪的行为之品,既是养成教育的内容,更是理想德育的追求。
学生的外在形象和行为是其内在修养的反映。“相由心生,改变内在,才能改变面貌;有爱心必有和气;有和气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有效的养成教育必须找到一条通向心灵的道路,必须走进学生的心灵,唤起学生对真善美的内在的渴望与追求。
学生的心理世界是丰富的、广阔的,由于少受社会的习染,他们比成年人的思想更加洁净,所谓“赤子之心”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学生的心理同时也是复杂的、烦恼的(成长中的烦恼),对于社会生活,集体生活中的许多规矩准则,未成年人总会存一份好奇之心、质疑之心、求证之心,必欲知之而后才能行之。有效的养成教育,要从育形走向育心,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针对学生充满困惑和矛盾的心理需求,力求改变传统德育过于强调规范管理的色彩,打造德育工作以生为本、注重发展指导、科学民主、亲和平易的新形象。
养成教育需要讲“理”,讲“理”是文明养成教育的起点,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学校的学生管理制度、学生守则、日常行为规范、公民道德标准等就是“理”。养成教育的逻辑总是以“理”为前提,首先确立起具体的、理性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再通过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拿这个“理”去要求学生、去评判事件、去处理问题。没有“理”的养成教育,一步也迈不出去。与此同时,大凡有一点德育工作经验的老师都明白,如果我们的教育仅满足于有“理”或处处与学生论“理”,这样的养成教育一定走不远。
教育人的工作不仅要合 “理”,更要合 “情”,合乎“情理”的教育才能让人乐于接受。不把情况了解清楚,不洞察学生的心理活动,不带着感情去做学生工作,就不可能真正把道理讲通,道理不通,学生不接纳,我们的教育园地里也就颗粒不收。
一切有效的教育最终都指向爱的教育。在老师的心目中,不应该有坏学生,只可能有心智发展不成熟的学生;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错误,就像学习走路的幼儿跌跟头,绝大部分跟道德品质没有多大关系。教育学生时,总要带着感情,一份善意,一份包容、一份等待,相信每个孩子都是向善向美的,允许学生犯错误,允许学生偷偷地改正他们一个人独自犯的错误,这比任何其它的方法都重要。
从广泛的文化意义上讲,制度也是一种文化。现代学校建设非常强调制度管理,也就是所谓的“法治”。通过建章立制,健全制度管理,做到处处职责分明,事事有章可循,从而有效提升管理运行的效能。
制度约束是一种刚性的他律,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与学生之间并非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对制度约束、刚性管理的依赖会对教育造成大的伤害。养成教育的高境界要求,需要全校师生拥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共同的价值观,需要赋予制度以温度,尊重主体精神,体现人文情怀。
教育就是服务,学校的使命是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学生文明举止的养成是学校教育长期浸润、濡染、潜化的结果。文明养成教育不是让学生在吆喝声中活着,所有的规章制度都绝不是为了让学生“受憋”。学校关于学生的管理制度要以学生发展需要为唯一出发点,制度的废立要赋予学生话语权、参与权,这体现的是一所学校、一个教育者的教育理念,或者说是学校文化、教师文化。
学生的学习生活主要在校园里,校园无疑是学生养成教育的重要场所,让校园成为优于社会环境的一片育人净土是学校不可旁贷的责任。由于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开放的社会呼唤开放的德育。事实上,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寄希望于营造一个学校教育的真空环境、“文化孤岛”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一箱情愿,即使我们可以关起门来把某一项特色教育活动办得精彩无比,办到极致,仍然不过是“螺丝壳里做道场”罢了。
有专家指出,“学校中心主义”是当下学校德育的一个认识误区,把学校看作是教育的“老大”、社会道德文化传递的中心,视学校为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唯一影响源,轻视家庭和社会对学生道德的影响,迷信学校德育的力量,以为单凭学校德育,就能决定学生思想道德的发展方向。
育德之要贵于养,文明之止成于化。“文明养成”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典型的“德性文化”,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强调“以文载道”,古代教育也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道德的“君子”。在古代教育思想中,不论是个人的道德修为还是治理家国天下,都十分推崇“养成”之道。“养”有供养、教养、抚育、调理、熏陶之意。儒家认为,唯有“养”方能“治心治本”,而“防”只能“治标治末”,有时甚至连“标”、“末”也治不了,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不过是一句吓唬人的话,靠管手管脚管不出道德水平。《易经》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都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十分明确,而“文化”一词的原意正是“以文教化”。
可见,“养成”与“化成”充分彰显了“德性文化”的鲜明个性,成为具有丰富教育内涵的动态词汇。那么,这对我们如今的养成教育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教育者向学生传递教育信息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言教”,二是“身教”,两者相辅承,不可分割,很难断言孰轻孰重,比如课堂教学、师生谈话固然离不开口头语言,目光所及之处,校园里的一切制度规章、教科书、宣传栏大抵也都离不开书面语言的表达,“言教”的实效、比重不言而喻。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学生对于道德知识的建构不同于科学知识建构,年青人的道德是通过对成年人行为的模仿获得的。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生通过教科书习得科学知识,而教育者本身则是学生阅读的道德书籍。教育家加里宁曾这样比喻:“教师每天仿佛蹲在一面镜子里,外面有无数双精细、审视的孩子的眼睛时刻盯视着你。”
传授道德知识,身教定然重于言教。孔子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意思是用行动来教育的,别人会跟着做;用空话来教育的,只能导致争吵。“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尊者、长者尤其要讲究以表率服人。所谓“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这一思想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则是 “上梁不正下梁歪”。
基于此,叶圣陶认为“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一个教师能否以身作则,是他能否胜任教师这一职业的关键,也是师德的重要体现。对于家长而言同样如此,如果没有良好的“身教”,也不大可能教育出具有良好品行习惯的孩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何以能够深入开展?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打虎寻蝇”等反腐倡廉重大重措何以如此深得民心?如果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作则、敢于担当,又怎能做出这样一番让廉政新风席卷政坛的实实在在的伟大事业!
文明养成教育的效果时刻表现于学生的外在形象和行为习惯。学生仪容得体、目光自信、青春阳光的健康之容,学生清洁明快、自尊自重、恭敬友善的适宜之貌,学生遵规守纪、谦和大度、勇于担当、合乎礼仪的行为之品,既是养成教育的内容,更是理想德育的追求。
学生的外在形象和行为是其内在修养的反映。“相由心生,改变内在,才能改变面貌;有爱心必有和气;有和气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有效的养成教育必须找到一条通向心灵的道路,必须走进学生的心灵,唤起学生对真善美的内在的渴望与追求。
学生的心理世界是丰富的、广阔的,由于少受社会的习染,他们比成年人的思想更加洁净,所谓“赤子之心”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学生的心理同时也是复杂的、烦恼的(成长中的烦恼),对于社会生活,集体生活中的许多规矩准则,未成年人总会存一份好奇之心、质疑之心、求证之心,必欲知之而后才能行之。有效的养成教育,要从育形走向育心,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针对学生充满困惑和矛盾的心理需求,力求改变传统德育过于强调规范管理的色彩,打造德育工作以生为本、注重发展指导、科学民主、亲和平易的新形象。
养成教育需要讲“理”,讲“理”是文明养成教育的起点,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学校的学生管理制度、学生守则、日常行为规范、公民道德标准等就是“理”。养成教育的逻辑总是以“理”为前提,首先确立起具体的、理性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再通过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拿这个“理”去要求学生、去评判事件、去处理问题。没有“理”的养成教育,一步也迈不出去。与此同时,大凡有一点德育工作经验的老师都明白,如果我们的教育仅满足于有“理”或处处与学生论“理”,这样的养成教育一定走不远。
教育人的工作不仅要合 “理”,更要合 “情”,合乎“情理”的教育才能让人乐于接受。不把情况了解清楚,不洞察学生的心理活动,不带着感情去做学生工作,就不可能真正把道理讲通,道理不通,学生不接纳,我们的教育园地里也就颗粒不收。
一切有效的教育最终都指向爱的教育。在老师的心目中,不应该有坏学生,只可能有心智发展不成熟的学生;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错误,就像学习走路的幼儿跌跟头,绝大部分跟道德品质没有多大关系。教育学生时,总要带着感情,一份善意,一份包容、一份等待,相信每个孩子都是向善向美的,允许学生犯错误,允许学生偷偷地改正他们一个人独自犯的错误,这比任何其它的方法都重要。
从广泛的文化意义上讲,制度也是一种文化。现代学校建设非常强调制度管理,也就是所谓的“法治”。通过建章立制,健全制度管理,做到处处职责分明,事事有章可循,从而有效提升管理运行的效能。
制度约束是一种刚性的他律,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与学生之间并非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对制度约束、刚性管理的依赖会对教育造成大的伤害。养成教育的高境界要求,需要全校师生拥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共同的价值观,需要赋予制度以温度,尊重主体精神,体现人文情怀。
教育就是服务,学校的使命是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学生文明举止的养成是学校教育长期浸润、濡染、潜化的结果。文明养成教育不是让学生在吆喝声中活着,所有的规章制度都绝不是为了让学生“受憋”。学校关于学生的管理制度要以学生发展需要为唯一出发点,制度的废立要赋予学生话语权、参与权,这体现的是一所学校、一个教育者的教育理念,或者说是学校文化、教师文化。
学生的学习生活主要在校园里,校园无疑是学生养成教育的重要场所,让校园成为优于社会环境的一片育人净土是学校不可旁贷的责任。由于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开放的社会呼唤开放的德育。事实上,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寄希望于营造一个学校教育的真空环境、“文化孤岛”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一箱情愿,即使我们可以关起门来把某一项特色教育活动办得精彩无比,办到极致,仍然不过是“螺丝壳里做道场”罢了。
有专家指出,“学校中心主义”是当下学校德育的一个认识误区,把学校看作是教育的“老大”、社会道德文化传递的中心,视学校为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唯一影响源,轻视家庭和社会对学生道德的影响,迷信学校德育的力量,以为单凭学校德育,就能决定学生思想道德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