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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澹如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忠实朋友。他本是富家子弟，早年就结识了共产党人恽代英，后又与冯雪峰等结为挚友。20世纪30年代曾参加“左联”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受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委托掩护过瞿秋白夫妇的安全。1935年，瞿秋白、方志敏先后牺牲后，他在白色恐怖下保存并出版了烈士文稿。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自己珍藏的大量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有关部门。
接受重托
1935年夏，瞿秋白、方志敏先后被蒋介石密令杀害。方志敏狱中手稿是如何冲出黑狱得以留存下来的呢？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在做了大量调研后，于1985年10月整理编辑出版《方志敏文集》，《文集》后面的附录里提到烈士狱中文稿多次从监狱送出，明确了其中两次成功送达党组织的经过：
第一批文稿是1935年7月上旬，由高家骏通过其女友程全昭从南昌送至上海的。由胡子婴代替生活书店前往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接到“一包白纸”（用米汤密写的文件），即方志敏在狱中密写的文书。胡回书店将信和文稿转交给生活书店的经理毕云程。毕再转交中共地下组织中央特科。当时的特科负责人王世英说，他获得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后，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鉴于还收到给鲁迅的信，于是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先生过目，原件存上海特科。
第二批文稿是方志敏的囚友胡逸民于1936年11月亲自传送至上海的，恰巧也是胡子婴接收的。胡逸民回忆：“方志敏就义前几天，我收下了方当面托付的一摞文稿，藏在床板背面，用绳子把它固定起来。方要我把文稿带给鲁迅。方志敏牺牲后不久我就出狱了，在南昌休息几天，又到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可能是1936年初冬，天气较冷，我带着文稿来到上海。找鲁迅未找到（鲁迅于10月19日病逝），又想到救国会一定会有办法，便来到救国会，问到了章乃器家。章外出，我遂将文稿托付给章的妻子胡子婴，请她给中共党组织。她当着我的面打开看，说里面有《可爱的中国》。”当事人胡子婴回忆：（收到文稿）几天后，章乃器被法租界捕房传去，我突然想起方志敏的文稿还在家中，便立即打电话告诉孙夫人（宋庆龄）旋即又将文稿托章弟章秋阳（中共党员）交孙夫人。孙夫人收取后于夜里两点回了电话。解放后，曾有人问宋庆龄有无此事，宋回答是“收到过文稿”“后又转冯雪峰”。
由此看来，1935年瞿秋白、方志敏相继遇难后，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都汇集交给了冯雪峰。冯雪峰获得宋庆龄转来的烈士文稿后即向潘汉年报告，并将烈士文稿送潘过目。潘阅后，在冯雪峰送来的“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和一个姓胡的人的信”的抄件背面，用钢笔以“小K”的署名写了附言：“此信原稿将来可送来。已得稿件除你处已收到两种（遗嘱、信）外，现又收到《可爱的中国》及《清贫》两稿，其余尚未收到，将来抄好后可送一份来，原稿亦拟汇交你处保存。”
潘汉年附言中提到的“已得稿件除你处已收到两种（遗嘱、信）”，应是指第一次收到的《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可理解为“遗嘱”）和《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可理解为“信”），加上“现又收到《可爱的中国》及《清贫》两稿”四篇手稿及方志敏给党组织的信，即《给党中央的信》抄件，还有胡逸民主动留下的烈士给他的私信手稿即《方志敏全集》中的《给某夫妇的信》《遗信》，共计七篇文稿，通过两次送达党组织后，最后交由冯雪峰处保存。冯身为文委副主任，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深知自己随时会有危险降临，于是又遵潘汉年嘱，将这些珍贵的文稿委托挚友谢澹如保存。而其他在传送过程中散佚的文稿后来也被中共党组织妥善保存至全国解放。
藏匿手稿
自接受保管瞿秋白、方志敏这批烈士著作和文稿后，谢澹如将之视作生命，不敢有丝毫疏忽。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老南市紫霞路68号的谢家，也不得安宁了。有位平日与谢澹如有往来的日本籍客户劝他：“只要在房顶上悬挂日本国旗，家中就平安无事。”谢澹如回答：“挂日本国旗，就是要我当汉奸！不行！”谢澹如备好一只黑皮箱专门存放瞿秋白、方志敏的著作文稿。如遇紧急情况，打开箱子，上面放几件随身衣物遮盖，可以拎起来就跑。
一日，他得知日军要来搜查，拎着这只皮箱携家人匆匆忙忙迁往法租界。果然，日军搜查了紫霞路谢家住宅，掠走谢家的家具财产，还放火烧毁了谢宅，毁掉了不少谢澹如珍藏的古董字画。他感到庆幸的是没有丢失烈士的著作文稿。但与此同时，他也萌生了抓紧时间誊抄校勘手稿，抓紧时机出版的想法。
出版文稿
1938年，热心进步文化事业的谢澹如在上海九江路创办了金星书店。谢澹如念念不忘瞿秋白、方志敏等革命先驱，整理瞿秋白文稿的同时，也将自己保存的方志敏两篇手稿《清贫》和《可爱的中国》细细地誊抄校勘辑集。谢澹如让儿子帮他，谢澹如的五个儿子中三个大些的已经懂事，谢氏兄弟在帮助父亲誊抄烈士手稿时，思想受到很大触动，尤其是次子庆璋，当他读到了瞿秋白、方志敏那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稿后，热血沸腾，对二位烈士产生崇敬之情，为表示对这两位共产党人的永久怀念，遂改名为“秋敏”，并以谢秋敏之名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参加了新四军。
1938年8月，为了纪念方志敏就义四周年，谢澹如的金星书店以“霞社”名义出版了《方志敏自传》，让烈士遗著首次与国人见面。在策划如何向读者宣传介绍这本書时，谢澹如颇费了一番心机。《方志敏自传》为18开本，内收《清贫》和《可爱的中国》。其中封面配有《清贫》烈士手迹影印，自序实际就是《可爱的中国》末尾的附言。金星书店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五日”出版的杂志《译林》创刊号封三有关于瞿秋白《乱弹及其他》和方志敏《方志敏自传》两本书的广告，定价分别为“二元五角”和“四角”。其中《方志敏自传》广告语摘引烈士《可爱的中国》中一段交代写作动机的话：“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含糊其辞地写下，这是说明一个×××员是爱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这是作者的附言，也是我们先烈的绝笔。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还出现以“史社”名义出版的《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也与谢澹如有密切关系。《方志敏自传》和《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是国内最早出版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的书。另外，谢澹如以“霞社”的名义先后出版了《乱弹及其他》《社会科学概论》两本书，这也是所有瞿秋白著作中较为罕见的版本，同样弥足珍贵。“谢版”的瞿秋白著作很快流传至全国，并传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1946年，晋察冀新华书店据此版本出版了解放区的毛纸本。有人据此评说谢澹如是一位既充满感情而又具胆识的出版家，他的努力“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闯进了上海法租界。谢澹如一家东躲西藏地频繁搬家，其间存放烈士著作文稿的黑皮箱一直没离开他的身边。抗战胜利后，谢澹如一家搬到了黄陂南路710弄61号。谢澹如的内兄钱宣（字德三）一家就住在这个弄里的29号。谢澹如考虑到自己多次与“赤色分子”有交往，再加上二儿子谢庆璋频繁参加进步活动，已经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担心自己哪天被特务盯上，于是与妻子钱云锦商议后，将这个小黑皮箱转移到了钱宣家里。
钱宣理解谢澹如的處境，接受了重托，谢澹如自己则一度避走香港。之后，钱宣经慎重考虑，觉得将这个小黑皮箱放置到他年迈的母亲那里最稳妥。钱宣最早将皮箱放在他母亲卧室大红柜顶上，后又藏在老人家的一堆“寿砖”（用于建造墓茔的砖块）里。钱云锦晚年回忆说，除了钱德三外“我母亲以及我娘家的兄弟姐妹谁都不知皮箱内为何物。直到上海解放，我才全部取回，并由澹如将它们完整无损的交给冯雪峰……”
新中国成立初，谢澹如出任华东文化部研究室副主任。1951年上海鲁迅纪念馆成立，经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的推荐，谢澹如改任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并担任上海市第三届政协委员。在此前后，他向政府和鲁迅纪念馆等有关部门捐献了大量自己珍藏或经手保存的珍贵文献、文物以及瞿秋白、鲁迅等名人手迹。
1962年9月26日，谢澹如突发脑溢血病逝，终年59岁。上海市宣传部在万国殡仪馆为这位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忠实朋友举行了公祭仪式。上海市政协、作协、市统战部、文化局等单位敬献花圈，瞿秋白夫人杨之华、鲁迅夫人许广平等文化名人发了唁电。
延续家风
笔者曾以方志敏家乡党史工作者及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多次拜访谢澹如的小儿子谢庆中。谢家后代也继承了其父的精神和品格，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二万五千里》的誊清稿本（1937年2月底在延安完成），就是谢澹如逝世后由其子女捐献的。这部文献资料，是当年从延安通过秘密渠道辗转多次，送达上海地下党组织，又辗转到冯雪峰手中准备印刷出版的，后因形势变化的缘故中止了，冯依然把这部稿本交给他最信赖的朋友谢澹如保管。这部记录红军长征“最直接、最真实、最可信、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在鲁迅纪念馆库房内躺了44年后，终于在2006年10月，以书稿的影印珍藏本形式在上海隆重出版了。尘封69年的《二万五千里》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重见天日，影响很大。
谢庆中告诉笔者，“文革”过后，有不少组织和部门派人登门，了解其父与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文化名人的交往情况以及与“左联”等文艺组织的关系，他都热情接待。谢家的家具陈设、用品器物等一些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物，庆中老人都陆续捐给了有关部门。他说自己是上了年岁的人了，再留这些旧物也没多大意义，还是让他们拿去发挥“文物”应有的作用吧。
在谢家所有的家具、器物中，唯一与方志敏有关的就是那个曾珍藏过烈士狱中文稿的黑色皮箱。近年来，笔者除了单独登门拜访，还几次陪同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主要负责人、方志敏孙女方丽娜去看望谢庆中老人。谢老渐渐也知道我们的期盼，最后决定将这个几乎陪伴他一生的黑皮箱捐出来。当他双手郑重接受研究会给他的捐赠纪念证书时，还是那句朴实的话语：“让你们拿去发挥文物应有的作用吧！”（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接受重托
1935年夏，瞿秋白、方志敏先后被蒋介石密令杀害。方志敏狱中手稿是如何冲出黑狱得以留存下来的呢？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在做了大量调研后，于1985年10月整理编辑出版《方志敏文集》，《文集》后面的附录里提到烈士狱中文稿多次从监狱送出，明确了其中两次成功送达党组织的经过：
第一批文稿是1935年7月上旬，由高家骏通过其女友程全昭从南昌送至上海的。由胡子婴代替生活书店前往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接到“一包白纸”（用米汤密写的文件），即方志敏在狱中密写的文书。胡回书店将信和文稿转交给生活书店的经理毕云程。毕再转交中共地下组织中央特科。当时的特科负责人王世英说，他获得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后，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鉴于还收到给鲁迅的信，于是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先生过目，原件存上海特科。
第二批文稿是方志敏的囚友胡逸民于1936年11月亲自传送至上海的，恰巧也是胡子婴接收的。胡逸民回忆：“方志敏就义前几天，我收下了方当面托付的一摞文稿，藏在床板背面，用绳子把它固定起来。方要我把文稿带给鲁迅。方志敏牺牲后不久我就出狱了，在南昌休息几天，又到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可能是1936年初冬，天气较冷，我带着文稿来到上海。找鲁迅未找到（鲁迅于10月19日病逝），又想到救国会一定会有办法，便来到救国会，问到了章乃器家。章外出，我遂将文稿托付给章的妻子胡子婴，请她给中共党组织。她当着我的面打开看，说里面有《可爱的中国》。”当事人胡子婴回忆：（收到文稿）几天后，章乃器被法租界捕房传去，我突然想起方志敏的文稿还在家中，便立即打电话告诉孙夫人（宋庆龄）旋即又将文稿托章弟章秋阳（中共党员）交孙夫人。孙夫人收取后于夜里两点回了电话。解放后，曾有人问宋庆龄有无此事，宋回答是“收到过文稿”“后又转冯雪峰”。
由此看来，1935年瞿秋白、方志敏相继遇难后，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都汇集交给了冯雪峰。冯雪峰获得宋庆龄转来的烈士文稿后即向潘汉年报告，并将烈士文稿送潘过目。潘阅后，在冯雪峰送来的“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和一个姓胡的人的信”的抄件背面，用钢笔以“小K”的署名写了附言：“此信原稿将来可送来。已得稿件除你处已收到两种（遗嘱、信）外，现又收到《可爱的中国》及《清贫》两稿，其余尚未收到，将来抄好后可送一份来，原稿亦拟汇交你处保存。”
潘汉年附言中提到的“已得稿件除你处已收到两种（遗嘱、信）”，应是指第一次收到的《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可理解为“遗嘱”）和《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可理解为“信”），加上“现又收到《可爱的中国》及《清贫》两稿”四篇手稿及方志敏给党组织的信，即《给党中央的信》抄件，还有胡逸民主动留下的烈士给他的私信手稿即《方志敏全集》中的《给某夫妇的信》《遗信》，共计七篇文稿，通过两次送达党组织后，最后交由冯雪峰处保存。冯身为文委副主任，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深知自己随时会有危险降临，于是又遵潘汉年嘱，将这些珍贵的文稿委托挚友谢澹如保存。而其他在传送过程中散佚的文稿后来也被中共党组织妥善保存至全国解放。
藏匿手稿
自接受保管瞿秋白、方志敏这批烈士著作和文稿后，谢澹如将之视作生命，不敢有丝毫疏忽。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老南市紫霞路68号的谢家，也不得安宁了。有位平日与谢澹如有往来的日本籍客户劝他：“只要在房顶上悬挂日本国旗，家中就平安无事。”谢澹如回答：“挂日本国旗，就是要我当汉奸！不行！”谢澹如备好一只黑皮箱专门存放瞿秋白、方志敏的著作文稿。如遇紧急情况，打开箱子，上面放几件随身衣物遮盖，可以拎起来就跑。
一日，他得知日军要来搜查，拎着这只皮箱携家人匆匆忙忙迁往法租界。果然，日军搜查了紫霞路谢家住宅，掠走谢家的家具财产，还放火烧毁了谢宅，毁掉了不少谢澹如珍藏的古董字画。他感到庆幸的是没有丢失烈士的著作文稿。但与此同时，他也萌生了抓紧时间誊抄校勘手稿，抓紧时机出版的想法。
出版文稿
1938年，热心进步文化事业的谢澹如在上海九江路创办了金星书店。谢澹如念念不忘瞿秋白、方志敏等革命先驱，整理瞿秋白文稿的同时，也将自己保存的方志敏两篇手稿《清贫》和《可爱的中国》细细地誊抄校勘辑集。谢澹如让儿子帮他，谢澹如的五个儿子中三个大些的已经懂事，谢氏兄弟在帮助父亲誊抄烈士手稿时，思想受到很大触动，尤其是次子庆璋，当他读到了瞿秋白、方志敏那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稿后，热血沸腾，对二位烈士产生崇敬之情，为表示对这两位共产党人的永久怀念，遂改名为“秋敏”，并以谢秋敏之名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参加了新四军。
1938年8月，为了纪念方志敏就义四周年，谢澹如的金星书店以“霞社”名义出版了《方志敏自传》，让烈士遗著首次与国人见面。在策划如何向读者宣传介绍这本書时，谢澹如颇费了一番心机。《方志敏自传》为18开本，内收《清贫》和《可爱的中国》。其中封面配有《清贫》烈士手迹影印，自序实际就是《可爱的中国》末尾的附言。金星书店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五日”出版的杂志《译林》创刊号封三有关于瞿秋白《乱弹及其他》和方志敏《方志敏自传》两本书的广告，定价分别为“二元五角”和“四角”。其中《方志敏自传》广告语摘引烈士《可爱的中国》中一段交代写作动机的话：“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含糊其辞地写下，这是说明一个×××员是爱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这是作者的附言，也是我们先烈的绝笔。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还出现以“史社”名义出版的《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也与谢澹如有密切关系。《方志敏自传》和《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是国内最早出版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的书。另外，谢澹如以“霞社”的名义先后出版了《乱弹及其他》《社会科学概论》两本书，这也是所有瞿秋白著作中较为罕见的版本，同样弥足珍贵。“谢版”的瞿秋白著作很快流传至全国，并传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1946年，晋察冀新华书店据此版本出版了解放区的毛纸本。有人据此评说谢澹如是一位既充满感情而又具胆识的出版家，他的努力“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闯进了上海法租界。谢澹如一家东躲西藏地频繁搬家，其间存放烈士著作文稿的黑皮箱一直没离开他的身边。抗战胜利后，谢澹如一家搬到了黄陂南路710弄61号。谢澹如的内兄钱宣（字德三）一家就住在这个弄里的29号。谢澹如考虑到自己多次与“赤色分子”有交往，再加上二儿子谢庆璋频繁参加进步活动，已经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担心自己哪天被特务盯上，于是与妻子钱云锦商议后，将这个小黑皮箱转移到了钱宣家里。
钱宣理解谢澹如的處境，接受了重托，谢澹如自己则一度避走香港。之后，钱宣经慎重考虑，觉得将这个小黑皮箱放置到他年迈的母亲那里最稳妥。钱宣最早将皮箱放在他母亲卧室大红柜顶上，后又藏在老人家的一堆“寿砖”（用于建造墓茔的砖块）里。钱云锦晚年回忆说，除了钱德三外“我母亲以及我娘家的兄弟姐妹谁都不知皮箱内为何物。直到上海解放，我才全部取回，并由澹如将它们完整无损的交给冯雪峰……”
新中国成立初，谢澹如出任华东文化部研究室副主任。1951年上海鲁迅纪念馆成立，经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的推荐，谢澹如改任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并担任上海市第三届政协委员。在此前后，他向政府和鲁迅纪念馆等有关部门捐献了大量自己珍藏或经手保存的珍贵文献、文物以及瞿秋白、鲁迅等名人手迹。
1962年9月26日，谢澹如突发脑溢血病逝，终年59岁。上海市宣传部在万国殡仪馆为这位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忠实朋友举行了公祭仪式。上海市政协、作协、市统战部、文化局等单位敬献花圈，瞿秋白夫人杨之华、鲁迅夫人许广平等文化名人发了唁电。
延续家风
笔者曾以方志敏家乡党史工作者及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多次拜访谢澹如的小儿子谢庆中。谢家后代也继承了其父的精神和品格，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二万五千里》的誊清稿本（1937年2月底在延安完成），就是谢澹如逝世后由其子女捐献的。这部文献资料，是当年从延安通过秘密渠道辗转多次，送达上海地下党组织，又辗转到冯雪峰手中准备印刷出版的，后因形势变化的缘故中止了，冯依然把这部稿本交给他最信赖的朋友谢澹如保管。这部记录红军长征“最直接、最真实、最可信、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在鲁迅纪念馆库房内躺了44年后，终于在2006年10月，以书稿的影印珍藏本形式在上海隆重出版了。尘封69年的《二万五千里》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重见天日，影响很大。
谢庆中告诉笔者，“文革”过后，有不少组织和部门派人登门，了解其父与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文化名人的交往情况以及与“左联”等文艺组织的关系，他都热情接待。谢家的家具陈设、用品器物等一些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物，庆中老人都陆续捐给了有关部门。他说自己是上了年岁的人了，再留这些旧物也没多大意义，还是让他们拿去发挥“文物”应有的作用吧。
在谢家所有的家具、器物中，唯一与方志敏有关的就是那个曾珍藏过烈士狱中文稿的黑色皮箱。近年来，笔者除了单独登门拜访，还几次陪同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主要负责人、方志敏孙女方丽娜去看望谢庆中老人。谢老渐渐也知道我们的期盼，最后决定将这个几乎陪伴他一生的黑皮箱捐出来。当他双手郑重接受研究会给他的捐赠纪念证书时，还是那句朴实的话语：“让你们拿去发挥文物应有的作用吧！”（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