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带来的难题之一，是读书的趣味消失了。这原本惯性下的精神生活，不免被意图伦理所缠绕。许多教育机构希望以通识教育的方式解决此间的问题，但是教学路线图设计得虽好，而成绩寥寥。我自己曾经参与过教学改革的工作，发现一个现象是，当给同学自由的时间去阅读课外书籍的时候，许多人的注意力还是被分散掉。吸引青年的可能还是那些流行的东西。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读书的实用理念正在消解其间最为动人、有趣的部分。不过近来情况有些变化，一些青年开始抵抗这样的惰性，试图将自己从世俗的理念中解放出来。有一次，我接触了一个青年学习小组的成员，他们职业不同，年龄有别，定期在一起学习哲学、历史、文学的经典。他们选择的读书目录，都非当下热门作品，有的与现实距离很远。比如一起聆听古希腊的哲学讲座，讨论美学史的问题。请专家讲述现代学术里的难点，思考文化与历史的关系。这是一些为心灵而学习的人们，他们在工作之余聚集在一起，修补着在校园里曾遗漏的精神。
　　我们的教育谱系里有一个私学的传统，可惜现在不易见到了。遥想章太炎当年与青年们一起互动的场面，鲁迅为木刻青年请教员授课的情景，都有感人的一面，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和青年的交流，也已成为现代教育史的一道风景。那时候青年自发地在一起寻找流行文化里没有的色调，乃要寻找一种更为充实的东西。无用的知识和学识，看似离人们遥远，但却沐浴了许多青年。这种小范围的学习方式，对日趋功利化的教育，不能不说是一种疗救。
　　我们也曾经有过很漫长的八股取士的历史，教育成为与心灵无关的存在。这遗风在今天依然残存，且成为一种痼疾。青年到学校里读书，有时候的专业选择颇为功利，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现象是，高分数的学生多集中在大学一些热门的专业里。一批批年轻人进入好的大学，毕业后却鲜有创造性思维的人。陈独秀当年对于旧式教育的批判，其实看到了其间的症结。他与众人发起新文化运动，要铲除的，就是这种没有思想的教育和文化模式。
　　一百年前，《新青年》雜志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都积极呼应了其思想的内蕴，关于新文学的设想，便渐渐被人们所接受。这场由青年们所发起的文学改良运动，对于后来中国的影响，超出了先前的许多社会改良运动。
　　当思想禁锢的时候，青年能够振臂一呼，去思考关涉国家命运的问题，这是那时候知识青年的可爱之处。文学改良的目的，是希望人们从虚夸、自恋的写作中走出，到社会的深处去，凝视人间的难题。考虑那些难题，就要率真，睁开眼睛瞭望世界，而非自欺。所以，那时候的青年以精神的新和情感的真，拉开了新文化的帷幕。新文化既是人的解放的文化，也是改造社会的文化。但那些改造社会的资源，都非流行的理论，而是从域外传来的科学思想如马克思主义等。“五四”那代人不仅注意到学习的社会使命感，还把目光投射到整理国故、研究古希腊文明的路径。他们在强烈的现实情怀的背后，还有人类的意识，那就是从整个人类文明中寻找精神的参照。如此看来，是那些无用的知识和思想，改写了中国的人文地图。
　　这些经验，近年来已经被一些人意识到，社会上许多青年学习小组的成立，文化沙龙的涌现，都让我们想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存在。可惜这样的青年群落，还是太少、太少了。
　　一位很有成绩的经济学家说，在青年时代，影响自己最深的是那些没有用的知识，那些看似与己身没有关系的学问，有时左右了自己的价值观。在这些有趣的、智慧的游戏里，青年人能够发现了心灵缺失的所在，精神便在悠远的光泽里得到沐浴。现在大学里开设的古典学、文献学、美学理论，就有这方面的用意。当知识从教条理论中走出的时候，它便会成为有温度的存在。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教育者应当把自己当成青年的朋友，暗示青年自己选择的路有各种可能，而受教育者应当摒弃意图伦理，学会在趣味里建立自己的知識结构，以好奇、有趣的方式面对人类的遗产。而做到这点，教育的改革之外，社会文化生态的调整，也是急迫的事情，在教育之外寻找教育新径，也是不能不做的工作。
　　张金平荐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