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丧葬方式既是社会文化观念的选择，更是自然环境因素影响的产物，天葬在藏区的普遍被选择和延续必有其生存的特殊环境。宗教赋予的特殊伦理观念、死亡观念与青藏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条件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决定了天葬的普遍认可。
　　【关键词】：藏族 天葬 自然环境 死亡观念 宗教伦理
　　一、青藏高原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丧葬形式
　　“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形成独有的心理素质和性格行为;形成多种多样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情态。”天葬是人与自然长期协调发展的产物。地理条件是决定丧葬方式的自然条件，越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丧葬方式越依赖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我国历史上的丧葬种类分布是有规律可循的：平原地区多葬，草原地区多流行火葬;山地、高原、林区则是土葬、树葬、石葬、风葬、水葬、崖葬、天葬等杂葬分布区。”藏区海拔高、多山、常年积雪的主要地理特点必然对藏民族的丧葬风俗产生制约作用，从而使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成为了可能。
　　高海拔与全年较长低温期限制了植物的生长周期，多为高山草甸，鲜有高耸参天的树木作为木料，这一因素限制了佛教颇为推崇的火葬。《册府元龟》中清晰记载唐朝时期吐蕃的森林资源状况：“自赤岭至逻些川，无树木，唯钵川三十里，缘山有栝树，逻些川三百里，有柳、栝树，酸栖等，皆蟠曲不条茂。”火葬大都为生活地位较高的贵族阶层和佛教高僧执行，木材的匮乏使得这种在佛教教义上颇为推崇的火葬形式在平民阶层无法适用。
　　土葬成为主要葬俗的自然条件也不成熟。马克多那尔的《旅藏二十年》中记载到：“因藏地冬季寒冷，地冻如石，如欲挖掘坟穴，先需用火，将地面焚烧，而同时又极乏柴薪，故以天葬制为便”。《西藏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处理尸体最普遍的办法即裂尸于藏野，以飨秃鹰，其原因为土葬则地冻难挖，火葬则乏柴薪，水葬则污及饮水，故拉萨四周之平原，以及边旁之山谷有数地，即划出专做鸟葬之用。”
　　原料的匮乏在根本上决定和促成了人们选择天葬这种朴素而又充满原始意味的葬仪。秃鹫的存在是天葬得以执行的重要条件。秃鹫栖息于低山丘陵和高山荒原与森林中的荒原草地和林缘地带，主要以大型动物尸体为食。秃鹫具有很强的消化功能，它嗜食动物尸体、腐肉，清除了高原上的可能带有细菌、污染物的“秽肉”，被称为高原上的“清道夫”。在进食之前，将尸体的腹部啄破撕开，然后将头伸进腹腔吃掉内脏，并可以消化體积较大的骨块。秃鹫的生物学习性决定它称为青藏高原上最被接受和选择的“葬仪执行者”。较之于水葬、土葬、火葬等其他葬俗，天葬无疑是最具有可行性、最符合地域环境而不受季节、原料、工具制约的丧葬方式。
　　二、宗教伦理影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选择
　　（一）苯教死亡观念与“原始天葬”的传说
　　宗教伦理与死亡观念的形成根源于地域环境与社会生产力水平。远古先民面对死亡的无力、恐惧使得他们将死亡解释为某些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和存在，并对那些他们所认为的神秘力量产生敬畏与崇拜。这些对未知和无法解释事物的敬畏之情便是最初的宗教伦理与死亡观念的产生根源。由于青藏高原海拔接近对流层中部，受高空西风急流的影响，且地势西高东低，与西风气流一致，使风速加大，此外高原上辐射强，气流受地形的扰动剧烈，雷暴和冰雹极多;多风，且大风时间持续较长，分布范围广，年均大风日数达到100至150天，最多可达200天。另外，雪灾、霜冻、旱灾、涝灾等成为青藏高原主要灾害。生死交替的现象在青藏高原尤为频繁。死亡对于藏族长期以来的威胁促使了藏族较早形成的死亡观念和宗教哲学中抽象出的死亡观念体系。
　　最初的野葬方式中，人们将尸体弃置，远古先民偶然间发现秃鹫“食腐”的自然特性。它处理尸体的天生能力使得人们对秃鹫这种猛禽产生了最初的与敬畏并开始视其为具有神秘力量的“神鸟”。按照苯教的说法，吐蕃王统的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天神之子。《红史》记载到：苯波教徒认为天神之王是由十三层天上沿着绳梯下降。从雅隆的若波神山顶上沿天梯下降人间，做众人之主。当聂赤赞普和以后的六个赞普在完成人间的事业后，都顺着当时来到人间的天绳返回天界。《西藏王统记》也记载了：天赤七王“均依次攀援天绳，逝归天界，如虹消散矣。”《贤者喜宴》和《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也有同样地描述：“天赤七王时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王子的名字都以母亲的名字命名，当诸王的王子长大能骑马之时，父王即会握绳尔归天。“神鸟”秃鹫食尽尸身飞逝往无边的苍穹，作为使者将赞普送返了天界。不保留尸体，也不立起陵墓。这便是原始的“自然天葬”形式。
　　（二）苯教“献祭”、“断身”与“救赎”的丧葬仪轨
　　在第八代赞普死后，天葬的方式并没有的到延续，而是采取了土葬的方式。据《西藏王统记》记载：第八位赞普受大臣洛昂达孜陷害，在与他决斗时“舞剑盘顶”，割断了自己头上的天绳，以至无法受到天神保佑。 八代赞普第一个把尸体留在人间，从此出现了土葬葬仪。苯教死亡观念中存在着先后两个不同的死亡世界：现实性的黑暗苦难之地与理想化的“喜地”。苯教主张通过繁琐的仪式、杀牲献祭等等手段来帮助死者走过漫长黑暗、艰难险阻的地域，并为死者在即将到达的乐土生活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及伴侣（人与动物）。  这种“营葬”与“殉葬”的仪式仅限于赞普王室和有功之臣。对于一般民众则仍旧实行原始的野葬和“自然地天葬”。
　　苯教所规定的动物殉葬习俗在吐蕃王朝时期向着仪式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随葬的动物主要是马、牛、羊等。史料中关于吐蕃王朝时期进行的殉葬与“断身”献祭很多。《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曰：“其君臣互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所服玩乘马皆殉，起大屋冢殿，树众木为祀所。”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也有许多关于苯教用于土葬的仪轨文，显示其仪式繁琐、隆重且冗长。山南地区乃东县切龙则墓群中一个墓主仅仅是一个小奴隶主，死后就至少陪葬九匹马。当时吐蕃社会不仅每年四季要举行各种形式的血肉供祭，每次杀死几百只牡牦牛、绵羊、山羊、鹿等动物。丧葬之时也要宰杀大量牲畜献血肉供，谓之“降魔”。吐蕃丧葬制度中还存在着一种守灵制度，守灵人被称为“活死人”，居住陵墓附近，不与外界交流，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