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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晋至北魏前期，洛阳作为重要军事据点，陷入了长达一百一十余年的争夺战争，曾在不同时段归属于前赵（汉国）、后赵、东晋、前燕、前秦、后秦、刘宋、北魏八个政权的势力范围，且在各时段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或修复。
【关键词】：西晋至北魏 洛阳 归属
洛阳建都始于周公营造“成周”，后周平王东迁，洛阳正式成为国都。东汉光武中兴，定都洛阳，兴建南北宫，却在末年因董卓之乱被毁。曹魏建立后，文帝、明帝重修洛阳，后司马氏篡魏，仍以洛阳为都。西晋末年，洛阳再次陷入多方勢力的频繁争夺中。学界已有研究关注到其政治归属情况，但在此各个时段内的势力归属变化未详细说明，且在此争夺过程中，洛阳城内实际的情况如何、城市受到何种程度的破坏等问题亦值得关注。故下文将西晋末至北魏前期洛阳的归属情况细化为如下几个阶段，其中重点对不同势力更替时期的情况进行说明。
一、前赵（汉国）占据时期（312-320）
309年，刘聪曾与王弥、刘曜、赵固等人进攻洛阳失败;其冬，再次进攻，大败晋兵于河南，刘聪进而屯兵洛阳西明门，受到西晋护军贾胤夜袭，战于大夏门，其将呼延颢被斩杀，后转而向南，屯兵于宣阳门。此时，刘曜屯兵上东门、王弥屯兵广阳门、刘景发兵大夏门，但西晋东海王司马越趁刘聪前往嵩岳之时，从宣阳门出兵，攻击刘聪守将刘厉、呼延朗，败刘聪师，前赵（汉国）第二次进攻失败。310年，刘聪、王弥、刘曜、呼延晏、石勒等人再次进攻洛阳，“弥等未至，晏留辎重于张方故垒，遂寇洛阳，攻陷平昌门，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宣阳门陷，弥、晏入于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赵（汉国）势力发军之前，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出许昌讨石勒，动员了洛阳大部分兵力，使得洛阳兵力不足“宫省无复守卫”;且此时洛阳城内“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枹鼓之音不绝”、“至是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城内饥荒严重，盗贼公行，更是减弱了守城力量，客观上为前赵（汉国）势力夺取洛阳提供了有了条件。
此次战争后，洛阳划入前赵势力范围。但也因为呼延晏“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曜等遂焚烧宫庙”等行为，洛阳城门及宫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刘聪夺得洛阳后派遣赵固驻守，但在其后四年间多方势力都曾进入洛阳，其大致情况如下：
因长史周振密报赵固之罪，刘聪密敕斩赵固，使周振代之。此事被西晋假荥阳太守李矩知晓，告之赵固，赵固杀周振，降于李矩。刘聪得知后，派刘粲、刘雅生等人率兵攻打洛阳，赵固向李矩求助，李矩派郭诵屯兵洛口以救，东晋势力进入洛阳。当时前赵仍有尹安、赵慎、宋始、宋恕所领四军屯兵洛阳地区，李矩、郭默等势力对其加以镇压，尹安等人向石勒求助，石生率兵五千相救，后赵势力进入洛阳。刘曜得知后，派刘岳前往洛阳，因军发疫病，驻守于陕城。后尹安等四军又背叛石勒，郭默军再次入洛，石生虏宋始军南归，洛阳“百姓归于李矩”，“洛中遂空”，李矩派郭诵“阻水筑垒，且耕且守”，洛阳暂时被西晋势力的把守。后，石勒派石匆袭击郭默，石良袭击李矩，石生屯守洛阳、大掠河南，郭李求救于前赵，刘岳转攻石生，但被石虎所擒，洛阳被划入后赵势力范围。
二、后赵占据时期（320-351）
320年，后赵置司州，治洛阳，领河南郡。328年，石勒派石虎西攻刘曜，刘曜率军反击，于高候败石虎，并趁机攻打石生至洛阳，“决千金堰以灌之”，石勒得知后亲自率兵进入洛阳，刘曜兵败被俘，前赵也因此灭亡。334年，石虎立，石朗曾在洛阳起兵，被石虎镇压。建武元年（335），后赵置洛州，治洛阳，领河南、荥阳、河东、弘农、陈留、东燕刘郡。据《晋书》记载，在后赵占据洛阳时期内“勒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石虎“兼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据此或可推测，在该时期内洛阳地区曾有过短期内的修护，但其具体恢复情况如何暂缺乏史料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石勒营造襄国，石虎营造邺城之时，都曾将洛阳的部分物件转移至两地。石勒营造襄国之时“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 328年，刘曜被送往襄国之时，石勒曾将其“舍于永丰小城”，或可推测永丰门即为永丰小城之门，其门外列有从洛阳迁来的铜马与翁仲。《史记》言及金马门“门傍有铜马”。翁仲，即铜人，首见于始皇二十六年“有长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置廷宫中，汉代列于长乐宫门前，后董卓将其中十座像熔铸为钱，只剩两座。据载，曹魏明帝时曾想要将其迁到洛阳，但因像过重而未成，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司马氏篡魏后，其大体上继承了曹魏洛阳宫，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扩建，石勒从洛阳所移的铜马、翁仲或即是曹魏明帝时期所列洛阳司马门外之物。那为何要将铜马、翁仲从洛阳运到襄国呢？
笔者认为，正如胡鸿所提及，《石勒载记》中描述的石勒好学尊儒，华夏文化素养不断增长，其经历了一个从羯胡小率到华夏帝王的转变历程，且通过“模式化的叙事”塑造文化认同，早在曹魏明帝定都洛阳之时，就曾从长安迎取铜马、飞廉、钟虡、骆驼等置于洛阳，且其本有迁长安翁仲之意，只因其过重而未能成功，石虎此行为抑或是对明帝行为的模仿，一方面其为了宣扬其对洛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遵从，塑造其华夏帝王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宣扬其对“华西正统”的继承。其后石虎于咸康二年（336），“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也是相同的意图。
三、东晋占据时期（351-364）
350年，冉闵取代石氏，建立冉魏政权。351年，周成等人归顺东晋，洛阳划入东晋势力范围。352年，晋孝穆帝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阳，以卫五陵。同年，降将张遇据许昌反，派将上官恩占据洛阳，受到谢尚、姚襄军队的打击，前秦苻雄率兵救援，该年七月，“徙张遇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余户于关中”。354年，周成反，再次控制洛阳，直至桓温北伐收复洛阳，洛阳又重新归入东晋的管理。“温屯故太极殿前，徙入金墉城，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同年十一月，东晋孝宗穆帝“遣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龙骧将军袁真等持节如洛阳，修五陵。”十二月，“以有事于五陵，告于太庙，帝及群臣皆服缌，于太极殿临三日。”
【关键词】：西晋至北魏 洛阳 归属
洛阳建都始于周公营造“成周”，后周平王东迁，洛阳正式成为国都。东汉光武中兴，定都洛阳，兴建南北宫，却在末年因董卓之乱被毁。曹魏建立后，文帝、明帝重修洛阳，后司马氏篡魏，仍以洛阳为都。西晋末年，洛阳再次陷入多方勢力的频繁争夺中。学界已有研究关注到其政治归属情况，但在此各个时段内的势力归属变化未详细说明，且在此争夺过程中，洛阳城内实际的情况如何、城市受到何种程度的破坏等问题亦值得关注。故下文将西晋末至北魏前期洛阳的归属情况细化为如下几个阶段，其中重点对不同势力更替时期的情况进行说明。
一、前赵（汉国）占据时期（312-320）
309年，刘聪曾与王弥、刘曜、赵固等人进攻洛阳失败;其冬，再次进攻，大败晋兵于河南，刘聪进而屯兵洛阳西明门，受到西晋护军贾胤夜袭，战于大夏门，其将呼延颢被斩杀，后转而向南，屯兵于宣阳门。此时，刘曜屯兵上东门、王弥屯兵广阳门、刘景发兵大夏门，但西晋东海王司马越趁刘聪前往嵩岳之时，从宣阳门出兵，攻击刘聪守将刘厉、呼延朗，败刘聪师，前赵（汉国）第二次进攻失败。310年，刘聪、王弥、刘曜、呼延晏、石勒等人再次进攻洛阳，“弥等未至，晏留辎重于张方故垒，遂寇洛阳，攻陷平昌门，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宣阳门陷，弥、晏入于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赵（汉国）势力发军之前，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出许昌讨石勒，动员了洛阳大部分兵力，使得洛阳兵力不足“宫省无复守卫”;且此时洛阳城内“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枹鼓之音不绝”、“至是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城内饥荒严重，盗贼公行，更是减弱了守城力量，客观上为前赵（汉国）势力夺取洛阳提供了有了条件。
此次战争后，洛阳划入前赵势力范围。但也因为呼延晏“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曜等遂焚烧宫庙”等行为，洛阳城门及宫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刘聪夺得洛阳后派遣赵固驻守，但在其后四年间多方势力都曾进入洛阳，其大致情况如下：
因长史周振密报赵固之罪，刘聪密敕斩赵固，使周振代之。此事被西晋假荥阳太守李矩知晓，告之赵固，赵固杀周振，降于李矩。刘聪得知后，派刘粲、刘雅生等人率兵攻打洛阳，赵固向李矩求助，李矩派郭诵屯兵洛口以救，东晋势力进入洛阳。当时前赵仍有尹安、赵慎、宋始、宋恕所领四军屯兵洛阳地区，李矩、郭默等势力对其加以镇压，尹安等人向石勒求助，石生率兵五千相救，后赵势力进入洛阳。刘曜得知后，派刘岳前往洛阳，因军发疫病，驻守于陕城。后尹安等四军又背叛石勒，郭默军再次入洛，石生虏宋始军南归，洛阳“百姓归于李矩”，“洛中遂空”，李矩派郭诵“阻水筑垒，且耕且守”，洛阳暂时被西晋势力的把守。后，石勒派石匆袭击郭默，石良袭击李矩，石生屯守洛阳、大掠河南，郭李求救于前赵，刘岳转攻石生，但被石虎所擒，洛阳被划入后赵势力范围。
二、后赵占据时期（320-351）
320年，后赵置司州，治洛阳，领河南郡。328年，石勒派石虎西攻刘曜，刘曜率军反击，于高候败石虎，并趁机攻打石生至洛阳，“决千金堰以灌之”，石勒得知后亲自率兵进入洛阳，刘曜兵败被俘，前赵也因此灭亡。334年，石虎立，石朗曾在洛阳起兵，被石虎镇压。建武元年（335），后赵置洛州，治洛阳，领河南、荥阳、河东、弘农、陈留、东燕刘郡。据《晋书》记载，在后赵占据洛阳时期内“勒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石虎“兼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据此或可推测，在该时期内洛阳地区曾有过短期内的修护，但其具体恢复情况如何暂缺乏史料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石勒营造襄国，石虎营造邺城之时，都曾将洛阳的部分物件转移至两地。石勒营造襄国之时“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 328年，刘曜被送往襄国之时，石勒曾将其“舍于永丰小城”，或可推测永丰门即为永丰小城之门，其门外列有从洛阳迁来的铜马与翁仲。《史记》言及金马门“门傍有铜马”。翁仲，即铜人，首见于始皇二十六年“有长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置廷宫中，汉代列于长乐宫门前，后董卓将其中十座像熔铸为钱，只剩两座。据载，曹魏明帝时曾想要将其迁到洛阳，但因像过重而未成，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司马氏篡魏后，其大体上继承了曹魏洛阳宫，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扩建，石勒从洛阳所移的铜马、翁仲或即是曹魏明帝时期所列洛阳司马门外之物。那为何要将铜马、翁仲从洛阳运到襄国呢？
笔者认为，正如胡鸿所提及，《石勒载记》中描述的石勒好学尊儒，华夏文化素养不断增长，其经历了一个从羯胡小率到华夏帝王的转变历程，且通过“模式化的叙事”塑造文化认同，早在曹魏明帝定都洛阳之时，就曾从长安迎取铜马、飞廉、钟虡、骆驼等置于洛阳，且其本有迁长安翁仲之意，只因其过重而未能成功，石虎此行为抑或是对明帝行为的模仿，一方面其为了宣扬其对洛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遵从，塑造其华夏帝王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宣扬其对“华西正统”的继承。其后石虎于咸康二年（336），“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也是相同的意图。
三、东晋占据时期（351-364）
350年，冉闵取代石氏，建立冉魏政权。351年，周成等人归顺东晋，洛阳划入东晋势力范围。352年，晋孝穆帝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阳，以卫五陵。同年，降将张遇据许昌反，派将上官恩占据洛阳，受到谢尚、姚襄军队的打击，前秦苻雄率兵救援，该年七月，“徙张遇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余户于关中”。354年，周成反，再次控制洛阳，直至桓温北伐收复洛阳，洛阳又重新归入东晋的管理。“温屯故太极殿前，徙入金墉城，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同年十一月，东晋孝宗穆帝“遣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龙骧将军袁真等持节如洛阳，修五陵。”十二月，“以有事于五陵，告于太庙，帝及群臣皆服缌，于太极殿临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