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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生态诗人约翰·克莱尔深深扎根于家乡北安普顿郡，以当地的生态环境为原型进行自然书写，通过谴责圈地运动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创设一种“常绿”的语言来描绘当地的自然环境，表达其生态整体观。透过克莱尔诗歌的创作环境、语言技巧、处所意识、主题思想，可以探知其生态诗学内涵和生态观念。
[关键词]约翰·克莱尔;生态诗学;生态观念
英国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在其第一本诗集的扉页上，将自己描述为一名“北安普顿郡的农民”，这被看作是其对自我地方身份认同的大胆宣示。克莱尔描述的英国中东部乡村，愈发成为一个生态冲突地带，坚持旧式、可持续性农业耕作的孤苦农民和议会主张圈地者之间的不平等斗争导致这一局面。对于依旧受限于所谓“进步”话语的当代读者来说，19世纪早期赞成议会圈地制的主张听上去十分耳熟：据称，对于公共用地和废弃用地进行圈地，可以使现存拼接式土地所有制合理化，通过提供一种鼓励机制，让个体农民来开发新近合并的耕地，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沼泽和湿地被抽干，溪流被迫改道，森林和灌木丛被清除，通常意义上的自给农业让位于资本密集型农业。在圈地运动时期法律和政治的神秘进程中，以放牧和拾麦穗为生的传统穷苦农民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同样被忽视的还有农业生产方式的激变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国会的圈地政策在法律上得到各个阶层土地持有者的赞成，得以继续推行;仅有少数人对穷人的命运提出质疑，但几乎没有人来关心地球的命运①。
1820年，克莱尔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色的诗》（Poems Descriptive of Rural Life and Scenery），自此踏入那個离题的“雷区”。该诗集明确谴责了当地环境的“改善”，引发诗人对于逐渐消失的公共用地、沼泽和荒地，以及每天、每季、每年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方式的完全消失所引起的挽歌式忧伤①。透过当地居民的视角，克莱尔的诗歌典型地再现了当地的景观，这些景观通常是一位农民、牧羊人或伐木工，甚至是想象中的一种当地动物、植物或一条河道。克莱尔的环境主张在其后期的诗选《乡村吟游诗人》（The Village Minstrel）、《牧羊人日历》（The Shepherd’s Calendar）和《乡村缪斯》（The Rural Muse）以及众多的诗歌手稿、信件和日记中得以发展。总体来看，克莱尔的作品表达了其对地区植物和动物的了解，关于生物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自觉意识，以及对自然环境被破坏的愤慨之情。克莱尔的诗歌被赋予西方自然写作传统中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宽阔视野。实际上，克莱尔的独特成就在于：他将对自然现象的深层感知和强有力的环境主张结合在一起，令世人将克莱尔视为英国文学传统中的第一位“深层”生态作家。
克莱尔诗歌中的社会和政治语境已通过各种批评视角得以细致审视。约翰·巴雷尔（John Barrell）以精确的历史细节来探讨《圈地法案》对于克莱尔笔下乡村的影响，并研究克莱尔早期诗歌中对此痛苦过程的反思。乔安妮·克莱尔（Johanne Clare）充满同情并广泛地研究了克莱尔对当时社会议题的反映，阐明了诗人政治信念的衍变进程与自然景观描写之间的关联。针对克莱尔最近出版的诗歌和散文，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大概是最为明确地呼吁将克莱尔视为英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②。然而，克莱尔其他方面的声望却依旧掩盖了其作为诗人真正激进和创新性的生态意识，尤其是他被视作未受过教育的“农民诗人”或许值得人们同情，但实际上却更需知识分子严肃对待。正是克莱尔的这种反传统视角，使其诗歌在他有生之年并未大量发表和被世人认可，也导致对其非正统思想缺乏足够的文学评判。在对克莱尔声望最有说服力的评论中，乔弗里·萨摩菲尔德（Geoffrey Summerfield）曾这样评价：“学术圈想要……把克莱尔划归外围的水沟和篱笆。而诗人们一直以来则更清楚其中的事实：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诗人，爱德华·托马斯、罗伯特·格雷夫斯、埃德蒙德·布伦登、詹姆斯·里弗斯、迪伦·托马斯、约翰·休伊特、西奥多·罗特克、查尔斯·考西雷、约翰·福尔斯、泰德·修斯以及谢默斯·希尼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受到克莱尔带来的启发。”③作为“诗人的诗人”，克莱尔的名望不断上升，其诗歌也不断出版，普通大众和学术界现在才开始更广泛地认识克莱尔。但是为了评价克莱尔诗歌成就的范围和原创性，需要更加广泛地认识和理解其思想的生态维度。对于环境主张而言，克莱尔的诗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启发性的模式，同时作为英国文学中生态意识的开创者之一，此模式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处所意识
克莱尔的写作是基于其一生对自己所处的乡村——赫尔普斯顿④的土地和人民的挚爱。克莱尔早期的一首诗歌《赫尔普斯顿》，出现在其最初出版的诗集《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色的诗》的开头，由此奠定了该诗集之后作品的创作模式，并体现了克莱尔植根当地环境的意识。克莱尔谴责了经济“进步”给乡村带来的变化——对森林和湿地的全面破坏、溪流的消失、公共用地的被圈占——他的记忆依旧停留在自己青年时代所熟知的、未曾遭受破坏的景观，这一切在他笔下呈现出动人的细节。克莱尔将自己的童年时代理想化，但他并没有使用后华兹华斯时代诗歌中流行的陈旧感伤方式来讲述，而是强化了诗歌表达诗人意识和情感的手段功能，这样的书写构成其对地方环境潜意识中的热爱之情。假使要在童年的“天真”和成年的冷酷、精于算计的痛苦“经验”之间作选择，克莱尔（同布莱克一样）会倡导把天真作为某种对抗组织化的残忍和压迫的方式。
在《赫尔普斯顿》中，克莱尔回忆了“童年那快乐伊甸园中的金色年华”，坚称自己和故乡的植物、动物、昆虫以及河道是融为一体的。克莱尔在其中一节典型地描写了一片“消失的绿色”：
那里曾经树木丛生
那里曾经小溪潺潺（如今小溪已不见踪影）
那些鹅卵石甜蜜的笑靥，如今却变成啜泣的愁容 我常常站在橡木板上沉思
（在潺潺的水流上开辟了一条路径）
看见甲虫在荒野的迷宫中飞行
其外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①
在他意识到“小溪已经不见了”时，克莱尔对小溪的记忆已变得面目全非，留在那里的只有沉寂和荒凉。克莱尔只能在诗歌中通过充满活力和具体化的语言来补偿。小溪如此温柔的流动是通过形象的方言“啜泣”（wimpering）来描绘的，暗指涟漪或是弯曲的河道，而潜藏的隐喻——“甜蜜的笑靥”则将小溪比喻为人类微笑的脸庞。这个隐喻的自然人格化手法，和甲虫的“外衣”一道，或许出于儿童的视角会更加合理。对于一个儿童来说，所有的自然事物似乎都有生命力和感觉，正如想象中的玩伴。甲虫在太阳下飞行、嬉戏，而小溪则呈现出温柔的母性特质。此情此景正是出于一位充满好奇的孩子的眼晴，他此刻正冒险地站在小溪上方窄窄的橡木板上。
克莱尔对于当地环境的经验，是以本地居民的身份获取的。他成功地将孩童时代生动鲜活的体验，在其成年时代的诗歌中表达出来。纵观其创作历程，克莱尔清晰地表明他想要提升自己作品中的“地方性”，甚至在其迄今为止最长的作品——一首名为《乡村吟游诗人》的自传体诗歌中——也表达了某种忧虑。但他却无法赋予这种描写足够的深度：“我不喜欢这首诗的原因在于它不够有力、不够乡土化地表达出一位吟游诗人的情感。”②克莱尔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本土特色”事实细节的层次，而是一直在找寻一个引发其诗歌更为深远的情感维度，也许可以具体地说是一种植根于当地环境的真正的乡土意识。对于克莱尔的地方情感而言，關键不在于当地动植物纯粹数量的事实信息罗列，而是包括人类、观察者在内的所有生物与栖息地更深层的关系。克莱尔生态视域的范围和原创性来自其对当地环境的责任感。在这个“当地环境”中，一位“作诗的农夫”能够洞悉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不像华兹华斯那样，仅仅关爱抽象概念的“自然”，而是急于融入周围北安普顿的森林、田地和沼泽的自然进程中。
在克莱尔的诗歌中，诗人展现出对当地野外生物尤为精细和准确的了解，事实上克莱尔经常被描述为“英国诗歌史上最为出色的博物学家”③。即使在童年时代，他对野外的鸟类和其他动物也经常充满好奇，而他的相关学识则在成年后迅速增长。克莱尔对林奈动植物分类法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也不认识拉丁文，因此对于种类的拉丁文“官方”术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克莱尔一眼就能分辨出当地大多数的动植物，并使用从他父母、朋友和工人那里学到的方言来命名这些动植物。克莱尔发现，这些方言完全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且比那些神秘的拉丁文术语显得更为“自然”①。与大多数同时代的博物学家不同，克莱尔厌恶样本搜集工作，而喜欢观察飞行的鸟类甚至蝴蝶。和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一样，克莱尔仔细观察了每一个物种的栖息环境、分布情况、行为方式、季节性变化或者迁徙，并将其广泛的观察结果记录在一系列的日记和寄给其出版商詹姆斯·赫塞的非正式信件中，以期完成计划中的《赫尔普斯顿自然史》。这些材料直到1951年才得以出版，被收录在《约翰·克莱尔散文集》（The Prose of John Clare）当中，后经玛格丽特·格瑞恩杰（Margaret Grainger）重新编辑，收入《自然史，约翰·克莱尔散文集》（The Natural History Prose Writings of John Clare）中，该书对了解作为自然世界的精细观察者的克莱尔大有助益。
克莱尔的自然观与同时代盛行的功利主义对自然世界的看法大相径庭。克莱尔陶醉在大地的美景之中，并不认为自然主要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存在，拒绝出于经济目的来考虑问题和利用地球，甚至反对将地球视为美学沉思的对象。自然世界并不是由“资源”或是“景观”构成，克莱尔将自己视为周围生命世界的一个普通参与者，只是另一个好奇的、进行日常活动的哺乳动物而已。因此，克莱尔的诗作极少以约定俗成的如画方式来“设定场景”，而是提供大量特写细节，而非全景式的扫描②。与怀特一样，克莱尔试图以一种闲谈、趣闻的方式呈现诸多细节，而这种方式打断预期的叙述脉络，消除时间顺序或因果关系，以便反映农业生产和生物生存的日常与季节性的共识性时刻。克莱尔经常将其诗歌设定在早晨或夜晚、夏季或冬季，但是他极少明确指出具体时间或者日期③。据说他诗歌中详细描述的事件会经常或者规律性地出现，并且几首诗歌都是以“我想要……”这样的词语开头，似乎暗示着经常重复发生的事情。这种动作反复的模式，与西方盛行的对时间和因果关系的认知体系相冲突，使得克莱尔的诗歌被置于技术主流之外，而属于一个替代性的文化传统之中，这个传统与自然世界的生物节奏更为和谐。
克莱尔对自然世界的深度介入、将当地环境视为一个自主的领域加以尊重、以忽略时序差异的方式来投射自己的经验，使得他对所有生物能够深入洞察，这种洞察力在英语世界是罕见的，也构成他作为一名生态作家独创性的核心。克莱尔将自然世界视为各物种的共生之地，这种观点在其诗歌《品味的阴影》中表达得最为清晰。这首诗歌明确表明了克莱尔理解当地环境的新方式。在诗中，克莱尔谴责科学家对样本搜集的狂热是残忍而非知识：“他毫无意识地绞死蝴蝶/并勒死甲虫，只为带给我们睿智。”①这些“科学家”对自然持有狭隘的分类学观点，未能意识到当地生态系统中所有物种的共生关系，而要洞察这种共生关系，只能通过对完好生态环境中的生物观察来获得。
实质上，只有在本地生活或者“栖居”，并且尊重生物整体性的观察者才能感知到这个绿色的世界——“大自然、荒芜的伊甸园、树木、田地和灌木丛”。克莱尔指出，这样能够持有一种整体化视野：
他热爱鲜花并非因为鲜花满是芬芳
或热爱蝴蝶因为那五彩的翅膀
或爱鸟类因为那甜蜜的歌声
但是他的确热爱荒野和草地
那里是鲜花的栖息之所，并且在那里 蝴蝶在空中飞舞②
从这个基本的生态学角度来看，就经济或者美学价值而言，将个体生物单独考虑，人们会认为它并不具有价值;但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生物群体之内，情况则会有所不同。这样的一个生物群体是不同生物体的“栖息之所”。克莱尔曾这样描述一个生物群体：一棵发育受阻的橡树支持了各种各样动植物的蓬勃兴旺。
他热爱每一个被忽视的荒凉之地
那似乎在忙碌的劳动中被遗忘
橡树扭曲的树干，如同受到了惩罚
因为遭受雷击而挣脱了束缚
缠绕的常春藤留下肋骨般的痕迹
半年以来，快乐的鸟儿曾在那里安家
但却从“家”中带走了生命
每一件美丽的事物，如今都变成了枯萎的思源
如梦一般，所有的联想都消逝了
它们看上去似乎只剩下了阴影
与家园和幸福割裂开来
沦为异域可怜且乏味的囚徒③
从传统意义上看，这棵橡树并不美丽，但就各类藤蔓和鸟类而言，它扮演了栖居地的角色，这引发诗人的热爱和珍视，并将其视作绿色世界原型的缩影。克莱尔特别强调将橡树视为所有栖居者的家园，这是洞悉其生态视域的一个关键词，因为“生态学”一词源于希腊词语o■kos，意思是家或者栖居之地。克莱尔认为，一个生物体只有在其合适的处所才能具有意义和价值，要与围绕和滋养它的所有生物产生共生关系。一个生物体假使脱离了生存环境，就会沦为“枯萎的思想”，一个此前自我的“阴影”，不再具有美感和目的性。在克莱尔看来，“农民诗人”的任务是要去见证脆弱的生物群体，其中生物的存在依赖于生态系统持久的整体性。克莱尔对所有生物共生和谐有如此深入的洞察，在英语世界里是罕见的。
克莱尔的生态学视阈在很多作品中得以展示，并且这些作品揭示了诗人对于其所在的生态区域内各个物种相互依存、互相影响的广泛了解。例如在诗歌《夏日早晨》中，克莱尔反对普通人将麻雀视为“有害生物”的看法，而是指出麻雀以昆虫为食，能够为农业带来长久的益处④。鹪鹩同样被视作捉蚊子的益鸟①。不论在何处，克莱尔都强烈意识到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关系，并且不无同情地描述受到威胁的猎物，却并不过分伤感。他十分清楚捕猎在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数量平衡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描述自然史的信件中，诗人曾有趣地描写了甲虫如何猎杀一只飞蛾：“肢解它的尸体，然后带着几只甲虫，来蚕食蛾子吗，每边三只。”②该诗的主要基调颇为平和。克莱尔以极为精确的细节对场景进行了描述，并且推测：昆虫也有一种语言，使其能在彼此间传递思想;但克莱尔同时又避免了19世纪诸多关于捕食过程感伤的拟人描写。同样的笔调也出现在克莱尔对于捕猎食物的戏剧化描写当中：
猫端坐在谷仓中的洞口
盯着饥渴的老鼠
那些老鼠常常在黎明离开自己的洞穴
去饮用那叶子上的露水
知更鸟机敏地眨着眼睛
几乎不敢放松盯着苍蝇
那些蝇虫陷于蛛网之中
徒劳地哀鸣，渴求自由③
这篇诗作描绘了一条精密的食物链——知更鸟捕食昆虫，但同时又面临猫的威胁。对于蛛网中徒劳挣扎、渴求自由的蝇虫，克莱尔表现出明顯的怜悯之情，但他主要的关注点依旧集中在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紧张互动关系形成的的生态平衡上。诗歌《雌狐》描绘了另一幅捕食画面：几只狐狸从洞穴中出来，突然咬住正在蹦跳着的、想要捕捉白色的蝴蝶的乌鸦④。克莱尔在该诗中再次避免对狐狸和乌鸦的攻击行为加以评判，它们只是在自然中扮演了与生俱来的捕食者角色。
然而克莱尔对于人类猎杀野生动物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在诗歌《夏夜》中，他强烈谴责了人类对麻雀及其巢穴的疯狂破坏：
淘气的男孩们聚在一起
搭起高高的梯子
偷偷摸摸地攀爬
蹑手蹑脚地前进
抓起鸟巢中的麻雀
杀死了它们
残忍并骄傲地把鸟巢打到梯子边⑤
克莱尔也曾在其他作品中描述男孩们极其残忍地向鸟类投掷石头，破坏黄蜂的蜂巢，用棍子折磨松鼠⑥。但并非只有孩子们会如此残忍行事，诗人也探讨了鼹鼠捕捉者的行为。这些成年人将鼹鼠的死尸挂在树枝上，仿佛它们是“叛徒”一般⑦。看到那些青蛙、田鼠、野兔和黄鹂在人类的迫近中恐惧地奔逃，克莱尔总结道：“骄傲的人类似乎依旧是万物的敌人。”⑧在克莱尔一首著名的诗歌《獾》中，作者对一只被村民捕获并折磨的獾表达了深深的同情：
他倒下了，如同死去一般，孩子们和村民还在猛踢他
随后，他醒过来，露齿微笑，又遭到了众人暴打
直到他备受折磨，遍体鳞伤
人们则松开了他，任由他呻吟，躺在那里死去①
诗人主要从獾的角度来讲述这一经历，他将獾视为人类残忍暴行下无助的受害者。这首诗揭示了克莱尔内心深处的重要环保策略：他并不武断地评价抽象的道德主题，而是为人类暴力下的弱势受害者发声，关注人类无节制的环境破坏。
克莱尔的生态视域在其表现当地环境保护的动人诗歌中得以体现。他的观点不在于考虑经济实用性或是美学快感，而是直接为地球和生物大声疾呼，赋予构成本地生态系统的动植物以内在价值。克莱尔奋力呼吁旧式的群体乡村生活以及对荒地、森林、湿地、沼泽的保护。克莱尔为鸟类、动物、昆虫、树木的生存群体加以辩护，并且大力宣传这一思想;而对于圈地运动那“被诅咒的财富”和带来的生态影响，如古树砍伐、湿地和荒野开阔空间的消失，对公共用地的私有化和更改，“非法入侵”标志的树立甚至是当地铁路的侵入，克莱尔感到愤慨，并极力谴责这些行径②。作为一名环境运动倡导者，克莱尔对于生态破坏和社会不正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范围和深度上的认识也是极为突出的。在当今时代，只有最为激进的深层生态学家的观点才能够与克莱尔的环境运动主义相提并论。 二、常绿的语言
纵观克莱尔的诗歌创作历程，诗人一直在努力创设一种能够完全表达其生态视域的语言。在其地形诗与自然史书写中，这种语言一方面沿用了前辈的文体风格和表现模式，另一方面则与其早年对赫尔普斯顿乡村生活记忆中的民歌和民谣传统保持着和谐关系。在克莱尔的诗歌第一次被印刷出版后，作为田野间的劳动者、荒野里的漫游者、其诗歌第一次印刷出版后偶尔去伦敦的拜访者，克莱尔一直在寻求将多种传统和经验以一种混合体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使其既具个人风格又根植于自然世界。当他开始理解人类破坏环境的程度和由利益、工业或是奴役剥削（乡村资本主义三位一体）所引起的“与自然的战争”时，克莱尔在创作形式上大胆尝试，试图通过新形式直接而迅速地揭示圈地运动的环境影响③。在此尝试下，克莱尔创作了诗歌《斯渥蒂井之哀歌》，谴责将当地的湿地改为采砂场的做法。而克莱尔也曾称赞过当地植物的多样化，包括罕见的兰花品种④。克莱尔在诗歌上大胆的创新就是让斯渥蒂井为自己代言，赋予这个受人类剥削的沉默实体以声音哀悼自己的毁灭，同时悲伤地想到此前久居在繁荣生态系统中而现已逝去的动植物。这首诗是克莱尔早期几首直接为地球代言的作品之一，它将拟声的修辞手法（赋予无生命的物体以声音）运用于表现当代生态意识危机。读者并不能一下子识别说话者的身份，直到第三节这个声音才暂时停下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具体说明导致自己目前困境的决定性经济因素：
我名叫斯渥蒂井，是一片土地
遭城镇掠夺
驱使我不停地劳作，直到我无法忍受
不断压迫我，直到我完全垮掉①
斯渥蒂井遭受的破坏与圈地运动时期工人阶层的困境被机智地联系在一起。工人们比以往更加努力工作，在新经济秩序下却难以养活自己;斯渥蒂井（和贫穷的工人一样）掉入城镇的陷阱之中，其生存依赖于教区工头那吝啬的、不可靠的施舍。农场工人的困境（在教区济贫法案下遭受无情的剥削）和斯渥蒂井生存环境的遭受破坏（采砂使其成为之前湿地令人悲伤的残留物）之间的类比，暗示读者：不论是哪种剥削形式，都是一种非人道的新经济秩序的产物，该秩序忽略了当地长久以来的状况，冷酷自私地选择了经济利益。
斯渥蒂井的心声谴责了造成其毁灭背后的自私动机，同时提出充满智慧的先进思想——自然生物具有同公民权一样的权利。公民权是英国一般法的基础。克莱尔是最早提出地球应该有权立法来纠正环境不公的倡导者之一：
尽管我不是人类，但任何错誤
都会寻求正当借口
假如我能唱一首歌，我将是快乐的
给我空间，让我开口讲话
到处都在挖掘
一群饥民
假使我一年能收割两次
也什么都得不到②
克莱尔使用了方言“挖掘（grubbing）”来指出，资助当地破坏环境的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与实质上必须完成任务、肮脏的挖掘工之间的相似性。诗歌辛辣地描述了每一寸砂石是如何被“整车整袋”地运走，直到如今“他们得到了土地”，那里之前曾经生长着“别处没有的鲜花”。现在的斯渥蒂井满是荒芜，再也看不到任何动植物的身影：
我那布满苔藓的山头上，吸引着贪婪的手
还有更多贪婪的心
变成褐色的土地
一点野草都不剩
在过去的夏日里，我曾自豪鲜花绽放
当地人从几英里外赶来称赞
我那别处没有的遍地鲜花
几乎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③
诗歌中，“黄褐色（russet）”这个方言再次激起人们对于大地死亡的想象，光秃秃没有绿叶，连薄薄的一层绿草都不剩。这首诗以一个阴郁的预言来结尾：
采砂留下的遍地石坑
竭力地买与卖
我的名字很快会成为
斯渥蒂井留下的唯一遗迹④
某种意义上看，这种预测是准确的——正如它的英文名字一般，“斯渥蒂井”不再作为一个英国地名幸存下来，而只是一首诗的名字，这暗示着克莱尔创造出一种可以表达在毁灭威胁下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现状的语言。唯有依靠建构自然世界的一种语言类比，诗人才有希望以此来弥补这种损失。克莱尔的写作对象主要是城市读者，诗人试图将正在快速消逝的绿色世界生动且准确地呈现给读者。
正如在诗歌《田园诗篇》中所定义的那样，克莱尔通过寻求一种“常绿的语言”，来创设自然世界的语言类比：
但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
人人都会踏入这片田野
牧羊人脚下的鲜花
仰头让他快乐
语言是常绿的
那种感觉，心中存有
一看到那山楂花
便心旷神怡①
克莱尔在整首诗中对“诗篇”（poesy）一词进行了双关化处理，这种拼写既表明“诗歌”（poetry）与“花束”（posy）两词为词语组合，又象征着一束鲜花②。山楂花在田野中静悄悄地绽放，诗歌中的绿色语言也激发读者同样的愉悦感。克莱尔并非只是机智地使用双关语，或是以模糊的感伤笔调来暗示“对鲜花的修辞”，而是提出诗歌的语言必须努力创设一种自然现象的朦胧感和具体性，同时引发对未经雕琢的原创习语所衍生的真诚回应。这种绿色的语言假使仅仅停留在人为建构上，是不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只能被视为温室植物;此语言一定是自然的自发产物，且与当地的环境和谐共存③。
克莱尔发展出的“常绿语言”使其能够坚定地抵制朋友、资助人和出版商“净化”其诗歌语言的意图。尽管克莱尔也有那么几本英语语法书、拼写手册和字典[包括一位好心的赞助人赠予的一本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编写的《字典》（Dictionary]，但他似乎在语法、拼写、标点或是措辞上并未有所改进;实际上，克莱尔创设了自己的诗歌技巧，使其更加大胆地摆脱了标准英语的限制。他需要保留一种语言来及时、精确地展示当地的自然现象，这也是诗人决定保留自己地方方言中某些特色的主要原因。但克莱尔成熟诗歌中的语言很难被“纯粹”地视为北安普顿方言，而是跨越性地蕴含多种已确立的诗歌词汇流派特色，以其个性化的“习语”为标志。但诗人成熟的诗歌语言不应仅仅被视为某种个人风格，而是一种尝试即兴创作某种方言用以充分表达其“地方性”的独特感受。该语言也被称作“生态方言”（ecolect），从文字意义来讲代表着o?kos（希腊语“地方”），即地球被视为所有生物的家园。与早期的“农民诗人”不同，克莱尔发现其自身具有某种坚定的力量，需要保留对当地语言的掌控能力：生态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当地习语，不仅能够展现当地的方言和环境，也为未来的生态作家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的写作模式，而非迅速地被文化主流同化④。克莱尔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一种诗性的生态方言，提出当代的生态意识，并非逐渐地由先前存在的科学概念衍生而来，而是包含了一种崭新的思维范式和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克莱尔生态视域的语言基础在其诗歌集《仲夏草》（The Midsummer Cushion）中得到最好的阐释。1831至1832年间，克莱尔将这一作品转录为手抄本，但直到1979年才成为一部完整的诗集得以出版①。诗集的名字蕴含一个典故：当地保留着一个古老习俗，即在夏日时，村民会在一张草皮上布满鲜花，将它放在小屋里做装饰品。这暗示着读者：此诗集可被构想为一个小宇宙或是我们周围生态环境的缩影②。诗人暗示读者，诗集中的每个作品都构成一个独立有机体，构成某种对单个植物或从自然中移植来的鲜花的语言类比。
克莱尔在他处也明确地阐述过这种假设，声称：“我发现田野中的诗歌/仅仅将其写下来。”③克莱尔以这种方式从字面意义上阐释了浪漫主义时期对于有机统一体的常用隐喻，宣称自己的意图是搜集“诗篇”中的野花，反映自然世界重要的无序状态，而不是冷漠地进行一番理性梳理。《仲夏草》详尽阐释了克莱尔关于开放的荒野景观的看法，在此景观中，所有的生物构成一个整体，命运息息相关，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人类的干扰和控制。克莱尔大多数诗歌的丰富性能够映射出生态范式的含意，抵制任何理性秩序（诗集中有一首诗歌《啄木鸟的巢穴》实际上出现了两次），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却蕴含了一种生物共生关系，因此在其作品的当地主题及形式网络中，每首诗都能在诗集更广阔的文本中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④。
在《仲夏草》中，多样化的诗歌体现了克莱尔的生态视域，主要描写了特殊的动植物物种，尤其是一系列关于鸟巢的诗歌。这部分诗歌不仅展现了克莱尔对鸟类特殊生态处所的看法，同时也反映出诗人竭力创设一种语言，以足够展现当地鸟类的生活方式。诗人经常运用拟声词来再现鸟类的歌声，并采用地区方言来描述当地鸟类独特的生活习性。《田凫的巢》是这一组关于鸟类诗歌中最为成功的一首。漫步的主人公将要穿过似乎荒芜的休耕地，突然注意到了鸟儿：
我正在漫步，突然间向上望去
田凫盘旋飞行，清脆地“唷、唷”地鸣叫
它鸣叫着，拍打着翅膀
为了找到它的巢穴，我任由那凌乱的脚步引导
越过小山上宽阔的田埂
鼹鼠和蚂蚁是这里长久的房客
鸟巢似乎在这里——但我仍徒劳地搜寻
猛然间在起伏的山岭之间
喧闹的鸟儿出现了
我偶然发现了四枚绿色的、臭烘烘的肮脏鸟蛋
上面满是潮湿的、巧克力色的斑点
鸟蛋小的一头朝内，如刚发现时一样
好像某只好奇的手将它们放下来
它们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
柔软的草地枯萎地抽动着，还有那褪色的野草
使它们免受风雨侵袭⑤
克莱尔创造拟声词“chewsit”（唷、唷）来再现田凫的叫声，同时也使用与动觉相关的方言“whewing”（呦）来描述鸟类不规则的飞行。克莱尔将鸟类置于它的栖息环境中，如“宽阔的田埂”附近那“起伏的山岭”，或是耕地边的草地，此地尽管看上去荒芜，却是一个丰富的生物群体，里面居住着鼹鼠、蚂蚁以及“喧闹的鸟类”，但仅依照当代经济标准来评判，这里的确是一片“荒野”之地①。田凫的“巢穴”——并不是真正的鸟巢，而是光秃秃的一块地——代表着显著贫穷表面下的矛盾事物。这里虽缺少其他鸟类柔软、温暖的栖息草地，却足够为田凫“臭烘烘肮脏的鸟蛋”提供一个家园。这是一首最初看上去是以人类为视角批评鸟儿没有远见的诗，但实际上却是一首认可其在困境中的生存能力——在那寒冷、荒蕪的大地上遭受风雨的侵袭下生存的诗。鸟蛋上满是“潮湿的、巧克力色的斑点”，模仿了赫尔普斯顿地区湿地的形象，起到保护性的伪装作用②。从传统意义上而言，不论是田凫或是鸟蛋，都不算是“美丽的”，但却完美地融入到环境之中。诗歌率直、严厉的语言似乎同样很好地融入到了生物描写之中，在农业“进步”的边缘创造出一种简单的存在方式。
克莱尔语言实践的生态基础为当代生态写作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启发性模式，地区方言是其诗歌特色，使诗人深深扎根于特殊的景观，远离当代技术“进步”的观念，而此进步观念则意在摧毁耕地和农耕社区。正如他抵制暴力圈地运动带来的景观中人为秩序和简明性一样，克莱尔愈发拒绝编辑修改他的手稿。通过拒绝在自己诗歌中加标点和对于“高雅”措辞、语法、拼写标准的遵从，克莱尔创造出一种“开放式”的诗文——一种对于自由开放式景观的语言类比，而此种景观正是诗歌试图长期保留的。克莱尔的诗歌语言为写作实践提供支持，而这种实践来自其对自然环境所有生物和谐共处的深层理解。克莱尔的生态方言是一种替代性的语言，“永远绿色的语言”表达了诗人的生态视域，为当今生态作家提供愈发有影响力的写作模式。
三、人迹罕至的天空
克莱尔利用诗篇中的“绿色”语言对栖息地的动植物进行了细节描写，而这种语言是基于其所在的北安普顿方言，展现出与标准英语词汇和语法多样化的偏离。《崖沙燕》这首十四行诗是克莱尔成熟诗歌语言实践的代表之作，尤其是诗歌使用了生动的方言“flirting”（意思是轻快地移动，或者是振翅）并拒绝使用除破折号以外的任何标点符号：
你，隐居在孤寂的山谷中
满是荒野和灌木——一片荒芜的景象
远离人类粗俗品味景观
那里经常出现的采砂场给予你栖息之地
伴随着最奇怪的品味和永久的劳作
采砂场岩壁上开凿的小孔
更像是害虫的出现之地
很少被掏鸟窝的孩子们视为鸟巢
我曾在远离人群的地方见过你
在人迹罕至的天空飞翔
那是我无法描述的一种感觉
孤单地与世隔绝，隐士般的快乐
看见你盘旋，却从未超出
那孤单的灌木丛和忧郁的池塘①
尽管和传统的田园主题没有明显联系，这首十四行诗却被视为另一种田园诗创作。和多数的田园诗歌一样，诗歌在背景和主题方面十分简单，仅仅是唤起对这只鸟儿在偏远的“荒野”地区不寻常生活的想象。诗歌清晰地列举了“由繁入简”的田园进程[正如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所描述的那样]②，表达了一些复杂的事物，牵涉人类社会和栖息在文明之外、在“荒野”或“荒芜”地区生活的野生物之间的关系。与新古典主义田园诗相比，此诗并未对牧羊人的简单生活进行势利化描写，而是以更为同情的笔调来思考一只鸟的实际生存状况。诗人避免了简单的拟人化处理，而是尊重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差别，同时激起作者、远离人类的孤独者、鸟类之间的身份认同感以及如同隐士般的隔离生活。诗歌的第一个字“你”表达了这种身份共识，在人类和鸟儿之间建立起一种兄弟般的关系，而不是自然学家所采用的一种客观的或是描述性的典型方式。 对任何接受过更为优雅的文学训练的人来说，克莱尔的诗歌风格似乎显得笨拙，不仅是因为他偶尔会使用方言。在这首诗中，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在习惯了富于高雅变化修辞技巧的读者看来，似乎是同义反复的。词语“隐士”“栖息地”“孤独”“灌木丛”“采砂场”均重复出现，而词语“频繁”（frequent）和“人迹罕至”（unfrequented）则相互呼应。这样的反复似乎是一种美学评价，但却是通过一种双重的诗学视角来实现的，诗歌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是从人类和非人类双重视角加以描述。诗歌第一行中鸟类被描绘为“隐士”，但在最后一行，作者对鸟类的出现却感受到一种“隐士般的快乐”。商业背景下“频繁出现的采砂场”让位于“人迹罕至的天空”，成为孤独的鸟儿唯一的栖息地。词语“采砂场”语源上来自法语词“carre”（方阵），意思是“正方的”，但是在诗歌最后，鸟类的思维却是环形的，人类直线型的工业模式与自然界广阔的、环形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诗歌中人类破坏性的活动主要是指孩子们竭力想找到并破坏崖沙燕的巢穴的行为，因为鸟儿过着隐居的生活，所以他们极少成功。与诗人一样，鸟类依旧“远离其他鸟类”，他是“荒芜”大地上孤独的人，独自的流浪者。
这首诗本身具有一种“去地方性”（a sense of displacement），鸟类通过在遥远的采砂场岩壁上打孔，创造了一个“栖息之地”，一个非自然家园，一个人类工业的废弃之地。在这时期，克莱尔也被迫离开赫尔普斯顿的家园，悲惨地生活在由贵族赞助者所提供的小屋里③。不论是在这首十四行诗还是其大多数的作品中，作为一名失败的诗人和被社会放逐者，克莱尔一直在自我困境和鸟类状况——尤其是那些孤独的，为自己同类所不容的鸟——之间寻求一种相似性。在关于吉普赛人的诗歌中，诗人也曾思考吉普赛人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能在被世人视为无用之地、所抛弃的每一个地方顽强地存活下来。克莱尔敏锐地意识到贫穷导致的绝望和压迫，但是他对于标榜“进步”和經济增长的油腔滑调的解决方案缺乏信心。相反，他将贫穷看作是一种精神自律的理想状态，鼓励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降低对地球及自然资源的欲望和索取，告诫我们不要去建立更多的采砂场，而是以崖沙燕为师，找回已经被破坏的栖息地。
克莱尔的诗歌的确值得细读。它远不是出于人类的目的而对一只鸟或者一种景观的感伤移情，而是思考在人类和周围生物界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关系的可能性。克莱尔承认鸟类的不同之处，但拒绝其不可知性。孩子们展示了人类想要占有或是利用无防御能力生物的欲望，克莱尔尊重鸟类对栖息地的独特选择，并将其看作是自己复杂的两难境地可行的解决方案——他注定要找到一个自己称为家园的地方。如果说克莱尔同时代的人们经常将他和他的整个社会阶层看作“害虫”的话，那么这反而让克莱尔能够以一种更为疏远的视角来思考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人类社会关系之外存在的现实。由此看来，克莱尔和鸟类之间存在着更为真实的相似性，比诗人和其他人之间的相似关系还要真实。假如人类“部落”对于自然的征服是直线型的，克莱尔则采用了不同的方式——环绕着同一个地方，直到它真正变成自己的家园。任何地方，不论它如何荒芜或是多么为人所知，都会变成地球自身的一个微型类比。克莱尔的田园诗歌试图将其置于一个微观的世界中，在人们熟知和经常谈论的事物外建立起一个家园。他的诗歌赋予人类在后工业景观中可能出现的栖居方式——一种笨拙却真实的视野。
（本文原载James C. Mckusic， Green Writing： Romanticism and Ecology， The Ecological Vision of John Clare， New York：St. Martin Press， 2000. 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关键词]约翰·克莱尔;生态诗学;生态观念
英国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在其第一本诗集的扉页上，将自己描述为一名“北安普顿郡的农民”，这被看作是其对自我地方身份认同的大胆宣示。克莱尔描述的英国中东部乡村，愈发成为一个生态冲突地带，坚持旧式、可持续性农业耕作的孤苦农民和议会主张圈地者之间的不平等斗争导致这一局面。对于依旧受限于所谓“进步”话语的当代读者来说，19世纪早期赞成议会圈地制的主张听上去十分耳熟：据称，对于公共用地和废弃用地进行圈地，可以使现存拼接式土地所有制合理化，通过提供一种鼓励机制，让个体农民来开发新近合并的耕地，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沼泽和湿地被抽干，溪流被迫改道，森林和灌木丛被清除，通常意义上的自给农业让位于资本密集型农业。在圈地运动时期法律和政治的神秘进程中，以放牧和拾麦穗为生的传统穷苦农民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同样被忽视的还有农业生产方式的激变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国会的圈地政策在法律上得到各个阶层土地持有者的赞成，得以继续推行;仅有少数人对穷人的命运提出质疑，但几乎没有人来关心地球的命运①。
1820年，克莱尔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色的诗》（Poems Descriptive of Rural Life and Scenery），自此踏入那個离题的“雷区”。该诗集明确谴责了当地环境的“改善”，引发诗人对于逐渐消失的公共用地、沼泽和荒地，以及每天、每季、每年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方式的完全消失所引起的挽歌式忧伤①。透过当地居民的视角，克莱尔的诗歌典型地再现了当地的景观，这些景观通常是一位农民、牧羊人或伐木工，甚至是想象中的一种当地动物、植物或一条河道。克莱尔的环境主张在其后期的诗选《乡村吟游诗人》（The Village Minstrel）、《牧羊人日历》（The Shepherd’s Calendar）和《乡村缪斯》（The Rural Muse）以及众多的诗歌手稿、信件和日记中得以发展。总体来看，克莱尔的作品表达了其对地区植物和动物的了解，关于生物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自觉意识，以及对自然环境被破坏的愤慨之情。克莱尔的诗歌被赋予西方自然写作传统中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宽阔视野。实际上，克莱尔的独特成就在于：他将对自然现象的深层感知和强有力的环境主张结合在一起，令世人将克莱尔视为英国文学传统中的第一位“深层”生态作家。
克莱尔诗歌中的社会和政治语境已通过各种批评视角得以细致审视。约翰·巴雷尔（John Barrell）以精确的历史细节来探讨《圈地法案》对于克莱尔笔下乡村的影响，并研究克莱尔早期诗歌中对此痛苦过程的反思。乔安妮·克莱尔（Johanne Clare）充满同情并广泛地研究了克莱尔对当时社会议题的反映，阐明了诗人政治信念的衍变进程与自然景观描写之间的关联。针对克莱尔最近出版的诗歌和散文，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大概是最为明确地呼吁将克莱尔视为英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②。然而，克莱尔其他方面的声望却依旧掩盖了其作为诗人真正激进和创新性的生态意识，尤其是他被视作未受过教育的“农民诗人”或许值得人们同情，但实际上却更需知识分子严肃对待。正是克莱尔的这种反传统视角，使其诗歌在他有生之年并未大量发表和被世人认可，也导致对其非正统思想缺乏足够的文学评判。在对克莱尔声望最有说服力的评论中，乔弗里·萨摩菲尔德（Geoffrey Summerfield）曾这样评价：“学术圈想要……把克莱尔划归外围的水沟和篱笆。而诗人们一直以来则更清楚其中的事实：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诗人，爱德华·托马斯、罗伯特·格雷夫斯、埃德蒙德·布伦登、詹姆斯·里弗斯、迪伦·托马斯、约翰·休伊特、西奥多·罗特克、查尔斯·考西雷、约翰·福尔斯、泰德·修斯以及谢默斯·希尼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受到克莱尔带来的启发。”③作为“诗人的诗人”，克莱尔的名望不断上升，其诗歌也不断出版，普通大众和学术界现在才开始更广泛地认识克莱尔。但是为了评价克莱尔诗歌成就的范围和原创性，需要更加广泛地认识和理解其思想的生态维度。对于环境主张而言，克莱尔的诗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启发性的模式，同时作为英国文学中生态意识的开创者之一，此模式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处所意识
克莱尔的写作是基于其一生对自己所处的乡村——赫尔普斯顿④的土地和人民的挚爱。克莱尔早期的一首诗歌《赫尔普斯顿》，出现在其最初出版的诗集《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色的诗》的开头，由此奠定了该诗集之后作品的创作模式，并体现了克莱尔植根当地环境的意识。克莱尔谴责了经济“进步”给乡村带来的变化——对森林和湿地的全面破坏、溪流的消失、公共用地的被圈占——他的记忆依旧停留在自己青年时代所熟知的、未曾遭受破坏的景观，这一切在他笔下呈现出动人的细节。克莱尔将自己的童年时代理想化，但他并没有使用后华兹华斯时代诗歌中流行的陈旧感伤方式来讲述，而是强化了诗歌表达诗人意识和情感的手段功能，这样的书写构成其对地方环境潜意识中的热爱之情。假使要在童年的“天真”和成年的冷酷、精于算计的痛苦“经验”之间作选择，克莱尔（同布莱克一样）会倡导把天真作为某种对抗组织化的残忍和压迫的方式。
在《赫尔普斯顿》中，克莱尔回忆了“童年那快乐伊甸园中的金色年华”，坚称自己和故乡的植物、动物、昆虫以及河道是融为一体的。克莱尔在其中一节典型地描写了一片“消失的绿色”：
那里曾经树木丛生
那里曾经小溪潺潺（如今小溪已不见踪影）
那些鹅卵石甜蜜的笑靥，如今却变成啜泣的愁容 我常常站在橡木板上沉思
（在潺潺的水流上开辟了一条路径）
看见甲虫在荒野的迷宫中飞行
其外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①
在他意识到“小溪已经不见了”时，克莱尔对小溪的记忆已变得面目全非，留在那里的只有沉寂和荒凉。克莱尔只能在诗歌中通过充满活力和具体化的语言来补偿。小溪如此温柔的流动是通过形象的方言“啜泣”（wimpering）来描绘的，暗指涟漪或是弯曲的河道，而潜藏的隐喻——“甜蜜的笑靥”则将小溪比喻为人类微笑的脸庞。这个隐喻的自然人格化手法，和甲虫的“外衣”一道，或许出于儿童的视角会更加合理。对于一个儿童来说，所有的自然事物似乎都有生命力和感觉，正如想象中的玩伴。甲虫在太阳下飞行、嬉戏，而小溪则呈现出温柔的母性特质。此情此景正是出于一位充满好奇的孩子的眼晴，他此刻正冒险地站在小溪上方窄窄的橡木板上。
克莱尔对于当地环境的经验，是以本地居民的身份获取的。他成功地将孩童时代生动鲜活的体验，在其成年时代的诗歌中表达出来。纵观其创作历程，克莱尔清晰地表明他想要提升自己作品中的“地方性”，甚至在其迄今为止最长的作品——一首名为《乡村吟游诗人》的自传体诗歌中——也表达了某种忧虑。但他却无法赋予这种描写足够的深度：“我不喜欢这首诗的原因在于它不够有力、不够乡土化地表达出一位吟游诗人的情感。”②克莱尔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本土特色”事实细节的层次，而是一直在找寻一个引发其诗歌更为深远的情感维度，也许可以具体地说是一种植根于当地环境的真正的乡土意识。对于克莱尔的地方情感而言，關键不在于当地动植物纯粹数量的事实信息罗列，而是包括人类、观察者在内的所有生物与栖息地更深层的关系。克莱尔生态视域的范围和原创性来自其对当地环境的责任感。在这个“当地环境”中，一位“作诗的农夫”能够洞悉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不像华兹华斯那样，仅仅关爱抽象概念的“自然”，而是急于融入周围北安普顿的森林、田地和沼泽的自然进程中。
在克莱尔的诗歌中，诗人展现出对当地野外生物尤为精细和准确的了解，事实上克莱尔经常被描述为“英国诗歌史上最为出色的博物学家”③。即使在童年时代，他对野外的鸟类和其他动物也经常充满好奇，而他的相关学识则在成年后迅速增长。克莱尔对林奈动植物分类法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也不认识拉丁文，因此对于种类的拉丁文“官方”术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克莱尔一眼就能分辨出当地大多数的动植物，并使用从他父母、朋友和工人那里学到的方言来命名这些动植物。克莱尔发现，这些方言完全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且比那些神秘的拉丁文术语显得更为“自然”①。与大多数同时代的博物学家不同，克莱尔厌恶样本搜集工作，而喜欢观察飞行的鸟类甚至蝴蝶。和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一样，克莱尔仔细观察了每一个物种的栖息环境、分布情况、行为方式、季节性变化或者迁徙，并将其广泛的观察结果记录在一系列的日记和寄给其出版商詹姆斯·赫塞的非正式信件中，以期完成计划中的《赫尔普斯顿自然史》。这些材料直到1951年才得以出版，被收录在《约翰·克莱尔散文集》（The Prose of John Clare）当中，后经玛格丽特·格瑞恩杰（Margaret Grainger）重新编辑，收入《自然史，约翰·克莱尔散文集》（The Natural History Prose Writings of John Clare）中，该书对了解作为自然世界的精细观察者的克莱尔大有助益。
克莱尔的自然观与同时代盛行的功利主义对自然世界的看法大相径庭。克莱尔陶醉在大地的美景之中，并不认为自然主要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存在，拒绝出于经济目的来考虑问题和利用地球，甚至反对将地球视为美学沉思的对象。自然世界并不是由“资源”或是“景观”构成，克莱尔将自己视为周围生命世界的一个普通参与者，只是另一个好奇的、进行日常活动的哺乳动物而已。因此，克莱尔的诗作极少以约定俗成的如画方式来“设定场景”，而是提供大量特写细节，而非全景式的扫描②。与怀特一样，克莱尔试图以一种闲谈、趣闻的方式呈现诸多细节，而这种方式打断预期的叙述脉络，消除时间顺序或因果关系，以便反映农业生产和生物生存的日常与季节性的共识性时刻。克莱尔经常将其诗歌设定在早晨或夜晚、夏季或冬季，但是他极少明确指出具体时间或者日期③。据说他诗歌中详细描述的事件会经常或者规律性地出现，并且几首诗歌都是以“我想要……”这样的词语开头，似乎暗示着经常重复发生的事情。这种动作反复的模式，与西方盛行的对时间和因果关系的认知体系相冲突，使得克莱尔的诗歌被置于技术主流之外，而属于一个替代性的文化传统之中，这个传统与自然世界的生物节奏更为和谐。
克莱尔对自然世界的深度介入、将当地环境视为一个自主的领域加以尊重、以忽略时序差异的方式来投射自己的经验，使得他对所有生物能够深入洞察，这种洞察力在英语世界是罕见的，也构成他作为一名生态作家独创性的核心。克莱尔将自然世界视为各物种的共生之地，这种观点在其诗歌《品味的阴影》中表达得最为清晰。这首诗歌明确表明了克莱尔理解当地环境的新方式。在诗中，克莱尔谴责科学家对样本搜集的狂热是残忍而非知识：“他毫无意识地绞死蝴蝶/并勒死甲虫，只为带给我们睿智。”①这些“科学家”对自然持有狭隘的分类学观点，未能意识到当地生态系统中所有物种的共生关系，而要洞察这种共生关系，只能通过对完好生态环境中的生物观察来获得。
实质上，只有在本地生活或者“栖居”，并且尊重生物整体性的观察者才能感知到这个绿色的世界——“大自然、荒芜的伊甸园、树木、田地和灌木丛”。克莱尔指出，这样能够持有一种整体化视野：
他热爱鲜花并非因为鲜花满是芬芳
或热爱蝴蝶因为那五彩的翅膀
或爱鸟类因为那甜蜜的歌声
但是他的确热爱荒野和草地
那里是鲜花的栖息之所，并且在那里 蝴蝶在空中飞舞②
从这个基本的生态学角度来看，就经济或者美学价值而言，将个体生物单独考虑，人们会认为它并不具有价值;但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生物群体之内，情况则会有所不同。这样的一个生物群体是不同生物体的“栖息之所”。克莱尔曾这样描述一个生物群体：一棵发育受阻的橡树支持了各种各样动植物的蓬勃兴旺。
他热爱每一个被忽视的荒凉之地
那似乎在忙碌的劳动中被遗忘
橡树扭曲的树干，如同受到了惩罚
因为遭受雷击而挣脱了束缚
缠绕的常春藤留下肋骨般的痕迹
半年以来，快乐的鸟儿曾在那里安家
但却从“家”中带走了生命
每一件美丽的事物，如今都变成了枯萎的思源
如梦一般，所有的联想都消逝了
它们看上去似乎只剩下了阴影
与家园和幸福割裂开来
沦为异域可怜且乏味的囚徒③
从传统意义上看，这棵橡树并不美丽，但就各类藤蔓和鸟类而言，它扮演了栖居地的角色，这引发诗人的热爱和珍视，并将其视作绿色世界原型的缩影。克莱尔特别强调将橡树视为所有栖居者的家园，这是洞悉其生态视域的一个关键词，因为“生态学”一词源于希腊词语o■kos，意思是家或者栖居之地。克莱尔认为，一个生物体只有在其合适的处所才能具有意义和价值，要与围绕和滋养它的所有生物产生共生关系。一个生物体假使脱离了生存环境，就会沦为“枯萎的思想”，一个此前自我的“阴影”，不再具有美感和目的性。在克莱尔看来，“农民诗人”的任务是要去见证脆弱的生物群体，其中生物的存在依赖于生态系统持久的整体性。克莱尔对所有生物共生和谐有如此深入的洞察，在英语世界里是罕见的。
克莱尔的生态学视阈在很多作品中得以展示，并且这些作品揭示了诗人对于其所在的生态区域内各个物种相互依存、互相影响的广泛了解。例如在诗歌《夏日早晨》中，克莱尔反对普通人将麻雀视为“有害生物”的看法，而是指出麻雀以昆虫为食，能够为农业带来长久的益处④。鹪鹩同样被视作捉蚊子的益鸟①。不论在何处，克莱尔都强烈意识到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关系，并且不无同情地描述受到威胁的猎物，却并不过分伤感。他十分清楚捕猎在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数量平衡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描述自然史的信件中，诗人曾有趣地描写了甲虫如何猎杀一只飞蛾：“肢解它的尸体，然后带着几只甲虫，来蚕食蛾子吗，每边三只。”②该诗的主要基调颇为平和。克莱尔以极为精确的细节对场景进行了描述，并且推测：昆虫也有一种语言，使其能在彼此间传递思想;但克莱尔同时又避免了19世纪诸多关于捕食过程感伤的拟人描写。同样的笔调也出现在克莱尔对于捕猎食物的戏剧化描写当中：
猫端坐在谷仓中的洞口
盯着饥渴的老鼠
那些老鼠常常在黎明离开自己的洞穴
去饮用那叶子上的露水
知更鸟机敏地眨着眼睛
几乎不敢放松盯着苍蝇
那些蝇虫陷于蛛网之中
徒劳地哀鸣，渴求自由③
这篇诗作描绘了一条精密的食物链——知更鸟捕食昆虫，但同时又面临猫的威胁。对于蛛网中徒劳挣扎、渴求自由的蝇虫，克莱尔表现出明顯的怜悯之情，但他主要的关注点依旧集中在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紧张互动关系形成的的生态平衡上。诗歌《雌狐》描绘了另一幅捕食画面：几只狐狸从洞穴中出来，突然咬住正在蹦跳着的、想要捕捉白色的蝴蝶的乌鸦④。克莱尔在该诗中再次避免对狐狸和乌鸦的攻击行为加以评判，它们只是在自然中扮演了与生俱来的捕食者角色。
然而克莱尔对于人类猎杀野生动物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在诗歌《夏夜》中，他强烈谴责了人类对麻雀及其巢穴的疯狂破坏：
淘气的男孩们聚在一起
搭起高高的梯子
偷偷摸摸地攀爬
蹑手蹑脚地前进
抓起鸟巢中的麻雀
杀死了它们
残忍并骄傲地把鸟巢打到梯子边⑤
克莱尔也曾在其他作品中描述男孩们极其残忍地向鸟类投掷石头，破坏黄蜂的蜂巢，用棍子折磨松鼠⑥。但并非只有孩子们会如此残忍行事，诗人也探讨了鼹鼠捕捉者的行为。这些成年人将鼹鼠的死尸挂在树枝上，仿佛它们是“叛徒”一般⑦。看到那些青蛙、田鼠、野兔和黄鹂在人类的迫近中恐惧地奔逃，克莱尔总结道：“骄傲的人类似乎依旧是万物的敌人。”⑧在克莱尔一首著名的诗歌《獾》中，作者对一只被村民捕获并折磨的獾表达了深深的同情：
他倒下了，如同死去一般，孩子们和村民还在猛踢他
随后，他醒过来，露齿微笑，又遭到了众人暴打
直到他备受折磨，遍体鳞伤
人们则松开了他，任由他呻吟，躺在那里死去①
诗人主要从獾的角度来讲述这一经历，他将獾视为人类残忍暴行下无助的受害者。这首诗揭示了克莱尔内心深处的重要环保策略：他并不武断地评价抽象的道德主题，而是为人类暴力下的弱势受害者发声，关注人类无节制的环境破坏。
克莱尔的生态视域在其表现当地环境保护的动人诗歌中得以体现。他的观点不在于考虑经济实用性或是美学快感，而是直接为地球和生物大声疾呼，赋予构成本地生态系统的动植物以内在价值。克莱尔奋力呼吁旧式的群体乡村生活以及对荒地、森林、湿地、沼泽的保护。克莱尔为鸟类、动物、昆虫、树木的生存群体加以辩护，并且大力宣传这一思想;而对于圈地运动那“被诅咒的财富”和带来的生态影响，如古树砍伐、湿地和荒野开阔空间的消失，对公共用地的私有化和更改，“非法入侵”标志的树立甚至是当地铁路的侵入，克莱尔感到愤慨，并极力谴责这些行径②。作为一名环境运动倡导者，克莱尔对于生态破坏和社会不正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范围和深度上的认识也是极为突出的。在当今时代，只有最为激进的深层生态学家的观点才能够与克莱尔的环境运动主义相提并论。 二、常绿的语言
纵观克莱尔的诗歌创作历程，诗人一直在努力创设一种能够完全表达其生态视域的语言。在其地形诗与自然史书写中，这种语言一方面沿用了前辈的文体风格和表现模式，另一方面则与其早年对赫尔普斯顿乡村生活记忆中的民歌和民谣传统保持着和谐关系。在克莱尔的诗歌第一次被印刷出版后，作为田野间的劳动者、荒野里的漫游者、其诗歌第一次印刷出版后偶尔去伦敦的拜访者，克莱尔一直在寻求将多种传统和经验以一种混合体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使其既具个人风格又根植于自然世界。当他开始理解人类破坏环境的程度和由利益、工业或是奴役剥削（乡村资本主义三位一体）所引起的“与自然的战争”时，克莱尔在创作形式上大胆尝试，试图通过新形式直接而迅速地揭示圈地运动的环境影响③。在此尝试下，克莱尔创作了诗歌《斯渥蒂井之哀歌》，谴责将当地的湿地改为采砂场的做法。而克莱尔也曾称赞过当地植物的多样化，包括罕见的兰花品种④。克莱尔在诗歌上大胆的创新就是让斯渥蒂井为自己代言，赋予这个受人类剥削的沉默实体以声音哀悼自己的毁灭，同时悲伤地想到此前久居在繁荣生态系统中而现已逝去的动植物。这首诗是克莱尔早期几首直接为地球代言的作品之一，它将拟声的修辞手法（赋予无生命的物体以声音）运用于表现当代生态意识危机。读者并不能一下子识别说话者的身份，直到第三节这个声音才暂时停下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具体说明导致自己目前困境的决定性经济因素：
我名叫斯渥蒂井，是一片土地
遭城镇掠夺
驱使我不停地劳作，直到我无法忍受
不断压迫我，直到我完全垮掉①
斯渥蒂井遭受的破坏与圈地运动时期工人阶层的困境被机智地联系在一起。工人们比以往更加努力工作，在新经济秩序下却难以养活自己;斯渥蒂井（和贫穷的工人一样）掉入城镇的陷阱之中，其生存依赖于教区工头那吝啬的、不可靠的施舍。农场工人的困境（在教区济贫法案下遭受无情的剥削）和斯渥蒂井生存环境的遭受破坏（采砂使其成为之前湿地令人悲伤的残留物）之间的类比，暗示读者：不论是哪种剥削形式，都是一种非人道的新经济秩序的产物，该秩序忽略了当地长久以来的状况，冷酷自私地选择了经济利益。
斯渥蒂井的心声谴责了造成其毁灭背后的自私动机，同时提出充满智慧的先进思想——自然生物具有同公民权一样的权利。公民权是英国一般法的基础。克莱尔是最早提出地球应该有权立法来纠正环境不公的倡导者之一：
尽管我不是人类，但任何错誤
都会寻求正当借口
假如我能唱一首歌，我将是快乐的
给我空间，让我开口讲话
到处都在挖掘
一群饥民
假使我一年能收割两次
也什么都得不到②
克莱尔使用了方言“挖掘（grubbing）”来指出，资助当地破坏环境的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与实质上必须完成任务、肮脏的挖掘工之间的相似性。诗歌辛辣地描述了每一寸砂石是如何被“整车整袋”地运走，直到如今“他们得到了土地”，那里之前曾经生长着“别处没有的鲜花”。现在的斯渥蒂井满是荒芜，再也看不到任何动植物的身影：
我那布满苔藓的山头上，吸引着贪婪的手
还有更多贪婪的心
变成褐色的土地
一点野草都不剩
在过去的夏日里，我曾自豪鲜花绽放
当地人从几英里外赶来称赞
我那别处没有的遍地鲜花
几乎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③
诗歌中，“黄褐色（russet）”这个方言再次激起人们对于大地死亡的想象，光秃秃没有绿叶，连薄薄的一层绿草都不剩。这首诗以一个阴郁的预言来结尾：
采砂留下的遍地石坑
竭力地买与卖
我的名字很快会成为
斯渥蒂井留下的唯一遗迹④
某种意义上看，这种预测是准确的——正如它的英文名字一般，“斯渥蒂井”不再作为一个英国地名幸存下来，而只是一首诗的名字，这暗示着克莱尔创造出一种可以表达在毁灭威胁下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现状的语言。唯有依靠建构自然世界的一种语言类比，诗人才有希望以此来弥补这种损失。克莱尔的写作对象主要是城市读者，诗人试图将正在快速消逝的绿色世界生动且准确地呈现给读者。
正如在诗歌《田园诗篇》中所定义的那样，克莱尔通过寻求一种“常绿的语言”，来创设自然世界的语言类比：
但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
人人都会踏入这片田野
牧羊人脚下的鲜花
仰头让他快乐
语言是常绿的
那种感觉，心中存有
一看到那山楂花
便心旷神怡①
克莱尔在整首诗中对“诗篇”（poesy）一词进行了双关化处理，这种拼写既表明“诗歌”（poetry）与“花束”（posy）两词为词语组合，又象征着一束鲜花②。山楂花在田野中静悄悄地绽放，诗歌中的绿色语言也激发读者同样的愉悦感。克莱尔并非只是机智地使用双关语，或是以模糊的感伤笔调来暗示“对鲜花的修辞”，而是提出诗歌的语言必须努力创设一种自然现象的朦胧感和具体性，同时引发对未经雕琢的原创习语所衍生的真诚回应。这种绿色的语言假使仅仅停留在人为建构上，是不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只能被视为温室植物;此语言一定是自然的自发产物，且与当地的环境和谐共存③。
克莱尔发展出的“常绿语言”使其能够坚定地抵制朋友、资助人和出版商“净化”其诗歌语言的意图。尽管克莱尔也有那么几本英语语法书、拼写手册和字典[包括一位好心的赞助人赠予的一本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编写的《字典》（Dictionary]，但他似乎在语法、拼写、标点或是措辞上并未有所改进;实际上，克莱尔创设了自己的诗歌技巧，使其更加大胆地摆脱了标准英语的限制。他需要保留一种语言来及时、精确地展示当地的自然现象，这也是诗人决定保留自己地方方言中某些特色的主要原因。但克莱尔成熟诗歌中的语言很难被“纯粹”地视为北安普顿方言，而是跨越性地蕴含多种已确立的诗歌词汇流派特色，以其个性化的“习语”为标志。但诗人成熟的诗歌语言不应仅仅被视为某种个人风格，而是一种尝试即兴创作某种方言用以充分表达其“地方性”的独特感受。该语言也被称作“生态方言”（ecolect），从文字意义来讲代表着o?kos（希腊语“地方”），即地球被视为所有生物的家园。与早期的“农民诗人”不同，克莱尔发现其自身具有某种坚定的力量，需要保留对当地语言的掌控能力：生态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当地习语，不仅能够展现当地的方言和环境，也为未来的生态作家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的写作模式，而非迅速地被文化主流同化④。克莱尔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一种诗性的生态方言，提出当代的生态意识，并非逐渐地由先前存在的科学概念衍生而来，而是包含了一种崭新的思维范式和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克莱尔生态视域的语言基础在其诗歌集《仲夏草》（The Midsummer Cushion）中得到最好的阐释。1831至1832年间，克莱尔将这一作品转录为手抄本，但直到1979年才成为一部完整的诗集得以出版①。诗集的名字蕴含一个典故：当地保留着一个古老习俗，即在夏日时，村民会在一张草皮上布满鲜花，将它放在小屋里做装饰品。这暗示着读者：此诗集可被构想为一个小宇宙或是我们周围生态环境的缩影②。诗人暗示读者，诗集中的每个作品都构成一个独立有机体，构成某种对单个植物或从自然中移植来的鲜花的语言类比。
克莱尔在他处也明确地阐述过这种假设，声称：“我发现田野中的诗歌/仅仅将其写下来。”③克莱尔以这种方式从字面意义上阐释了浪漫主义时期对于有机统一体的常用隐喻，宣称自己的意图是搜集“诗篇”中的野花，反映自然世界重要的无序状态，而不是冷漠地进行一番理性梳理。《仲夏草》详尽阐释了克莱尔关于开放的荒野景观的看法，在此景观中，所有的生物构成一个整体，命运息息相关，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人类的干扰和控制。克莱尔大多数诗歌的丰富性能够映射出生态范式的含意，抵制任何理性秩序（诗集中有一首诗歌《啄木鸟的巢穴》实际上出现了两次），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却蕴含了一种生物共生关系，因此在其作品的当地主题及形式网络中，每首诗都能在诗集更广阔的文本中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④。
在《仲夏草》中，多样化的诗歌体现了克莱尔的生态视域，主要描写了特殊的动植物物种，尤其是一系列关于鸟巢的诗歌。这部分诗歌不仅展现了克莱尔对鸟类特殊生态处所的看法，同时也反映出诗人竭力创设一种语言，以足够展现当地鸟类的生活方式。诗人经常运用拟声词来再现鸟类的歌声，并采用地区方言来描述当地鸟类独特的生活习性。《田凫的巢》是这一组关于鸟类诗歌中最为成功的一首。漫步的主人公将要穿过似乎荒芜的休耕地，突然注意到了鸟儿：
我正在漫步，突然间向上望去
田凫盘旋飞行，清脆地“唷、唷”地鸣叫
它鸣叫着，拍打着翅膀
为了找到它的巢穴，我任由那凌乱的脚步引导
越过小山上宽阔的田埂
鼹鼠和蚂蚁是这里长久的房客
鸟巢似乎在这里——但我仍徒劳地搜寻
猛然间在起伏的山岭之间
喧闹的鸟儿出现了
我偶然发现了四枚绿色的、臭烘烘的肮脏鸟蛋
上面满是潮湿的、巧克力色的斑点
鸟蛋小的一头朝内，如刚发现时一样
好像某只好奇的手将它们放下来
它们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
柔软的草地枯萎地抽动着，还有那褪色的野草
使它们免受风雨侵袭⑤
克莱尔创造拟声词“chewsit”（唷、唷）来再现田凫的叫声，同时也使用与动觉相关的方言“whewing”（呦）来描述鸟类不规则的飞行。克莱尔将鸟类置于它的栖息环境中，如“宽阔的田埂”附近那“起伏的山岭”，或是耕地边的草地，此地尽管看上去荒芜，却是一个丰富的生物群体，里面居住着鼹鼠、蚂蚁以及“喧闹的鸟类”，但仅依照当代经济标准来评判，这里的确是一片“荒野”之地①。田凫的“巢穴”——并不是真正的鸟巢，而是光秃秃的一块地——代表着显著贫穷表面下的矛盾事物。这里虽缺少其他鸟类柔软、温暖的栖息草地，却足够为田凫“臭烘烘肮脏的鸟蛋”提供一个家园。这是一首最初看上去是以人类为视角批评鸟儿没有远见的诗，但实际上却是一首认可其在困境中的生存能力——在那寒冷、荒蕪的大地上遭受风雨的侵袭下生存的诗。鸟蛋上满是“潮湿的、巧克力色的斑点”，模仿了赫尔普斯顿地区湿地的形象，起到保护性的伪装作用②。从传统意义上而言，不论是田凫或是鸟蛋，都不算是“美丽的”，但却完美地融入到环境之中。诗歌率直、严厉的语言似乎同样很好地融入到了生物描写之中，在农业“进步”的边缘创造出一种简单的存在方式。
克莱尔语言实践的生态基础为当代生态写作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启发性模式，地区方言是其诗歌特色，使诗人深深扎根于特殊的景观，远离当代技术“进步”的观念，而此进步观念则意在摧毁耕地和农耕社区。正如他抵制暴力圈地运动带来的景观中人为秩序和简明性一样，克莱尔愈发拒绝编辑修改他的手稿。通过拒绝在自己诗歌中加标点和对于“高雅”措辞、语法、拼写标准的遵从，克莱尔创造出一种“开放式”的诗文——一种对于自由开放式景观的语言类比，而此种景观正是诗歌试图长期保留的。克莱尔的诗歌语言为写作实践提供支持，而这种实践来自其对自然环境所有生物和谐共处的深层理解。克莱尔的生态方言是一种替代性的语言，“永远绿色的语言”表达了诗人的生态视域，为当今生态作家提供愈发有影响力的写作模式。
三、人迹罕至的天空
克莱尔利用诗篇中的“绿色”语言对栖息地的动植物进行了细节描写，而这种语言是基于其所在的北安普顿方言，展现出与标准英语词汇和语法多样化的偏离。《崖沙燕》这首十四行诗是克莱尔成熟诗歌语言实践的代表之作，尤其是诗歌使用了生动的方言“flirting”（意思是轻快地移动，或者是振翅）并拒绝使用除破折号以外的任何标点符号：
你，隐居在孤寂的山谷中
满是荒野和灌木——一片荒芜的景象
远离人类粗俗品味景观
那里经常出现的采砂场给予你栖息之地
伴随着最奇怪的品味和永久的劳作
采砂场岩壁上开凿的小孔
更像是害虫的出现之地
很少被掏鸟窝的孩子们视为鸟巢
我曾在远离人群的地方见过你
在人迹罕至的天空飞翔
那是我无法描述的一种感觉
孤单地与世隔绝，隐士般的快乐
看见你盘旋，却从未超出
那孤单的灌木丛和忧郁的池塘①
尽管和传统的田园主题没有明显联系，这首十四行诗却被视为另一种田园诗创作。和多数的田园诗歌一样，诗歌在背景和主题方面十分简单，仅仅是唤起对这只鸟儿在偏远的“荒野”地区不寻常生活的想象。诗歌清晰地列举了“由繁入简”的田园进程[正如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所描述的那样]②，表达了一些复杂的事物，牵涉人类社会和栖息在文明之外、在“荒野”或“荒芜”地区生活的野生物之间的关系。与新古典主义田园诗相比，此诗并未对牧羊人的简单生活进行势利化描写，而是以更为同情的笔调来思考一只鸟的实际生存状况。诗人避免了简单的拟人化处理，而是尊重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差别，同时激起作者、远离人类的孤独者、鸟类之间的身份认同感以及如同隐士般的隔离生活。诗歌的第一个字“你”表达了这种身份共识，在人类和鸟儿之间建立起一种兄弟般的关系，而不是自然学家所采用的一种客观的或是描述性的典型方式。 对任何接受过更为优雅的文学训练的人来说，克莱尔的诗歌风格似乎显得笨拙，不仅是因为他偶尔会使用方言。在这首诗中，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在习惯了富于高雅变化修辞技巧的读者看来，似乎是同义反复的。词语“隐士”“栖息地”“孤独”“灌木丛”“采砂场”均重复出现，而词语“频繁”（frequent）和“人迹罕至”（unfrequented）则相互呼应。这样的反复似乎是一种美学评价，但却是通过一种双重的诗学视角来实现的，诗歌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是从人类和非人类双重视角加以描述。诗歌第一行中鸟类被描绘为“隐士”，但在最后一行，作者对鸟类的出现却感受到一种“隐士般的快乐”。商业背景下“频繁出现的采砂场”让位于“人迹罕至的天空”，成为孤独的鸟儿唯一的栖息地。词语“采砂场”语源上来自法语词“carre”（方阵），意思是“正方的”，但是在诗歌最后，鸟类的思维却是环形的，人类直线型的工业模式与自然界广阔的、环形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诗歌中人类破坏性的活动主要是指孩子们竭力想找到并破坏崖沙燕的巢穴的行为，因为鸟儿过着隐居的生活，所以他们极少成功。与诗人一样，鸟类依旧“远离其他鸟类”，他是“荒芜”大地上孤独的人，独自的流浪者。
这首诗本身具有一种“去地方性”（a sense of displacement），鸟类通过在遥远的采砂场岩壁上打孔，创造了一个“栖息之地”，一个非自然家园，一个人类工业的废弃之地。在这时期，克莱尔也被迫离开赫尔普斯顿的家园，悲惨地生活在由贵族赞助者所提供的小屋里③。不论是在这首十四行诗还是其大多数的作品中，作为一名失败的诗人和被社会放逐者，克莱尔一直在自我困境和鸟类状况——尤其是那些孤独的，为自己同类所不容的鸟——之间寻求一种相似性。在关于吉普赛人的诗歌中，诗人也曾思考吉普赛人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能在被世人视为无用之地、所抛弃的每一个地方顽强地存活下来。克莱尔敏锐地意识到贫穷导致的绝望和压迫，但是他对于标榜“进步”和經济增长的油腔滑调的解决方案缺乏信心。相反，他将贫穷看作是一种精神自律的理想状态，鼓励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降低对地球及自然资源的欲望和索取，告诫我们不要去建立更多的采砂场，而是以崖沙燕为师，找回已经被破坏的栖息地。
克莱尔的诗歌的确值得细读。它远不是出于人类的目的而对一只鸟或者一种景观的感伤移情，而是思考在人类和周围生物界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关系的可能性。克莱尔承认鸟类的不同之处，但拒绝其不可知性。孩子们展示了人类想要占有或是利用无防御能力生物的欲望，克莱尔尊重鸟类对栖息地的独特选择，并将其看作是自己复杂的两难境地可行的解决方案——他注定要找到一个自己称为家园的地方。如果说克莱尔同时代的人们经常将他和他的整个社会阶层看作“害虫”的话，那么这反而让克莱尔能够以一种更为疏远的视角来思考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人类社会关系之外存在的现实。由此看来，克莱尔和鸟类之间存在着更为真实的相似性，比诗人和其他人之间的相似关系还要真实。假如人类“部落”对于自然的征服是直线型的，克莱尔则采用了不同的方式——环绕着同一个地方，直到它真正变成自己的家园。任何地方，不论它如何荒芜或是多么为人所知，都会变成地球自身的一个微型类比。克莱尔的田园诗歌试图将其置于一个微观的世界中，在人们熟知和经常谈论的事物外建立起一个家园。他的诗歌赋予人类在后工业景观中可能出现的栖居方式——一种笨拙却真实的视野。
（本文原载James C. Mckusic， Green Writing： Romanticism and Ecology， The Ecological Vision of John Clare， New York：St. Martin Press， 2000. 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