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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过程中，长征扮演着关键一环的角色。具体表现在：从革命到革命与民族救亡并举的实践主题的转型，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正确的实践生长点；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展开的序幕；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提供了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与内涵的思想指导；正确的军事、组织、政治路线的制定与执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主体群开始形成；另外，孕育形成的长征精神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长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一环；意识形态 ；宣传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6-0017-07
长征的胜利，不仅揭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其也扮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的角色。而长征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党和红军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正如毛泽东所给予的高度评价：“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P149~150)因此，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解读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所起的“关键一环”的价值内涵，既可以认识和把握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规律，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实质。
一、从革命的实践主题到革命与民族救亡
并举的实践主题的转型，寻找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的正确的实践生长点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不仅表现在认识世界上，也表现在改造世界上。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而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2〕(P230)产生于异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民众所接受，除了它具有知识真理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实践真理性，即能回答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根据不断丰富变化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思考。但这一实践性的发挥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中首要的前提在于要求主体在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对每一阶段和时期的实践主题进行一个理性的定位。“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3〕(P199)
大革命失败后的初期，尽管党也经历了两次“左”倾错误，但对当时的实践主题的认识和把握上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在革命实践上，强调国民党统治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依然没有改变，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革命性质上，主张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仍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中心问题上，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4〕(P350)这些认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在曲折中前进，并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压倒国内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实践主题也悄然发生改变。在这变化了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一系列问题如国际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救亡如何统一；如何用民族认同代替阶级认同来实现社会整合，树立政党良好形象；对日战争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如何，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指导等，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科学的回答和解决。而如果依然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不仅断送革命和党的前途，也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错误的路径上夭折。长征，表面看是因王明“左”倾错误指导所造成的不得不进行的实践，但从理论深层次看它本身又是对“左”倾错误的抛弃，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找一个科学方向的实践。其中对当时实践主题的科学定位就是重要内容之一。从长征期间党的意识形态宣传视域进行解读，这一认识最明显的变化在于由革命的实践主题开始向革命与民族救亡并举的实践主题的转型。这种转型尽管还不彻底，毕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找到了新的正确的实践生长点。具体表现在：第一，开始思考革命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强调要通过民族斗争来促进革命斗争。如193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中强调“这种情况引起群众的极大的反帝反日情绪的高涨，党必须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反日运动与更进一步的来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5〕(P336~337) 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要“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5〕(P622)第二，联系变化了的实践主题，公开表明党的抗日立场和正确定性党的先进性，以达到实现社会整合和树立党良好形象的目的。如在长征初期，党就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应该经过各种文字与口头的宣传，在群众中最广大的解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的政治意义，证明中国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是中国唯一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一贯的澈底抗日的政策”。〔5〕(P375~376)在华北危急时，党更是通过宣言、指示、决议、布告等形式，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坚决抗日的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红军捣乱后方”污蔑，“揭破国民党一切‘抗日必先剿共’、‘中国无力抗日’的种种武断的无耻的胡说”。〔5〕(P376)对党的先进性，瓦窑堡会议决议联系民族危机进行了科学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5〕(P620)这种定性对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对变化了的实践主题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根本指导方针和具体的政策、策略。如在1934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和1935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中提出了党的三个基本的口号：“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推翻国民党的卖国统治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只有苏维埃和红军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5〕(P509)在1935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和同年12月《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了“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救灾治水安定民生”〔5〕(P608~609)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在193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提出了全中国各党各派应共同行动的六条纲领。在同年6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中，提出了如“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6〕(P25)等八条体现全国人民要求的抗日救国纲领。
二、由单一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
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
中国化的实践，揭开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全面展开的序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抛弃，而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基础上的坚持和发展。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才能发展，也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意识，相反地，愈要更能够中国化，就是愈更能够正确地坚持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够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7〕(P480)同样在坚持中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次结构来看，所要“坚持”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层次根本方法和第二层次中那些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基本原理；而所要“发展”的则是第二层次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适用范围的基本原理和第三层次的具体论断。〔8〕(P38)
长征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党更多的是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进行的探索。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反复的实践尤其对错误的实践所呈现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后，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长征中如何实现由革命的进攻向革命的战略大转移的改变；如何获得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如何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团结全国民众，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以增强党内团结等。这些都是党在长征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却没有直接提供，需要继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长征期间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民族宗教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党建理论与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对上述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观点、思想和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实践的开展，实现了由原来的过度单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揭开了全面展开的序幕。从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提出了要辩证地对待党和红军的撤退，要将其与实现对敌反攻、保持和扩大有生力量以及提高党和红军的影响等密切联系起来，抛弃革命悲观情绪，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应该适时的在党内干部中进行重大的解释工作，解释主力红军突围而向敌人后方去进行反攻，与保持和扩大有生力量，将要极大的壮大中国的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力量不仅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因素，而且是正在成熟的世界革命危机底重要成分……而有利于苏区内部的红军游击队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5〕(P393~394)在对敌的战略战术上，1934年10月《总政治部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提出“要以坚决的进攻战斗来开始反攻敌人，反对曲解为退却的错误”，“要反攻敌人，必须集中力量以坚决的战斗首先争取消灭堡垒敌人，突破敌人封锁的胜利” 。〔5〕(P403)《遵义会议决议》更是突出要求在全党、全军开展反对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5〕(P472)在中国革命的重心定位上，通过对南北地理因素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指出必须实行由南向北的转移。“南下的出路在那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南下是绝路。”〔5〕(P553)第二，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宗教理论。如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结合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提出了要实行民族自治的思想；开展了尊重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党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他们的内奸卖国贼、土司喇嘛与他们自己的剥削阶级”。〔5〕(P535)1936年8月，在《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中，就做好蒙古人民的工作提出了“蒙古人民的斗争首先就应当是民族解放的斗争”，“为了进行蒙古人民反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5〕(P72~73)的两点指导性意见。第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长征初期，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主要开展对敌统战宣传工作，以瓦解敌军，为顺利进行战略转移提供有利条件。“应该利用抗日的口号用一切方法（传单、火线上的喊话、对俘虏兵的宣传鼓动及动员当地的居民等）去瓦解国民党的军队，号召他们拒绝与红军作战并加入与联合红军抗日先遣队共同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5〕(P341) 遵义会议后，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为指导，密切联系民族斗争实际，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区别、党和苏维埃政府应采取的具体策略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等都作了具体分析。第四，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如在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强调要反对“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5〕(P620)提出了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是“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5〕(P621)社会成分不是主要的标准；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5〕(P621)就党内斗争上，要求注意方式与方法，特别重视批评与教育，以增强党内团结。“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5〕(P621)在对张国焘的错误上，强调要将其与红四方面军区别开，指出他的错误不代表红四方面军的错误。“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5〕(P534)
三、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提供了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质与内涵的思想指导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相对真理，就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点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结构构成得到佐证。无论是从其板块结构，还是其层次结构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所体现的根本方法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正是这种灵魂和精髓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这种灵魂和精髓同样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如果丢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迷失正确的方向，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也就会遭遇挫折，形成的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伪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是经过了反复的实践，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才获得的。而在正确的认识由形成到成熟的过程中，长征扮演了关键一环的角色。在长征之前，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尽管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优秀共产党员，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P109)主张“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P116)但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在党内依然占统治地位。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党的很多领导人也作了相应论述，如周恩来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概念，毛泽东在《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把群众路线的方法和群众观点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但在“左”倾统治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存在着群众范围小、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群众路线贯彻不彻底、在根据地外和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充分开展等严重的缺点和不足。〔8〕(P157)对于在理论和实践中应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因对“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认识的固守，基本上采取了放弃的态度，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完全遵从苏联和共产国际。上述这些情况，也使得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以及革命的实践中都遇到了严重挫折，被迫进行长征就是最好的证明。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中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不例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在中国化过程中所起地位的认识也同样如此。长征中，通过对错误的认识及其实践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党才由此获得了相应正确的认识并进行正确的实践。尽管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内容以及独立自主与依靠外援的关系没有进行更多的学理阐述，但自觉的践行并不断地积累经验，这些既加速了对其理论认识成熟的进度，也为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内涵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第一，深化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并在实际中确立了其实质的指导地位。理论认识的最大成果就是将其与党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保证。“必须使每一个同志清楚的了解：党的总路线的是否正确，要看党是否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是否正确的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是否正确的提出了并执行了策略上与战略上的各种任务。”〔5〕(P531)同时强调机会主义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机会主义者，由于对于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不了解，常常拿整个国内战争的某一方面，来断定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前途，拿一个战线上的胜败来断定整个战线上的命运。”〔5〕(P725)在实际中，这一期间党所制定的文件内容明显表明党已经自觉的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无论是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如《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还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如《中央局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中共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乃至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提倡如《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等，都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充分实践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不管是在长征初期扩充红军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处理民族关系以保障战略转移；还是中后期倡导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党都强调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党必须号召群众为保卫自己与土地而立即武装起来。”〔5〕(P391)“要采用群众的工作路线，给群众高度的民主权，大胆的吸收各种党派，有群众的领袖，领导到机关中来，尽量帮助和发展他们反日反蒋活动的天才和能力。”〔5〕(P569)另外，强调贯彻群众路线必须要尊重、教育群众，要反对关门主义倾向。“把总的抗日讨蒋的纲领与各地各阶级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要灵活的利用小的事变（如日本对华的新政策，日驱华侨回国，新〔生〕事件等）来启发群众斗争的情绪和勇气。”〔5〕(P569)“反对左倾的关门主义，因为他们恐怕困难，不愿侵〔深〕入反日反蒋的广大群众中去，把党与群众的关系闭塞起来。”〔5〕(P570)第三，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题。最明显的为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既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也揭开了党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自主地开辟革命道路的序幕。另外在长征期间党还将独立自主的原则具体运用到统一战线中，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澈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6〕(P98)
四、实行了“左”倾错误军事、组织、
政治路线向正确军事、组织、政治
路线的转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成熟主体群开始形成
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指在现代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及组织，主要包括“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思想家理论家和领袖”〔10〕(P10)五种类型的主体。而在这五种类型主体中，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确立者”。〔11〕(P6)这就决定领袖群体的稳定和成熟与否，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及能否实现历史性飞跃。而这最终也决定了党的事业的成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12〕(P110) “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实现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3〕(P151)
从党的成立一直到遵义会议，党连续出现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成熟的领袖群体。而判断领袖群稳定、成熟与否就在于其有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并且成为全党共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王明，显然都没有，在实际中只能唯苏联和共产国际路线是从。以脱离中国国情的苏联、共产国际路线为指导，对党的革命事业来说只能是无穷无尽的挫折与遭难；对党的领袖群体来说，永远也不能获得形成成熟稳定的机会。因为党的领袖群体的选定，完全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按照能否原汁原味的领悟、理解和忠实执行其所制定的路线为标准的。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看来，他们所制定的路线本身的正确性无需怀疑。而长征期间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结合中国实际制定正确的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而且这些正确的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取代了“左”倾的错误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尽管还没有涉及到思想方面的，但毕竟为以后将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主体群开始形成。从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来看，这种状况的改变具体表现在：第一，传达和宣传党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遵义会议决议上来。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全党发布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还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进行传达；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红星》先后出版了长征专号第10期和第11期，宣传遵义会议精神。长征专号第11期发表了题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号召“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战术正确领导之下最高度发扬运动战的特长。”〔14〕(P177)第二、遵义会议后党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为指导，指挥红军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如1935年3月《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中，在总结五次“围剿”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即“消灭并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十一团之众”的原因时，强调“遵义战役的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胜利”。 〔5〕(P495)第三，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制定和贯彻北上方针。如针对张国焘妄图以军队指挥党，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指挥枪”原则，强调军队团结的重要性。“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5〕(P534)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给予了严肃批评，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其立刻取消非法“中央”，另外还向全党公布了俄界会议决议。同时以增强团结为目的，依然对张国焘实行最大限度的教育。“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5〕(P558)而对于北上方针，强调这是建立在对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之上，其贯彻有助于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也有助于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5〕(P553)“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6〕(P101)第四，实行政治路线的正确转变，即抛弃“左”倾关门主义，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对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党果断地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5〕(P622)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在施政纲领上先后向全国民众提出了“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两个口号。“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广大的与更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5〕(P609~610) “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6〕(P95)而对于蒋介石的方针也实时地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在1936年《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6〕(P89)强调“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6〕(P89)
五、在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的长征精神，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大的精神动力
党的革命精神与党所要坚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价值与真理的关系。作为价值的革命精神，其形成与实现是以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因为真理引导着人们对价值目标的正确追求，制约着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另外真理本身内含着价值取向。同样所要坚持的真理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受革命精神这一价值追求的指向规定着，因为真理在实践中被验证的过程，有赖于价值在实践中被实现的状况；实现了的价值会引导着人们去探索更加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推动着真理的发展。另外，两者的各自形成与之间相互关系的发生也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实践。
在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和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精神进行相互交融，孕育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可以说，长征精神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体现，强调的是无产阶级在把真理性认识变为具体实践时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所必须要表现出的政治品格、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熔铸与提升、丰富与发展。长征精神的孕育形成，表明了党在长征期间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的正确性，也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从长征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就是靠宝贵的革命精神。”〔16〕(P67)而对于“长征精神”的内涵，在坚持基本要义的前提下党结合不同的时代特点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如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长征精神”作了全面深刻的概括：“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15〕尽管内涵的理论概括是长征结束后的事情，但精神的要义在长征中始终被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自觉践行。“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1〕(P150)这不仅表现在长征期间党的革命斗争中，也表现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如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一定程度上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意，是其逻辑内涵展开的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三层涵义，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17〕(P1)而这种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也客观上促进了长征精神的形成。“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长征精神形成的内核”。〔18〕(P61)具体表现在：第一，灌输革命道理，坚定理想信念。如在1934年10月《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动摇”。〔5〕(P396)在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强调“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5〕(P538~539)第二，发扬革命斗志，不怕流血牺牲。如在1934年10月，党在《总政治部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中指出“以紧张的政治工作发扬部队高度的战斗情绪与攻击精神，争取当前进攻战斗的完满胜利，是目前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迫切任务”，〔5〕(P402)“要利用各种的小传单、捷报，迅速把胜利消息传播全军，鼓历〔励〕战斗，并即时提出新的战斗口号（如追击等）”。〔5〕(P407)第三，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独立自主。“党必须拿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冷静的来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与目前的形势。只有这种正确的估计才能使我们正确的提出党的任务与口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拥护真理而反对欺骗。”〔5〕(P540)在1934年2月《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中要求“对所有干部应解释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5〕(P494)。第四，强调顾全大局、增强党内团结。“使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5〕(P532)“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5〕(P532)第五，关心群众疾苦，培育群众观念。“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进行进出宣传与纪律检查，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5〕(P400)“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5〕(P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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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 March:A Key Link in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Publicity
ZHU Qing-yue
(Deng Xiao-ping Theory Research Center,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200025,China)
Abstract: The Long March is a key link in the maturity of the first theoretical fruits in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s show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PC’s quest from revolu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salvation. The practices of Marxist theories oriented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China have provided a new platform for Marxism in China, which is a correct move as history has prove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arxist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into the pursu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mass line,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has provided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localized Marxism in China.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rrect military,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guidelines marks the formation of a mature group of Marxists in China. Additionally, the Long March spirit forg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also provides a strong motive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The Long March;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 key link; ideology; publicity
〔责任编辑： 左安嵩〕
关键词：长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一环；意识形态 ；宣传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6-0017-07
长征的胜利，不仅揭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其也扮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的角色。而长征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党和红军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正如毛泽东所给予的高度评价：“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P149~150)因此，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解读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所起的“关键一环”的价值内涵，既可以认识和把握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规律，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实质。
一、从革命的实践主题到革命与民族救亡
并举的实践主题的转型，寻找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的正确的实践生长点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不仅表现在认识世界上，也表现在改造世界上。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而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2〕(P230)产生于异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民众所接受，除了它具有知识真理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实践真理性，即能回答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根据不断丰富变化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思考。但这一实践性的发挥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中首要的前提在于要求主体在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对每一阶段和时期的实践主题进行一个理性的定位。“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3〕(P199)
大革命失败后的初期，尽管党也经历了两次“左”倾错误，但对当时的实践主题的认识和把握上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在革命实践上，强调国民党统治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依然没有改变，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革命性质上，主张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仍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中心问题上，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4〕(P350)这些认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在曲折中前进，并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压倒国内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实践主题也悄然发生改变。在这变化了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一系列问题如国际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救亡如何统一；如何用民族认同代替阶级认同来实现社会整合，树立政党良好形象；对日战争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如何，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指导等，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科学的回答和解决。而如果依然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不仅断送革命和党的前途，也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错误的路径上夭折。长征，表面看是因王明“左”倾错误指导所造成的不得不进行的实践，但从理论深层次看它本身又是对“左”倾错误的抛弃，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找一个科学方向的实践。其中对当时实践主题的科学定位就是重要内容之一。从长征期间党的意识形态宣传视域进行解读，这一认识最明显的变化在于由革命的实践主题开始向革命与民族救亡并举的实践主题的转型。这种转型尽管还不彻底，毕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找到了新的正确的实践生长点。具体表现在：第一，开始思考革命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强调要通过民族斗争来促进革命斗争。如193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中强调“这种情况引起群众的极大的反帝反日情绪的高涨，党必须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反日运动与更进一步的来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5〕(P336~337) 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要“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5〕(P622)第二，联系变化了的实践主题，公开表明党的抗日立场和正确定性党的先进性，以达到实现社会整合和树立党良好形象的目的。如在长征初期，党就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应该经过各种文字与口头的宣传，在群众中最广大的解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的政治意义，证明中国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是中国唯一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一贯的澈底抗日的政策”。〔5〕(P375~376)在华北危急时，党更是通过宣言、指示、决议、布告等形式，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坚决抗日的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红军捣乱后方”污蔑，“揭破国民党一切‘抗日必先剿共’、‘中国无力抗日’的种种武断的无耻的胡说”。〔5〕(P376)对党的先进性，瓦窑堡会议决议联系民族危机进行了科学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5〕(P620)这种定性对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对变化了的实践主题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根本指导方针和具体的政策、策略。如在1934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和1935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中提出了党的三个基本的口号：“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推翻国民党的卖国统治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只有苏维埃和红军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5〕(P509)在1935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和同年12月《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了“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救灾治水安定民生”〔5〕(P608~609)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在193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提出了全中国各党各派应共同行动的六条纲领。在同年6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中，提出了如“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6〕(P25)等八条体现全国人民要求的抗日救国纲领。
二、由单一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
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
中国化的实践，揭开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全面展开的序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抛弃，而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基础上的坚持和发展。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才能发展，也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意识，相反地，愈要更能够中国化，就是愈更能够正确地坚持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够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7〕(P480)同样在坚持中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次结构来看，所要“坚持”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层次根本方法和第二层次中那些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基本原理；而所要“发展”的则是第二层次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适用范围的基本原理和第三层次的具体论断。〔8〕(P38)
长征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党更多的是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进行的探索。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反复的实践尤其对错误的实践所呈现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后，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长征中如何实现由革命的进攻向革命的战略大转移的改变；如何获得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如何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团结全国民众，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以增强党内团结等。这些都是党在长征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却没有直接提供，需要继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长征期间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民族宗教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党建理论与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对上述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观点、思想和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实践的开展，实现了由原来的过度单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揭开了全面展开的序幕。从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如提出了要辩证地对待党和红军的撤退，要将其与实现对敌反攻、保持和扩大有生力量以及提高党和红军的影响等密切联系起来，抛弃革命悲观情绪，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应该适时的在党内干部中进行重大的解释工作，解释主力红军突围而向敌人后方去进行反攻，与保持和扩大有生力量，将要极大的壮大中国的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力量不仅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因素，而且是正在成熟的世界革命危机底重要成分……而有利于苏区内部的红军游击队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5〕(P393~394)在对敌的战略战术上，1934年10月《总政治部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提出“要以坚决的进攻战斗来开始反攻敌人，反对曲解为退却的错误”，“要反攻敌人，必须集中力量以坚决的战斗首先争取消灭堡垒敌人，突破敌人封锁的胜利” 。〔5〕(P403)《遵义会议决议》更是突出要求在全党、全军开展反对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5〕(P472)在中国革命的重心定位上，通过对南北地理因素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指出必须实行由南向北的转移。“南下的出路在那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南下是绝路。”〔5〕(P553)第二，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宗教理论。如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结合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提出了要实行民族自治的思想；开展了尊重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党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他们的内奸卖国贼、土司喇嘛与他们自己的剥削阶级”。〔5〕(P535)1936年8月，在《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中，就做好蒙古人民的工作提出了“蒙古人民的斗争首先就应当是民族解放的斗争”，“为了进行蒙古人民反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5〕(P72~73)的两点指导性意见。第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长征初期，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主要开展对敌统战宣传工作，以瓦解敌军，为顺利进行战略转移提供有利条件。“应该利用抗日的口号用一切方法（传单、火线上的喊话、对俘虏兵的宣传鼓动及动员当地的居民等）去瓦解国民党的军队，号召他们拒绝与红军作战并加入与联合红军抗日先遣队共同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5〕(P341) 遵义会议后，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为指导，密切联系民族斗争实际，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区别、党和苏维埃政府应采取的具体策略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等都作了具体分析。第四，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如在克服党建中的“唯成分”论倾向，强调要反对“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5〕(P620)提出了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是“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5〕(P621)社会成分不是主要的标准；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5〕(P621)就党内斗争上，要求注意方式与方法，特别重视批评与教育，以增强党内团结。“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5〕(P621)在对张国焘的错误上，强调要将其与红四方面军区别开，指出他的错误不代表红四方面军的错误。“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5〕(P534)
三、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提供了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质与内涵的思想指导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相对真理，就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点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结构构成得到佐证。无论是从其板块结构，还是其层次结构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所体现的根本方法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正是这种灵魂和精髓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这种灵魂和精髓同样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如果丢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迷失正确的方向，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也就会遭遇挫折，形成的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伪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是经过了反复的实践，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才获得的。而在正确的认识由形成到成熟的过程中，长征扮演了关键一环的角色。在长征之前，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尽管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优秀共产党员，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P109)主张“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P116)但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在党内依然占统治地位。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党的很多领导人也作了相应论述，如周恩来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概念，毛泽东在《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把群众路线的方法和群众观点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但在“左”倾统治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存在着群众范围小、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群众路线贯彻不彻底、在根据地外和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充分开展等严重的缺点和不足。〔8〕(P157)对于在理论和实践中应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因对“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认识的固守，基本上采取了放弃的态度，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完全遵从苏联和共产国际。上述这些情况，也使得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以及革命的实践中都遇到了严重挫折，被迫进行长征就是最好的证明。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中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不例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在中国化过程中所起地位的认识也同样如此。长征中，通过对错误的认识及其实践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党才由此获得了相应正确的认识并进行正确的实践。尽管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内容以及独立自主与依靠外援的关系没有进行更多的学理阐述，但自觉的践行并不断地积累经验，这些既加速了对其理论认识成熟的进度，也为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内涵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第一，深化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并在实际中确立了其实质的指导地位。理论认识的最大成果就是将其与党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保证。“必须使每一个同志清楚的了解：党的总路线的是否正确，要看党是否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是否正确的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是否正确的提出了并执行了策略上与战略上的各种任务。”〔5〕(P531)同时强调机会主义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机会主义者，由于对于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不了解，常常拿整个国内战争的某一方面，来断定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前途，拿一个战线上的胜败来断定整个战线上的命运。”〔5〕(P725)在实际中，这一期间党所制定的文件内容明显表明党已经自觉的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无论是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如《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还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如《中央局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中共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乃至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提倡如《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等，都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充分实践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不管是在长征初期扩充红军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处理民族关系以保障战略转移；还是中后期倡导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党都强调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党必须号召群众为保卫自己与土地而立即武装起来。”〔5〕(P391)“要采用群众的工作路线，给群众高度的民主权，大胆的吸收各种党派，有群众的领袖，领导到机关中来，尽量帮助和发展他们反日反蒋活动的天才和能力。”〔5〕(P569)另外，强调贯彻群众路线必须要尊重、教育群众，要反对关门主义倾向。“把总的抗日讨蒋的纲领与各地各阶级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要灵活的利用小的事变（如日本对华的新政策，日驱华侨回国，新〔生〕事件等）来启发群众斗争的情绪和勇气。”〔5〕(P569)“反对左倾的关门主义，因为他们恐怕困难，不愿侵〔深〕入反日反蒋的广大群众中去，把党与群众的关系闭塞起来。”〔5〕(P570)第三，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题。最明显的为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既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也揭开了党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自主地开辟革命道路的序幕。另外在长征期间党还将独立自主的原则具体运用到统一战线中，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澈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6〕(P98)
四、实行了“左”倾错误军事、组织、
政治路线向正确军事、组织、政治
路线的转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成熟主体群开始形成
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是指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指在现代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及组织，主要包括“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思想家理论家和领袖”〔10〕(P10)五种类型的主体。而在这五种类型主体中，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确立者”。〔11〕(P6)这就决定领袖群体的稳定和成熟与否，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及能否实现历史性飞跃。而这最终也决定了党的事业的成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12〕(P110) “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实现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3〕(P151)
从党的成立一直到遵义会议，党连续出现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成熟的领袖群体。而判断领袖群稳定、成熟与否就在于其有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并且成为全党共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王明，显然都没有，在实际中只能唯苏联和共产国际路线是从。以脱离中国国情的苏联、共产国际路线为指导，对党的革命事业来说只能是无穷无尽的挫折与遭难；对党的领袖群体来说，永远也不能获得形成成熟稳定的机会。因为党的领袖群体的选定，完全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按照能否原汁原味的领悟、理解和忠实执行其所制定的路线为标准的。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看来，他们所制定的路线本身的正确性无需怀疑。而长征期间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结合中国实际制定正确的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而且这些正确的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取代了“左”倾的错误军事、组织和政治路线，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尽管还没有涉及到思想方面的，但毕竟为以后将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主体群开始形成。从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来看，这种状况的改变具体表现在：第一，传达和宣传党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遵义会议决议上来。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全党发布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还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进行传达；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红星》先后出版了长征专号第10期和第11期，宣传遵义会议精神。长征专号第11期发表了题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号召“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战术正确领导之下最高度发扬运动战的特长。”〔14〕(P177)第二、遵义会议后党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为指导，指挥红军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如1935年3月《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中，在总结五次“围剿”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即“消灭并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十一团之众”的原因时，强调“遵义战役的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胜利”。 〔5〕(P495)第三，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制定和贯彻北上方针。如针对张国焘妄图以军队指挥党，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指挥枪”原则，强调军队团结的重要性。“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5〕(P534)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给予了严肃批评，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其立刻取消非法“中央”，另外还向全党公布了俄界会议决议。同时以增强团结为目的，依然对张国焘实行最大限度的教育。“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5〕(P558)而对于北上方针，强调这是建立在对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之上，其贯彻有助于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也有助于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5〕(P553)“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6〕(P101)第四，实行政治路线的正确转变，即抛弃“左”倾关门主义，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对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党果断地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5〕(P622)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在施政纲领上先后向全国民众提出了“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两个口号。“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广大的与更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5〕(P609~610) “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6〕(P95)而对于蒋介石的方针也实时地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在1936年《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6〕(P89)强调“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6〕(P89)
五、在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的长征精神，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大的精神动力
党的革命精神与党所要坚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价值与真理的关系。作为价值的革命精神，其形成与实现是以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因为真理引导着人们对价值目标的正确追求，制约着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另外真理本身内含着价值取向。同样所要坚持的真理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受革命精神这一价值追求的指向规定着，因为真理在实践中被验证的过程，有赖于价值在实践中被实现的状况；实现了的价值会引导着人们去探索更加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推动着真理的发展。另外，两者的各自形成与之间相互关系的发生也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实践。
在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和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精神进行相互交融，孕育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可以说，长征精神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体现，强调的是无产阶级在把真理性认识变为具体实践时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所必须要表现出的政治品格、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熔铸与提升、丰富与发展。长征精神的孕育形成，表明了党在长征期间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的正确性，也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从长征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就是靠宝贵的革命精神。”〔16〕(P67)而对于“长征精神”的内涵，在坚持基本要义的前提下党结合不同的时代特点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如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长征精神”作了全面深刻的概括：“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15〕尽管内涵的理论概括是长征结束后的事情，但精神的要义在长征中始终被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自觉践行。“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1〕(P150)这不仅表现在长征期间党的革命斗争中，也表现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如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一定程度上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意，是其逻辑内涵展开的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三层涵义，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17〕(P1)而这种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也客观上促进了长征精神的形成。“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长征精神形成的内核”。〔18〕(P61)具体表现在：第一，灌输革命道理，坚定理想信念。如在1934年10月《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动摇”。〔5〕(P396)在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强调“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5〕(P538~539)第二，发扬革命斗志，不怕流血牺牲。如在1934年10月，党在《总政治部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中指出“以紧张的政治工作发扬部队高度的战斗情绪与攻击精神，争取当前进攻战斗的完满胜利，是目前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迫切任务”，〔5〕(P402)“要利用各种的小传单、捷报，迅速把胜利消息传播全军，鼓历〔励〕战斗，并即时提出新的战斗口号（如追击等）”。〔5〕(P407)第三，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独立自主。“党必须拿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冷静的来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与目前的形势。只有这种正确的估计才能使我们正确的提出党的任务与口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拥护真理而反对欺骗。”〔5〕(P540)在1934年2月《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中要求“对所有干部应解释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5〕(P494)。第四，强调顾全大局、增强党内团结。“使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5〕(P532)“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5〕(P532)第五，关心群众疾苦，培育群众观念。“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进行进出宣传与纪律检查，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5〕(P400)“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5〕(P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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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 March:A Key Link in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Publicity
ZHU Qing-yue
(Deng Xiao-ping Theory Research Center,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200025,China)
Abstract: The Long March is a key link in the maturity of the first theoretical fruits in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s show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PC’s quest from revolu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salvation. The practices of Marxist theories oriented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China have provided a new platform for Marxism in China, which is a correct move as history has prove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arxist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into the pursu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mass line,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has provided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localized Marxism in China.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rrect military,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guidelines marks the formation of a mature group of Marxists in China. Additionally, the Long March spirit forg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also provides a strong motive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The Long March;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 key link; ideology; publicity
〔责任编辑： 左安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