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7文创园坐落在北京东城区的美术馆后街，77是门牌号，这里曾经属于北京胶印厂，而今，在通体红砖的规整厂房之内，跃动着一颗戏剧的心。
2012年初，胶印厂迁出，东方文化资产经营公司接下了这个园区的改建，在多次讨论之后，77文创园定位于戏剧影视方向。为此，园区内建设了77剧场—一个可容纳近300人的小剧场，还附设共300平方米的排练厅。
毛译敏主持的时差空间则是非盈利的跨文化交流空间，着力点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致力于来中国的国际创作人和本土文化人的创作融合。面对符合他们要求的艺术家，时差空间愿意免费或用最小成本来做展览、戏剧、现场小型音乐会。
与大栅栏的商业脉络不同，美术馆后街附近，自有其传承的文脉，而这，正是毛译敏选择77文创园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美术馆是思想特别活跃的区域，一个时代的文化人、艺术家都在这里混。”地标性质的三联书店，让知识分子、媒体人对这一带天生亲近。曾经有过多年媒体工作经验、热爱阅读的毛译敏说，“当我们知道北京胶印厂要改为文创园区之后，都很感兴趣，我有书本情结，时差空间也致力于出版活动，这里保留了红砖墙，也保留了胶印厂的旧机器，感觉不一样。”
在毛译敏看来，在77文创园所在的东城区，“内在的文化影响力始终在暗涌”，南至美术馆、北至雍和宫，几公里的半径内，有非常多的国内外艺术家、设计师独立工作室，对文化创意产业来说，这里充满诱惑力。
两年前，时差在做自己绘本的新书发布时认识了负责园区经营的王雷，当时，胶印厂的楼正在拆，77文创园还像废墟，而毛译敏他们就在废墟上面做了一个发布会，“那天晚上的party特别热闹，文化圈内的人、独立艺术家、主流媒体人都在。那件事让王雷印象深刻，虽然又穷又没地方，但我们依然有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当我们流露出想要找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也很热情。”王雷毕业于清华大学，是辞去房地产企业的高薪工作，转而从事文化产业，和毛译敏一样，他对文化有热情，77文创园区内的不少入住者，都保持着这样的心态。铁皮屋文化公司创始人李彦达是第一批入住的戏剧人，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选择了77文创园。台湾广艺基金会、墨剧团、拿大顶剧社都来了……如今，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的园区已基本租满，也有香港邵氏兄弟影业北京公司等成熟影视公司入驻。
园区运营总监潘鹏飞说，“我们的客户业态以影视、戏剧、文化、艺术为主，也有建筑设计和新媒体。我们在招商之前做过背景调查，确保每个客户在行业内都是相对领先的位置。”
潘鹏飞也坦诚，77文创园，运营的最大困难其实是资金，旧厂房加固花费了四千万，空间重新规划，77剧场的改造，每一笔都是不能省的支出，而资金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目前我们的收入主要靠租金，但租金跟支出相比，相对来说很微薄。”
Q 时差空间为何会选择77文创园，这里真正打动你的是什么？入驻之后，是否感到有哪些不足之处？
A 我们的互相认可，完全基于彼此对理想的坚持，还有对文化的默契。另外，之前王雷他们曾经运营东方剧院，对戏剧活动非常支持，确实是文化情结很浓厚的人。要说不足之处，最明显的就是没有停车位，一旦有活动就特别突出，另外，现在入住商户之间的交流不多，其实很多公司都应该有合作的机会，甚至会激发跨界的合作，我觉得园区应该组织聚会，这样能够有能量流动。
上海文创园
地下室里，蘑菇生长
你
能想象一个名叫“世界观”的展览是什么样的吗？身处奉贤路居民楼中的地下室里，几台老式电视机播放各种视频短片，从日本军歌到红色娘子军到原子弹爆炸到罗素演讲，不一而足。这便是“世界观”展览的现场。入口处放着一张桌子，饮料、纸杯，还有签到本。来的人，几乎都是艺术家和策展人认识的朋友，偶尔也有路人和附近的居民进来。而展览的空间，是租金为5000元左右的半地下室，这便是上海一处文化创意展览空间，叫做“上午空间”。
低成本小空间自然生长
就在大约十年年前，艺术家若要展出自己的作品，几乎只有在两类空间中才能实现——大型美术馆或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相对北京自发形成的艺术家聚落，从最早的圆明园村、宋庄到798、草场地，上海出现的大规模艺术创意园区更多是整体商业开发设计下招租形成的空间。2002年，浦东一栋商务公寓把自己的一层楼面以相对低价向画家招租，形成了所谓的浦东画家村。此后出现的M50创意园区、红坊创意园区、BMSpace也多为地产商投资整体运营的空间。这种空间最初以低租金招来艺术家入住工作室，但一旦整体运营带来了人气，租金就立刻会成倍增加。而诸多原本艺术或文化空间也就会转租给餐饮或其他商业用途。艺术家和文化人士对于这种空间，事实上也很少有着真正的归宿感。现在回到常熟老家经营拳击沙包生产的顾元龙八九年前就曾在浦东画家村和M50都租过工作室，但租金上涨之后他的画尚未被推入一线展览市场，收入只能来自画行画，五六百元一张。大批没有出名的艺术家，事实上都面临这样的局面。
因此，若干年在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磕磕碰碰之后，有人开始想明白了。艺术归艺术，钱归钱了。就像上午空间里的“世界观”个展，事实上艺术家徐杰本人一毛钱收入都没有，而展览空间方提供空间和简单的招待之后，也没有任何收入。几乎不会有人来买这个视频的版权，他们也没有这个预期，个展成了纯粹的展示行为。青年艺术家自己主要靠撰写评论文章的稿费来生活。空间提供方因为租金本身就是房租水准，可以住在其中，同时做一些设计类工作作为经济来源。于是，我们看到一种低成本、小规模的艺术家自组织空间在上海近几年如蘑菇一样滋生出来。这样的蘑菇，除了上午空间之外，还有激烈空间（六个老外花五千多元合租的一处公寓底层套间，为年轻人的艺术和文化作品作免费展览），新车间（艺术与科技创意的制作工作室）等。
小仓库、小地下室——种种与主流展览空间以及园区相对的亚空间对于这座城市真正民间的文化原创力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培育作用。当各种大型空间被以文化包装之，但直奔产业而去时，事实上自发、独立的文化生产正以越来越近乎零成本的方式全面展开，尤其当文化与职业与经济收入相分离时。 在此，下河迷仓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近十年以来，它甚至就是上海这座城市民间原创文化的一个地标。2004年，设计师王璟国和独立戏剧艺术家张献在上海西南角找到了一处小型仓库，由王璟国出资，张献主要策划经营的下河迷仓就这样启动开放了。空间为独立戏剧团体提供免费排练和演出场地，也额外资助有才华的剧团甚至电影人。如今已获认可并常年在国外有巡演的民间戏剧团体“草台班”、“组合嬲”等最初的起步都是在下河迷仓。曾经留法的独立戏剧人林春园来自广东，但她最彻底表达自我的作品《紫河车》的编剧写作、排练演出都是在下河迷仓完成的。她的演出，事实上也是下河迷仓2013年最后的演出，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下河迷仓在2014年宣布暂停运营。
当然，在彻底分开了钱和艺术之外，也有另一路想明白的，那就是艺术就是产业。在M50之中，把艺术当做产业来玩玩得风生水起，在国内外都成了一线品牌就有徐震的“没顶公司”（以装置制作为主）。徐震明确公开宣称，自己的作品就是公司集体制作，甚至是委托各种艺术车间加工生产出来的产品。艺术家就是一个品牌名称，而艺术品就是一系列创意通过集体制作出来的产品。而他的没顶公司出品的那些展品，也有着对种种人类社会现成产品的加工使用，比如一个正常人高的观音像却被染上了从蓝到绿的虹彩色阶，或者两个没有脑袋在头颈部互相倒接在一起的菩萨像。这些作品明显不需要任何原始手工制作，只要有了创意，让生产塑像的厂家或更为专业的瑞士艺术车间加工制造就成。但因为形象上的直接明了以及明确的意识形态或宗教讽喻意义，具有极高的符号性和辨认度，在展品人和策展人圈中迅速得到承认。创意就这样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成了一门产业。
玩转空间，全靠人
当然，无论是低成本小空间，还是园区，重要的是空间中的人得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要干什么，人怎样让自己最舒服地行动起来。只有人愉快轻松地玩了起来，文化啊，创意啊，才可能真正生长起来。以1933老场坊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原创内容的提供才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1933是原上海殖民地时期工部局设计建造的屠宰场，位于外滩附近。近年来被开发成了一个创意产业园区，其中楼顶是一座小型剧场，下面几层有创意产品店和餐馆、咖啡馆。但除了餐馆吃饭之外，事实上创意品店中往往看的多，买的少。除了每个小玩意最低数百的价位有些颇高之外，悠悠荡荡的参观者们往往对于创意产品是否只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批量货有着怀疑。因此，直接的、原创的内容成了关键所在。人们来到一个地方，如果看到的在其他地方也都能看到，这个去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高价值的。因此，某些周末的夜间，在一家咖啡馆中的即兴喜剧表演，对于1933园区的意义可能就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无足轻重了。
那是一群有着各自职业的白领，有的是美资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有的是外科医生，有的是淘宝店主，但他们业余时间共同玩一种让咖啡桌边上观众随意出词组，然后拼接表演的游戏。当然，游戏的组合处理还有更多一时无法展开的细节。但就是这种业余闹着玩的创意，在一年之后，成了周末几乎客满，以30元一张的价格卖票的演出。文化和产业，就是这样在游戏中玩了出来。这样无意产业却自发长出的野生蘑菇，恰恰是空间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说白了，空间和产业，离开了有趣、快乐的人，就什么都不是。
如何选择一个靠谱的园区
钱少事多有审美？别怕，《名汇》教你选园区。
如果你正好投资了一家初创之中的文化创意小公司，业务正处在焦灼的“上升期”，钱少事多有审美，挑个办公场所可是大事，在写字楼里租工位明显不适合文化创意公司的气质，如果不慎找到一年之内就不得不退租的场地是最糟糕的，不但得对所有客户告知搬迁事宜，更换电话，还得为作废的装修买单，那就太不划算了。
必须经过重重考验，才能为自己挑到一家最合适的。
以下TIPS可以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莫听忽悠
文化地产需要深厚积淀，不但需要良好的政府关系作底，也需要园区运营方有一定的眼界和视野，别被草台班子忽悠。在运作成熟、位置占优势的园区，入驻与否，往往是园区和商户双向选择的过程，好位子要用抢的。曾有前车之鉴，某地的动漫园区靠价格优势完成招商入驻，但不到半年就出现了问题，入住者全是一个类型的制作公司，入驻远离市中心的园区，人员交通成本大增，周围没有餐饮业，吃饭不便，更要命的是，园区内没有设置动漫体验中心，没有下游的消费者前来，招商时又没有安排同业的影视制作公司、出版公司等入驻，更使得上游没有买家，变成一片死园。
位置第一
租金很重要，但和写字楼出租不同的是，单平米价格并不是挑选靠谱创意产业园时唯一的决策要素。文化创意公司是需要承接文脉和地气的，对不需要与客户频繁接触的公司来说，位置远离市中心可能不是大问题，但远离文化中心区就是个大问题了。另外附近是否有足够的餐饮、外卖服务，交通是否便利，毕竟，搞文化艺术并不意味着不吃不喝不上下班。
配套先行
对于一家文化创意产园来说，大头成本应该花费在厂房改造、园区建设、基础设施更新之上。因为大多数老工业遗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像写字楼那样完备，水、电、有时要到入驻才会发现，跑步五百米去上厕所，对创作来说是很糟糕的。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园，由于多数处在市中心东西城区，有些还处在胡同之中，停车位大多跟不上，这点一定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拜访邻居
园区服务的优劣，有时可以通过你的邻居看出来，如果已经入驻的商户都是行业楚翘、或看起来大有发展，和他们做伴肯定是好事，平时也可以多多交流。如果园区承诺建设产业链，那对你来说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毕竟，和左邻右舍打交道，信任度总是能提高一些。
保护自己
由老旧街区、旧工业遗存改造的厂房可能存在一定隐患，就是地块归属和使用年限，一定要在签约前问清楚，如果由不可抗力造成拆迁、地块功能变化等问题，要勇敢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有些城市，文化创意园区被开发出来，是因为工业用地无法直接转为商业用地，需要一定年限的“中转”，而改为文创园区是最好的过渡方式，如果你希望长期入驻，就得特别留心。
2012年初，胶印厂迁出，东方文化资产经营公司接下了这个园区的改建，在多次讨论之后，77文创园定位于戏剧影视方向。为此，园区内建设了77剧场—一个可容纳近300人的小剧场，还附设共300平方米的排练厅。
毛译敏主持的时差空间则是非盈利的跨文化交流空间，着力点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致力于来中国的国际创作人和本土文化人的创作融合。面对符合他们要求的艺术家，时差空间愿意免费或用最小成本来做展览、戏剧、现场小型音乐会。
与大栅栏的商业脉络不同，美术馆后街附近，自有其传承的文脉，而这，正是毛译敏选择77文创园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美术馆是思想特别活跃的区域，一个时代的文化人、艺术家都在这里混。”地标性质的三联书店，让知识分子、媒体人对这一带天生亲近。曾经有过多年媒体工作经验、热爱阅读的毛译敏说，“当我们知道北京胶印厂要改为文创园区之后，都很感兴趣，我有书本情结，时差空间也致力于出版活动，这里保留了红砖墙，也保留了胶印厂的旧机器，感觉不一样。”
在毛译敏看来，在77文创园所在的东城区，“内在的文化影响力始终在暗涌”，南至美术馆、北至雍和宫，几公里的半径内，有非常多的国内外艺术家、设计师独立工作室，对文化创意产业来说，这里充满诱惑力。
两年前，时差在做自己绘本的新书发布时认识了负责园区经营的王雷，当时，胶印厂的楼正在拆，77文创园还像废墟，而毛译敏他们就在废墟上面做了一个发布会，“那天晚上的party特别热闹，文化圈内的人、独立艺术家、主流媒体人都在。那件事让王雷印象深刻，虽然又穷又没地方，但我们依然有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当我们流露出想要找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也很热情。”王雷毕业于清华大学，是辞去房地产企业的高薪工作，转而从事文化产业，和毛译敏一样，他对文化有热情，77文创园区内的不少入住者，都保持着这样的心态。铁皮屋文化公司创始人李彦达是第一批入住的戏剧人，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选择了77文创园。台湾广艺基金会、墨剧团、拿大顶剧社都来了……如今，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的园区已基本租满，也有香港邵氏兄弟影业北京公司等成熟影视公司入驻。
园区运营总监潘鹏飞说，“我们的客户业态以影视、戏剧、文化、艺术为主，也有建筑设计和新媒体。我们在招商之前做过背景调查，确保每个客户在行业内都是相对领先的位置。”
潘鹏飞也坦诚，77文创园，运营的最大困难其实是资金，旧厂房加固花费了四千万，空间重新规划，77剧场的改造，每一笔都是不能省的支出，而资金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目前我们的收入主要靠租金，但租金跟支出相比，相对来说很微薄。”
Q 时差空间为何会选择77文创园，这里真正打动你的是什么？入驻之后，是否感到有哪些不足之处？
A 我们的互相认可，完全基于彼此对理想的坚持，还有对文化的默契。另外，之前王雷他们曾经运营东方剧院，对戏剧活动非常支持，确实是文化情结很浓厚的人。要说不足之处，最明显的就是没有停车位，一旦有活动就特别突出，另外，现在入住商户之间的交流不多，其实很多公司都应该有合作的机会，甚至会激发跨界的合作，我觉得园区应该组织聚会，这样能够有能量流动。
上海文创园
地下室里，蘑菇生长
你
能想象一个名叫“世界观”的展览是什么样的吗？身处奉贤路居民楼中的地下室里，几台老式电视机播放各种视频短片，从日本军歌到红色娘子军到原子弹爆炸到罗素演讲，不一而足。这便是“世界观”展览的现场。入口处放着一张桌子，饮料、纸杯，还有签到本。来的人，几乎都是艺术家和策展人认识的朋友，偶尔也有路人和附近的居民进来。而展览的空间，是租金为5000元左右的半地下室，这便是上海一处文化创意展览空间，叫做“上午空间”。
低成本小空间自然生长
就在大约十年年前，艺术家若要展出自己的作品，几乎只有在两类空间中才能实现——大型美术馆或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相对北京自发形成的艺术家聚落，从最早的圆明园村、宋庄到798、草场地，上海出现的大规模艺术创意园区更多是整体商业开发设计下招租形成的空间。2002年，浦东一栋商务公寓把自己的一层楼面以相对低价向画家招租，形成了所谓的浦东画家村。此后出现的M50创意园区、红坊创意园区、BMSpace也多为地产商投资整体运营的空间。这种空间最初以低租金招来艺术家入住工作室，但一旦整体运营带来了人气，租金就立刻会成倍增加。而诸多原本艺术或文化空间也就会转租给餐饮或其他商业用途。艺术家和文化人士对于这种空间，事实上也很少有着真正的归宿感。现在回到常熟老家经营拳击沙包生产的顾元龙八九年前就曾在浦东画家村和M50都租过工作室，但租金上涨之后他的画尚未被推入一线展览市场，收入只能来自画行画，五六百元一张。大批没有出名的艺术家，事实上都面临这样的局面。
因此，若干年在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磕磕碰碰之后，有人开始想明白了。艺术归艺术，钱归钱了。就像上午空间里的“世界观”个展，事实上艺术家徐杰本人一毛钱收入都没有，而展览空间方提供空间和简单的招待之后，也没有任何收入。几乎不会有人来买这个视频的版权，他们也没有这个预期，个展成了纯粹的展示行为。青年艺术家自己主要靠撰写评论文章的稿费来生活。空间提供方因为租金本身就是房租水准，可以住在其中，同时做一些设计类工作作为经济来源。于是，我们看到一种低成本、小规模的艺术家自组织空间在上海近几年如蘑菇一样滋生出来。这样的蘑菇，除了上午空间之外，还有激烈空间（六个老外花五千多元合租的一处公寓底层套间，为年轻人的艺术和文化作品作免费展览），新车间（艺术与科技创意的制作工作室）等。
小仓库、小地下室——种种与主流展览空间以及园区相对的亚空间对于这座城市真正民间的文化原创力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培育作用。当各种大型空间被以文化包装之，但直奔产业而去时，事实上自发、独立的文化生产正以越来越近乎零成本的方式全面展开，尤其当文化与职业与经济收入相分离时。 在此，下河迷仓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近十年以来，它甚至就是上海这座城市民间原创文化的一个地标。2004年，设计师王璟国和独立戏剧艺术家张献在上海西南角找到了一处小型仓库，由王璟国出资，张献主要策划经营的下河迷仓就这样启动开放了。空间为独立戏剧团体提供免费排练和演出场地，也额外资助有才华的剧团甚至电影人。如今已获认可并常年在国外有巡演的民间戏剧团体“草台班”、“组合嬲”等最初的起步都是在下河迷仓。曾经留法的独立戏剧人林春园来自广东，但她最彻底表达自我的作品《紫河车》的编剧写作、排练演出都是在下河迷仓完成的。她的演出，事实上也是下河迷仓2013年最后的演出，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下河迷仓在2014年宣布暂停运营。
当然，在彻底分开了钱和艺术之外，也有另一路想明白的，那就是艺术就是产业。在M50之中，把艺术当做产业来玩玩得风生水起，在国内外都成了一线品牌就有徐震的“没顶公司”（以装置制作为主）。徐震明确公开宣称，自己的作品就是公司集体制作，甚至是委托各种艺术车间加工生产出来的产品。艺术家就是一个品牌名称，而艺术品就是一系列创意通过集体制作出来的产品。而他的没顶公司出品的那些展品，也有着对种种人类社会现成产品的加工使用，比如一个正常人高的观音像却被染上了从蓝到绿的虹彩色阶，或者两个没有脑袋在头颈部互相倒接在一起的菩萨像。这些作品明显不需要任何原始手工制作，只要有了创意，让生产塑像的厂家或更为专业的瑞士艺术车间加工制造就成。但因为形象上的直接明了以及明确的意识形态或宗教讽喻意义，具有极高的符号性和辨认度，在展品人和策展人圈中迅速得到承认。创意就这样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成了一门产业。
玩转空间，全靠人
当然，无论是低成本小空间，还是园区，重要的是空间中的人得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要干什么，人怎样让自己最舒服地行动起来。只有人愉快轻松地玩了起来，文化啊，创意啊，才可能真正生长起来。以1933老场坊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原创内容的提供才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1933是原上海殖民地时期工部局设计建造的屠宰场，位于外滩附近。近年来被开发成了一个创意产业园区，其中楼顶是一座小型剧场，下面几层有创意产品店和餐馆、咖啡馆。但除了餐馆吃饭之外，事实上创意品店中往往看的多，买的少。除了每个小玩意最低数百的价位有些颇高之外，悠悠荡荡的参观者们往往对于创意产品是否只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批量货有着怀疑。因此，直接的、原创的内容成了关键所在。人们来到一个地方，如果看到的在其他地方也都能看到，这个去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高价值的。因此，某些周末的夜间，在一家咖啡馆中的即兴喜剧表演，对于1933园区的意义可能就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无足轻重了。
那是一群有着各自职业的白领，有的是美资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有的是外科医生，有的是淘宝店主，但他们业余时间共同玩一种让咖啡桌边上观众随意出词组，然后拼接表演的游戏。当然，游戏的组合处理还有更多一时无法展开的细节。但就是这种业余闹着玩的创意，在一年之后，成了周末几乎客满，以30元一张的价格卖票的演出。文化和产业，就是这样在游戏中玩了出来。这样无意产业却自发长出的野生蘑菇，恰恰是空间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说白了，空间和产业，离开了有趣、快乐的人，就什么都不是。
如何选择一个靠谱的园区
钱少事多有审美？别怕，《名汇》教你选园区。
如果你正好投资了一家初创之中的文化创意小公司，业务正处在焦灼的“上升期”，钱少事多有审美，挑个办公场所可是大事，在写字楼里租工位明显不适合文化创意公司的气质，如果不慎找到一年之内就不得不退租的场地是最糟糕的，不但得对所有客户告知搬迁事宜，更换电话，还得为作废的装修买单，那就太不划算了。
必须经过重重考验，才能为自己挑到一家最合适的。
以下TIPS可以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莫听忽悠
文化地产需要深厚积淀，不但需要良好的政府关系作底，也需要园区运营方有一定的眼界和视野，别被草台班子忽悠。在运作成熟、位置占优势的园区，入驻与否，往往是园区和商户双向选择的过程，好位子要用抢的。曾有前车之鉴，某地的动漫园区靠价格优势完成招商入驻，但不到半年就出现了问题，入住者全是一个类型的制作公司，入驻远离市中心的园区，人员交通成本大增，周围没有餐饮业，吃饭不便，更要命的是，园区内没有设置动漫体验中心，没有下游的消费者前来，招商时又没有安排同业的影视制作公司、出版公司等入驻，更使得上游没有买家，变成一片死园。
位置第一
租金很重要，但和写字楼出租不同的是，单平米价格并不是挑选靠谱创意产业园时唯一的决策要素。文化创意公司是需要承接文脉和地气的，对不需要与客户频繁接触的公司来说，位置远离市中心可能不是大问题，但远离文化中心区就是个大问题了。另外附近是否有足够的餐饮、外卖服务，交通是否便利，毕竟，搞文化艺术并不意味着不吃不喝不上下班。
配套先行
对于一家文化创意产园来说，大头成本应该花费在厂房改造、园区建设、基础设施更新之上。因为大多数老工业遗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像写字楼那样完备，水、电、有时要到入驻才会发现，跑步五百米去上厕所，对创作来说是很糟糕的。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园，由于多数处在市中心东西城区，有些还处在胡同之中，停车位大多跟不上，这点一定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拜访邻居
园区服务的优劣，有时可以通过你的邻居看出来，如果已经入驻的商户都是行业楚翘、或看起来大有发展，和他们做伴肯定是好事，平时也可以多多交流。如果园区承诺建设产业链，那对你来说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毕竟，和左邻右舍打交道，信任度总是能提高一些。
保护自己
由老旧街区、旧工业遗存改造的厂房可能存在一定隐患，就是地块归属和使用年限，一定要在签约前问清楚，如果由不可抗力造成拆迁、地块功能变化等问题，要勇敢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有些城市，文化创意园区被开发出来，是因为工业用地无法直接转为商业用地，需要一定年限的“中转”，而改为文创园区是最好的过渡方式，如果你希望长期入驻，就得特别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