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毕生从事办学、讲学活动，为官期间，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先后在“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收徒讲学，建“竹林精舍”、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深感当时官学衰落、科举腐败，不能为国家培育人才，想以书院来补救官学的不足，纠正科举的弊病。呕心沥血修撰《四书集注》，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即便被各种疾病和党禁困扰，朱熹仍然以旺盛的精力著述、整理、编撰教材。强调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尖锐地批判当时官学丧失“为学之本”、师生关系漠然如行路之人。主张穷理、义理，以修其身之学风。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学之序。其所规范的大学和小学的定位和教育内容影响着后世之学。
　　理学：理与气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朱熹理学的核心是理与气。“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廪此理，而后有气，必廪此气，而后有形。”在朱熹看来，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先于气而存在。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理与气又是相统一、不能相分离的。理是气、事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气、事物是理藉以安顿的处所，理借气、物而存在。
　　理既是事物的规律，也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理在人身上的表现就是人性。
　　人性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
　　人性论是朱熹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其理学观在人身上的体现。朱熹全面论证“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强调“天命之性”是人与物所拥有的共同本性，都是“同得大地之理，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气质之性”是指天地之性通过人的具体生理、心理结构及其特点而表现出来的具体人性。“天命之性”人人皆同，“气质之性”因人而异，人与人之间“气质之性”的差异导致了人性的区别。
　　人性之所以有善恶之分，是因为人所廪受的天地之气各有不同的缘故，气质之性决定了人的先天素质，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由于人还要受到后天的习染，气质之性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较之后天的习染所形成的差异要小得多，也就是说，后天的教育对于改变人的先天气质之性具有極大的作用。既然人的气质之性是可以变化的，因而教育就具有了可能性。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来规范人的道德品质，以改变人的先天气质，恢复人的天地之性。
　　教育目的：明人伦
　　由于朱熹认为人的气质是可以变化的，因而，教育的目的应该改造人的气质，去除“物欲之弊”，以恢复人的天地之性、达成理想的人格。朱熹强调，教育和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学校的根本任务在于完成明人伦之目的，完成伦理纲常之教，立己治人。
　　然而当时的学校则没有按照此目的开展教育活动，朱熹批判当时学校偏离了这个根本的教育目的，“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如果学校不传圣学，教师不知为学之根本，即便不断读书求学，也仅仅只能停留在记诵、训诂、文词之上，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已。朱熹总结历代的教育经验，强调教人为学的根本在于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
　　教育阶段：小学与大学
　　朱熹基于对人的发展规律的初步认识，把人的教育阶段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阶段，并为每一个阶段规范了相应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8岁之前是启蒙教育阶段，8岁到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阶段。“小学”的任务是训练良好的道德行为，培养“圣贤坯模”，而“大学”阶段的任务则是对“圣贤坯模”进行“加光饰”，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继续和提升，两者并行于世、各有侧重。
　　“小学”教育阶段为基础性学习阶段，以“教事为主”，即培养伦理道德观念和学习基本知识技能；学习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需要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以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规范儿童道德行为习惯。
　　“大学”教育阶段为深入学习阶段，在于“教理”，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四书》《五经》。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倡导自学和讨论，强调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明辨。
　　理学教材：《小学》和《四书》
　　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的实现，朱熹确立了以“礼”为核心的教育内容，为学生编撰和制定了完整的系列教材。经、四书和史成为朱熹所执教的书院中的核心教材。经，即六经一一《诗》《书》《礼》《易》《乐》《春秋》。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史，有《史记》《左传》《通鉴》《全史》等。在朱熹看来，这些“圣贤之书”都包含着是非善恶的标准，体现着道德行为的具体规范。“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而“四书”则是“六经之阶梯”，学习者“必先观论孟中庸大学，以考圣贤之意”。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学》，其次为《论语》，再次《孟子》，最后《中庸》。他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辑出，与《论语》《孟子》汇成《四书》，作为白鹿洞书院学生所要学习的主要教材。同时，编撰《小学》《童蒙须知》《训蒙诗》等，作为儿童明人伦的初学教材。
　　道德教育：引导与规范
　　从“明人伦”的目的出发，朱熹在不断的、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总结、探索，提出了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朱熹提出，知识学习必须和道德修养相结合。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明人伦”“立学教人”，在学生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教授学生如何学习，充实学问。只有具备了一定水平的道德修养，才能真正将学到的东西融会贯通，在他们看待世界处理问题的时候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如果学生没有基本的道德认识的话，只是单纯的懂得知识，那么学生就会如脱疆的野马一般，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偏离正轨，迷失方向。
　　朱熹强调“知”与“行”相结合。“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知与行，正如目与足的关系一样，没有双足即使眼睛看见也无法到达，没有双眼即使行走也无法看见。行离不开知，行既是知的目的，还是知的促进。读书穷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而需要实践。知和行可以相互促进，“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
　　朱熹强调在教育方法上，要坚持正面引导，让学生明白事情的道理，自发自愿的行动，遵守道德行为规范。同时，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正面引导的基础，“学者须先置身于法度规矩之中”，因此，对于“小学”儿童来说，需要先掌握涉及生活各方面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为学：读书六法
　　朱熹明确提出，学者要成就理想人格，必须先通过穷理，而穷理的主要手段就是读书，教学的主要形式也是读书。其弟子将其有关读书的诸多观点进行概括，提炼为“朱子六法”。
　　循序渐进。指读书必须按照次序，逐步推进。其序有二：一是先《大学》《中庸》，而后《论语》《孟子》，然后《诗》《书》《礼》《春秋》。看史先看《史记》《左傳》，次之《汉史》《三国志》，再次《通鉴》。二是每书诵读之序，即先弄懂字句，再了解旨意，再明理定志，层层深入，有条不紊。
　　熟读精思。指读书既要读得熟，又要精于思考。朱熹批评在读书中囫囵吞枣、走马观花的弊病，强调学者读书，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
　　虚心涵咏。“虚心”是指读书时要胸怀若谷，静心思虑，只有这样，才能体会作者的原意。“涵咏”，指读书要反复咀嚼，深刻地领会书中的精华。朱熹强调，读书必须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准确领会文章的原意，而不能穿凿附会，以自己的见解去替代去曲解。
　　切记体察。指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所读的书籍，所求的学问，要充分体现在自身修养之上，要用切身的体会去理解所读的书。强调读书联系实际，强调将道德概念转化为道德行为。
　　着紧用力。指读书要抓紧时间，不能松垮。读书时要有顽强、刻苦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为学要刚毅果决”，朱熹以治病救火、撑水上船作比，强调做学问和读书需要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要摒弃一切犹豫懒散的念头。只有这样，学问才能有所增进。
　　居敬持志。指读书要专静纯一，全神贯注，同时要有远大志向，不能瞎读书。学者要立志，若立志不坚，只是听人言语，看人文字，最终无益于自身的完善和修养。
　　教师：指引者
　　朱熹明确指出了教师的任务，“指引者，师之功也”。教师应该“示之于始，正之于终”。教师的任务在于指引，教师只是“做得个引路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一同商量”。
　　作为指引者的教师，自身需要不断读书和学习。“温故又要知新，唯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为人师”。教师作为学者，对待“旧学”需要温故，“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进而，转旧学为新知，探邃密为深沉，化学理为实践。这是朱熹治学的根本之道，也是其对教师所提出的终生学习的要求。
　　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师，朱熹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他不仅在训诂、考证、注释古籍，整理文献资料等方面拥有丰富成果，还在天文、地理、律历等自然科学方面做过积极探索。为官期间所表现出的正直有为、执教期间所表现出的师道，都证明朱熹作为一位大师所拥有的品质。其对生命的体验、坎坷的经历、求道的实践都融入其对世界、对人论、对理的阐释中，对后世之人产生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