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期，温铁军等人指出，中国历来没有纯粹的“农业”问题，而是包括农民权益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内的“三农”问题。也是自那时起，“三农”问题成为农村研究的范式思维。
　　本书作者应星偏重垂直结构分析，即以农户为基本单位，以乡村集体为中间层次，以国家的逻辑为最高层面，通过“土地一治理一民情”这三重分析框架，对“三农”问题进行新的阐释。当然，最引人注意的是，应星强化了对农村家庭研究这一视角。在应星看来，“家庭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所在”，忽视或离开这个基础的农村研究至少是不完整的，甚至可能导致对农村真实现象的认知偏差。
　　实际上，家庭单位之所以在农村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有着悠久的历史。钱穆曾经指出，“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回首中国浩瀚的历史，更像是一部农业制度不断变革演绎的历史。农业制度的变革根本是土地分配，如井田、限田、王田、占田到均田，而作为土地分配的受众，往往是以家庭或族群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尝试，肇始于1970年代末的土地改革终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次成功并非偶然，主因在于变大集体生产为家庭责任承包制，尊重了数千年来的农业发展规律，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家庭的积极性，一夜之间迎来了农业的飞速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农业发展遇到“瓶颈期”，负担加重。这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成本走高，而粮食收益增长缓慢，必然加重农村家庭压力，局部甚至出现越种越亏的极端现象。那个时代农村各种矛盾集中爆发，某种意义上正是农村家庭不堪外部压力的反应。
　　“2005年国家正式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在农民头顶上“盘踞”了数千年的税负终于可以卸掉，但这并没有复制1970年末农村快速发展的奇迹，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农业的资源潜力已抵近极限。也因此，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从事非农业，这也促成数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民于是有了一个“城不城，农不农”的特色标签：农民工。
　　毫无疑问，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许多农民工还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的身份转变。但是，大多数农民依旧无法挣脱“候鸟”症候，每年初带着乡愁外出，每年底带着一年的血汗回家团聚。农民工的出走虽可以为家庭“创收”，但农村家庭关系因此而面临“割裂”的风险。虽然这种“割裂”不一定导致分裂，但因此带来了大量问题。比如婚姻、家庭养老、子女监护、农村治安、救灾等。农村传统养老寄望于家庭，子女外出，老有所养往往沦为一句空话，更多时候，为了家庭，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农村老人，不得不肩负起照看孙子孙女的重任。由于监护人能力的缺失，农民工子女教育、医疗还有日常安全等均面临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相比之下，城市家庭面临此类问题的压力小得多。
　　最主要的是，在农民工外出几成潮流情况下，农民原本珍如生命的土地日渐淡出农村家庭视野，有的抛荒，有的虽然还会耕作，但鲜见过去那样精耕细作。某种意义上，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也在悄悄割裂。当然，这倒不是说农民只能种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传统农业必然面临市场冲击，回到将农民机械地“钉死”在土地上的传统老路显然不可取，毕竟在任何一个农村家庭，收入仍然是他们不得不考量的首要因素。
　　不要指望困扰中国数千年的农业发展问题在这本书里就能得到轻松解决，但应星反复强调研究农村问题必须充分了解民情，从家庭视角解剖农村问题思路仍然极具启示意义。简言之，家庭问题或可成为农村研究的新范式。
　　《农户、集体与国家：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六十年变迁》
　　应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