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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发生过一起由打“AB团”引发的富田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受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错误指导和影响,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行动”并进行了错误处理。这一错误处理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其教训是十分沉重的。
关键词:共产国际远东局;富田事变;错误定性
1930年12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发生过一起由打“AB团”引发的震惊全党全军的富田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行动”并进行了错误处理。笔者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中发现,富田事变的错误定性和处理与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显示,共产国际远东局最早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并发表意见,是在1931年2月初。1930年12月15日召开的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富田事变领导人就决定派段良弼等三人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前因后果。在《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和《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和秦邦宪谈话记录(1931年2月11日)》中都分别提到:“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刚刚抵达(他们1月4日从那里出发),报告了负责我们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了重大的分歧。”<1>“我还没有同代表团谈。我昨天才得知此事”<2>“苏区代表团已到达上海。代表团中有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指段良弼),他们通报了红军和党组织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代表团报告说: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会。全会决定建议红军指挥部开始同敌人作斗争。省委书记李文林同志把这一决定转达给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但“毛〔泽东〕把他抓了起来。此外,毛〔泽东〕还立即派出一个连去逮捕省委全体成员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受到指控,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即所谓AB团’(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成员,他们都受到严刑拷打。”同时,“这个连还被毛〔泽东〕派往红20军,这个连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被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团长(指刘敌),他被释放了,回到了团里,他决定借助军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于是,“这个团立即被派去,所有被捕者都被释放了。因为大家都怕毛〔泽东〕,于是红20军过了河。”<3>“代表团到上海来,是为了请中央解决冲突。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身上。”<4>从这封信和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到,代表团对富田事变发生的原因、过程作了比较客观的报告,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不完全相信代表团报告的内容。在《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和秦邦宪谈话记录》中指出:“在这份情报中,有些情况不符合实际。人们往往自己也不能对意见分歧问题说出什么肯定的东西。事实是,在苏区无论是在党组织内还是在苏维埃机关和共青团内,都揭露出了‘AB团’分子。在一些地区,还是以前的党组织,50﹪的成分由富农组成。共青团和苏维埃机关内也是这种情况。毛〔泽东〕以及其他同志都谈过这个问题。……因此,对这些人不能完全信任。整个这一事件将由中央局派人进行审查。”<5>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苏区党政军内被所谓“AB团”和富农把持的状况,作出的过于严重的估计,除其自身深受共产国际的“左”倾影响外,还与毛泽东给中央的信有关。自1921年苏共“十大”后,苏共党内即不断进行反右斗争。1929年将布哈林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理论,概括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把布哈林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后又继续进行“清党”、“肃反”运动。苏共党内所开展的这些斗争,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迅速波及中国党内。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要在国际上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指出,右倾是各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并给中共发出一系列加紧反右、反富农路线斗争的指示。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更是要求中国党把中立富农的政策改为反对富农的政策。与此同时,总前委在撤围长沙返赣攻克吉安后,毛泽东于1930年10月14日给中央写信,错误的认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因此,“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6>
共产国际远东局虽然不相信代表团所汇报的情况,但对那里的情况非常严重则很担心,在《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中指出“领导人中的这种状况会使红军的所有成绩化为乌有,会使红军遭到失败,会有助于敌人实现镇压苏维埃运动的计划。”鉴于此,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在中央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到达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的争论),一切都原封不动,应集中全部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中央局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作出决定。”<7>
就在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等待调查结果的时候,另一个由湘东南党委派出的代表团也到达上海。在《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纪录(1931年2月19日)》中显示:这个代表团除作出通报外还带来了下列文件:(1)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声明;(2)他们告20军红军战士书;(3)毛〔泽东〕给省委书记的信;(4) 20军暴动团长给中央的信;(5)毛泽东的呼吁书,等等。<8>同时,新来的代表团指出:“湘东南党委不认为第一个代表团有权向中央作报告,说该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代表团团长是AB团分子)。”<9>对于两个代表团就富田事变有关情况的不同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迅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尽管关于江西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或AB团的或受AB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根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在东固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并且现在还在一起作战……来判断,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团分子在制造分裂,他们做得非常狡猾。”<10>在《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1931年2月19日)》中又进一步指出:“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等等。毛〔泽东〕从这些被捕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混在我们队伍里的‘AB团’成员的名单。此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逮捕。”虽然“毛〔泽东〕同志认为全都是‘AB团’成员,他不做任何区分;‘不应全部一锅煮’。”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因此,“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特别是同‘AB团’作斗争的正确路线。但同这些分子作斗争的方法并不总是正确的。”<11>
2月20日,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赣西南的肃AB团和富田事变问题,2月23日即发出了《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指出:“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是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地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12>在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信的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也向共产国际去信反映富田事变的情况,信中说:“关于红军指挥人员之间的分歧。这个问题我只简单提一提,因为你们可以从寄去的谈话记录中更详细地加以了解。……要在上海弄清这些事情的全部细节是不可能的。我们向苏区中央局下达了有关指示。显然,这些分歧即便发生过也已成为过去,因为毛〔泽东〕在1月取得的胜利是众所周知的,而20军也参加了2月对吉安的进攻。我们还是派了紧急信使带着有关指示去了所有这些部队。总的来说,红军首领中间出现这些分歧是完全可能的事,而只要当地有坚强的有威信的中央局(我们已经采取了派中央局的措施),就可以保证消除任何摩擦和分歧。”<13>
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的途中,还没有来得及“全权调查”和“消除任何摩擦和分歧”前,便于3月18日在上海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决定说:“红二十军的暴动……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消灭我们党的队伍和红军,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南京的反革命派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进行的。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20军)受到‘AB团分子’的蒙蔽,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14>“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15>“必须毫不含糊地宣布,任何党内分歧,无论是关于红军问题的还是关于我们的一般经济、土地和组织政策问题的分歧,都决不应引起不仅是军队的分裂,更不要说脱离,而且还不应造成拒绝执行最高军事指挥指令的行为和军队纪律的下降。对于我们的党员拒绝履行这种起码的义务的行为,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并强调“中央发给江西的关于十二月事变问题的指示应该本着这一决议的精神加以补充。”<16>这个决议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处理给予了盖棺论定。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精神,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把富田事变定性为“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17>并命令红二十军要“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它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它作武装斗争。”<18>这就是要用武力解决党内军内矛盾。这两个决议给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定下了调子和指导原则,也就决定了中央代表团不可能正确处理肃AB团和富田事变的问题。4月17日,中央代表团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19>由此导致了错杀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和取消红二十军番号的历史悲剧。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富田事变的平反终以一种特殊形式公之于世。1991年,经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代表中央批准出版的几部书中,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科学的结论。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富田事变及打“AB团”作了专门论述:“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的,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将红二十军动员回到赣江以东。但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来正在纠正的‘左’倾错误又发展起来。”<20>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也指出:“从1930年下半年起,中央苏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曾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干部和战士当作AB团、社会民主党等而杀害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21>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中,也重新评价了反“AB团”斗争:“1930年5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的肃清AB团。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22>在这些权威著作中,已明确地肯定肃“AB团”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这即是对这一惊心动魄历史事件的最高判决,更是对那些冤屈的英灵的告慰。
注释:
<1><2><3><4><5><7><8><9><10><11><13><14><15><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第63页、第73—74页、第64页、第76-77页、第63页、第80页、第81页、第82页、第84—85页、第140-141页、第175页、第176页、第179页.
<6>江西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1988年版,第165页.
<12><17><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央党史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74页、第255页、第257页.
<19>《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决议第四号——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4月16日.
<20>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2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关键词:共产国际远东局;富田事变;错误定性
1930年12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发生过一起由打“AB团”引发的震惊全党全军的富田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行动”并进行了错误处理。笔者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中发现,富田事变的错误定性和处理与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显示,共产国际远东局最早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并发表意见,是在1931年2月初。1930年12月15日召开的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富田事变领导人就决定派段良弼等三人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前因后果。在《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和《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和秦邦宪谈话记录(1931年2月11日)》中都分别提到:“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刚刚抵达(他们1月4日从那里出发),报告了负责我们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了重大的分歧。”<1>“我还没有同代表团谈。我昨天才得知此事”<2>“苏区代表团已到达上海。代表团中有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指段良弼),他们通报了红军和党组织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代表团报告说: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会。全会决定建议红军指挥部开始同敌人作斗争。省委书记李文林同志把这一决定转达给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但“毛〔泽东〕把他抓了起来。此外,毛〔泽东〕还立即派出一个连去逮捕省委全体成员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受到指控,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即所谓AB团’(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成员,他们都受到严刑拷打。”同时,“这个连还被毛〔泽东〕派往红20军,这个连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被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团长(指刘敌),他被释放了,回到了团里,他决定借助军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于是,“这个团立即被派去,所有被捕者都被释放了。因为大家都怕毛〔泽东〕,于是红20军过了河。”<3>“代表团到上海来,是为了请中央解决冲突。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身上。”<4>从这封信和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到,代表团对富田事变发生的原因、过程作了比较客观的报告,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不完全相信代表团报告的内容。在《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和秦邦宪谈话记录》中指出:“在这份情报中,有些情况不符合实际。人们往往自己也不能对意见分歧问题说出什么肯定的东西。事实是,在苏区无论是在党组织内还是在苏维埃机关和共青团内,都揭露出了‘AB团’分子。在一些地区,还是以前的党组织,50﹪的成分由富农组成。共青团和苏维埃机关内也是这种情况。毛〔泽东〕以及其他同志都谈过这个问题。……因此,对这些人不能完全信任。整个这一事件将由中央局派人进行审查。”<5>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苏区党政军内被所谓“AB团”和富农把持的状况,作出的过于严重的估计,除其自身深受共产国际的“左”倾影响外,还与毛泽东给中央的信有关。自1921年苏共“十大”后,苏共党内即不断进行反右斗争。1929年将布哈林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理论,概括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把布哈林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后又继续进行“清党”、“肃反”运动。苏共党内所开展的这些斗争,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迅速波及中国党内。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要在国际上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指出,右倾是各国党内的主要危险。并给中共发出一系列加紧反右、反富农路线斗争的指示。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更是要求中国党把中立富农的政策改为反对富农的政策。与此同时,总前委在撤围长沙返赣攻克吉安后,毛泽东于1930年10月14日给中央写信,错误的认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因此,“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6>
共产国际远东局虽然不相信代表团所汇报的情况,但对那里的情况非常严重则很担心,在《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中指出“领导人中的这种状况会使红军的所有成绩化为乌有,会使红军遭到失败,会有助于敌人实现镇压苏维埃运动的计划。”鉴于此,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在中央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到达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的争论),一切都原封不动,应集中全部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中央局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作出决定。”<7>
就在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等待调查结果的时候,另一个由湘东南党委派出的代表团也到达上海。在《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纪录(1931年2月19日)》中显示:这个代表团除作出通报外还带来了下列文件:(1)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声明;(2)他们告20军红军战士书;(3)毛〔泽东〕给省委书记的信;(4) 20军暴动团长给中央的信;(5)毛泽东的呼吁书,等等。<8>同时,新来的代表团指出:“湘东南党委不认为第一个代表团有权向中央作报告,说该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代表团团长是AB团分子)。”<9>对于两个代表团就富田事变有关情况的不同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迅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尽管关于江西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或AB团的或受AB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根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在东固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并且现在还在一起作战……来判断,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团分子在制造分裂,他们做得非常狡猾。”<10>在《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1931年2月19日)》中又进一步指出:“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等等。毛〔泽东〕从这些被捕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混在我们队伍里的‘AB团’成员的名单。此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逮捕。”虽然“毛〔泽东〕同志认为全都是‘AB团’成员,他不做任何区分;‘不应全部一锅煮’。”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因此,“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特别是同‘AB团’作斗争的正确路线。但同这些分子作斗争的方法并不总是正确的。”<11>
2月20日,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赣西南的肃AB团和富田事变问题,2月23日即发出了《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指出:“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是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地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12>在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信的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也向共产国际去信反映富田事变的情况,信中说:“关于红军指挥人员之间的分歧。这个问题我只简单提一提,因为你们可以从寄去的谈话记录中更详细地加以了解。……要在上海弄清这些事情的全部细节是不可能的。我们向苏区中央局下达了有关指示。显然,这些分歧即便发生过也已成为过去,因为毛〔泽东〕在1月取得的胜利是众所周知的,而20军也参加了2月对吉安的进攻。我们还是派了紧急信使带着有关指示去了所有这些部队。总的来说,红军首领中间出现这些分歧是完全可能的事,而只要当地有坚强的有威信的中央局(我们已经采取了派中央局的措施),就可以保证消除任何摩擦和分歧。”<13>
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的途中,还没有来得及“全权调查”和“消除任何摩擦和分歧”前,便于3月18日在上海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决定说:“红二十军的暴动……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消灭我们党的队伍和红军,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南京的反革命派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进行的。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20军)受到‘AB团分子’的蒙蔽,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14>“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15>“必须毫不含糊地宣布,任何党内分歧,无论是关于红军问题的还是关于我们的一般经济、土地和组织政策问题的分歧,都决不应引起不仅是军队的分裂,更不要说脱离,而且还不应造成拒绝执行最高军事指挥指令的行为和军队纪律的下降。对于我们的党员拒绝履行这种起码的义务的行为,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并强调“中央发给江西的关于十二月事变问题的指示应该本着这一决议的精神加以补充。”<16>这个决议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处理给予了盖棺论定。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精神,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把富田事变定性为“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17>并命令红二十军要“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它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它作武装斗争。”<18>这就是要用武力解决党内军内矛盾。这两个决议给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定下了调子和指导原则,也就决定了中央代表团不可能正确处理肃AB团和富田事变的问题。4月17日,中央代表团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19>由此导致了错杀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和取消红二十军番号的历史悲剧。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富田事变的平反终以一种特殊形式公之于世。1991年,经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代表中央批准出版的几部书中,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科学的结论。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富田事变及打“AB团”作了专门论述:“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的,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将红二十军动员回到赣江以东。但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来正在纠正的‘左’倾错误又发展起来。”<20>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也指出:“从1930年下半年起,中央苏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曾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干部和战士当作AB团、社会民主党等而杀害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21>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中,也重新评价了反“AB团”斗争:“1930年5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的肃清AB团。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22>在这些权威著作中,已明确地肯定肃“AB团”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这即是对这一惊心动魄历史事件的最高判决,更是对那些冤屈的英灵的告慰。
注释:
<1><2><3><4><5><7><8><9><10><11><13><14><15><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0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第63页、第73—74页、第64页、第76-77页、第63页、第80页、第81页、第82页、第84—85页、第140-141页、第175页、第176页、第179页.
<6>江西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1988年版,第165页.
<12><17><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央党史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74页、第255页、第257页.
<19>《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决议第四号——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4月16日.
<20>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2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