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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开始工作的那年,不知是小姨娘还是母亲说了一句话:“把宗轩带去念书吧。”我就把他带走了。
宗轩是我小姨娘的儿子。
我工作的那年刚满20周岁,本来性格就有些急躁,又要忙着适应工作和环境,内心就更为惶恐、焦虑。宗轩转到我任教的学校时,成绩非常糟糕,几乎没有一门功课及格,学习习惯也差,这让我十分恼火;对他,我除了斥骂,还动手打。他那时对我实在是怕,听到我的脚步声,就趕忙装成认真读书的样子。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我们这些乡下贫苦人家的孩子,要是有机会念书,不使尽力气是不行的。
我的这种粗暴的方式当然也有效果,他的成绩上升很快,第二年的时候就在班级排名前几位,成了优等生。
他知道我是为他好,即使我对他的惩罚毫无理由,他也从不敢像别的小孩子那样解释,更不敢顶嘴。
2
宗轩跟我读了两年书之后,回原籍参加中考。按照他的成绩,考上县重点中学没任何问题,但结果不仅令我十分惊讶,也让我非常愤怒——他只考上了一所普通中学,而且分数很低,勉强过了录取线。
我实在无法想通他为什么会考出那样糟糕的成绩。我问他是不是考试时光顾抢着交卷出风头,而不考虑是否做完了试题,不考虑答题是否准确,他以沉默应对,我也就断定这样的猜测是差不离了。
若干年后,我变得成熟、冷静一些了,做过这样的反思:一个人要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自尊心难免会扭曲,会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获得“承认”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宗轩是以错误的选择“报复”了我当初错误的教育方式。
不出我所料,3年后,宗轩高考落榜。我对他心灰意冷。他补习期间,我很少过问,偶尔问到,也是一副十分不满的口气。补习一年后,宗轩考取了自费大专,学的是电气专业。听到这种结果,我自然不太高兴。
那3年中,我从父母那里听到有关宗轩的,基本上都是辛酸的事。宗轩考取的虽然不是什么好学校,但在那个山村,也算是一件给家长赚脸面的事。可脸面毕竟是虚的,花钱则是实实在在的。小姨父嗜酒如命,小姨娘不会持家,却又十分爱面子,挣的钱全花出去不算,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宗轩读的是自费,每年的学费好几千元,都是东拼西凑来的;在学校时的生活费经常毫无着落,忍冻挨饿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他实在是没钱了,回家找父母要也无疑是白跑一趟,于是想到了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我的父母。他用仅有的几块钱坐了一段路程的车,然后步行,一路饿着肚子,走了几十公里,待走到我家,天已漆黑,他推开门,我母亲一眼瞥见他,吓坏了。“哪像个人啊!”母亲后来形容。我父母也没什么钱,但母亲擦干怜爱的泪水,当即出门,从别人家借来一些钱,给他做学费和生活费。
穷困曾这般给他以迎头痛击。我想过很多次:宗轩在日后短暂的人生中表现得那么坚强和阳光,他把委屈藏在了哪里?我当初对他的粗暴,他那穷困的家庭带给他的无助和羞辱,难道仅是擦破的皮,痊愈之后就了无痕迹吗?
3
宗轩毕业后,應聘到江苏省扬州市的一家企业,有了薪水,单位还提供宿舍,不再为吃住发愁,看起来生活好转了,但其实过得并不比在学校时轻松多少。单位隔三岔五让他提供毕业证,他拿不出来——他还拖欠着学校的学费,毕业证也被扣了。起初的解释,尚能让领导相信,但时间长了,别人难免怀疑。受人怀疑无疑是件耻辱的事,且随贫穷而至的耻辱总会如影随形,他即使不屈服,又有什么办法?为了多挣一些钱,他四处打听,看谁家的孩子需要家教。就这样,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骑着自行车,上门给人家的孩子辅导功课。
他那时只跟我说新单位的领导对他如何好,他又是怎么样辅导人家的孩子,每份家教又能挣到多少钱,至于毕业证被扣的事,则是他在若干年以后当作笑话说给我听的。
他始终想折腾,想多挣些钱,先后到过无锡、上海、昆山,收入越来越高,又借了些钱,在昆山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过了两年,他在苏州买下了一套更大的房子。
一切似乎表明,生活正在向他露出温柔的面孔。
4
作为长子,宗轩一直让他的父母引以为荣,而他平时的隐忍和光鲜的假象,也让他的父母误认为他“很有本事”。在身处异乡、独自打拼的十几年中,他不光白手起家,还要替父母偿还债务,替弟弟妹妹们分忧解难。他就像拉着沉重的车子爬坡的牲口,步履蹒跚,却不吭一声。
除了家人,他的心中还放不下许多人,在他看来,这些人都对他有恩情,他不能忽略。他的一位堂哥前几年得了癌症,他知道后非常难过,几次去上海看望,帮助找医生,因为这位堂哥曾在他读书期间借钱给他们家。他去世前的那个春节,回家时,他还特地去看了一位远房亲戚,买了酒和糕点,因为那位长辈在他读书时“关心过他”。
他对我的父母,比我还关心,隔三岔五地打电话,还给他们寄钱。我的父亲眼睛不好,他到处打听医院。对我的哥哥、弟弟、妹妹,还有几个侄儿,他也都一一关心到。
一个人要是有那么多人和事都要放在心中,该是多么累。一个人要是总想回报这个人、关心那个人,他又怎么能不疏忽自己?
5
宗轩是2012年正月十五的深夜去世的。得知消息后,我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独自坐到天亮,然后赶到车站,坐上了去苏州的车。赶到宗轩家的时候,我的哥哥、弟弟和妹婿已经在那儿了,他们像木鸡一样呆坐着。小姨娘的号啕声仿佛要把整栋楼掀翻。
我什么也没问。我10来天之前才和他见的面,他怎么就突然没了呢?
我再见到“他”时,已是一张遗像,立在一张桌子上,相片中的他很明朗地笑着,有几分羞涩。“他”的面前是几炷香,缕缕的烟绕来绕去,似魂灵不散,不忍离开。
人生一场,一个人走了,就再也没有了,就像一块石头被敲掉一块,缺口永远在那里。
火化后,我们把宗轩的骨灰送回老家。
《圣经》上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从尘土中走出去的宗轩,在异乡的尘土中蹦跶了若干年后,就这样归于故乡的尘土。我一路上想来想去,只想到一个硬邦邦的字:命。
(雪 茹摘自《深圳特区报》2017年1月12日,刘程民图)
我开始工作的那年,不知是小姨娘还是母亲说了一句话:“把宗轩带去念书吧。”我就把他带走了。
宗轩是我小姨娘的儿子。
我工作的那年刚满20周岁,本来性格就有些急躁,又要忙着适应工作和环境,内心就更为惶恐、焦虑。宗轩转到我任教的学校时,成绩非常糟糕,几乎没有一门功课及格,学习习惯也差,这让我十分恼火;对他,我除了斥骂,还动手打。他那时对我实在是怕,听到我的脚步声,就趕忙装成认真读书的样子。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我们这些乡下贫苦人家的孩子,要是有机会念书,不使尽力气是不行的。
我的这种粗暴的方式当然也有效果,他的成绩上升很快,第二年的时候就在班级排名前几位,成了优等生。
他知道我是为他好,即使我对他的惩罚毫无理由,他也从不敢像别的小孩子那样解释,更不敢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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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轩跟我读了两年书之后,回原籍参加中考。按照他的成绩,考上县重点中学没任何问题,但结果不仅令我十分惊讶,也让我非常愤怒——他只考上了一所普通中学,而且分数很低,勉强过了录取线。
我实在无法想通他为什么会考出那样糟糕的成绩。我问他是不是考试时光顾抢着交卷出风头,而不考虑是否做完了试题,不考虑答题是否准确,他以沉默应对,我也就断定这样的猜测是差不离了。
若干年后,我变得成熟、冷静一些了,做过这样的反思:一个人要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自尊心难免会扭曲,会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获得“承认”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宗轩是以错误的选择“报复”了我当初错误的教育方式。
不出我所料,3年后,宗轩高考落榜。我对他心灰意冷。他补习期间,我很少过问,偶尔问到,也是一副十分不满的口气。补习一年后,宗轩考取了自费大专,学的是电气专业。听到这种结果,我自然不太高兴。
那3年中,我从父母那里听到有关宗轩的,基本上都是辛酸的事。宗轩考取的虽然不是什么好学校,但在那个山村,也算是一件给家长赚脸面的事。可脸面毕竟是虚的,花钱则是实实在在的。小姨父嗜酒如命,小姨娘不会持家,却又十分爱面子,挣的钱全花出去不算,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宗轩读的是自费,每年的学费好几千元,都是东拼西凑来的;在学校时的生活费经常毫无着落,忍冻挨饿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他实在是没钱了,回家找父母要也无疑是白跑一趟,于是想到了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我的父母。他用仅有的几块钱坐了一段路程的车,然后步行,一路饿着肚子,走了几十公里,待走到我家,天已漆黑,他推开门,我母亲一眼瞥见他,吓坏了。“哪像个人啊!”母亲后来形容。我父母也没什么钱,但母亲擦干怜爱的泪水,当即出门,从别人家借来一些钱,给他做学费和生活费。
穷困曾这般给他以迎头痛击。我想过很多次:宗轩在日后短暂的人生中表现得那么坚强和阳光,他把委屈藏在了哪里?我当初对他的粗暴,他那穷困的家庭带给他的无助和羞辱,难道仅是擦破的皮,痊愈之后就了无痕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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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轩毕业后,應聘到江苏省扬州市的一家企业,有了薪水,单位还提供宿舍,不再为吃住发愁,看起来生活好转了,但其实过得并不比在学校时轻松多少。单位隔三岔五让他提供毕业证,他拿不出来——他还拖欠着学校的学费,毕业证也被扣了。起初的解释,尚能让领导相信,但时间长了,别人难免怀疑。受人怀疑无疑是件耻辱的事,且随贫穷而至的耻辱总会如影随形,他即使不屈服,又有什么办法?为了多挣一些钱,他四处打听,看谁家的孩子需要家教。就这样,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骑着自行车,上门给人家的孩子辅导功课。
他那时只跟我说新单位的领导对他如何好,他又是怎么样辅导人家的孩子,每份家教又能挣到多少钱,至于毕业证被扣的事,则是他在若干年以后当作笑话说给我听的。
他始终想折腾,想多挣些钱,先后到过无锡、上海、昆山,收入越来越高,又借了些钱,在昆山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过了两年,他在苏州买下了一套更大的房子。
一切似乎表明,生活正在向他露出温柔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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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子,宗轩一直让他的父母引以为荣,而他平时的隐忍和光鲜的假象,也让他的父母误认为他“很有本事”。在身处异乡、独自打拼的十几年中,他不光白手起家,还要替父母偿还债务,替弟弟妹妹们分忧解难。他就像拉着沉重的车子爬坡的牲口,步履蹒跚,却不吭一声。
除了家人,他的心中还放不下许多人,在他看来,这些人都对他有恩情,他不能忽略。他的一位堂哥前几年得了癌症,他知道后非常难过,几次去上海看望,帮助找医生,因为这位堂哥曾在他读书期间借钱给他们家。他去世前的那个春节,回家时,他还特地去看了一位远房亲戚,买了酒和糕点,因为那位长辈在他读书时“关心过他”。
他对我的父母,比我还关心,隔三岔五地打电话,还给他们寄钱。我的父亲眼睛不好,他到处打听医院。对我的哥哥、弟弟、妹妹,还有几个侄儿,他也都一一关心到。
一个人要是有那么多人和事都要放在心中,该是多么累。一个人要是总想回报这个人、关心那个人,他又怎么能不疏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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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轩是2012年正月十五的深夜去世的。得知消息后,我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独自坐到天亮,然后赶到车站,坐上了去苏州的车。赶到宗轩家的时候,我的哥哥、弟弟和妹婿已经在那儿了,他们像木鸡一样呆坐着。小姨娘的号啕声仿佛要把整栋楼掀翻。
我什么也没问。我10来天之前才和他见的面,他怎么就突然没了呢?
我再见到“他”时,已是一张遗像,立在一张桌子上,相片中的他很明朗地笑着,有几分羞涩。“他”的面前是几炷香,缕缕的烟绕来绕去,似魂灵不散,不忍离开。
人生一场,一个人走了,就再也没有了,就像一块石头被敲掉一块,缺口永远在那里。
火化后,我们把宗轩的骨灰送回老家。
《圣经》上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从尘土中走出去的宗轩,在异乡的尘土中蹦跶了若干年后,就这样归于故乡的尘土。我一路上想来想去,只想到一个硬邦邦的字:命。
(雪 茹摘自《深圳特区报》2017年1月12日,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