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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日向人妍，百合忘忧草。
——晁补之《生查子》
壹
每年清明、冬至将临，我们都会去龙华陵园拜祭茹志鹃和王啸平老师。一两天后，王安忆、王安桅就会打电话来：“你们又去看过爸爸妈妈了，谢谢噢。”我们谁也没告诉，不明白他们怎么知道的？后来才明白，是因为我们留在那里的痕迹：两支洁白的百合花。
最早知道《百合花》和它的作者茹志鹃，是在我初中的语文课本里。军队中的一个小通讯员为伤员向老百姓借被子，一位新媳妇拿出了自己心爱的嫁妆——一条印有百合花的新被子。这样一个充满人性美的故事曾经让多少人感动。在纪念茅盾先生逝世的日子里，茹志鹃写悼念文章，深情回忆1958年，她几经退稿后发表在《延河》的这篇《百合花》。由于茅盾先生的赞赏和推荐，《百合花》继而在《人民文学》转载，从此成为茹志鹃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家喻户晓。
茹志鹃，我们少年时的偶像。若干年后，她竟能与我们面对面讲文学，成为殷慧芬文学生命中的“贵人”。这是说什么也没想到的。
认识茹志鹃，我比殷慧芬更早。
1977年5月，“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上海召开文艺座谈会。那是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文艺界的一次盛会，参加会议的有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美术、摄影等各方面文艺人士660人。既有巴金、赵丹等著名文化大家，也有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我被编在文学第一组，成员以小说散文的作者、编辑为主，召集人为于炳坤、范政浩、菡子，共27人。茹志鹃被编在文学第二组。那时上海作协尚未恢复，茹志鹃的工作单位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
我和茹志鹃虽不在一个组，但在大组交流会上还是能见到她。最后一天大会，巴金有个《第二次解放》的发言，茹志鹃也有个题为《迈开新的一步》的发言。我记忆犹新的是她说当年参加新四军的时候，“带领担架队，管理俘虏兵，设茶水站，烧面疙瘩”的经历。我初中时读到的《百合花》，应该是她那时的生活积累。她说：“在行军的途中，在宿营的时候，在背包上，在草堆旁，我开始了创作。”“1955年，我转业到上海搞文学工作，在去上海作协报到的第一天，正好作协门口发大水，我赤了脚，背着和我同去报到的战友，是这样走进作协大门的。”茹志鹃说得那么生动形象，她的这段经历如同电影画面，深印在我记忆中。
这次座谈会之后，《上海文艺》复刊，上海文联、作协等机构也开始筹备恢复。作为《上海文艺》联络的年轻作者，我也参加过几次刊物的组稿会，其间与主编巴金、执行副主编钟望阳、编辑茹志鹃、唐铁海、赵自等均有见面机会。
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短篇小说》，三本，蓝封面。“文革”刚结束，中外名著供不应求。当时的《上海文艺》编辑部集中购了一批《外国短篇小说》，然后给作者寄发购书券，那是一张油印的通知，作者再凭通知去编辑部购书。我收到后，让殷慧芬去《上海文艺》取书。这也许是她第一次踏进巨鹿路675号。回来后，我问：“顺利吗？”她说：“很顺利，编辑部在开会，我说是来领书的，一个女同志就拿了这套书给我。”她简单描绘了那女同志的外貌、年龄。我说那就是茹志鹃老师啊。她啊了一声，有点为与茹老师失之交臂而遗憾。
谁知十多年后，她竟成了茹志鹃老师最喜欢的作者之一。她可以在茹老师愚谷邨的家里随便进出，可以像侄女一样向茹老师无所顾忌地倾诉衷肠。
贰
茹志鹃最早读到我们的小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和殷慧芬合作的短篇小说《黄月亮》在上海公安局《剑与盾》杂志发表。年终评奖，居然获得一等奖。我们自己都觉意外。《剑与盾》是一本法制文学期刊，而《黄月亮》只是一篇写儿女情长、歌颂美好道德的小说，与法制并无太大关系。第二年，我去安庆参加“中国法制文学研讨会”，遇到《剑与盾》的执行副主编周云发先生，问及此事，他大笑，说：“你不知道啊，这篇小说得一等奖，是茹志鹃定的。”
茹志鹃那时是上海作协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也是那次评奖的“评委会”主任。我有点受宠若惊，不知道怎么去感谢茹老师，只是有点书呆子气地想，好好写，写出好作品就是对茹老师最好的感恩。
茹志鹃主持领导上海作协期间，为培养年轻作者，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那就是拍板创办以学习班形式的“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作协副秘书长宗福先负责“青创会”的具体工作。负责“教”的，是凭茹老师的人脉关系在全国请来的著名作家评论家，而“头”正是茹志鹃、宗福先。因此，确切地说，茹志鹃、宗福先是“青创会”真正意义上的“教头”。
正是茹志鹃拍板创办的“青创会”，改变了一批年轻作者的命运。“青创会”创办之前，殷慧芬是一名车间统计员，而孙甘露白天还得骑着摩托充当邮差……
“青创会”期间，殷慧芬写了两个短篇：《衣飘飘兮袂举》和《另一个世界》。学习结束，《上海文学》发表了孙甘露的《访问梦境》、金宇澄的《风中鸟》和殷慧芬的《另一个世界》。这是她第一次在上海的重要文学刊物上亮相。之后，她便一发不可收。
1990年6月，殷慧芬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厂医梅芳》，茹志鹃大加赞赏。她对责任编辑张斤夫说，她要找殷慧芬谈谈。
与茹老师约了见面时间后，殷慧芬根据张斤夫提供的地址，去拜访茹老师。那是一个下午，她第一次去愚谷邨茹老师家中。
殷慧芬坐在那只临窗的旧沙发上。沙发紧挨着茹老师的书桌，沙发前面是卧床，再过去，靠墙是一排书橱，正面墙上挂着赖少其先生的书法：“煮字”。一个很普通的房间，很普通的家，却散发出一种温文的气息。茹老师提到小说《厂医梅芳》，充满热情与鼓励。于是殷慧芬从厂医梅芳，谈到工厂姐妹们，谈她们平凡的生活、内心的苦恼和努力……茹志鹃听得津津有味，然后很认真地说：“好，好，你要写下去，千万不要停，要有第二部、第三部《厂医梅芳》……”
在茹志鹃老师的指点里，殷慧芬突然意识到，她写的工厂题材小说，是她挖掘到的一口深井。她大悟数十年的工厂生活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意义。1991年，《厂医梅芳》的姐妹篇《欲望的舞蹈》在《上海文学》发表，周介人的“编者的话”一改面面俱到的风格，用整个篇幅作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和评论。事后陈村开玩笑说这是“响彻扉页”。再之后，《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萌芽》连续不断发表了殷慧芬写工厂生活的中短篇，《迷巷》《早晨的陷阱》《梦中锦帆》《纪念》等源源不断。《上海文学》责任编辑张斤夫开玩笑说：“小殷知名度越来越大，成了上海滩上的大作家。” 1993年，殷慧芬第一本小说集《欲望的舞蹈》出版，茹志鹃亲自为她写序：
殷慧芬是一位女作家，她好像是挟着她那一股女性特有的温馨气息，还有女性特有的那种锐利的目光，走进文坛的。她笔下的女性写得特细致，她了解她们，也能欣赏她们。一直到《厂医梅芳》后，她好像又顿悟到她不但是一位女性，她还是一位工厂里的女性。于是《蜜枣》《欲望的舞蹈》《迷巷》，工厂里的青年工人、知识分子、刚进厂的小女工，陆续不断。
记得五十年代，上海有工人作家队伍，从分房到政治待遇，都十分优越，真是一群群，一茬茬，蓬蓬勃勃，兴旺得很，在全国首屈一指。“文革”之后，便不大见提起了。殷慧芬是个工人，她的作品和当年工人作家的作品相比，那种阶级属性少了一点，机器声少了一点，加班加点熬红了眼睛描写少了一点，而人的本性多了一点，个性的、年龄的、内心的、感情的东西多了一点。她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是血肉之躯，活泼泼，赤裸裸，可以看见，可以触摸，可以理解，却难以预料，是活生生的人，也是工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人，有文化有头脑，也有自己的情趣。对殷慧芬作品的评论，前一阵各报都有言论，我不想评，也评不好，这里只想引用《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周介人同志在一九九一年第九期上的编者按语中的一段话：
文坛内外常有“机器旁边的生活枯燥无味，因而难写难看”的感叹，殷慧芬则将车间里的人写得有血有肉、情采跃动，八小时内外的生活充满悲欢，叩击心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可小视的突破。
我只想在这里补充一点，这一突破，是殷慧芬突破了自己，突破了车间文学，也突破了以前的写工人的文学。上海到底是一个工业大城市，反映工人生活仍是一大课题，但殷慧芬的突破，似乎还未得到五十年代那样的重视与扶植。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我呼唤、我期待着殷慧芬式的群体出现。
有位五十年代就出名的工人作家后来遇见我，与我开玩笑：“茹志鹃为了捧你们家的殷慧芬，把我们都贬下去了。”言语之中不乏有些许嫉妒。
时间推前至1980年，茅盾先生为茹志鹃小说集《草原上的小路》也写过序。那本书是文革结束后，茹志鹃写的一系列优秀小说的汇编，《剪辑错了的故事》被认为是中国大陆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草原上的小路》则是茹志鹃在全国第一次得奖的作品，《儿女情》《家务事》《着暖色的雪地》……每篇都是佳作。茅盾先生在《序》中热烈赞扬了这些小说：“收在这本小册子的茹志鹃同志的近作，就像是静夜箫声……我以为小说的风格倘如暑天雷雨，淋漓尽致，读者抚掌称快，然而快于一时，没有回味。小说的风格倘近于静夜箫声，初读似觉平凡，再读则从平凡处显出不平凡了，三读以后则觉得深刻，我称这样的作品是耐咀嚼，有回味的。”
读着茅盾为茹志鹃写的序，再读茹志鹃为殷慧芬写的序，我内心充满感动，那是一代又一代老一辈作家对年轻作家的搀扶、提携和鼓励呵，是作家间的相濡以沫，是文学界的薪火相传。
叁
茹志鹃离休后，殷慧芬成了她家的常客。好几次，到了吃饭的时间，她和茹老师谈兴正浓，便面皮厚厚赖在那里，茹老师一家吃什么，她也吃什么。那时，王安桅住在增配的底层亭子间里，饭菜有时是安桅从他那里端上来的。
都说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秉性耿直，有他不喜欢的人到他家去，临走时他会对着别人的背影扔杯子。可他与殷慧芬很投缘。殷慧芬与茹老师拉家常时，他经常插话，有时说得比茹老师更多。至今，我们家仍留存着王啸平题赠的书，如《和平岁月》等。茹志鹃1998年去世后，王啸平很沉闷。有一天，我们去看他，他拿出黄宗江、阮若珊合著的《老伴集》，说书中写了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一页页地翻，想看看书中怎么写的。他说：“你拿回去，慢慢看。”后来这本书就一直留在我们家里了。
殷慧芬一次次地去，目睹了茹老师家里那个房间的变化。她最早去时，坐的那对旧沙发后来换成了皮沙发，那是王安忆用稿费买来孝敬她父母的。
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茹志鹃还兴致勃勃地找出旧日的照片给殷慧芬看：一个脑后挽着发髻，姿态优雅、容貌美丽的女子坐在藤椅上，额前一撮长长的刘海，是个很典型的旧式家庭的女子。茹志鹃说：“这是我母亲。”母亲温柔而刚强的不幸人生让她难忘。三岁丧母，父亲弃家出走，茹志鹃兄妹五人只得风流星散，寄人篱下。兄妹中最小的茹志鹃跟着祖母辗转上海、杭州两地，依靠糊火柴匣子、锁纽洞、洗衣服等手工活苦度时光。巨大的家庭变故、母亲和祖母的形象深深烙印在她人生的记忆中。在茹志鹃很久以后的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散文《我能忘吗？》《紫阳山下读“红楼”》以及她给爱荷华聂华苓的信中，都可读到她苦难和辛酸的少年。
祖母亡故后，13岁的茹志鹃和长她两岁的四哥相依为命，在杭州的紫阳山下，仅仅读过一年小学又停学的她，拾着柴禾，读着借来的《红楼梦》，一遍、两遍、三遍，直至九遍，在半懂不懂的阅读和背诵中，送走了艰辛愁苦，“红楼”悄悄滋润了茹志鹃文学的心。
离开紫阳山后，茹志鹃沦落在上海的孤儿院，以后又住读过上海妇女补习学校、寄宿过教会女子中学、又在浙江武康县中学读了初三，颠沛流离、前前后后总共读了四年书，同时也读了人间这部大书、旧上海的五方杂处世态炎凉。1943年，18岁的茹志鹃跟随长兄参加新四军，之后，开始了她崭新的人生。在部队，在文工团，茹志鹃演戏、唱歌、跳舞。在通宵行军的间隙中，就着月光，垫着背包，茹志鹃写下了歌词、快板、广场秧歌剧。合着行军的节奏，不知不觉地，她在走近文学，以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篇《百合花》。
1958年，《百合花》的横空出世，并被茅盾先生高度赞赏和推崇，对于王啸平的右派家庭的意义不言而喻。
茹志鹃66岁的生日是在河南开封过的，那年《上海文学》举行笔会，去了开封。笔会期间，殷慧芬和茹志鹃住同一房间，朝夕相处，听她说过去的故事。
茹志鹃所在的部队解放开封的时候，她是队伍中的一名年轻战士。殷慧芬和一帮子年轻作者跟着她，特地去寻找她当年居住过的旅馆，在那里留影。看着茹志鹃故地重游所露出的淡淡笑容，殷慧芬想，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旧屋里，有了她创作《百合花》的灵感？ 在茹志鹃简单的生日庆典上，她欢喜地接受了大家赠送的近乎于吝啬的礼物：一只质朴的景泰蓝手镯。她开心地戴在手腕上，祝愿年轻作者在像她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这样开心的时刻。经历过种种人生坎坷、战争的劫难和光荣，也经历过文坛的风风雨雨，66岁的茹志鹃那时已经寻找到一种平和的心境。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的手腕上常常戴着那只景泰蓝手镯。通过手镯，她似乎仍在和年轻人谈小说。
1996年，文汇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海派女作家文丛”，十四本。老一辈的上海女作家有茹志鹃、黄宗英，年轻作家居多，王安忆、王小鹰、王周生、殷慧芬等都在其列。集体签名售书那天，年逾古稀的茹志鹃也赶到书店。
女作家挤在新华书店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她把殷慧芬拉到身边，凑着她的耳朵说：“我要对你说两句悄悄话，你那个工厂啊，千万不能放，那里有你自己的东西。有些人写的是工，你写的是人，你要坚持。”殷慧芬心里顿时腾起一股热流。“写人，写自己的东西。”因为有茹志鹃不断的提醒、鞭策和鼓励，成了殷慧芬之后文学创作中的一盏明灯。
这套“海派女作家文丛”，后来因为某些复杂的原因，有一部分稿费没有着落，年轻作家们鉴于茹志鹃的名望，叫一声“茹老师”，就把这“世界性”的难题拜托给她了。茹志鹃又是打电话，又是找人，谁知还没等到结果，她就打起了退堂鼓：“书出得很漂亮。因此稿费的事，我本人想算了。”此时的茹志鹃像是一涧久经坎坷的山泉，越发单纯清澈。
殷慧芬坐在那只临窗的沙发上，也听过茹志鹃说王安忆。她说王安忆小时候喜欢画画，但做妈妈的却希望她以后成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这也许因为文艺这个行当让王啸平和茹志鹃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辛酸。她说在文革中自己都懊恼怎么会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为了让自己从新获有一些更实用的技能，她一度曾迷上踏缝纫机，往往是把一件旧衣服拆开，重新裁剪，再用缝纫机缝上，稍不满意，再拆开，再缝。殷慧芬听她讲这段往事，一方面感慨茹志鹃连裁缝一件旧衣都这么认真，另一方面却又深深悲哀，一个能写《百合花》这样名篇的优秀作家在那个年代居然想改行，埋头在“嚓嚓嚓”的缝纫机针细密的行走中打发时光！处于这种心境中的茹志鹃怎么会希望儿女再去舞文弄墨？
王安忆走上文学道路在茹志鹃看来似乎是个意外。安忆16岁，去安徽淮北插队，村里只有她一个知识青年，远离家乡又寄人篱下，十分苦闷。茹志鹃没法照顾女儿，为排遣女儿的郁闷，唯有通过写信。母女俩通信十分频繁。往往是一封信写出后，回信没到，就写第二封。在信中，茹志鹃发现了王安忆写作的天分。王安忆步入文坛后，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一次王安忆小说研讨会上，茹志鹃还提到她们母女间互相通信的往事。
茹志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并培养了王安忆，在八十年代又发现并培养了殷慧芬，真可谓慧眼独具。
茹志鹃对殷慧芬创作上的指点，显然是一种经验，她在殷慧芬的小说叙述中一定发现了什么。这对于殷慧芬，却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启悟。殷慧芬顿时明白她几十年的工厂生活，在她生命中的真正意义。此后出版的殷慧芬小说集《欲望的舞蹈》，茹志鹃亲自写序，并让儿媳妇冯平誊写得方方正正给殷慧芬寄来。不久在嘉定召开的殷慧芬作品讨论会上，王安忆提到茹志鹃为殷慧芬作的序，说：“妈妈年纪大了，你蛮好叫我写的。”后来安忆果然为这本小说集写了一篇长达六千余字的评论：《告别青春的回忆》。
肆
茹志鹃在儿女小时候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儿女长大后却很开明很宽容。儿子王安桅结婚后，忙于奔波，迟迟没有生儿育女。我们有时与安桅开玩笑，茹老师那么喜欢小孩，你们是不是应该生个孩子，让她开心开心？王安桅说，母亲很大气，始终尊重和体谅他们夫妇的选择。
老年的茹志鹃对儿女生活上的关心可谓体贴入微。有一次王安忆回娘家，说起她闻了隔壁人家烧的家乡菜“梅干菜烧肉”，香得她都馋得流口水。茹志鹃听后，赶紧也烧了一碗，专门给安忆送去。茹志鹃夸外孙攀攀时候更是满脸笑容，两眼发光。那种神情深深地让人感动。
1994年，我们家的孩子高中毕业。正处于叛逆期的小家伙能不能如愿考上高等院校，我们心中颇为忐忑。可怜天下父母心，为增加保险系数，我们请茹志鹃给高校写了一封推荐信。茹志鹃欣然命笔，在信中说了我家那小子许多好话。后来，小家伙临考前最后三个月发力，以高出“一本”录取分数线30分的成绩，如愿考上第一志愿。茹志鹃的推荐信虽没用上，但她对下一代如此关爱却令我们难忘。
《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评论家周介人终于病倒。1998年春天，年老体弱的茹志鹃去医院探望。作为周介人的前任，曾经担任过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的茹志鹃，深知办一本纯文学刊物的艰难和苦衷。面对十年殚精竭虑、衣带渐宽的周介人，她饱含深情地自责：“小周，我退下来的时候正是刊物最难的时候，你为这本刊物消耗太多心血，你的病我有责任，我对你不住。”病榻上的周介人被这番剖心沥胆的话，牵连出满腹的甜酸苦辣，几乎难以自持。
《上海文学》当时刚转型为自负盈亏，如何维持一家高品位的纯文学刊物的生存，周介人常常为之焦虑不已。无奈之下，他好几次拉着茹志鹃，借着她的“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声望，四出“化缘”。去河南开封的一次笔会，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一次“化缘”。为争取当地企业的赞助，茹志鹃也发放名片，年轻的作家们笑话她那样子就像抓糖果。她也笑，她说：“我不习惯呀，发不来名片呀！”为了主动去承担刊物这一段原本不属于她的艰难，茹志鹃一次次地勉为其难、四出周旋。从开封回来不久，她又应南通市女市长的邀请，去那里访问。同行的除了周介人和负责广告的田大军外，作者只有陈村和殷慧芬，可称是一次范围极小的笔会。坐船去南通的途中，殷慧芬又与茹志鹃同一个房间，这是她又一次更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茹志鹃的机会。周介人开玩笑说：“殷慧芬，《上海文学》待侬好伐？茹老师待侬好伐？”
周介人煞费苦心，撑着茹志鹃这面大旗争取赞助。短短两天，茹志鹃与其说是在主人的安排下，还不如说是在周介人的“授意”下，访问农民企业家，参观饮料厂、空调器厂，频繁接待来访客人，一刻不停。为了可能获得的对文学事业的经济资助，她每晚要忙到深夜。在丰盛的餐桌前，她常常只是疲惫地喝着茶，每次都声明，她只要吃碗面。殷慧芬看着茹志鹃累乏的状态，心里紧紧的，既有一种为困境中的《上海文学》的悲哀，也有一种感慨，茹志鹃、周介人他们如此奔波、呕心沥血，不就是为像她这样的年轻作家提供一个干净的园地吗？
1998年8月，56岁的周介人去世，给了茹志鹃“很闷”的打击。不久后，她也病倒了。
那一年的一个秋日，我陪殷慧芬去华山医院探望病中的茹志鹃。
病房很安静，茹志鹃穿一身蓝色病人服，坐在靠门口的地方看书，光线从窗外射进来，照着她花白的头发，显得清清爽爽。看到我们走进病房，她面露笑容，然后就不停地与殷慧芬说话，话题自然离不开殷慧芬那时的创作。殷慧芬说她正在写一部反映工厂生活的长篇小说，她连说好好，你几十年的工厂生活积累，千万不要丢。殷慧芬说的那部长篇，就是后来获得多项殊荣的《汽车城》。
与殷慧芬说话的时候，茹志鹃不时向窗外张望，天色稍有阴沉，她又为我们担心：“天要下雨了吧？你们住郊区，路远，回家不要淋到雨噢。”听她这么说，我不由想到我母亲，每次去看她，她也总是要我们早点回家。她们的心里总先想到晚辈。
临近四点的时候，茹志鹃开始看手表，她说外孙攀攀要来送菜。“烧的是甲鱼汤，是攀攀一手采购、冼净、烹烧的。攀攀会煮很好味道的菜。”说这话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俨然是个外婆。仿佛真有心灵感应，不久，一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小心地提着保暖壶跨进了病房，口袋里还揣着送给外婆的袖珍激光唱机，唱机里是一张怡情养心的唱片《天空和星座》。茹志鹃心痛地替他擦汗，看不够似的说：“攀攀呀，是我的‘一帖药’呀。”在攀攀“一帖药”的催促下，老太太品着外孙烧的甲鱼汤，眉开眼笑。
这样甜美的、很平和很家常的时光，居然不能永远。1998年10月7日，茹志鹃与我们天人两隔，她去世的时候73岁。
站在茹志鹃家里的灵堂前，瞻仰着她的遗容，那是张多年前她在作协大院里照的相片，照片上的茹志鹃在夏日的阳光下笑得十分灿烂。当年她曾毫不忌讳地说，以后这就是我的遗像呀。一语成谶，茹老师带着这样单纯的笑容离开了人世。
不约而同的，很多人都送了洁白的百合花。灵堂里飘逸着淡淡的花香。按照老师在小说《百合花》里的定义，百合是象征着“纯洁和感情的鲜花”。这样的花又何尝不是老师人格的象征呢？
自然界的百合花会凋零，茹志鹃的《百合花》却永远飘香留芳。
——晁补之《生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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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清明、冬至将临，我们都会去龙华陵园拜祭茹志鹃和王啸平老师。一两天后，王安忆、王安桅就会打电话来：“你们又去看过爸爸妈妈了，谢谢噢。”我们谁也没告诉，不明白他们怎么知道的？后来才明白，是因为我们留在那里的痕迹：两支洁白的百合花。
最早知道《百合花》和它的作者茹志鹃，是在我初中的语文课本里。军队中的一个小通讯员为伤员向老百姓借被子，一位新媳妇拿出了自己心爱的嫁妆——一条印有百合花的新被子。这样一个充满人性美的故事曾经让多少人感动。在纪念茅盾先生逝世的日子里，茹志鹃写悼念文章，深情回忆1958年，她几经退稿后发表在《延河》的这篇《百合花》。由于茅盾先生的赞赏和推荐，《百合花》继而在《人民文学》转载，从此成为茹志鹃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家喻户晓。
茹志鹃，我们少年时的偶像。若干年后，她竟能与我们面对面讲文学，成为殷慧芬文学生命中的“贵人”。这是说什么也没想到的。
认识茹志鹃，我比殷慧芬更早。
1977年5月，“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上海召开文艺座谈会。那是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文艺界的一次盛会，参加会议的有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美术、摄影等各方面文艺人士660人。既有巴金、赵丹等著名文化大家，也有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我被编在文学第一组，成员以小说散文的作者、编辑为主，召集人为于炳坤、范政浩、菡子，共27人。茹志鹃被编在文学第二组。那时上海作协尚未恢复，茹志鹃的工作单位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
我和茹志鹃虽不在一个组，但在大组交流会上还是能见到她。最后一天大会，巴金有个《第二次解放》的发言，茹志鹃也有个题为《迈开新的一步》的发言。我记忆犹新的是她说当年参加新四军的时候，“带领担架队，管理俘虏兵，设茶水站，烧面疙瘩”的经历。我初中时读到的《百合花》，应该是她那时的生活积累。她说：“在行军的途中，在宿营的时候，在背包上，在草堆旁，我开始了创作。”“1955年，我转业到上海搞文学工作，在去上海作协报到的第一天，正好作协门口发大水，我赤了脚，背着和我同去报到的战友，是这样走进作协大门的。”茹志鹃说得那么生动形象，她的这段经历如同电影画面，深印在我记忆中。
这次座谈会之后，《上海文艺》复刊，上海文联、作协等机构也开始筹备恢复。作为《上海文艺》联络的年轻作者，我也参加过几次刊物的组稿会，其间与主编巴金、执行副主编钟望阳、编辑茹志鹃、唐铁海、赵自等均有见面机会。
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短篇小说》，三本，蓝封面。“文革”刚结束，中外名著供不应求。当时的《上海文艺》编辑部集中购了一批《外国短篇小说》，然后给作者寄发购书券，那是一张油印的通知，作者再凭通知去编辑部购书。我收到后，让殷慧芬去《上海文艺》取书。这也许是她第一次踏进巨鹿路675号。回来后，我问：“顺利吗？”她说：“很顺利，编辑部在开会，我说是来领书的，一个女同志就拿了这套书给我。”她简单描绘了那女同志的外貌、年龄。我说那就是茹志鹃老师啊。她啊了一声，有点为与茹老师失之交臂而遗憾。
谁知十多年后，她竟成了茹志鹃老师最喜欢的作者之一。她可以在茹老师愚谷邨的家里随便进出，可以像侄女一样向茹老师无所顾忌地倾诉衷肠。
贰
茹志鹃最早读到我们的小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和殷慧芬合作的短篇小说《黄月亮》在上海公安局《剑与盾》杂志发表。年终评奖，居然获得一等奖。我们自己都觉意外。《剑与盾》是一本法制文学期刊，而《黄月亮》只是一篇写儿女情长、歌颂美好道德的小说，与法制并无太大关系。第二年，我去安庆参加“中国法制文学研讨会”，遇到《剑与盾》的执行副主编周云发先生，问及此事，他大笑，说：“你不知道啊，这篇小说得一等奖，是茹志鹃定的。”
茹志鹃那时是上海作协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也是那次评奖的“评委会”主任。我有点受宠若惊，不知道怎么去感谢茹老师，只是有点书呆子气地想，好好写，写出好作品就是对茹老师最好的感恩。
茹志鹃主持领导上海作协期间，为培养年轻作者，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那就是拍板创办以学习班形式的“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作协副秘书长宗福先负责“青创会”的具体工作。负责“教”的，是凭茹老师的人脉关系在全国请来的著名作家评论家，而“头”正是茹志鹃、宗福先。因此，确切地说，茹志鹃、宗福先是“青创会”真正意义上的“教头”。
正是茹志鹃拍板创办的“青创会”，改变了一批年轻作者的命运。“青创会”创办之前，殷慧芬是一名车间统计员，而孙甘露白天还得骑着摩托充当邮差……
“青创会”期间，殷慧芬写了两个短篇：《衣飘飘兮袂举》和《另一个世界》。学习结束，《上海文学》发表了孙甘露的《访问梦境》、金宇澄的《风中鸟》和殷慧芬的《另一个世界》。这是她第一次在上海的重要文学刊物上亮相。之后，她便一发不可收。
1990年6月，殷慧芬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厂医梅芳》，茹志鹃大加赞赏。她对责任编辑张斤夫说，她要找殷慧芬谈谈。
与茹老师约了见面时间后，殷慧芬根据张斤夫提供的地址，去拜访茹老师。那是一个下午，她第一次去愚谷邨茹老师家中。
殷慧芬坐在那只临窗的旧沙发上。沙发紧挨着茹老师的书桌，沙发前面是卧床，再过去，靠墙是一排书橱，正面墙上挂着赖少其先生的书法：“煮字”。一个很普通的房间，很普通的家，却散发出一种温文的气息。茹老师提到小说《厂医梅芳》，充满热情与鼓励。于是殷慧芬从厂医梅芳，谈到工厂姐妹们，谈她们平凡的生活、内心的苦恼和努力……茹志鹃听得津津有味，然后很认真地说：“好，好，你要写下去，千万不要停，要有第二部、第三部《厂医梅芳》……”
在茹志鹃老师的指点里，殷慧芬突然意识到，她写的工厂题材小说，是她挖掘到的一口深井。她大悟数十年的工厂生活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意义。1991年，《厂医梅芳》的姐妹篇《欲望的舞蹈》在《上海文学》发表，周介人的“编者的话”一改面面俱到的风格，用整个篇幅作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和评论。事后陈村开玩笑说这是“响彻扉页”。再之后，《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萌芽》连续不断发表了殷慧芬写工厂生活的中短篇，《迷巷》《早晨的陷阱》《梦中锦帆》《纪念》等源源不断。《上海文学》责任编辑张斤夫开玩笑说：“小殷知名度越来越大，成了上海滩上的大作家。” 1993年，殷慧芬第一本小说集《欲望的舞蹈》出版，茹志鹃亲自为她写序：
殷慧芬是一位女作家，她好像是挟着她那一股女性特有的温馨气息，还有女性特有的那种锐利的目光，走进文坛的。她笔下的女性写得特细致，她了解她们，也能欣赏她们。一直到《厂医梅芳》后，她好像又顿悟到她不但是一位女性，她还是一位工厂里的女性。于是《蜜枣》《欲望的舞蹈》《迷巷》，工厂里的青年工人、知识分子、刚进厂的小女工，陆续不断。
记得五十年代，上海有工人作家队伍，从分房到政治待遇，都十分优越，真是一群群，一茬茬，蓬蓬勃勃，兴旺得很，在全国首屈一指。“文革”之后，便不大见提起了。殷慧芬是个工人，她的作品和当年工人作家的作品相比，那种阶级属性少了一点，机器声少了一点，加班加点熬红了眼睛描写少了一点，而人的本性多了一点，个性的、年龄的、内心的、感情的东西多了一点。她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是血肉之躯，活泼泼，赤裸裸，可以看见，可以触摸，可以理解，却难以预料，是活生生的人，也是工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人，有文化有头脑，也有自己的情趣。对殷慧芬作品的评论，前一阵各报都有言论，我不想评，也评不好，这里只想引用《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周介人同志在一九九一年第九期上的编者按语中的一段话：
文坛内外常有“机器旁边的生活枯燥无味，因而难写难看”的感叹，殷慧芬则将车间里的人写得有血有肉、情采跃动，八小时内外的生活充满悲欢，叩击心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可小视的突破。
我只想在这里补充一点，这一突破，是殷慧芬突破了自己，突破了车间文学，也突破了以前的写工人的文学。上海到底是一个工业大城市，反映工人生活仍是一大课题，但殷慧芬的突破，似乎还未得到五十年代那样的重视与扶植。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我呼唤、我期待着殷慧芬式的群体出现。
有位五十年代就出名的工人作家后来遇见我，与我开玩笑：“茹志鹃为了捧你们家的殷慧芬，把我们都贬下去了。”言语之中不乏有些许嫉妒。
时间推前至1980年，茅盾先生为茹志鹃小说集《草原上的小路》也写过序。那本书是文革结束后，茹志鹃写的一系列优秀小说的汇编，《剪辑错了的故事》被认为是中国大陆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草原上的小路》则是茹志鹃在全国第一次得奖的作品，《儿女情》《家务事》《着暖色的雪地》……每篇都是佳作。茅盾先生在《序》中热烈赞扬了这些小说：“收在这本小册子的茹志鹃同志的近作，就像是静夜箫声……我以为小说的风格倘如暑天雷雨，淋漓尽致，读者抚掌称快，然而快于一时，没有回味。小说的风格倘近于静夜箫声，初读似觉平凡，再读则从平凡处显出不平凡了，三读以后则觉得深刻，我称这样的作品是耐咀嚼，有回味的。”
读着茅盾为茹志鹃写的序，再读茹志鹃为殷慧芬写的序，我内心充满感动，那是一代又一代老一辈作家对年轻作家的搀扶、提携和鼓励呵，是作家间的相濡以沫，是文学界的薪火相传。
叁
茹志鹃离休后，殷慧芬成了她家的常客。好几次，到了吃饭的时间，她和茹老师谈兴正浓，便面皮厚厚赖在那里，茹老师一家吃什么，她也吃什么。那时，王安桅住在增配的底层亭子间里，饭菜有时是安桅从他那里端上来的。
都说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秉性耿直，有他不喜欢的人到他家去，临走时他会对着别人的背影扔杯子。可他与殷慧芬很投缘。殷慧芬与茹老师拉家常时，他经常插话，有时说得比茹老师更多。至今，我们家仍留存着王啸平题赠的书，如《和平岁月》等。茹志鹃1998年去世后，王啸平很沉闷。有一天，我们去看他，他拿出黄宗江、阮若珊合著的《老伴集》，说书中写了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一页页地翻，想看看书中怎么写的。他说：“你拿回去，慢慢看。”后来这本书就一直留在我们家里了。
殷慧芬一次次地去，目睹了茹老师家里那个房间的变化。她最早去时，坐的那对旧沙发后来换成了皮沙发，那是王安忆用稿费买来孝敬她父母的。
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茹志鹃还兴致勃勃地找出旧日的照片给殷慧芬看：一个脑后挽着发髻，姿态优雅、容貌美丽的女子坐在藤椅上，额前一撮长长的刘海，是个很典型的旧式家庭的女子。茹志鹃说：“这是我母亲。”母亲温柔而刚强的不幸人生让她难忘。三岁丧母，父亲弃家出走，茹志鹃兄妹五人只得风流星散，寄人篱下。兄妹中最小的茹志鹃跟着祖母辗转上海、杭州两地，依靠糊火柴匣子、锁纽洞、洗衣服等手工活苦度时光。巨大的家庭变故、母亲和祖母的形象深深烙印在她人生的记忆中。在茹志鹃很久以后的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散文《我能忘吗？》《紫阳山下读“红楼”》以及她给爱荷华聂华苓的信中，都可读到她苦难和辛酸的少年。
祖母亡故后，13岁的茹志鹃和长她两岁的四哥相依为命，在杭州的紫阳山下，仅仅读过一年小学又停学的她，拾着柴禾，读着借来的《红楼梦》，一遍、两遍、三遍，直至九遍，在半懂不懂的阅读和背诵中，送走了艰辛愁苦，“红楼”悄悄滋润了茹志鹃文学的心。
离开紫阳山后，茹志鹃沦落在上海的孤儿院，以后又住读过上海妇女补习学校、寄宿过教会女子中学、又在浙江武康县中学读了初三，颠沛流离、前前后后总共读了四年书，同时也读了人间这部大书、旧上海的五方杂处世态炎凉。1943年，18岁的茹志鹃跟随长兄参加新四军，之后，开始了她崭新的人生。在部队，在文工团，茹志鹃演戏、唱歌、跳舞。在通宵行军的间隙中，就着月光，垫着背包，茹志鹃写下了歌词、快板、广场秧歌剧。合着行军的节奏，不知不觉地，她在走近文学，以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篇《百合花》。
1958年，《百合花》的横空出世，并被茅盾先生高度赞赏和推崇，对于王啸平的右派家庭的意义不言而喻。
茹志鹃66岁的生日是在河南开封过的，那年《上海文学》举行笔会，去了开封。笔会期间，殷慧芬和茹志鹃住同一房间，朝夕相处，听她说过去的故事。
茹志鹃所在的部队解放开封的时候，她是队伍中的一名年轻战士。殷慧芬和一帮子年轻作者跟着她，特地去寻找她当年居住过的旅馆，在那里留影。看着茹志鹃故地重游所露出的淡淡笑容，殷慧芬想，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旧屋里，有了她创作《百合花》的灵感？ 在茹志鹃简单的生日庆典上，她欢喜地接受了大家赠送的近乎于吝啬的礼物：一只质朴的景泰蓝手镯。她开心地戴在手腕上，祝愿年轻作者在像她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这样开心的时刻。经历过种种人生坎坷、战争的劫难和光荣，也经历过文坛的风风雨雨，66岁的茹志鹃那时已经寻找到一种平和的心境。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的手腕上常常戴着那只景泰蓝手镯。通过手镯，她似乎仍在和年轻人谈小说。
1996年，文汇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海派女作家文丛”，十四本。老一辈的上海女作家有茹志鹃、黄宗英，年轻作家居多，王安忆、王小鹰、王周生、殷慧芬等都在其列。集体签名售书那天，年逾古稀的茹志鹃也赶到书店。
女作家挤在新华书店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她把殷慧芬拉到身边，凑着她的耳朵说：“我要对你说两句悄悄话，你那个工厂啊，千万不能放，那里有你自己的东西。有些人写的是工，你写的是人，你要坚持。”殷慧芬心里顿时腾起一股热流。“写人，写自己的东西。”因为有茹志鹃不断的提醒、鞭策和鼓励，成了殷慧芬之后文学创作中的一盏明灯。
这套“海派女作家文丛”，后来因为某些复杂的原因，有一部分稿费没有着落，年轻作家们鉴于茹志鹃的名望，叫一声“茹老师”，就把这“世界性”的难题拜托给她了。茹志鹃又是打电话，又是找人，谁知还没等到结果，她就打起了退堂鼓：“书出得很漂亮。因此稿费的事，我本人想算了。”此时的茹志鹃像是一涧久经坎坷的山泉，越发单纯清澈。
殷慧芬坐在那只临窗的沙发上，也听过茹志鹃说王安忆。她说王安忆小时候喜欢画画，但做妈妈的却希望她以后成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这也许因为文艺这个行当让王啸平和茹志鹃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辛酸。她说在文革中自己都懊恼怎么会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为了让自己从新获有一些更实用的技能，她一度曾迷上踏缝纫机，往往是把一件旧衣服拆开，重新裁剪，再用缝纫机缝上，稍不满意，再拆开，再缝。殷慧芬听她讲这段往事，一方面感慨茹志鹃连裁缝一件旧衣都这么认真，另一方面却又深深悲哀，一个能写《百合花》这样名篇的优秀作家在那个年代居然想改行，埋头在“嚓嚓嚓”的缝纫机针细密的行走中打发时光！处于这种心境中的茹志鹃怎么会希望儿女再去舞文弄墨？
王安忆走上文学道路在茹志鹃看来似乎是个意外。安忆16岁，去安徽淮北插队，村里只有她一个知识青年，远离家乡又寄人篱下，十分苦闷。茹志鹃没法照顾女儿，为排遣女儿的郁闷，唯有通过写信。母女俩通信十分频繁。往往是一封信写出后，回信没到，就写第二封。在信中，茹志鹃发现了王安忆写作的天分。王安忆步入文坛后，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一次王安忆小说研讨会上，茹志鹃还提到她们母女间互相通信的往事。
茹志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并培养了王安忆，在八十年代又发现并培养了殷慧芬，真可谓慧眼独具。
茹志鹃对殷慧芬创作上的指点，显然是一种经验，她在殷慧芬的小说叙述中一定发现了什么。这对于殷慧芬，却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启悟。殷慧芬顿时明白她几十年的工厂生活，在她生命中的真正意义。此后出版的殷慧芬小说集《欲望的舞蹈》，茹志鹃亲自写序，并让儿媳妇冯平誊写得方方正正给殷慧芬寄来。不久在嘉定召开的殷慧芬作品讨论会上，王安忆提到茹志鹃为殷慧芬作的序，说：“妈妈年纪大了，你蛮好叫我写的。”后来安忆果然为这本小说集写了一篇长达六千余字的评论：《告别青春的回忆》。
肆
茹志鹃在儿女小时候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儿女长大后却很开明很宽容。儿子王安桅结婚后，忙于奔波，迟迟没有生儿育女。我们有时与安桅开玩笑，茹老师那么喜欢小孩，你们是不是应该生个孩子，让她开心开心？王安桅说，母亲很大气，始终尊重和体谅他们夫妇的选择。
老年的茹志鹃对儿女生活上的关心可谓体贴入微。有一次王安忆回娘家，说起她闻了隔壁人家烧的家乡菜“梅干菜烧肉”，香得她都馋得流口水。茹志鹃听后，赶紧也烧了一碗，专门给安忆送去。茹志鹃夸外孙攀攀时候更是满脸笑容，两眼发光。那种神情深深地让人感动。
1994年，我们家的孩子高中毕业。正处于叛逆期的小家伙能不能如愿考上高等院校，我们心中颇为忐忑。可怜天下父母心，为增加保险系数，我们请茹志鹃给高校写了一封推荐信。茹志鹃欣然命笔，在信中说了我家那小子许多好话。后来，小家伙临考前最后三个月发力，以高出“一本”录取分数线30分的成绩，如愿考上第一志愿。茹志鹃的推荐信虽没用上，但她对下一代如此关爱却令我们难忘。
《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评论家周介人终于病倒。1998年春天，年老体弱的茹志鹃去医院探望。作为周介人的前任，曾经担任过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的茹志鹃，深知办一本纯文学刊物的艰难和苦衷。面对十年殚精竭虑、衣带渐宽的周介人，她饱含深情地自责：“小周，我退下来的时候正是刊物最难的时候，你为这本刊物消耗太多心血，你的病我有责任，我对你不住。”病榻上的周介人被这番剖心沥胆的话，牵连出满腹的甜酸苦辣，几乎难以自持。
《上海文学》当时刚转型为自负盈亏，如何维持一家高品位的纯文学刊物的生存，周介人常常为之焦虑不已。无奈之下，他好几次拉着茹志鹃，借着她的“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声望，四出“化缘”。去河南开封的一次笔会，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一次“化缘”。为争取当地企业的赞助，茹志鹃也发放名片，年轻的作家们笑话她那样子就像抓糖果。她也笑，她说：“我不习惯呀，发不来名片呀！”为了主动去承担刊物这一段原本不属于她的艰难，茹志鹃一次次地勉为其难、四出周旋。从开封回来不久，她又应南通市女市长的邀请，去那里访问。同行的除了周介人和负责广告的田大军外，作者只有陈村和殷慧芬，可称是一次范围极小的笔会。坐船去南通的途中，殷慧芬又与茹志鹃同一个房间，这是她又一次更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茹志鹃的机会。周介人开玩笑说：“殷慧芬，《上海文学》待侬好伐？茹老师待侬好伐？”
周介人煞费苦心，撑着茹志鹃这面大旗争取赞助。短短两天，茹志鹃与其说是在主人的安排下，还不如说是在周介人的“授意”下，访问农民企业家，参观饮料厂、空调器厂，频繁接待来访客人，一刻不停。为了可能获得的对文学事业的经济资助，她每晚要忙到深夜。在丰盛的餐桌前，她常常只是疲惫地喝着茶，每次都声明，她只要吃碗面。殷慧芬看着茹志鹃累乏的状态，心里紧紧的，既有一种为困境中的《上海文学》的悲哀，也有一种感慨，茹志鹃、周介人他们如此奔波、呕心沥血，不就是为像她这样的年轻作家提供一个干净的园地吗？
1998年8月，56岁的周介人去世，给了茹志鹃“很闷”的打击。不久后，她也病倒了。
那一年的一个秋日，我陪殷慧芬去华山医院探望病中的茹志鹃。
病房很安静，茹志鹃穿一身蓝色病人服，坐在靠门口的地方看书，光线从窗外射进来，照着她花白的头发，显得清清爽爽。看到我们走进病房，她面露笑容，然后就不停地与殷慧芬说话，话题自然离不开殷慧芬那时的创作。殷慧芬说她正在写一部反映工厂生活的长篇小说，她连说好好，你几十年的工厂生活积累，千万不要丢。殷慧芬说的那部长篇，就是后来获得多项殊荣的《汽车城》。
与殷慧芬说话的时候，茹志鹃不时向窗外张望，天色稍有阴沉，她又为我们担心：“天要下雨了吧？你们住郊区，路远，回家不要淋到雨噢。”听她这么说，我不由想到我母亲，每次去看她，她也总是要我们早点回家。她们的心里总先想到晚辈。
临近四点的时候，茹志鹃开始看手表，她说外孙攀攀要来送菜。“烧的是甲鱼汤，是攀攀一手采购、冼净、烹烧的。攀攀会煮很好味道的菜。”说这话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俨然是个外婆。仿佛真有心灵感应，不久，一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小心地提着保暖壶跨进了病房，口袋里还揣着送给外婆的袖珍激光唱机，唱机里是一张怡情养心的唱片《天空和星座》。茹志鹃心痛地替他擦汗，看不够似的说：“攀攀呀，是我的‘一帖药’呀。”在攀攀“一帖药”的催促下，老太太品着外孙烧的甲鱼汤，眉开眼笑。
这样甜美的、很平和很家常的时光，居然不能永远。1998年10月7日，茹志鹃与我们天人两隔，她去世的时候73岁。
站在茹志鹃家里的灵堂前，瞻仰着她的遗容，那是张多年前她在作协大院里照的相片，照片上的茹志鹃在夏日的阳光下笑得十分灿烂。当年她曾毫不忌讳地说，以后这就是我的遗像呀。一语成谶，茹老师带着这样单纯的笑容离开了人世。
不约而同的，很多人都送了洁白的百合花。灵堂里飘逸着淡淡的花香。按照老师在小说《百合花》里的定义，百合是象征着“纯洁和感情的鲜花”。这样的花又何尝不是老师人格的象征呢？
自然界的百合花会凋零，茹志鹃的《百合花》却永远飘香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