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认为最高境界的善行跟水一样。
　　这是老子在《道德经》中首次提到水，这里所说的水，与他后面所说水的柔弱与坚硬不完全相同，这里是说水的自然品格，是水的自然作用。水的善表现在它倾其所能滋养万物生长，而不为自己争任何利益，它甘愿放弃高贵显赫的位置而屈居众人不愿待的卑下之处，所以它的品格与道十分接近。
　　老子继续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在这里借说水的品格，隐喻为人之道。道本来就跟水一样，为人也要像水那样“居善地”，身处为善的地方，即卑下的、低洼的、别人不愿意待的地方；“心善渊”，心地善良得像深渊一般清明、虚静、宽广；“与善仁”，给予别人友善和仁义；“言善信”，说话诚实讲信用；“正善治”，为政要以德而治，即无欲、无私、无为而治；“事善能”，做事要像水一样有至善的功能，它无论方圆、曲直、清污，全部能包容，而使之去污去浊而清澈；“动善时”，行动起来都能顺势适时，顺其自然。做到了这七个方面，也就具备了水的品格，也就合乎大道了。
　　水的品格因何而来？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
　　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水不争名不争利，所以它才有这品格，才不会有什么过失和怨尤。
　　“不争”，似乎与自然界万物“生存竞争”的客观事实相悖，但创生万物的本源初衷是让万物交互滋养，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共处。因此，代表中华文化思想的儒、佛、道，有一个共同共通的理念，即“不争”。
　　儒家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意思是说，礼节礼貌的作用，以和谐共处最为可贵。
　　佛家说：“自未得度，先度他人，菩萨发心。”（《楞严经》）意思是自己还未成佛，先让众生成佛。大乘菩萨终生就是以此为行愿，牺牲自我，普济众生。
　　众家齐倡“不争”，正说明人世间“不争”的人太少太少，无论做官为民，做到“不争”太难太难。盘古开天，直至今天，世间的争斗从未停歇。别说普通百姓，即便帝王、高官、文豪、巨贾也未必能做到。从炎黄之争，到文纣之斗；从列国之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所有历史，都是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就说北宋的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他们的著述名垂千古，可他们三个之间也因相互争斗而命运凄惨，结局是三败俱伤，留给后人的是一部让人扼腕的悲剧。
　　王安石堪称宋代的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官至宰相。他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哲学思想，让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思想得到了发展，《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熙宁三年（1070），他主张大力改革，通过变法以图富国强兵，得神宗重用，却遭到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司马光等为代表的旧党猛烈攻击，苏轼虽主张改革，但变法思想与王安石有严重分歧。王安石为变法，先后两次被罢相，新法被废除，后退居江宁，积郁成疾而病逝。
　　司马光是著名的史学家。他学识渊博，史学之外，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被称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因极力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被外放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东）御史台。从此居洛阳15年，六任闲职。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司马光被召为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成为反对变法的领袖人物。任相不到一年，尽罢新法。1086年病死。
　　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诗、词、散文都称大家，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主张变法，却又反对王安石的激进，遭变法派排挤。为避身祸主动求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苏轼做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对新法实行中的弊端，他写诗文评说，又遭变法派弹劾逮捕关押，幸得多方营救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近于流放。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后，起用司马光，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苏轼被召回京都。但他又反对全盘否定新法，与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为旧党官僚所忌恨，又被外放杭州。高氏死后，哲宗执政，新党人物纷纷上台，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新旧党争的牺牲品。
　　可见“争”，与己无益，与人不利，与世无补，因为“争”违背自然规律，违背天地本源，违背道，终究是有害无益。
　　可能有人会说，“不争”是不是消极人生。老子在第四十八章里说：“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看起来好像不做什么，但没有一件事不是他所做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为了让人知道故意去做什么，而他所做的都是无欲无私地从本分和本能出发，自觉自如自然地在尽他应尽职能在做。就如春播了，天下雨了；秋收了，天总是太阳高照。老子的“不争”也是如此，“不争”并不是什么都放弃，而是和睦地协同做事，而不为个人去争权夺利。
　　（选自《联谊报》2013年8月29日，荐稿人：左汝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