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们村还没有通电，收音机也只有村长家有一部。对我们而言，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電影。
　　那时公社有个电影队，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各村轮流放电影。
　　一听说电影队要来村里放电影，孩子们就像一只只快乐的小鸟，从村东到村西，欢呼着奔走相告;大人们也把看电影当件大事，早早打发孩子去请亲朋好友，放工后赶紧做晚餐，生怕耽误看电影。
　　远远地瞧见老黄牛拉着电影队的放映箱向村里迤逦而来，我们便飞快地跑回家告诉大人，然后一窝蜂围着电影队，打听放什么电影，看看挂银幕的杆子栽在哪个地方。
　　银幕有时挂在村长家后面的大树下，更多的时候是在村后面的打谷场上。
　　两根高大的木杆栽好，将挂银幕的绳子往两边一拉，在杆子上拴牢。在右手边的杆子上挂一个高音喇叭，牵根电线，一直通到打谷场正中间的一张八仙桌上。八仙桌一条腿上绑根竹竿，挂只灯泡。桌子底下摆着发电机、放映箱，桌上架着放映机。
　　一切准备妥当，几个放映员就到村长家吃晚饭了。这时，村里各家各户的孩子，早已根据家里的人数，搬好椅子、板凳，抢占最佳位置。为防自家的凳子被别人挪走，吃饭的时候，家里的小孩轮流照看。
　　天色越来越暗，发电机终于“突突突”地响起来。这时忙完家务的大人们也陆续到来，打谷场上已经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看不见占位的孩子，大人便站在外面大声喊：“二娃，在哪呀？”“黑皮，有地方没？”小孩听闻呼声，就站在板凳上，踮起脚尖，招着小手，扯起嗓子叫：“爸，这儿，这儿！”“妈，过来！”一时间，叫喊声应答声，此起彼伏;谈笑声嗑瓜子声，嘈杂一片。
　　外村闻讯赶来的，大多已经没有好位置。村里有熟人的，借张凳子在外围坐下，没有熟人的，就在银幕两侧或者后面站着。也有人跑到银幕背面，垫一把稻草在地上，一屁股坐下，也不管银幕上的人影是正是反，一样看得津津有味。
　　“同志们安静下来，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我来讲几句……”村长在高音喇叭里一喊，打谷场上马上安静下来。照例一番感谢，几点要求，电影终于开始了。
　　那时的电影，多是战争题材，《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鸡毛信》这些表现小英雄的电影，我们最喜欢看，电影里的小英雄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经常将自己打扮成小英雄的样子，模仿电影里的情景。
　　还有《地雷战》《地道战》等抗战题材的电影。看得多了，电影中的情节都熟记于心，心中的英雄情结也油然而生。
　　那时看电影，更多是享受一种热闹气氛。十里八村的，聚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有的就这么认识了。在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看电影是最好的消遣。因此，即使一部电影在几个村轮流放，我们也会追着看，哪怕一部电影看了好几遍。有时放电影的村在七八里外，只要知道消息，我们还是会跑去看。
　　有一年秋天，月牙儿刚挂在树梢上，我们照例在稻场上玩“抓特务”的游戏。不知谁跑过来喊了声“刘家岗有电影”，众人立马停止疯闹，齐刷刷围上去询问消息是否可靠。在得到信誓旦旦的保证后，心情顿时如过年一样喜悦。于是决定各自回家请示，再到村头老皂角树下汇合。
　　村头老皂角树下，有七八个比我大的孩子。我怕跟不上他们的脚步，有些犹豫。他们说不会丢下我，会等我，于是我就跟他们一起上路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不时停下来等我。跑过严家垱，电影里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他们便加快了脚步，边喊边跑，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前面一个山坳，有几座坟头，阴森森的。我害怕极了，不敢往前走，也不敢往回撤。正在犹豫不决，前面似乎有人说话。于是我赶紧往前追，可追了好一会儿，不见人影。
　　正在这时，坟地里“呼”地蹿出一团黑东西，我的头发根根竖起，吓出一身冷汗。不远处，一只野兔一蹦一跳消失在山坳……
　　我一边唱着歌壮胆，一边往前跑。忽然感觉有人在背后拉我的衣服，吓得我头皮发麻，两腿打颤。我不敢回头，拼命向前跑，一下子摔倒，嘴啃在地上。
　　我一骨碌爬起来再跑，可身后好像还有人追。我一刻也不敢停下，直到看见灯光，快到刘家岗了，我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
　　找到同伴，我说了刚才的经历，他们非但不为我担心，还哈哈大笑。他们中的一个拉着我上衣上的一块布：“瞧，鬼把你的衣服扯破了。”我扭头一看，这才发现上衣背后撕开一道口子，口子上残留着草木的绿痕。看来不是鬼在拉我，是树枝挂住了衣服。
　　有了那次经历，我一个人走夜路也不感觉害怕了……
　　如今，家里有了电视、电脑，在网上一搜，什么电影都有。儿时的乡村电影已渐渐远去，但那些看电影的记忆，却像一坛陈年的老酒，在岁月里历久弥香。
　　徐晟：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学高级教师。
　　编辑 乔可可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