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家风”这个词比较热,看电视里人们对家风这个话题的回答,有些令人忍俊不禁,有些令人肃然起敬,还有些只能是啼笑皆非了。这些观感之余,却是不失沉重的思考:中国历来特别重视家庭教育与家族传承,但今天,人们谈起“家风”二字,为何别有一番滋味？
　　
　　名门望族与乱认祖宗
　　
　　笔者京城寓居的胡同里，有一户门庭破旧的平房人家，双开红漆木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木门在时光冲刷下已经斑驳陆离，裂纹纵横，红漆也已多处剥落，露出灰黑的底色来，但这10个字，却似有刀砍斧劈般的力度，让人端详沉思。
　　“忠厚”与“诗书”，可谓中国古人心目中理想的精神特质与身边之物了。不过，“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精髓，不仅仅在于“忠厚”与“诗书”，更在于“传”与“继”，在于“久”与“长”，古人渴望这种精神特质与生活方式能够世代相传，作为标记血缘与骄傲的符号，就犹如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的本能，要将自己的基团传承下去一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认为“家风”传承的重要性，不亚于血缘传承。
　　在科举大发达之前，中国的舞台，是门阀士族的盛装亮相，人们总结出历史上的十大名门望族，例如陇西李氏，从汉朝的“飞将军”李广，到西凉王李暠，再到缔造了盛唐的李渊父子……又如“弘农杨氏”，汉时之弘农郡治所位于今河南灵宝境内，辖华阴等地，秦汉初期，杨姓子孙分布以弘农最为集中，影响也最大，至今犹有“天下杨氏出弘农”之说。
　　弘农杨氏人才辈出，其“清白”家风令人感佩。汉代大儒杨震，50岁才开始为官，后多次升迁，官至太尉。他曾在赴东莱太守任上，途径昌邑，时任昌邑令的王密乃为其所荐，听说杨震路过昌邑，就前往拜见，到了晚上临别之时取出10斤黄金送给杨震。杨震说道:“我了解你，你却为什么不了解我的为人呢？”王密劝说道:“天黑了，没有人知道，你就收下吧。”杨震回答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走了。后来杨震转任涿郡太守，因为官清廉，不接受馈赠，所以子孙过得很清贫，经常要以步代车，更无肉可食。以前的朋友中有些想为他们置些产业，但杨震却不答应，说:“让我的后代被人称为‘清白吏’的子孙，把这个传给他们，不是很好吗？”
　　杨震的子孙们受其言传身教，皆博学而清廉。弘农杨氏以“四知”（即：天知，神知，我知，你知）为荣，并以“四知”为堂号，以“清白传家”为门额，遗风至今可见。杨震的十四世孙杨坚建立了强盛一时的隋朝，北宋杨家将的创始人杨业是杨震第五子杨奉的后裔，精忠报国，满门忠烈，可见其家风传承之成功。
　　一些权贵爱好修家谱，上溯若干代，胡乱攀祖宗，硬是把自己装扮成同姓名人后裔，以证明自己的财富与权势的某些合理性。这类笑话与闹剧，古往今来，多了去了。
　　民国时候，有一则著名的“认祖门”。袁世凯要称帝，自然想找点“天命”“瑞祥”，可惜袁大总统祖上相当平庸，没啥名人显贵。于是他身边的马屁精开始给袁世凯找祖宗，然后他们把目光瞄准了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袁崇焕是东莞人，袁世凯的一个无聊的同乡张伯桢，硬是把袁崇焕与袁世凯扯到一起了，此人伪造了袁氏族谱，并在报纸上发表了虚假新闻《袁崇焕轶闻记》，说东莞秀才袁厚常告诉他，“崇煜先戍电白，越数年挈其妻子寄居河南，因是占籍焉……今在东莞奉祀者，为其兄崇灿、弟崇煜之子孙耳。”又说，袁崇焕殉难后，有一方外人过其乡说:“今日杀袁者清，他日亡清者必袁。”硬是让袁大督师从广东搬到了袁大总统的老家河南，而且还阴险地暗示:当年袁崇焕被满清离间计杀害，现在轮到他的后人从满清人手里要江山了。
　　当时袁世凯接到伪造的袁氏族谱后，大喜过望，手下一群马屁精都趁机会奏请尊祀袁崇焕为“肇祖原皇帝”，建“原庙”，把北京城中崇文门外的袁崇焕墓加以修葺。袁世凯还派专使赴东莞致祭袁崇焕，祭文中有“皇祖有灵，尚祈来享”之语，末署“十九世孙某袁世凯”。其实，史载非常清晰:袁崇焕“无子”。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讽刺袁世凯:“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
　　
　　渐行渐远的“耕读传家”
　　
　　在中国，能够始终传承数十代、辉煌不灭的名门望族，毕竟是少数，更多显赫一时的大家族，或因家风不继子孙惹祸，或因时世变迁大难临头，光荣家族，或江河日下分崩离析，或瞬间灰飞烟灭，给后人留下无数喟叹，就似《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唱出的苍凉:“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与“笏满床”无缘，他们无缘跻身名门望族，但他们有自己的家风传承，透过历史来看，称得上是中国人千百年薪火相传的信仰。这是在农业文明下心存梦想的中国人共同的家风——耕读传家。
　　古人重农桑，可以说，“耕读传家”四个字，曾是代代中国人最理想的家庭生活方式: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所以，“耕读传家”既学做人，又学谋生，深入人心，至今在许多古旧住宅的匾额上，还能见到“耕读传家”这四个字。
　　笔者每每看到这四个字，总能悠然神往:在蛙鸣与稻香中，捧一卷古书，听孩子吟诵。一缕书香，从历史的隧道中漂浮至今，冰冷的历史，也多了几分温暖。但是在今天，别说在中国的农村，就是在中国的城市里，有多少家庭，还有书香可言？
　　学者何江涛著有《耕读传家》一书，他谈及耕读文化的式微时说:“古代中国形成的耕读文化，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和科举制度。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国门洞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渐趋解体，‘耕’这种生存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则更加快了耕读文化衰落的进程……”
　　笔者不久前读了首都作家赵伟130万字的家族史诗小说《望乡台》，这部厚书，共100章，描绘了中国20世纪100年间，居于大山深处老官庙望乡台下四合院一个耕读世家——赵氏家族祖孙三代的多舛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望乡台》写的就是一曲耕读传家的悲歌。
　　这部书开头的时候，是温暖与雅致的:农村读书人教家族的孩子读圣贤书，岳父挑女婿，不是看他有没有钱、有没有房子，而是考其诗书，就连兄弟们农闲夜间娱乐拿了长牌“打长九”，也不是今天的扑克麻将牌，闹哄哄赌一场，“打长九”的规则是:输家根据输点，由赢家出题，要背《论语》，输几点，背几篇，背不出来，则罚酒吃。
　　《望乡台》中，“耕读”不仅仅是让赵家子弟满腹诗书，更是带来精神层面的财富:一诺千金，顽强坚韧。书中几位人物，像国仪终生坚守着对朋友的一句承诺，为保护周掌柜托付的皮箱，经历磨难，无怨无悔；又如玉珍帮助丈夫国仪坚守对朋友的承诺，至死不改。但在20世纪的巨变中，这片土地浸满了鲜血与眼泪，而曾经的传承，在岁月的巨变中逐渐被遗忘。作者称:《望乡台》就是希望探讨和思索:中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城市文明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人性去向和文化坚守。
　　渐行渐远的“耕读传家”，或许正是一代中国人的乡愁。
　　
　　曾家书与“忘八端”
　　
　　在今天谈及家风，不可能绕过曾国藩和《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发迹之前，曾氏家族一直在湘乡荷叶塘过着半耕半读的农家生活。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是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世代相传的传统。
　　后来曾国藩名动天下，位极人臣之后，并未得意忘形，始终不放弃自己的品德修养，时时自省。《曾国藩家书》内容包括了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理财、治学、治军、为政等方面，这些家书真实而又细密，平常而又深入，是一部生动的生活宝鉴。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今天那些“坑爹”的“富二代”“官二代”,读此文，不知有何感想？那些被坑的“爹”,又有何感想？
　　曾国藩对自己对家人要求甚高，赢得了“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高度无人可及。不过,“重德修身”，是古代许多家庭的共同家风，道德人品虽不及曾国藩，但也不失淳朴本色、凛然正气。
　　京城研究者称:老北京的人家，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家风，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又被称为“八端”。北京有一句最狠的骂人话，就是“忘八端”，这个“八端”指的是做人之根本，忘记了这“八端”也就是忘了基本的做人根本。后来以讹传讹，“忘八端”变成了“王八蛋”。
　　懂敬畏、有底线，,这是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即使在不懂敬畏、缺乏底线的今天，仍有无数中国人在坚持。“贵族”这两个字，常常被人提起。或许在有关“家风”的话题讨论中，能够进一步厘清中国人对“贵族”的认识。好的家风，是能够培养出贵族的，或者，是能够培养出行为良好的公民的。
　　
　　（请作者与本刊联系，以便奉寄稿酬和样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