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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格传统
在中国，“风格”一词，最早是晋代葛洪提出来的，起初的意思是指人的风神品格。北齐时候的颜之推，把“风格”一词借入到文学中来。三国时期，著名的文论家曹丕提出了他的“文气说”，在《典论·论文》中他写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1]他的“文气说”，强调了作品风格中的作者主观因素的重要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指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宋代的苏辙也对文学风格有过论述，相比前人，苏辙更加重视风格中后天的可培养性，他认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清代刘大櫆在《论文偶记》提出了“神气说”，又进一步发展了风格论。
西方最早对风格进行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修辞学》中指出：“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基础”，而“优良风格必须清楚明白”。贺拉斯在《诗艺》中认为“统一、一致”是构成风格的重要形式。到18世纪，布封的“风格即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西方开始注意到文学风格与创作主体的不可分。19世纪文论家们对文学风格的论述比布封更加细致。歌德说风格就是作家“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雪莱认为风格不仅仅“在文字上别出心裁”，而是更加高级的“用极其明朗而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我的思想”。别林斯基和左拉则把注意力放到了不同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上，。别林斯基指出风格是“思想的浮雕”，“表现着整个人”，认为风格是作家在作品的“思想和形式密切融汇中按下自己个性和精神独特性的印记”。左拉也认为：“没有个性表现”，其作品就“永远落于平庸”。
二、时代背景
曹丕与布封生活的时间虽然不同，但却是各自历史上的思想转型期。东汉末年连年战乱，儒家思想的道德观已不能实现，逐步走向衰微。玄学日趋流行，人们在短暂的逍遥中寻求自我价值，汤用彤说：“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亦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2]
反观17、18世纪，启蒙时代是人性觉醒的真正时期。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消除了基督教二元论的超验自然状态，力求建立内在于理性的关于世界的观念论解释。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宗教意识减弱，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布封的《论风格》着重探讨了文学风格与作者的关系，并且强调作家的思想是风格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注重“人”的作用与价值顺应了启蒙时代的主旋律。
三、二人风格论中的异同
1 风格的雄健
曹丕在《典论 论文》中表示“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3]曹丕还把气分为清浊，清气-刚健的文风，浊气-迂缓沉郁的文风。
布封针对当时文坛绮丽的风气指出：如果作者把他的思想严密地贯穿起来，如果他把思想排列得紧凑，他的风格就变得坚实，遒劲而简练;如果他让他的思想慢吞吞地互相承继着，只利用一些语词把它们联接起来，则不论词句如何漂亮，风格确实冗散的，松懈的，拖沓的。”他甚至在法兰西学院的入院演讲上表示“作者在文章里把这种浅薄的、浮华的才调放的愈多，则文章就愈少筋骨，愈少光明，愈少热力，也愈没有风格。”[4]
二人都推崇雄健的文风，但出发点并不相同。魏晋时局给建安文人提供了机会，他们渴望建功立业，这使他们的文章慷慨、高昂;可混乱时代造成的人生悲凉无常之感也充斥在他们的作品中，曹丕推崇的审美是顺应时代的。而布封提出的遒劲、坚实的风格主要是针对当时流行浮华绮丽文风的文坛提出的，实际上是对作家思想，品性的强调，他显然认为遒劲的文风更能体现作家的思想内涵。一味的追求形式上的珍奇定将影响作品的思想性。
2 创作天才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典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5]曹丕认为“气”是一种先天的气质，是不可能传授和学习的，这个观点肯定了不同作家有不同文风的先天来源，承认了创作中天才的重要。
布封同样看到了天才的重要作用：“凭着天才的力量，作者可以看到全部的意思，这些意思不论是概括的或是个别的，都能以真正应有的角度呈现在他的眼前。”[6]天才在创作过程中成为重要的环节，“规则不能代替天才;如果没有天才，规则是无用的。”
布封的全面之处在于，在肯定了天才重要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后天努力的重要性，他说“凭天才的最初一下努力就能滲透整个题目，那是很罕见的事;就是在经过许多思索之后，能掌握题材的全部关系也还是很少有的。因此，揣摩题目，应该不厌其烦;这是使作者充实、扩张并提高他的唯一方法。”[7]
3 风格与形式
曹丕在《典论 论文》里对不同的文体进行了说明：“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在曹丕看来作者先天的气各有不同，所以在选择文体时也有不同，毫无疑问文体是为了作家表达思想服务的。
布封论述文学形式则相对细致复杂。“风格即人”强调作品的风格是作家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好的风格以好的思想为根基，但不等于有了好的思想就有好的风格，因为在文章创作时涉及的因素还有很多。布封也注意作品结构，他认为好结构的前提就是在创作前把握整体的艺术构思“就是由于缺乏计划，由于对对象想的不够，一个才智之士感到处处为难，不知道从哪里下笔。他同时想到许许多多的意思，却因为他既没有拿这些东西互相比较，又没有分别他们从属关系，他毫无标准来决定取舍;因而他就停留在糊里糊涂、不知所措的境地。”
曹丕与布封分属不同文化、时代。他们思想的交叉具有其深刻的意义。两位为各自时代明确了创作主体的地位，是承前启后的人物，值得我们研究。
注释：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 60页
[2]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317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 60页
[4]伍蠡甫《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217 、220页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 60页
[6]伍蠡甫《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218页
[7]同上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
[2] 伍蠡甫《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3] 弥尔顿著 朱维之译 《失乐园》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4]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317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在中国，“风格”一词，最早是晋代葛洪提出来的，起初的意思是指人的风神品格。北齐时候的颜之推，把“风格”一词借入到文学中来。三国时期，著名的文论家曹丕提出了他的“文气说”，在《典论·论文》中他写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1]他的“文气说”，强调了作品风格中的作者主观因素的重要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指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宋代的苏辙也对文学风格有过论述，相比前人，苏辙更加重视风格中后天的可培养性，他认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清代刘大櫆在《论文偶记》提出了“神气说”，又进一步发展了风格论。
西方最早对风格进行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在《修辞学》中指出：“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风格的基础”，而“优良风格必须清楚明白”。贺拉斯在《诗艺》中认为“统一、一致”是构成风格的重要形式。到18世纪，布封的“风格即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西方开始注意到文学风格与创作主体的不可分。19世纪文论家们对文学风格的论述比布封更加细致。歌德说风格就是作家“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雪莱认为风格不仅仅“在文字上别出心裁”，而是更加高级的“用极其明朗而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我的思想”。别林斯基和左拉则把注意力放到了不同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上，。别林斯基指出风格是“思想的浮雕”，“表现着整个人”，认为风格是作家在作品的“思想和形式密切融汇中按下自己个性和精神独特性的印记”。左拉也认为：“没有个性表现”，其作品就“永远落于平庸”。
二、时代背景
曹丕与布封生活的时间虽然不同，但却是各自历史上的思想转型期。东汉末年连年战乱，儒家思想的道德观已不能实现，逐步走向衰微。玄学日趋流行，人们在短暂的逍遥中寻求自我价值，汤用彤说：“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亦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2]
反观17、18世纪，启蒙时代是人性觉醒的真正时期。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消除了基督教二元论的超验自然状态，力求建立内在于理性的关于世界的观念论解释。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宗教意识减弱，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布封的《论风格》着重探讨了文学风格与作者的关系，并且强调作家的思想是风格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注重“人”的作用与价值顺应了启蒙时代的主旋律。
三、二人风格论中的异同
1 风格的雄健
曹丕在《典论 论文》中表示“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3]曹丕还把气分为清浊，清气-刚健的文风，浊气-迂缓沉郁的文风。
布封针对当时文坛绮丽的风气指出：如果作者把他的思想严密地贯穿起来，如果他把思想排列得紧凑，他的风格就变得坚实，遒劲而简练;如果他让他的思想慢吞吞地互相承继着，只利用一些语词把它们联接起来，则不论词句如何漂亮，风格确实冗散的，松懈的，拖沓的。”他甚至在法兰西学院的入院演讲上表示“作者在文章里把这种浅薄的、浮华的才调放的愈多，则文章就愈少筋骨，愈少光明，愈少热力，也愈没有风格。”[4]
二人都推崇雄健的文风，但出发点并不相同。魏晋时局给建安文人提供了机会，他们渴望建功立业，这使他们的文章慷慨、高昂;可混乱时代造成的人生悲凉无常之感也充斥在他们的作品中，曹丕推崇的审美是顺应时代的。而布封提出的遒劲、坚实的风格主要是针对当时流行浮华绮丽文风的文坛提出的，实际上是对作家思想，品性的强调，他显然认为遒劲的文风更能体现作家的思想内涵。一味的追求形式上的珍奇定将影响作品的思想性。
2 创作天才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典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5]曹丕认为“气”是一种先天的气质，是不可能传授和学习的，这个观点肯定了不同作家有不同文风的先天来源，承认了创作中天才的重要。
布封同样看到了天才的重要作用：“凭着天才的力量，作者可以看到全部的意思，这些意思不论是概括的或是个别的，都能以真正应有的角度呈现在他的眼前。”[6]天才在创作过程中成为重要的环节，“规则不能代替天才;如果没有天才，规则是无用的。”
布封的全面之处在于，在肯定了天才重要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后天努力的重要性，他说“凭天才的最初一下努力就能滲透整个题目，那是很罕见的事;就是在经过许多思索之后，能掌握题材的全部关系也还是很少有的。因此，揣摩题目，应该不厌其烦;这是使作者充实、扩张并提高他的唯一方法。”[7]
3 风格与形式
曹丕在《典论 论文》里对不同的文体进行了说明：“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在曹丕看来作者先天的气各有不同，所以在选择文体时也有不同，毫无疑问文体是为了作家表达思想服务的。
布封论述文学形式则相对细致复杂。“风格即人”强调作品的风格是作家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好的风格以好的思想为根基，但不等于有了好的思想就有好的风格，因为在文章创作时涉及的因素还有很多。布封也注意作品结构，他认为好结构的前提就是在创作前把握整体的艺术构思“就是由于缺乏计划，由于对对象想的不够，一个才智之士感到处处为难，不知道从哪里下笔。他同时想到许许多多的意思，却因为他既没有拿这些东西互相比较，又没有分别他们从属关系，他毫无标准来决定取舍;因而他就停留在糊里糊涂、不知所措的境地。”
曹丕与布封分属不同文化、时代。他们思想的交叉具有其深刻的意义。两位为各自时代明确了创作主体的地位，是承前启后的人物，值得我们研究。
注释：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 60页
[2]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317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 60页
[4]伍蠡甫《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217 、220页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 60页
[6]伍蠡甫《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218页
[7]同上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版
[2] 伍蠡甫《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3] 弥尔顿著 朱维之译 《失乐园》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4]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317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