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之际，是开启广东文化兴盛的重要时期，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大批收藏家的出现。一个地区出现拥有雄厚实力的收藏家，说明该地区的文化底蕴开始丰厚。这批收藏家中大部分为行商，而吴荣光则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人，他的出身是正途的科举而官至封疆大吏，所以在当时的收藏家中地位最高。有关吴荣光的研究，至今缺少专门的著述，其丰富的收藏也转瞬间风流一云散，以下仅记几则所见的文物，以供后之研究者略作谈助。
　　
　　筠清馆集古印谱
　　
　　此为目前所见最早之广东古铜印谱，未见诸家著录。吴荣光(荷屋)为广东清代首屈一指之收藏及书法大家，但是他的藏品之中，并不以古铜印著称。在他生活的嘉庆道光时代，金石之学刚刚兴起，收藏家们注重的是古代的礼器之类，古铜印只是作为一个微末的分支而已。
　　此谱曾为吴氏家族递藏，仅拓一部，内签有荷屋之孙吴荃选所题《荷屋中丞公所藏古金石印谱》金笺签条以及手书序言。从序言中可知，此谱为吴荣光宦游各处之际，请其师友从自藏之金石古印中拓其精品，汇为一卷，而其可贵之处，为每页均有吴荣光亲笔题识，或记其来源，或记其材质等。
　　此谱开头有吴荃选所列目录，开列诸印原藏各家之名号与提供古铜印数目，可见当时诸名宿均与荷屋有投赠往来，藏家名单数量如下：阮元六方，宋葆淳三方，陈鸿寿十二方，又阮元四十四方，桂芳一方，又宋芝山八方，孙均二方，陈崇本二方，伊秉绶四方，黄其勤二方，赵秉冲十一方，叶志珗五十方，徐希高一方，吴鼒一方，刘荣黼一方，坊肆所得六方。
　　从名单可以大略了解当年研究古铜印的一些情况，这些可以说是最早从事金石研究之学的名家中，以阮元、叶志王先等收藏最多，从其中又可以看出，陈鸿寿等篆刻家也开始从事古铜印的收藏，所以浙派的风格与汉印接近，确与其收藏有关系。此谱用纸为软绵之白纸，印有淡绿色边框，无版心字样，有数页边框颜色有异，可能为荷屋所印制而寄请各师友钤印后再寄回，或许有部分为荷屋友人自备的纸张。
　　各家藏印，真伪掺杂，也可以考见当时金石家对于古铜印的认识水平，如阮元、叶志王先等大家所藏则真印较多，其余各家藏印，有宋元者，有伪作者，当时诸家对于古印的断代经验不足，故其面目亦参差不齐。
　　吴荣光所题小字，细如蝇头，神气内敛，与其大字之纵横泼辣有别，较为罕见。除记录藏家或质地之外，间中有记事者，如：“冬庵阁学士桂芳藏，为其先人遗物也，玉色淳古，兽钮。冬庵为予己未同年也。”
　　按觉罗桂芳为镶蓝旗人，官至漕运总督，军机大臣，赠尚书，谥文敏，嘉庆己未进士，据荷屋《自订年谱》，吴氏为同年第一百三十九名贡士，殿试第二甲二十名，是以荷屋称其为“同年”。又据《清史列传》，桂芳于嘉庆十一年五月由内阁学士迁礼部右侍郎，荷屋题识中称其为“阁学士”，可知此谱的拓成年代必在嘉庆十一年(1806)之前。
　　此谱一直保存于吴氏故居佛山“赐书楼”中，其孙吴荃选，曾任内阁中书，后又主持了民国初年《佛山忠义乡志》的编撰。从吴家散出后，由南海名书法家钟毅弘所得，有其题跋多处，记其来源及考证。封面题字也是钟氏手笔。吴荣光诰命两道
　　吴荣光诰命两道，分别是嘉庆六年(1801)四月和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朝廷诰封荷屋本人的诰命，由荷屋后人吴泰所藏。
　　嘉庆六年的敕命为绫本，单色，前有织绣“奉天敕命”篆书字，左右双龙护卫。正文为敕封吴荣光为征仕郎，其妻罗氏、妾伍氏为孺人的诰封。后面为满文，钤“敕命之宝”满汉文方玺。按清制官从七品为征仕郎，敕封一道，只给本人。据《吴荷屋自定年谱》，嘉庆四年(1799)他二十七岁中进士，引见奉旨改翰林院庶吉士，住在龙廷槐北京的家中。嘉庆六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考列三等第三名，改用主事，未分部奉旨仍授编修。当日散馆考试的题目是《大礼》：与天地同节赋。按照一般的规律，吴荣光的散馆考试成绩并不高，但是出于嘉庆帝的特旨他能得到编修的优差，可见他还是受到仁宗赏识的。这份敕命就是当时授予他和两位妻子的荣耀。
　　嘉庆二十五年诰命为六色织锦，前段织有“奉天诰命”篆书及双龙，后面为金粉、朱砂、石绿等颜色书写的诰命文字，再后为满文，钤“制诰之宝”满汉文方玺。此诰命封吴荣光为中宪大夫，其两位夫人为恭人。其官衔为“陕西陕安兵备道”。按清制中宪大夫为正四品，《吴荷屋自定年谱》记载，嘉庆二十三年十月，补授吴为陕西陕安兵备道，临出京时，仁宗还亲自叮嘱，终南山一带盗匪较多，要多加留意云云。嘉庆二十五年荷屋四十八岁，已在陕西住了三年，该诰命下达之时，仁宗皇帝已经驭龙宾天，诰封到达陕西之际，荷屋正忙着和巡抚一起恭设公所，朝夕祭祀。这两道诰封又以第一份敕命有特殊意思，虽然敕命的授衔比第二份低，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清代广东翰林的庶吉士散馆诰命，对于科举史的研究颇有帮助。吴荣光父母墓
　　吴荣光父母墓地位于广州白云山，这是一处陡峭的山崖，墓地周围遍长杂草，不易发现。据墓道前番禺县知县所立的禁令碑记载，此墓的建筑有：石罗城一座四层，华表两件，石旗墩桩二座，墓志碑一道，敕书亭二座，后土石碑一件，山脚牌坊一座，石人二名，石兽共六件，蹬道一条长三百二十余级。
　　据《吴荷屋自定年谱》记载，道光九年(1829)六月，荷屋将其父亲和母亲合葬于白云山，并“以阡西北草棚为墓庐居焉”，并在这草棚里写出了《吾学录》初编。去年秋天，笔者与吴泰兄一起在山民的开路之下终于找到这处遗迹。由于墓地陡峭，当年所开辟的“三百二十余级”蹬道已经渺不可寻，要在山脚下用刀开出路才能攀上墓址。墓前的华表还依然耸立，上面环绕着凸起浮雕的缠枝牡丹纹样，是目前白云山上所见雕琢最为精美的华表。
　　石旗杆座一对仍保留完好，上面写着吴荣光的功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吴荣光，殿试第二甲二十名进士，己未科会试第一百三十九名，嘉庆戊午科乡试第八十二名举人”。按照清代的通例这是倒填的功名，书法为荷屋手笔。
　　墓地近年曾经被盗，盗洞深达两米。此墓与一般清代墓葬的不同之处是垄环之中并没有墓碑，可能就是禁令碑上所说的“石罗城”，与风水原因有关。墓前有挂榜碑石两方，所写的是此墓的风水，其书法也是荷屋的字迹。盗墓者曾将左面一块敲烂，奇怪的是从敲烂的碑石洞中可以见到其后还有一块花岗岩石上面凿有“人道”等大字，也是荷屋的字迹，似乎古人预料得到外面的碑石会被砸毁一般。
　　荷屋安葬父母后，请番禺县知县(广州的白云区天河区一带当年称“上番禺”)立了一方保护的碑记，里面所提到的牌坊已经无存，后土和敕书亭也被推倒，石人则被砸去脑袋。禁令中说山脚下还有一座观，深二进，观右巷一条，屋四间，为家主庐墓之所。这就是《年谱》中所记的荷屋当年守制两年多的住所。能在白云山上造这样的大墓和墓庐，说明当年荷屋的经济实力相当雄厚。至于荷屋本人和罗夫人的长眠之所，则在今日花都境内，陪着他的生母易太夫人，据说只剩下一个石人站在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