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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物质为衡量标准的“伪精致”青年在当今社会掀起了一股奢靡之风，这种畸形的价值观是现代个人主义文化困境的表现所在。综观查尔斯·泰勒的“本真性”思想全貌，认为现代性三大隐忧使人陷入了非本真状态。从泰勒的本真思想来管窥当代“伪精致”青年自我性滑落的现状，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工具理性的主导和自由的丧失。探寻其本真自我缺失的根源，内因是人的本性内在深度的缺失，外因是社会结构的分裂。“伪精致”青年的自我性反思，就是要倡导重建社会青年的道德理想框架以及培育其共同体意识下的本真自我理念。
关键词：伪精致;本真性;自我;工具理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3-0158-03
“自我性”在本真性伦理中充分展示着“个体本位文化”的建构，它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占据着主流位置。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以下简称泰勒）看来，当代本真性伦理中的个人主义存在着异化的风险，这种对本真问题的忧思折射当下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本真性对自我的过度强调导致个人主义滑向彻底的“唯我主义”，在工具理性的奴役下人们蜷缩于自己的渺小世界，在沉沦、异化的社会泥淖中将自己塑造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多元主义时代背景下，人们面临道德视野不断分裂和精神家园的解体，拯救自我性问题迫在眉睫，泰勒强调在共同体认同的结构中构建本真性自我。从本真性文化透视当前消费社会态势，情况不容乐观，现代人在消费圈层中播糠眯目，2019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两篇文章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篇名为《“伪精致”，正在掏空中国年轻人》和《别让“伪精致”毁掉你的生活》，批评当代青年的消费行为和理念出现异化现象，认为他们深受“伪精致主义”消费观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并予以反思。
一、“伪精致”青年自我性滑落现状
所谓“伪精致”生活，通常是指收入有限、生活并不富足的年轻人用超前消费、过度消费、面子消费等方式去暂时满足一种“品质追求”和“精致享受”的愿望[1]。其自我性滑落的主要表现是：
（一）极端个人主义泛滥
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个人主义注重价值与尊严、维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意识形态的萌发，但是基于这种意识形态塑造的个人主义未适应处境化自由而逐渐走上了极端的道路。社会开启了个体原子化警示灯，人们安于现状导致思想的肤浅和平庸，年轻人在放任型的社会中愚昧地欢呼“小我的一代”，而与他人以及社会的距离渐行渐远。
在今天的社会，青年消费群体作为市场的主力军，个人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竟被冠以“个性”“独特”“品位”等称号，以物质为衡量标准的“伪精致主义”在当今社会掀起了一股奢靡之风，一些年轻人拿着几千元的工资也要背着几万块的名牌包包，他们在不断地给所谓的“個性”和“仪式感”买单，朋友圈里晒出了光鲜亮丽背后的“虚荣心经济”模式，而这份虚荣心掏空了一些年轻人的生活。2020年10月12日，“上海名媛群”事件引爆全网，让广大网友们清楚地看到风光得意的背后竟然是可怜的“伪精致”，她们似乎只剩下托克维尔笔下的那“渺小和粗鄙的快乐”，不再拥有内心崇高的理想和抱负，全然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失去了更广阔的视野。他们秉持着“自恋主义”的风格开启这个流量时代的生存法则，“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连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关注。”[2]24“伪精致”青年对自我的诠释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与他人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他们看来，“精致”的生活理念是一种价值追求，对社会事务以及他人的关注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自我性”的诠释衍生出极端庸俗的“个人主义”色彩。
（二）工具理性的主导
工具理性的膨胀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活逐渐物化和异化，这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所在。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将“工具理性”定义为“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3]，但是在当代社会，深受工具理性的影响，一些人推崇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康德所主张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站在这种所谓的工具理性的层面倒是成了泛泛空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理性逐渐成为纯粹的、毫无感情的工具。
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导致了社会消费理念的异化，“伪精致”青年秉持着“手段—目的”的理念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为自己打造优雅生活，同时也加剧了他们的精神性危机。一些“伪精致”的名媛们通过拼单的消费模式实现成本的最优化，用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效率和收益。她们似乎成了没有感情和温度的“工具人”，怀揣着不同的目的来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网。个人的尊严、自由已经在工具理性的践行下日渐成为经济社会的附属品，他们的生命意义也趋于一种非本真状态。
泰勒所主张的工具理性的成功度量应该是“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一种合理性。最大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2]25但是工具理性却走上了病化机制的道路，以“代价—利益”作为标准来决定一些事情，完全以效果最大化来实现个人的最终目的甚至是可以违背人性和善意的原则，“伪精致”青年正是在这种“代价—利益”的迫使之下使得个人的目的晦暗不清从而远离了本真性的自我。
（三）自由的丧失
在个人主义以及工具主义的冲击下，个体自由丧失的危机感在社会动态中愈发明显，在这种无形的控制中人们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阶层困境下的“伪精致”青年被封锁在物质世界中，迫于就业、婚恋、房贷以及同龄人竞争等压力，他们内心所散发的焦虑感和恐慌感异常强烈，他们不断渴望能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同，正如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写道：“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地惩罚莫过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遥，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4]然而在近代社会，衡量人的身份标准日趋单一化，以金钱和权贵等来体现人的价值尊严，这种寻求社会认同的扭曲化标准让“伪精致”青年在社会奋斗中折断了自由的翅膀，通过高昂的消费来塑造自我和彰显身份，选择沉沦在物质化的世界中而放弃了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他们似乎步入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在物质文明的漩涡中麻痹了自己，成为权力和消费主义的奴隶以至于失去了道德、情感和自由。 自由的丧失导致整个社会呈现出流俗化和平庸化的趋势，程序化、流程化的物质活动压制了人的理性和思考判断能力，同时也桎梏了人的多维度视角，本真自我彻底沦陷在以剥离自主性和自由意志的沼泽中。
二、“伪精致”青年自我性滑落的根源
（一）内因——人的本性：内在深度的缺失
自我性的现代观念与特定的内在情感相连结，对自我性的理解基于人的思想、观念或感情进行深度挖掘。希波教主阐述“内在深度”是一种关乎人的内心情感、灵魂和精神层面的存在，内在深度是通往上帝的道路。倡导人不仅要回归到道德情感的家园，还关乎对自身灵魂和精神加以审视，强调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来促使内在深度形式的成长，在面对自身之外的需求和欲望时，我们要形成自我负责的理念和自我反思的意识。
碎片化背景下的社会消费模式发展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愈发模糊不清，“伪精致”青年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却忽视了“内在深度”的重要性。在“精致”的圈层中湮灭了发自内心的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他们默契地追求着异化消费观下的高端生活体验。今天的视觉化进程开启了青年消费群体对表象以及感官刺激的追求，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们极少对自我的内在性问题进行自主探讨与思考。因此，青年消费者应该学会理性地审视自己的人生，从内在感中凸显自我负责的精神，发挥意志的能动性将自己从病态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中解放出来。在泰勒看来“内在深度”是我们追寻本真性理想和解析生命意义的力量所在，从内在的声音中才能真正地倾听和定义自己，只有这样才不会在生活世界中迷失了自我。
（二）外因——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的分裂
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推进，社会结构向多元化转型，各阶层出现裂变和分化现象，进而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制度保障不健全等隐患迎面而来，消费市场的作用让社会原子主义和工具理性有机可乘，在这样高频率流动的社会背景中个人失去了稳定性和确定性，进而排斥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
泰勒认为人们呈现出对共同体普遍的冷漠感，缺乏公共性的分享与交流。现代消费社会本身体现了现代认同的原子化倾向：人们专注于个人领域，通过清晰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反感、厌恶、希望和抱负来达到自我理解，并以之作为价值判断和社会选择的依据和标准[5]123。在这个动态的社会中，青年一代所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尤其是和同龄人的竞争，他们无法权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张力，为了改变弱势阶层地位获得他人的关注和认同感，他们不惜套上“伪精致”的枷锁来追求主观享受，内心滋生出自私、嫉妒、好强、谎言等各种邪念，他们在这种道德意识的自我欺骗中获得满足感，逐渐脱离共同体的框架，对公共生活表现出异常的冷漠和无奈。
“共同体主义以人格同一性和行为者的背景论观点取代原子式的人的概念，它强调生活的社会性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选择自由，它主张共同的善优先于个人权利，没有任何单一的分配原则可用于任何社会的善。”[6]而在社会结构分裂的泥潭中，“伪精致”青年未形成共同善的意识形态，无奈抵抗社交中的精神困惑和焦虑，进而丧失了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伪精致”青年的自我性反思
（一）基于道德理想的框架
现代人在社会加速主义的漩涡中面临着精神性困境：一种失去生活目标以及自我认知的意义，进而忽视了在道德理想的框架下来定位自己以及探索生命意義的重要性，泰勒认为“寻求生活中的意义、试图有意义地定义自己行为的人，必须存在于一个有关重要问题的视野之中”[2]25，事物具有重要性是相对于视野而言的，这就涉及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事物的价值暗含着高低标准，这时要将“强评价”作为一种规范化准则赋予到生活视界中。当面对众多欲望时需要我们具有判断重要性视野的能力，主张利用“强评价”的理念来抵制非理性的欲望。
人生目标的奋斗应该基于那些对自己人生有意义的事情，“伪精致”青年需要审视和反思自己的“精致”梦想，而不仅仅是为了在自媒体的镜头前将自己无限放大。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在这条“星光璀璨”的道路上苟延残喘甚至不惜丢失了最本真的自己，让自己生活在谎言和伪善当中，不仅伤害、欺骗了他人同时也蒙蔽了自己，但仍然还要为自己寻一个合乎情理的借口，成了“道德真空论”的创制者，因此，个体要在道德理想这一视域内建立人生信念。
既定的、无法逃避的道德框架给予人们方向感和确定性，促进对自我认同感建立。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强调到：“正是因为我朝着它（善）的方向对我的身份认同来说是本质性的，所以认识到我的生活背离了它，或不能接近它，将是破坏性的和无法忍受的，其威胁在于把我投入对自己毫无价值的绝望之中，这点动摇着我作为一个外人而生存的真正根基。”[7]善作为道德伦理的根源以某种形式赋予了我们生活的价值，引导着我们向着本真性生活方向行进，要从道德意识的主流中将善的理念发掘出来。因此，“伪精致”青年要趋于道德善的方向来建构自我认同，面对外界各方面的压力时要形成一种自律性。
（二）在共同体中建构自由
在这个流动性强烈的现代社会，如何权衡共同体与自由的关系是本真性建构的关键所在，共同体是社会成员实现自由的前提条件，而个人实现自由价值又需要通过共同体框架的支撑，人们对自由概念的阐释并非仅仅是说个体按照自由意志去行事，社会共同体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
“伪精致”青年认为高标准消费是身份认同的标签，即使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也要鼓励自己不顾一切地在精致生活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他们在这种异化了的生存状态下面临着自我精神分裂，失去了自由、人格以及信念。在社会原子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主导下，他们被这些自身之外的东西所牵绊，逐渐从社会整体中脱离蜷缩在“低微式快乐”的角落里。
解决此困境的相应对策便是在共同体的框架中来建构自由。共同体不仅为成员个体提供了生活背景与伦理框架，而且担负着教化功能和提升品质的责任——这种教化和提升不仅仅表现在道德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提升成员个体对卓越品质和崇高境界的认识与理解，培养他们实现卓越品质和追求崇高境界的实践能力[5]95。社群主义向来强调共同体的善优先于个人自由，而这正是当代社会所缺乏的，“伪精致”青年应该将自己置于共同体的框架之中，要让他们学会从社会整体维度来看待自己，个人的价值必须在社会整体框架中才能凸显出来。“伪精致”青年在共同体的框架中形成自我认同与反思，培养他们真诚、善良和责任感等美好的品质，拯救他们为腐朽的精致梦而陷入恶性循环的遭遇，呼唤社会成员在共同体理念中追求本真性自我。
参考文献：
[1] 敖成兵.“伪精致”青年的视觉包装、伪饰缘由及隐形焦虑[J].中国青年研究，2020（6）.
[2]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隐忧[M].程炼，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2020.
[3]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 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 韩升.生活于共同体之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 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 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郑丽芳（1993—），女，汉族，安徽安庆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外哲学。
（责任编辑：马双）
关键词：伪精致;本真性;自我;工具理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3-0158-03
“自我性”在本真性伦理中充分展示着“个体本位文化”的建构，它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占据着主流位置。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以下简称泰勒）看来，当代本真性伦理中的个人主义存在着异化的风险，这种对本真问题的忧思折射当下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本真性对自我的过度强调导致个人主义滑向彻底的“唯我主义”，在工具理性的奴役下人们蜷缩于自己的渺小世界，在沉沦、异化的社会泥淖中将自己塑造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多元主义时代背景下，人们面临道德视野不断分裂和精神家园的解体，拯救自我性问题迫在眉睫，泰勒强调在共同体认同的结构中构建本真性自我。从本真性文化透视当前消费社会态势，情况不容乐观，现代人在消费圈层中播糠眯目，2019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两篇文章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篇名为《“伪精致”，正在掏空中国年轻人》和《别让“伪精致”毁掉你的生活》，批评当代青年的消费行为和理念出现异化现象，认为他们深受“伪精致主义”消费观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并予以反思。
一、“伪精致”青年自我性滑落现状
所谓“伪精致”生活，通常是指收入有限、生活并不富足的年轻人用超前消费、过度消费、面子消费等方式去暂时满足一种“品质追求”和“精致享受”的愿望[1]。其自我性滑落的主要表现是：
（一）极端个人主义泛滥
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个人主义注重价值与尊严、维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意识形态的萌发，但是基于这种意识形态塑造的个人主义未适应处境化自由而逐渐走上了极端的道路。社会开启了个体原子化警示灯，人们安于现状导致思想的肤浅和平庸，年轻人在放任型的社会中愚昧地欢呼“小我的一代”，而与他人以及社会的距离渐行渐远。
在今天的社会，青年消费群体作为市场的主力军，个人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竟被冠以“个性”“独特”“品位”等称号，以物质为衡量标准的“伪精致主义”在当今社会掀起了一股奢靡之风，一些年轻人拿着几千元的工资也要背着几万块的名牌包包，他们在不断地给所谓的“個性”和“仪式感”买单，朋友圈里晒出了光鲜亮丽背后的“虚荣心经济”模式，而这份虚荣心掏空了一些年轻人的生活。2020年10月12日，“上海名媛群”事件引爆全网，让广大网友们清楚地看到风光得意的背后竟然是可怜的“伪精致”，她们似乎只剩下托克维尔笔下的那“渺小和粗鄙的快乐”，不再拥有内心崇高的理想和抱负，全然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失去了更广阔的视野。他们秉持着“自恋主义”的风格开启这个流量时代的生存法则，“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连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关注。”[2]24“伪精致”青年对自我的诠释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与他人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他们看来，“精致”的生活理念是一种价值追求，对社会事务以及他人的关注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自我性”的诠释衍生出极端庸俗的“个人主义”色彩。
（二）工具理性的主导
工具理性的膨胀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活逐渐物化和异化，这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所在。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将“工具理性”定义为“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3]，但是在当代社会，深受工具理性的影响，一些人推崇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康德所主张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站在这种所谓的工具理性的层面倒是成了泛泛空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理性逐渐成为纯粹的、毫无感情的工具。
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导致了社会消费理念的异化，“伪精致”青年秉持着“手段—目的”的理念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为自己打造优雅生活，同时也加剧了他们的精神性危机。一些“伪精致”的名媛们通过拼单的消费模式实现成本的最优化，用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效率和收益。她们似乎成了没有感情和温度的“工具人”，怀揣着不同的目的来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网。个人的尊严、自由已经在工具理性的践行下日渐成为经济社会的附属品，他们的生命意义也趋于一种非本真状态。
泰勒所主张的工具理性的成功度量应该是“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一种合理性。最大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2]25但是工具理性却走上了病化机制的道路，以“代价—利益”作为标准来决定一些事情，完全以效果最大化来实现个人的最终目的甚至是可以违背人性和善意的原则，“伪精致”青年正是在这种“代价—利益”的迫使之下使得个人的目的晦暗不清从而远离了本真性的自我。
（三）自由的丧失
在个人主义以及工具主义的冲击下，个体自由丧失的危机感在社会动态中愈发明显，在这种无形的控制中人们成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阶层困境下的“伪精致”青年被封锁在物质世界中，迫于就业、婚恋、房贷以及同龄人竞争等压力，他们内心所散发的焦虑感和恐慌感异常强烈，他们不断渴望能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同，正如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写道：“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地惩罚莫过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遥，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4]然而在近代社会，衡量人的身份标准日趋单一化，以金钱和权贵等来体现人的价值尊严，这种寻求社会认同的扭曲化标准让“伪精致”青年在社会奋斗中折断了自由的翅膀，通过高昂的消费来塑造自我和彰显身份，选择沉沦在物质化的世界中而放弃了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他们似乎步入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在物质文明的漩涡中麻痹了自己，成为权力和消费主义的奴隶以至于失去了道德、情感和自由。 自由的丧失导致整个社会呈现出流俗化和平庸化的趋势，程序化、流程化的物质活动压制了人的理性和思考判断能力，同时也桎梏了人的多维度视角，本真自我彻底沦陷在以剥离自主性和自由意志的沼泽中。
二、“伪精致”青年自我性滑落的根源
（一）内因——人的本性：内在深度的缺失
自我性的现代观念与特定的内在情感相连结，对自我性的理解基于人的思想、观念或感情进行深度挖掘。希波教主阐述“内在深度”是一种关乎人的内心情感、灵魂和精神层面的存在，内在深度是通往上帝的道路。倡导人不仅要回归到道德情感的家园，还关乎对自身灵魂和精神加以审视，强调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来促使内在深度形式的成长，在面对自身之外的需求和欲望时，我们要形成自我负责的理念和自我反思的意识。
碎片化背景下的社会消费模式发展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愈发模糊不清，“伪精致”青年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却忽视了“内在深度”的重要性。在“精致”的圈层中湮灭了发自内心的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他们默契地追求着异化消费观下的高端生活体验。今天的视觉化进程开启了青年消费群体对表象以及感官刺激的追求，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们极少对自我的内在性问题进行自主探讨与思考。因此，青年消费者应该学会理性地审视自己的人生，从内在感中凸显自我负责的精神，发挥意志的能动性将自己从病态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中解放出来。在泰勒看来“内在深度”是我们追寻本真性理想和解析生命意义的力量所在，从内在的声音中才能真正地倾听和定义自己，只有这样才不会在生活世界中迷失了自我。
（二）外因——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的分裂
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推进，社会结构向多元化转型，各阶层出现裂变和分化现象，进而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制度保障不健全等隐患迎面而来，消费市场的作用让社会原子主义和工具理性有机可乘，在这样高频率流动的社会背景中个人失去了稳定性和确定性，进而排斥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
泰勒认为人们呈现出对共同体普遍的冷漠感，缺乏公共性的分享与交流。现代消费社会本身体现了现代认同的原子化倾向：人们专注于个人领域，通过清晰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反感、厌恶、希望和抱负来达到自我理解，并以之作为价值判断和社会选择的依据和标准[5]123。在这个动态的社会中，青年一代所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尤其是和同龄人的竞争，他们无法权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张力，为了改变弱势阶层地位获得他人的关注和认同感，他们不惜套上“伪精致”的枷锁来追求主观享受，内心滋生出自私、嫉妒、好强、谎言等各种邪念，他们在这种道德意识的自我欺骗中获得满足感，逐渐脱离共同体的框架，对公共生活表现出异常的冷漠和无奈。
“共同体主义以人格同一性和行为者的背景论观点取代原子式的人的概念，它强调生活的社会性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选择自由，它主张共同的善优先于个人权利，没有任何单一的分配原则可用于任何社会的善。”[6]而在社会结构分裂的泥潭中，“伪精致”青年未形成共同善的意识形态，无奈抵抗社交中的精神困惑和焦虑，进而丧失了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伪精致”青年的自我性反思
（一）基于道德理想的框架
现代人在社会加速主义的漩涡中面临着精神性困境：一种失去生活目标以及自我认知的意义，进而忽视了在道德理想的框架下来定位自己以及探索生命意義的重要性，泰勒认为“寻求生活中的意义、试图有意义地定义自己行为的人，必须存在于一个有关重要问题的视野之中”[2]25，事物具有重要性是相对于视野而言的，这就涉及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事物的价值暗含着高低标准，这时要将“强评价”作为一种规范化准则赋予到生活视界中。当面对众多欲望时需要我们具有判断重要性视野的能力，主张利用“强评价”的理念来抵制非理性的欲望。
人生目标的奋斗应该基于那些对自己人生有意义的事情，“伪精致”青年需要审视和反思自己的“精致”梦想，而不仅仅是为了在自媒体的镜头前将自己无限放大。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在这条“星光璀璨”的道路上苟延残喘甚至不惜丢失了最本真的自己，让自己生活在谎言和伪善当中，不仅伤害、欺骗了他人同时也蒙蔽了自己，但仍然还要为自己寻一个合乎情理的借口，成了“道德真空论”的创制者，因此，个体要在道德理想这一视域内建立人生信念。
既定的、无法逃避的道德框架给予人们方向感和确定性，促进对自我认同感建立。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强调到：“正是因为我朝着它（善）的方向对我的身份认同来说是本质性的，所以认识到我的生活背离了它，或不能接近它，将是破坏性的和无法忍受的，其威胁在于把我投入对自己毫无价值的绝望之中，这点动摇着我作为一个外人而生存的真正根基。”[7]善作为道德伦理的根源以某种形式赋予了我们生活的价值，引导着我们向着本真性生活方向行进，要从道德意识的主流中将善的理念发掘出来。因此，“伪精致”青年要趋于道德善的方向来建构自我认同，面对外界各方面的压力时要形成一种自律性。
（二）在共同体中建构自由
在这个流动性强烈的现代社会，如何权衡共同体与自由的关系是本真性建构的关键所在，共同体是社会成员实现自由的前提条件，而个人实现自由价值又需要通过共同体框架的支撑，人们对自由概念的阐释并非仅仅是说个体按照自由意志去行事，社会共同体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
“伪精致”青年认为高标准消费是身份认同的标签，即使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也要鼓励自己不顾一切地在精致生活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他们在这种异化了的生存状态下面临着自我精神分裂，失去了自由、人格以及信念。在社会原子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主导下，他们被这些自身之外的东西所牵绊，逐渐从社会整体中脱离蜷缩在“低微式快乐”的角落里。
解决此困境的相应对策便是在共同体的框架中来建构自由。共同体不仅为成员个体提供了生活背景与伦理框架，而且担负着教化功能和提升品质的责任——这种教化和提升不仅仅表现在道德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提升成员个体对卓越品质和崇高境界的认识与理解，培养他们实现卓越品质和追求崇高境界的实践能力[5]95。社群主义向来强调共同体的善优先于个人自由，而这正是当代社会所缺乏的，“伪精致”青年应该将自己置于共同体的框架之中，要让他们学会从社会整体维度来看待自己，个人的价值必须在社会整体框架中才能凸显出来。“伪精致”青年在共同体的框架中形成自我认同与反思，培养他们真诚、善良和责任感等美好的品质，拯救他们为腐朽的精致梦而陷入恶性循环的遭遇，呼唤社会成员在共同体理念中追求本真性自我。
参考文献：
[1] 敖成兵.“伪精致”青年的视觉包装、伪饰缘由及隐形焦虑[J].中国青年研究，2020（6）.
[2]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隐忧[M].程炼，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2020.
[3]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 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 韩升.生活于共同体之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 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 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郑丽芳（1993—），女，汉族，安徽安庆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外哲学。
（责任编辑：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