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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线建设作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的重要事件，其有效推进离不开政治动员的策略选择。通过对三线建设期间政治动员政策与宣传口号的梳理，发现衡量政治动员实效，除去传统的将动员目标的实现程度作为主要标准之外，还应当结合动员对象的个体反馈进行评价。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宣传口号从动员客体的青年群体特征与行为方式出发，实现了动员客体的有效反馈，促成三线建设者的积极参与。结合青年群体特征进行动员策略选择也是新时代青年政治动员工作有效提升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政治动员;青年文化;话语分析;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3-0019-03
引言
三線建设是指自1964年到1980年，我国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以备战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1]。这场建设因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动员范围广，不仅是我国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关于三线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料首次公开与出版，拉开了我国有关三线建设研究的序幕，并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再次成为学界瞩目的焦点。
近年来学界对三线建设的既有研究多是“从上而下”看政治动员如何实施，例如上海三线建设是如何开展搬迁动员工作的[2]，辽宁是如何在三线建设中进行支援与做出贡献的[3]，但聚焦普通三线建设者个体，“自下而上”对政治动员个体反馈的研究还不多。事实上，三线建设作为共和国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参与者的个案反馈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建设的正常推进，同时也是政治动员机制与实效的有力印证。基于此，我们对贵州三线建设的部分亲历者进行访谈，通过对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收集与整理来获得其主观心理上的“真实”，以期补白这一段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叙事[4]，同时，也希望借助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来佐证三线建设时期政治动员从青年群体特征出发所取得的重大实效，为今天开展党的青年工作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与参考。
一、三线建设政治动员背景及其策略
对政治动员及其策略的理解首先要对其必要的先决条件进行解读，然后对其动员手段进行分析，同时还需要对动员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的作用和影响作出判断。就三线建设而言，备战是当时政策提出的主要社会背景之一，也是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直接动因和政治动员宣传口号的着眼点，对政治动员的生成机制与实效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对三线建设时期的社会背景、国家政策以及动员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基于备战而形成的一系列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实施方式和宣传口号都充分凸显出国家策略与动员客体青年的身份特征、价值选择及行动方式紧密结合。
（一）备战：三线建设政治动员的主要背景
关于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备战、改变工业布局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反修防修”等方面。不论是公开的档案记载，还是当时流传甚广的动员口号“备荒备战为人民”，以及“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选址要求都凸显出“备战”不仅是三线建设决策的主要且直接动因之一，同时作为革命型政治动员范式“树立一个敌人”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政治动员的实效产生了积极作用。
也有学者专门对当时我国周边的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当时我国周边确实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面临三面受敌的军事处境[5]。同时，相关文献资料表明，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提出“要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正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党和国家决定在后方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可以说，“备战”不仅是当时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直接动因之一，还对三线建设的整体方案以及政治动员口号产生重要影响。1964年《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三线建设要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要把一线的老企业以企业或者车间为单位进行搬迁，尤其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都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6]。“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脍炙人口的政治动员宣传口号表明“备战思维”深刻地蕴含在三线建设政治动员的话语表达之中，成为重要动员口号的着力点，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骨干投入三线建设。
（二）革命型动员：三线建设政治动员的主要策略
三线建设时期的政治动员具有中国革命型动员的典型特征[7]，综观长达十余年的三线建设，其第一次建设高潮（1964年到1966年）集中体现在从制度、物质和精神等层面对三线建设进行全方位地部署、规划和动员。
一是制度动员。就三线建设所公开的文献资料显示，仅就1964年到1965年之间出台的关于三线建设前期部署的报告、指示、说明、方案、简报等就多达百项，这些制度性文件不仅对三线建设做了全方位部署，还就关键步骤提出了具体要求。作为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第一份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性文件，1964年8月公布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确立了我国三线建设的战略方案，决定实施将位于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举措。1965年9月《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明确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与任务，要求立足战争，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加快三线建设，部署安排实施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分配及重大建设项目。频繁而重要的文件颁布与措施的出台都显示出三线建设得到了党和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
二是物质动员。如果说制度动员带有一定的组织上的强制性，那么物质动员是具有一定的引导性的，对社会民众的政治动员具有促进和支持作用。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在提及当时报名参加三线建设的动机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回答是为解决身份编制、夫妻团聚、入党提干、调回家乡等个人或家庭因素。这一点在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得到了印证，如1964年《国家经委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专门对搬迁职工的工资标准、家属随迁待遇以及生活物资保障等做出补偿性规定。这说明物质动员在政治动员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激励作用。 三是精神动员。政治动员实效性测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动员客体对动员的认知及其政治效能感的激发。对于中国革命型范式的政治动员而言，革命性的情感表述与呈现是革命年代底层政治动员的社会基础，更容易唤起底层民众的苦难体验与共同行动，也影响着政治动员策略成败与否[8]。三线建设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工作也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1966年《国家计委西南调查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专门提出：“矿山建设之所以建设快，主要是实现了四个革命”，对其中第一个“人的思想革命”的解释即为“主席的战略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广大职工一心为革命，坚决要和帝国主义抢时间。”访谈中我们也发现，即便时隔50年，當时的三线参与者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当时响亮且极具号召力的政治动员口号仍然记忆犹新。
三、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宣传口号的话语分析
虽然三线建设的政治动员从组织、制度、物质、精神等多个层面深入推进，但限于当时国家的物质条件，要面对工人从发达的一线迁往落后的三线地区所产生的巨大心理落差及家庭、户口等复杂问题，更多的动员策略和实施办法只能从精神动员层面出发。正如1965年9月三线建设全国搬迁工作会议中强调的：“做好搬迁工作，首先要突出政治，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同时，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的“动员要靠口说，要集中在宣传动员与思想动员等方面”的动员思想也对三线建设的政治动员产生深刻影响[9-10]。
虽然“备战”确实是三线建设决策方案的重要且直接的原因之一，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备战”也确实是此次政治动员宣传的一个有力策略，尤其是在早期建设时期。通过梳理当时广为流传的几句动员口号，我们发现最早最常被提到的一句话就是“让毛主席睡好觉”。可以说，“备战”是三线建设政治动员早期唤醒动员客体情绪并形成集体认同的重要策略，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优秀典型和选拔先进群体也成为加强三线建设政治动员的重要策略与手段，即大力宣传“好人好马上三线”。在访谈中，诸多被访者在提及当初入选三线建设内迁人员名单时，都有油然而生的自豪感，甚至可以说言语间满是政治身份上的优越感。
1966年，三线建设在原有“备战”基础上，根据当时国内外发展的具体情况增加了“备荒”和“为人民”，有关部门对此做出专门解释：“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把此事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要将这几方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且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这也是党和国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的政治动员策略的转变，动员范围的逐渐扩大是为了汇总更多动员客体的认知形成共识。从最终动员成果来看，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访谈中，我们发现在三线建设物资匮乏的艰难时刻，投身三线建设的工人，不论是当时青年时候的人生选择还是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回忆，都没有显现出是“多么的难以抉择”。对动员客体青年群体的认同和肯定让青年更加热情地参与，换句话说，政治效能感让青年感受到被需要与被关注，这激发了他们社会参与的热情与行动。
四、总结：青年政治动员的有效路径
通过与三线建设参与者的访谈，我们发现他们在决定是否响应国家政治动员时的决策过程是复杂且受到多方影响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正值青年的他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家政治动员所带来的一种简单的信号输入与行动的简单刺激过程，而是在口号的影响下产生了自身身份的反思性界定，并在这种认知过程中形成了参与三线建设的主体性和获得了参与建设能够带来政治效能感，即国家需要和个人价值的肯定是他们义无反顾参加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正如三线建设的参与者对该工程的描述或许受限于个人经历、主观情感与记忆状况而存在部分失真的可能，但是却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官方叙事之外的视角。考察国家重大工程政治动员下的个体应对以及政治口号与宏大叙事之外的个体观感，正是因为这种理解之间的差异凸显了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均衡，在均衡中个体认为其主体性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从而形成自身强烈的政治效能感。
今天，伴随全球化与转型期，当代青年对国家政策认知和理解更具有多元化和个体性，也因为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性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冲动和逆反心理[11]，尤其是在当代，受互联网的影响，成年人主导的社会秩序正在被青年群体所颠覆[12]。因此，对当代青年开展政治动员需要准确把握青年特征，立足政策导向，通过探究当代青年个体和群体视角所蕴含的认知规律与行为模式，进而总结获得他们的认同以及激发他们行动的规律。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面对网络原住民的当代青年群体，只有通过掌握规律才能更好地运用他们日益高涨的社会参与热情和力量。基于以上研究，我们认为正视青年群体特征，发现青年运动规律，激发青年政治效能感，是当代青年政治动员，将其引向正向社会参与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2] 李浩.上海三线建设搬迁动员工作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3] 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J].党史纵横，2011（8）.
[4] 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J].学习与探索，2020（7）.
[5] 刘海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评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3）.
[6] 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载[J].党的文献，1995（3）.
[7] 李勇军.政治动员地形成机制与范式之比较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8] 黄润青，赵兴胜.政治动员与话语建构：莒南大店“平鹰坟”的故事[J].广东社会科学，2018（2）.
[9] 徐有威，周升起.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述评[J].开放时代，2018（2）.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81.
[11] 陆益龙.“80后”“90后”青年的思想特征[J].人民论坛，2018（8）.
[12] 毛晓华.成人社会要研究青年改变自己[J].中国青年研究，2010（7）.
作者简介：时昱（1984—），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青年社会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政治动员;青年文化;话语分析;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3-0019-03
引言
三線建设是指自1964年到1980年，我国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以备战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1]。这场建设因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动员范围广，不仅是我国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关于三线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料首次公开与出版，拉开了我国有关三线建设研究的序幕，并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再次成为学界瞩目的焦点。
近年来学界对三线建设的既有研究多是“从上而下”看政治动员如何实施，例如上海三线建设是如何开展搬迁动员工作的[2]，辽宁是如何在三线建设中进行支援与做出贡献的[3]，但聚焦普通三线建设者个体，“自下而上”对政治动员个体反馈的研究还不多。事实上，三线建设作为共和国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参与者的个案反馈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建设的正常推进，同时也是政治动员机制与实效的有力印证。基于此，我们对贵州三线建设的部分亲历者进行访谈，通过对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收集与整理来获得其主观心理上的“真实”，以期补白这一段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叙事[4]，同时，也希望借助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来佐证三线建设时期政治动员从青年群体特征出发所取得的重大实效，为今天开展党的青年工作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与参考。
一、三线建设政治动员背景及其策略
对政治动员及其策略的理解首先要对其必要的先决条件进行解读，然后对其动员手段进行分析，同时还需要对动员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的作用和影响作出判断。就三线建设而言，备战是当时政策提出的主要社会背景之一，也是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直接动因和政治动员宣传口号的着眼点，对政治动员的生成机制与实效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对三线建设时期的社会背景、国家政策以及动员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基于备战而形成的一系列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实施方式和宣传口号都充分凸显出国家策略与动员客体青年的身份特征、价值选择及行动方式紧密结合。
（一）备战：三线建设政治动员的主要背景
关于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备战、改变工业布局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反修防修”等方面。不论是公开的档案记载，还是当时流传甚广的动员口号“备荒备战为人民”，以及“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选址要求都凸显出“备战”不仅是三线建设决策的主要且直接动因之一，同时作为革命型政治动员范式“树立一个敌人”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政治动员的实效产生了积极作用。
也有学者专门对当时我国周边的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当时我国周边确实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面临三面受敌的军事处境[5]。同时，相关文献资料表明，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提出“要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正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党和国家决定在后方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可以说，“备战”不仅是当时三线建设决策形成的直接动因之一，还对三线建设的整体方案以及政治动员口号产生重要影响。1964年《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三线建设要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要把一线的老企业以企业或者车间为单位进行搬迁，尤其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都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6]。“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脍炙人口的政治动员宣传口号表明“备战思维”深刻地蕴含在三线建设政治动员的话语表达之中，成为重要动员口号的着力点，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骨干投入三线建设。
（二）革命型动员：三线建设政治动员的主要策略
三线建设时期的政治动员具有中国革命型动员的典型特征[7]，综观长达十余年的三线建设，其第一次建设高潮（1964年到1966年）集中体现在从制度、物质和精神等层面对三线建设进行全方位地部署、规划和动员。
一是制度动员。就三线建设所公开的文献资料显示，仅就1964年到1965年之间出台的关于三线建设前期部署的报告、指示、说明、方案、简报等就多达百项，这些制度性文件不仅对三线建设做了全方位部署，还就关键步骤提出了具体要求。作为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第一份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性文件，1964年8月公布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确立了我国三线建设的战略方案，决定实施将位于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举措。1965年9月《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明确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与任务，要求立足战争，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加快三线建设，部署安排实施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分配及重大建设项目。频繁而重要的文件颁布与措施的出台都显示出三线建设得到了党和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
二是物质动员。如果说制度动员带有一定的组织上的强制性，那么物质动员是具有一定的引导性的，对社会民众的政治动员具有促进和支持作用。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在提及当时报名参加三线建设的动机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回答是为解决身份编制、夫妻团聚、入党提干、调回家乡等个人或家庭因素。这一点在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得到了印证，如1964年《国家经委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专门对搬迁职工的工资标准、家属随迁待遇以及生活物资保障等做出补偿性规定。这说明物质动员在政治动员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激励作用。 三是精神动员。政治动员实效性测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动员客体对动员的认知及其政治效能感的激发。对于中国革命型范式的政治动员而言，革命性的情感表述与呈现是革命年代底层政治动员的社会基础，更容易唤起底层民众的苦难体验与共同行动，也影响着政治动员策略成败与否[8]。三线建设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工作也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1966年《国家计委西南调查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专门提出：“矿山建设之所以建设快，主要是实现了四个革命”，对其中第一个“人的思想革命”的解释即为“主席的战略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广大职工一心为革命，坚决要和帝国主义抢时间。”访谈中我们也发现，即便时隔50年，當时的三线参与者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当时响亮且极具号召力的政治动员口号仍然记忆犹新。
三、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宣传口号的话语分析
虽然三线建设的政治动员从组织、制度、物质、精神等多个层面深入推进，但限于当时国家的物质条件，要面对工人从发达的一线迁往落后的三线地区所产生的巨大心理落差及家庭、户口等复杂问题，更多的动员策略和实施办法只能从精神动员层面出发。正如1965年9月三线建设全国搬迁工作会议中强调的：“做好搬迁工作，首先要突出政治，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同时，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的“动员要靠口说，要集中在宣传动员与思想动员等方面”的动员思想也对三线建设的政治动员产生深刻影响[9-10]。
虽然“备战”确实是三线建设决策方案的重要且直接的原因之一，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备战”也确实是此次政治动员宣传的一个有力策略，尤其是在早期建设时期。通过梳理当时广为流传的几句动员口号，我们发现最早最常被提到的一句话就是“让毛主席睡好觉”。可以说，“备战”是三线建设政治动员早期唤醒动员客体情绪并形成集体认同的重要策略，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优秀典型和选拔先进群体也成为加强三线建设政治动员的重要策略与手段，即大力宣传“好人好马上三线”。在访谈中，诸多被访者在提及当初入选三线建设内迁人员名单时，都有油然而生的自豪感，甚至可以说言语间满是政治身份上的优越感。
1966年，三线建设在原有“备战”基础上，根据当时国内外发展的具体情况增加了“备荒”和“为人民”，有关部门对此做出专门解释：“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把此事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要将这几方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且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这也是党和国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的政治动员策略的转变，动员范围的逐渐扩大是为了汇总更多动员客体的认知形成共识。从最终动员成果来看，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访谈中，我们发现在三线建设物资匮乏的艰难时刻，投身三线建设的工人，不论是当时青年时候的人生选择还是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回忆，都没有显现出是“多么的难以抉择”。对动员客体青年群体的认同和肯定让青年更加热情地参与，换句话说，政治效能感让青年感受到被需要与被关注，这激发了他们社会参与的热情与行动。
四、总结：青年政治动员的有效路径
通过与三线建设参与者的访谈，我们发现他们在决定是否响应国家政治动员时的决策过程是复杂且受到多方影响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正值青年的他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家政治动员所带来的一种简单的信号输入与行动的简单刺激过程，而是在口号的影响下产生了自身身份的反思性界定，并在这种认知过程中形成了参与三线建设的主体性和获得了参与建设能够带来政治效能感，即国家需要和个人价值的肯定是他们义无反顾参加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正如三线建设的参与者对该工程的描述或许受限于个人经历、主观情感与记忆状况而存在部分失真的可能，但是却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官方叙事之外的视角。考察国家重大工程政治动员下的个体应对以及政治口号与宏大叙事之外的个体观感，正是因为这种理解之间的差异凸显了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均衡，在均衡中个体认为其主体性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从而形成自身强烈的政治效能感。
今天，伴随全球化与转型期，当代青年对国家政策认知和理解更具有多元化和个体性，也因为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性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冲动和逆反心理[11]，尤其是在当代，受互联网的影响，成年人主导的社会秩序正在被青年群体所颠覆[12]。因此，对当代青年开展政治动员需要准确把握青年特征，立足政策导向，通过探究当代青年个体和群体视角所蕴含的认知规律与行为模式，进而总结获得他们的认同以及激发他们行动的规律。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面对网络原住民的当代青年群体，只有通过掌握规律才能更好地运用他们日益高涨的社会参与热情和力量。基于以上研究，我们认为正视青年群体特征，发现青年运动规律，激发青年政治效能感，是当代青年政治动员，将其引向正向社会参与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2] 李浩.上海三线建设搬迁动员工作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3] 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J].党史纵横，2011（8）.
[4] 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J].学习与探索，2020（7）.
[5] 刘海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评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3）.
[6] 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载[J].党的文献，1995（3）.
[7] 李勇军.政治动员地形成机制与范式之比较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8] 黄润青，赵兴胜.政治动员与话语建构：莒南大店“平鹰坟”的故事[J].广东社会科学，2018（2）.
[9] 徐有威，周升起.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述评[J].开放时代，2018（2）.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81.
[11] 陆益龙.“80后”“90后”青年的思想特征[J].人民论坛，2018（8）.
[12] 毛晓华.成人社会要研究青年改变自己[J].中国青年研究，2010（7）.
作者简介：时昱（1984—），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青年社会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