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所一直坚持的“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从中国的官制史上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到明代时，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主，即“八股取仕”，一步步走向僵化，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了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终于，在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停止科举的上谕，八股文也随之寿终正寝。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于文化的积淀，其存在必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今人对其总是贬多褒少，少有肯定其历史价值的。诚然，八股文有其极大的历史局限性，诸如，它缺乏实用的价值，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形式严重僵化，有不少清规戒律，等等。因此，使得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雷池半步，歪曲了读书的本来目的，害得无数士人为挣得功名，皓首穷经而无所得。但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正确认识它，应当说，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的。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是知识分子史上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而后更有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等等。具有如此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熏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就连以《儒林外史》讽刺科举制度的吴敬梓，也在书中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一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最后，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其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如此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其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在《日知录·程文》中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由于考试本身存在的痼疾所致。而这一点，至今也未能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