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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据说电影《白鹿原》共剪了5个版本，这种说法准确吗？
王全安：因为电影拍完之后一直在剪辑，剪辑过程中会出现几个版本，这都是很自然的。为了公映，做了一些妥协，我希望这可以促进电影环境的改善。原本是一部不让拍的电影，今天还是拍出来公映了，它的意义会超越电影本身。
公映之后，大家的各种反应也是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能想象到的。我感到惊讶的是，有这么多中国人来关心这部电影。以前我总觉得中国观众不太关心中国电影。
在众多人的关注中，梳理出的最大不满足好像是指不能看到一部更完整的电影。但我们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没法做那么自如的表达。在拍摄上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拍摄的东西和放映的东西有多大差距，会造成怎样的状况，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机会。
人物周刊：《白鹿原》是在去柏林电影节前接到了要删改的通知吗？
王全安：对，在那个时间段附近。
人物周刊：电影被删掉的主要是1949年后那部分内容吗？
王全安：对，从故事上来讲，主要是那一段。
人物周刊：你如何对待这样的删改意见？
王全安：一个作品就像一个结果，它有一个完整的结构，结构的删改对作品造成的遗憾和困惑是不言而喻的，但我还是想尽量完善它。让大家看到现在的情况下能呈现的部分，我觉得在中国电影的环境中已经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在做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知道我们面临的是怎样一个环境，倒是没有太大意外。
人物周刊：你甚至在写剧本的时候都担心没法通过？
王全安：对，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与公映版相比，参加柏林电影节和香港电影节的版本在时间上会有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的差别，这是为什么？
王全安：在时间比较短的版本中，又做了一些剪辑和修补，为的是让电影节奏更流畅。
人物周刊：我在你的工作室看过220分钟的粗剪版本，与这个版本相比，公映版很多线索有头无尾，比如说白孝文和黑娃吃冰糖这条线索。黑娃在被执行枪决前，白孝文让人给他送去了冰糖。
王全安：对，最后没有了，真是挺无奈的。但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去抱怨的人，因为这个问题远比我们说的复杂。
人物周刊：怎么处理这些断掉的线索？
王全安：我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做最大程度的合理连贯，有时候也没有办法，会呈现出一些硬伤来，大家会有“跳”的感觉。
人物周刊：更为完整的版本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呢？
王全安：前几天，我刚好去中国人民大学参加陈忠实老师小说《白鹿原》出版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谈到，在小说出版后的20年里，经历了很长时间各种各样的误读，慢慢才走向今天对小说的理解。我很感慨，我知道这个历程也是电影要经历的过程。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个自然、自信、宽松、宽容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小说用了20年，我希望我不要等那么久。好的东西已经在那儿了，让时间来检验环境的变化和进步吧。
人物周刊：《白鹿原》的历史背景跨越了3个大时代，你是如何理解历史的，有着怎样的历史观？
王全安：对于《白鹿原》这样的史诗，我是站在最普通的视角，看土地上最简单、最具常识性的事物的变化。这就必须用最平等的眼光看待发生的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都是人的行为，都可以理解、接受，甚至可以宽容。这些事情不但发生在历史中间，也会发生在现代。电影里所呈现的事情与当下是多么相似！
人物周刊：《白鹿原》表现的一个主题是，中国遇到了一个几千年都没有遇到的转型问题，这个转型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
王全安：没错。我们今天其实是处于缺少信仰的环境中，代价就是我们内心要接受痛苦。我们失去了看待世界的方法和智慧。原来可能是有的，就是电影里白嘉轩坚守的东西。在如今这样一个开放的当下世界，我们自己是谁？身份如何确认？我们拿什么去跟别人交流？这些问题特别紧迫。
人物周刊：如何做到？
王全安：对一个时代而言，没有什么比宽容更重要的了。宽容是指对世界其他不同的东西的包容，还有对自己历史传统的包容。我们在努力向世界学习的时候，其实也应该向历史打开自己，了解和学习几千年来先人归纳总结出来的智慧。我觉得我们现在对自己的了解还不如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这是我们的困境。
人物周刊：无论小说还是电影，《白鹿原》都突出了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积淀的“乡约”。还有对地方自治起到重要作用的乡绅阶层，《白鹿原》都有很多表现。你怎么看这些传统？
王全安：这些东西显然是从我们的经验里生长出来的。传统的东西有精华，也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你说的这些可能是外在的形式，在电影中表达得很充沛。白嘉轩坚守的是这些东西，就像必须有一套交通管理制度一样，不然大家没法行走了。但是，交通管理制度跟个人之间是有冲突的。其实，我无意在电影中讲哪个对哪个不对，只是展现出这样的矛盾，处在不同境遇里的人会有各自的感受。
人物周刊：可以说白嘉轩代表的是不变的一条线，鹿子霖代表的是不断改变适应的那条线吗？
王全安：没错。所有这一切何尝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呢？白嘉轩不变，他内心难道没有彷徨吗？难道没有想变的吗？鹿子霖的这种变，他内心难道没有不变的需要吗？
人物周刊：变化会有程度的不同。《白鹿原》里的变化都是剧烈的，从时代背景来说，激进主义的革命在不断发生。
王全安：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发生，从历史看过来的话，都有自己的存在逻辑。为什么会发生，肯定是历史有它的条件，革命就是这样的，它是应运而生的，是环境的一个需要。当我们遭遇了一个大的打击，失去了我们固守几千年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民族肯定要在混乱无序中寻找方向。
人物周刊：在小说《白鹿原》里，朱先生是代表传统文化的重要形象，而电影里并没有这个人。
王全安：朱先生这个角色是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先知，如果这样一个高智慧的人存在于普通农民中间的话，我觉得他有点干扰。我还是更愿意看到普通人经历这个历程时心理上遭遇的困惑。
人物周刊：你经常走出去，参加过很多电影节，你认为我们对外该如何交流？
王安全：我所有关于文化意蕴上的表达，其实就是一个交流。我们就是讲述自己，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引起别人的尊重呢？首先在于能否真实地讲述自己。对自己的接受是真实的，而不是扭捏的、遮遮掩掩的。我是什么人，怎么看待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再一个就是自信地讲述自己。自信的本身就跟文明的强大有关系了，这决定你能否有魅力地讲述自己。在当下商业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压力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迫切地了解我们文明的需要，而我们必须告诉别人的是：我们不光有钱，还有精神。只有在这个层面建立起来的文明才是真正强大的文明。
人物周刊：说到跟世界交流题，你怎么看这段时间发生的反日行为？
王安全：“温故而知新。”如果说，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历史，会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新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会对这些事情变得有所防备，我所说的防备主要是对自己的防备。
人物周刊：你说陈忠实的小说抓住了常识？
王安全：人类的创造是无法超越大自然的，所有文化都是针对环境的了解，更成熟的态度是对环境的尊重，与环境和平相处。抓住常识就是抓住永恒的东西。陈忠实做到了这一点。
人物周刊：你说过，《白鹿原》的讲述比以前电影的讲述更为平静，但这会不会让电影看起来沉闷一些？平静是成熟的表现吗？
王安全：中国的电影作品一路发展过来，最缺乏的就是平静、冷静地讲述。当我们失去了自己方法的时候，不成熟是注定的。这种失去是环境造成的，这也是我们要梳理历史的原因。
（感谢本刊记者易立竞、实习记者杨凡对本文采写的帮助）
王全安：因为电影拍完之后一直在剪辑，剪辑过程中会出现几个版本，这都是很自然的。为了公映，做了一些妥协，我希望这可以促进电影环境的改善。原本是一部不让拍的电影，今天还是拍出来公映了，它的意义会超越电影本身。
公映之后，大家的各种反应也是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能想象到的。我感到惊讶的是，有这么多中国人来关心这部电影。以前我总觉得中国观众不太关心中国电影。
在众多人的关注中，梳理出的最大不满足好像是指不能看到一部更完整的电影。但我们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没法做那么自如的表达。在拍摄上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拍摄的东西和放映的东西有多大差距，会造成怎样的状况，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机会。
人物周刊：《白鹿原》是在去柏林电影节前接到了要删改的通知吗？
王全安：对，在那个时间段附近。
人物周刊：电影被删掉的主要是1949年后那部分内容吗？
王全安：对，从故事上来讲，主要是那一段。
人物周刊：你如何对待这样的删改意见？
王全安：一个作品就像一个结果，它有一个完整的结构，结构的删改对作品造成的遗憾和困惑是不言而喻的，但我还是想尽量完善它。让大家看到现在的情况下能呈现的部分，我觉得在中国电影的环境中已经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在做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知道我们面临的是怎样一个环境，倒是没有太大意外。
人物周刊：你甚至在写剧本的时候都担心没法通过？
王全安：对，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与公映版相比，参加柏林电影节和香港电影节的版本在时间上会有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的差别，这是为什么？
王全安：在时间比较短的版本中，又做了一些剪辑和修补，为的是让电影节奏更流畅。
人物周刊：我在你的工作室看过220分钟的粗剪版本，与这个版本相比，公映版很多线索有头无尾，比如说白孝文和黑娃吃冰糖这条线索。黑娃在被执行枪决前，白孝文让人给他送去了冰糖。
王全安：对，最后没有了，真是挺无奈的。但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去抱怨的人，因为这个问题远比我们说的复杂。
人物周刊：怎么处理这些断掉的线索？
王全安：我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做最大程度的合理连贯，有时候也没有办法，会呈现出一些硬伤来，大家会有“跳”的感觉。
人物周刊：更为完整的版本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呢？
王全安：前几天，我刚好去中国人民大学参加陈忠实老师小说《白鹿原》出版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谈到，在小说出版后的20年里，经历了很长时间各种各样的误读，慢慢才走向今天对小说的理解。我很感慨，我知道这个历程也是电影要经历的过程。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个自然、自信、宽松、宽容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小说用了20年，我希望我不要等那么久。好的东西已经在那儿了，让时间来检验环境的变化和进步吧。
人物周刊：《白鹿原》的历史背景跨越了3个大时代，你是如何理解历史的，有着怎样的历史观？
王全安：对于《白鹿原》这样的史诗，我是站在最普通的视角，看土地上最简单、最具常识性的事物的变化。这就必须用最平等的眼光看待发生的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都是人的行为，都可以理解、接受，甚至可以宽容。这些事情不但发生在历史中间，也会发生在现代。电影里所呈现的事情与当下是多么相似！
人物周刊：《白鹿原》表现的一个主题是，中国遇到了一个几千年都没有遇到的转型问题，这个转型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
王全安：没错。我们今天其实是处于缺少信仰的环境中，代价就是我们内心要接受痛苦。我们失去了看待世界的方法和智慧。原来可能是有的，就是电影里白嘉轩坚守的东西。在如今这样一个开放的当下世界，我们自己是谁？身份如何确认？我们拿什么去跟别人交流？这些问题特别紧迫。
人物周刊：如何做到？
王全安：对一个时代而言，没有什么比宽容更重要的了。宽容是指对世界其他不同的东西的包容，还有对自己历史传统的包容。我们在努力向世界学习的时候，其实也应该向历史打开自己，了解和学习几千年来先人归纳总结出来的智慧。我觉得我们现在对自己的了解还不如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这是我们的困境。
人物周刊：无论小说还是电影，《白鹿原》都突出了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积淀的“乡约”。还有对地方自治起到重要作用的乡绅阶层，《白鹿原》都有很多表现。你怎么看这些传统？
王全安：这些东西显然是从我们的经验里生长出来的。传统的东西有精华，也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你说的这些可能是外在的形式，在电影中表达得很充沛。白嘉轩坚守的是这些东西，就像必须有一套交通管理制度一样，不然大家没法行走了。但是，交通管理制度跟个人之间是有冲突的。其实，我无意在电影中讲哪个对哪个不对，只是展现出这样的矛盾，处在不同境遇里的人会有各自的感受。
人物周刊：可以说白嘉轩代表的是不变的一条线，鹿子霖代表的是不断改变适应的那条线吗？
王全安：没错。所有这一切何尝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呢？白嘉轩不变，他内心难道没有彷徨吗？难道没有想变的吗？鹿子霖的这种变，他内心难道没有不变的需要吗？
人物周刊：变化会有程度的不同。《白鹿原》里的变化都是剧烈的，从时代背景来说，激进主义的革命在不断发生。
王全安：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发生，从历史看过来的话，都有自己的存在逻辑。为什么会发生，肯定是历史有它的条件，革命就是这样的，它是应运而生的，是环境的一个需要。当我们遭遇了一个大的打击，失去了我们固守几千年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民族肯定要在混乱无序中寻找方向。
人物周刊：在小说《白鹿原》里，朱先生是代表传统文化的重要形象，而电影里并没有这个人。
王全安：朱先生这个角色是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先知，如果这样一个高智慧的人存在于普通农民中间的话，我觉得他有点干扰。我还是更愿意看到普通人经历这个历程时心理上遭遇的困惑。
人物周刊：你经常走出去，参加过很多电影节，你认为我们对外该如何交流？
王安全：我所有关于文化意蕴上的表达，其实就是一个交流。我们就是讲述自己，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引起别人的尊重呢？首先在于能否真实地讲述自己。对自己的接受是真实的，而不是扭捏的、遮遮掩掩的。我是什么人，怎么看待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再一个就是自信地讲述自己。自信的本身就跟文明的强大有关系了，这决定你能否有魅力地讲述自己。在当下商业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压力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迫切地了解我们文明的需要，而我们必须告诉别人的是：我们不光有钱，还有精神。只有在这个层面建立起来的文明才是真正强大的文明。
人物周刊：说到跟世界交流题，你怎么看这段时间发生的反日行为？
王安全：“温故而知新。”如果说，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历史，会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新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会对这些事情变得有所防备，我所说的防备主要是对自己的防备。
人物周刊：你说陈忠实的小说抓住了常识？
王安全：人类的创造是无法超越大自然的，所有文化都是针对环境的了解，更成熟的态度是对环境的尊重，与环境和平相处。抓住常识就是抓住永恒的东西。陈忠实做到了这一点。
人物周刊：你说过，《白鹿原》的讲述比以前电影的讲述更为平静，但这会不会让电影看起来沉闷一些？平静是成熟的表现吗？
王安全：中国的电影作品一路发展过来，最缺乏的就是平静、冷静地讲述。当我们失去了自己方法的时候，不成熟是注定的。这种失去是环境造成的，这也是我们要梳理历史的原因。
（感谢本刊记者易立竞、实习记者杨凡对本文采写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