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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典现实主义以权力界定国际政治，公共舆论在国际政治活动中具有影响事件的能力。公共舆论通过大众媒介影响公众，通过议程设置能力引导大众认识并作用于各类国际事件。本文通过经典现实主义对权力的解读，来分析公共舆论权力的来源。
关键词：公共舆论；大众媒介；权力；经典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9-0130-03
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人们将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摩根索以及爱德华·卡尔视作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经典现实主义者们确信：“获取与占有权利以及扩张和使用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中心事务”[1]。因此，经典现实主义将国际政治描述为一个围绕权力争夺进行的活动。现实主义者始终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外交政策的要点在于在世界政治中漠化和维护本国利益。“国际关系主要就是大国之间为通知和安全而展开的斗争”[2]。
本文将探讨在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之下的公共舆论，梳理在权力政治之下，公共舆论如何存在，以及公共舆论与权力的相互关系。
一、公共舆论背后的权力
爱德华·卡尔认为，公共舆论对于国际政治关注，起源于一战之后，在此之前，“战争仍然被视为主要是军人的事情”，“国际政治自然就是外交官的事情”[3]。之后伴随公众认知、传媒行业发展以及英语国家开始反对秘密条约，公众对国际政治的关注度开始不断增加，这种关注不仅映射到媒体上，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各种舆论之上。当整个国家都开始讨论它事，这种“嘈杂”的议论之声便演变成了一种“力量”。
在现在国家内部，尤其是民主政体之下，公共舆论被冠以公众利益之名借此影响外交政策。
对于政治家来说，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小布什，当他们需要发动战争的时候，总是媒体能够帮助他们掀起舆论的风暴，让公众们去关注需要受到制裁的、在不断挑战人类道德的“坏国家”。这种掌控民众的能力，也正是所谓的话语权。如同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认为的，他所称之“文化领导权”是一种非暴力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手段，资本主义国家中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不仅依赖军队和暴力来维持，相当程度上也依赖于他们所宣扬的、且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来维持。因此，话语权即是一种统治的权利。
在美国，大财团通过广告、甚至直接控股掌握所有权来控制媒体。大型媒体集团和媒体大规模并购也正是源于这种目的。“报界可能会用鸡毛蒜皮的小事转移视线，或成为派别的喉舌，或成为灌输思想的工具，以支持隐藏的利益集团或者阶级（全都用公共利益的名义。”[4]上世纪80年代，美国传播行业出现迅速集中化的趋势，50家大概公司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的日报、杂志、电视、书籍买卖。截至2011年，超过90%的美国媒体都被6家大公司所掌控。分别为：通用电气公司、新闻集团、迪士尼公司、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和CBS[5]。
由此，大媒体集团对国家爱内政和外交的决策影响不断扩大。与国内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依赖新华社供稿类似，美国许多地方报纸也依赖大报集团或者美联社提供国际新闻。而绝大部分地方电台都有ABC、NBC、CBS和FOX四家大电视网提供国际新闻信息。这再一次强化媒体、特别是大型媒体集团其实对公共舆论进行程设置的能力。这种影响在美国大选中显露无遗，在一般情况下，主流媒体在大选年均会做出倾向性报道选择，这种选择可以说与媒体自身的意识形态有关，但深层原因则是媒体的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这些人决定了媒体的倾向与选择。
公共舆论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或是说被视作有强大的力量，其主要愿意不外乎，当它被呼喊出来之时，是以大众利益为外衣，挟民众之势以左右政策。但每个民众声音何其之小。王逸舟这样说道，“试想：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去控制世界经济的进程，不可能影响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样不可能管理日益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动力。但是，他能够理解被政治家和报张通俗表达出来的民族主义，他相信自己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从足球比赛时情绪的“一边倒”到赞同政治家的演讲），认为自己与这一群体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与其他任何群体（国家）的联系”[6]。
归根结体，在公众舆论之中，发生的并非每个人各自的声音，也并非所谓最广大民众的声音，而是像哈耶克所说那样，是小部分诉求最直接的人所发出的声音最大，这类人最易找到共同点，也最易达成共识。他们的目的简单而又粗暴，无需长远且精心的计划。这样一种直白的目的才更易发出所谓集体的公共舆论。
公众无非是受到了这样一种情绪的影响，当媒体释放出话题之时，公众所讨论的选择无非是在“把关人”所画的框架之内选择，真实的舆论早已塑造完成。不过无论如何，舆论是对某一种事物认知所表现出来的太多，无论其背后是谁，都代表着发声者的一种价值判断。
二、国家之间的世界舆论
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中将关于舆论的讨论放置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一章中，他将支配舆论的力量与军事、经济力量相提并论，并对军事、经济和支配舆论的力量这三种不同形式的权利关系进行了分析，肯定了人性中乌托邦思想对支配舆论力量的制约。此外他还讨论了国际道德、个人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两者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也特意讨论了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在书的第五编中，他首先提及了道德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摩根索提醒到，讨论国际道德必须防止过高或者过低估计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在经典现实主义者眼中，舆论和道德力量从来都没有被忽视，他们更关注的是在权力这一核心要义之下，舆论的影响能力。
在一战，散发传单这种做法甚至被视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7]。作为舆论争夺的初级形态，宣传在这时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影响实力的工具。但与现代舆论争夺现代形态不同，1914年之前的宣传更多了是作为一种传声筒，政治家们使用报纸，将其作为政府发表声明的地方。在真正战争的战场之上，宣传是助长己方威风打击对方士气的的工具，它们是在经济和军事战线上取得胜利的助力。 卡尔在《20年危机》中列举了苏联政府的例子，在布尔什维克夺取苏联政权之后，面对军事、经济实力均十分薄弱的状况，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成为他们手中主要的武器，也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最初，他们坚信，通过散发传单和传递友情就可以瓦解德国军队。后来，他们又在协约国内进行宣传攻势，以制止协约国在俄国内战中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干预行动。苏联也是中世纪之后，第一个传播国际真理和创建世界性宣传组织的国家。这种宣传在随后的历史中，也让苏联的影响力急剧增大，同时也对苏联实力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意义。卡尔也在此提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他问道，假如权力不能国际化，政治领域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国际舆论了[8]。
虽然卡尔关注的是舆论背后的力量，但是，舆论如果不能形成集中的“大声”舆论，那其所谓的背后的力量也就无足畏惧了。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国际社会是否能够形成一种真正世界舆论，来展现这种舆论背后的权力。
“世界舆论显然是一种超越国家的公众舆论。他把不同国家的成员团结起来，至少在某些根本性的国际问题上形成共同意见”[9]。摩根索的这种世界舆论显然是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而言的。无论是红色苏联的“共产主义”还是美国所倡导的“自由世界”均可以算是这样的一种舆论。但这一种舆论是否就真正超越了国家这一概念？
卡尔举出了一些例子，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自由贸易、1848年原初形式的共产主义或是1917年后再现的共产主义，建立国联的主张，他们都看上去是国际舆论的实力，似乎与权利毫无关系。但是仔细思考一下，如果这些思想没有国家色彩、没有国家权力作为支撑，他们在政治上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呢？
摩根索对于一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统一的世界舆论的出现以及作用则更为悲观。他更是举出了众多的例子，1935年后德国的外交政策，1956年俄国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包括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入侵，1936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这些行动均遭到了超国家的公众舆论的反对，但这些行为最终依旧发生。摩根索将公共舆论对这些事件的无力归结于，世界各地有关国际事务的公共舆论都是由国家政策机构塑造的。而国家政策机构所首要满足或是说唯一需要满足的目标就是维持本国的国家利益。
1920年国际联盟在《凡尔赛条约》之后成立，直到1946年正式解散，缺少美国的参与，英法的热衷，国联没能解决包括意大利侵入埃塞俄比亚、日本入侵中国任何一场战争。和平的呐喊空洞而无力。1992年苏联解体，一个巨大的红色帝国骤然垮塌，一夜之间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寥寥无几。“社会主义”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上一夜之间几乎销声匿迹。没有强国的支持，无论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均无法实现。而这些组织所制造的舆论，也自然无人问津。
出于对本国、本民族的认同，任何公众对价值判定的出发点均是自身利益。人类共同反对战争，是因为人类具有这一共同的心理基础，需要生存、渴望自由和财富。但人类社会现实不符合众生平等的理想状态。虽然人们关于对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评价都是一致的——但道德判断和政治评价却显示出极大的差异。同一种道德和政治概念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10]。正如摩根索说的，人类团结一致反对的是战争本身，是抽象意义上的战争。但人们不能把对战争本身的抽象但对转变为反对某一特定战争的具体行动[11]。
就如同1935年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之后，即便所谓的世界舆论对战争进行了谴责，但没有国家愿意冒着损害自身利益的风险去阻止战争。因此，出于对不同的需求，人类很难在一些具体事务上找到公共的诉求来产生统一的世界舆论进而产生出影响事件本身的权力。
就单纯的世界舆论而言，要制造某一种世界舆论并非难事，但关键在于，要使其能够产生、或是说引导舆论背后的权力去影响、干涉舆论所关注的事件本身。
三、结论
就经典现实主义而言，他们对于公共舆论的思考并非来源于超越人性私欲之上的“高尚道德”或者类似的东西，而是从根本的人性和现实道德方面来解读，卡尔和摩根索均从普通人性出发，分析过个人心理之与国家，并如何投射到国家的外交行为之中，如何解读国际舞台之上权力斗争中个人的心理基础，以及社会、民族根源。以此我们可以找到个人思想如何衍生而公共舆论之中，进而作为一个个人如何参与到庞大而又繁杂的国际政治活动之中。
公共舆论作为一种软的权力，表面上与现实主义所在意的军事、经济等物质性的硬实力并无关系，但随着传媒业的发展、大型的跨国传媒集团将公共舆论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新的媒体和媒介也在愈发深入的嵌入当今社会，将个人与政治紧密相连。无论是传统电视、报纸、广播媒介对于千里之外他国政事的报道，还是诸如脸书、推特在近些年各国“民主动乱”中的所起到的作用，都足以证明在如今，公共舆论的力量已经远超曾经。
世界舆论的确如同摩根索和卡尔所说的那样，他们背靠那些真实的物质性的权力，才能发挥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对于国际政治而言，国际舆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与舆论背后所拥有的物质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是成正比的。它意味着世界舆论并非毫无限制力，但另一方面，它的限制力也仅仅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作为物质权力衍生出来的一种力量，公共舆论的表现是极具特色的。它所反映的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不过是国际政治实质的反映，国际政治的实质潜藏在道德、习惯和法律的规范性秩序中”[12]。这种力量的真正源泉在当今现实世界，并非超然与个人或者国家私欲之上。它源于各国的权力，并按照各自国家政治哲学、道德和愿望来塑造自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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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1，51.
〔3〕〔7〕〔8〕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5，123，125.
〔4〕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7.
〔5〕Jason，：“Media Consolidation：The Illusion of Choice（Infographic），”[J]Frugal Dad，November 22，2011.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4.
〔9〕〔10〕〔11〕〔1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97，299，303，261.
（责任编辑 张海鹏）
关键词：公共舆论；大众媒介；权力；经典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9-0130-03
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人们将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摩根索以及爱德华·卡尔视作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经典现实主义者们确信：“获取与占有权利以及扩张和使用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中心事务”[1]。因此，经典现实主义将国际政治描述为一个围绕权力争夺进行的活动。现实主义者始终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外交政策的要点在于在世界政治中漠化和维护本国利益。“国际关系主要就是大国之间为通知和安全而展开的斗争”[2]。
本文将探讨在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之下的公共舆论，梳理在权力政治之下，公共舆论如何存在，以及公共舆论与权力的相互关系。
一、公共舆论背后的权力
爱德华·卡尔认为，公共舆论对于国际政治关注，起源于一战之后，在此之前，“战争仍然被视为主要是军人的事情”，“国际政治自然就是外交官的事情”[3]。之后伴随公众认知、传媒行业发展以及英语国家开始反对秘密条约，公众对国际政治的关注度开始不断增加，这种关注不仅映射到媒体上，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各种舆论之上。当整个国家都开始讨论它事，这种“嘈杂”的议论之声便演变成了一种“力量”。
在现在国家内部，尤其是民主政体之下，公共舆论被冠以公众利益之名借此影响外交政策。
对于政治家来说，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小布什，当他们需要发动战争的时候，总是媒体能够帮助他们掀起舆论的风暴，让公众们去关注需要受到制裁的、在不断挑战人类道德的“坏国家”。这种掌控民众的能力，也正是所谓的话语权。如同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认为的，他所称之“文化领导权”是一种非暴力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手段，资本主义国家中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不仅依赖军队和暴力来维持，相当程度上也依赖于他们所宣扬的、且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来维持。因此，话语权即是一种统治的权利。
在美国，大财团通过广告、甚至直接控股掌握所有权来控制媒体。大型媒体集团和媒体大规模并购也正是源于这种目的。“报界可能会用鸡毛蒜皮的小事转移视线，或成为派别的喉舌，或成为灌输思想的工具，以支持隐藏的利益集团或者阶级（全都用公共利益的名义。”[4]上世纪80年代，美国传播行业出现迅速集中化的趋势，50家大概公司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的日报、杂志、电视、书籍买卖。截至2011年，超过90%的美国媒体都被6家大公司所掌控。分别为：通用电气公司、新闻集团、迪士尼公司、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和CBS[5]。
由此，大媒体集团对国家爱内政和外交的决策影响不断扩大。与国内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依赖新华社供稿类似，美国许多地方报纸也依赖大报集团或者美联社提供国际新闻。而绝大部分地方电台都有ABC、NBC、CBS和FOX四家大电视网提供国际新闻信息。这再一次强化媒体、特别是大型媒体集团其实对公共舆论进行程设置的能力。这种影响在美国大选中显露无遗，在一般情况下，主流媒体在大选年均会做出倾向性报道选择，这种选择可以说与媒体自身的意识形态有关，但深层原因则是媒体的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这些人决定了媒体的倾向与选择。
公共舆论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或是说被视作有强大的力量，其主要愿意不外乎，当它被呼喊出来之时，是以大众利益为外衣，挟民众之势以左右政策。但每个民众声音何其之小。王逸舟这样说道，“试想：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去控制世界经济的进程，不可能影响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同样不可能管理日益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动力。但是，他能够理解被政治家和报张通俗表达出来的民族主义，他相信自己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从足球比赛时情绪的“一边倒”到赞同政治家的演讲），认为自己与这一群体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与其他任何群体（国家）的联系”[6]。
归根结体，在公众舆论之中，发生的并非每个人各自的声音，也并非所谓最广大民众的声音，而是像哈耶克所说那样，是小部分诉求最直接的人所发出的声音最大，这类人最易找到共同点，也最易达成共识。他们的目的简单而又粗暴，无需长远且精心的计划。这样一种直白的目的才更易发出所谓集体的公共舆论。
公众无非是受到了这样一种情绪的影响，当媒体释放出话题之时，公众所讨论的选择无非是在“把关人”所画的框架之内选择，真实的舆论早已塑造完成。不过无论如何，舆论是对某一种事物认知所表现出来的太多，无论其背后是谁，都代表着发声者的一种价值判断。
二、国家之间的世界舆论
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中将关于舆论的讨论放置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一章中，他将支配舆论的力量与军事、经济力量相提并论，并对军事、经济和支配舆论的力量这三种不同形式的权利关系进行了分析，肯定了人性中乌托邦思想对支配舆论力量的制约。此外他还讨论了国际道德、个人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两者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也特意讨论了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在书的第五编中，他首先提及了道德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摩根索提醒到，讨论国际道德必须防止过高或者过低估计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在经典现实主义者眼中，舆论和道德力量从来都没有被忽视，他们更关注的是在权力这一核心要义之下，舆论的影响能力。
在一战，散发传单这种做法甚至被视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7]。作为舆论争夺的初级形态，宣传在这时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影响实力的工具。但与现代舆论争夺现代形态不同，1914年之前的宣传更多了是作为一种传声筒，政治家们使用报纸，将其作为政府发表声明的地方。在真正战争的战场之上，宣传是助长己方威风打击对方士气的的工具，它们是在经济和军事战线上取得胜利的助力。 卡尔在《20年危机》中列举了苏联政府的例子，在布尔什维克夺取苏联政权之后，面对军事、经济实力均十分薄弱的状况，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成为他们手中主要的武器，也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最初，他们坚信，通过散发传单和传递友情就可以瓦解德国军队。后来，他们又在协约国内进行宣传攻势，以制止协约国在俄国内战中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干预行动。苏联也是中世纪之后，第一个传播国际真理和创建世界性宣传组织的国家。这种宣传在随后的历史中，也让苏联的影响力急剧增大，同时也对苏联实力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意义。卡尔也在此提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他问道，假如权力不能国际化，政治领域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国际舆论了[8]。
虽然卡尔关注的是舆论背后的力量，但是，舆论如果不能形成集中的“大声”舆论，那其所谓的背后的力量也就无足畏惧了。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国际社会是否能够形成一种真正世界舆论，来展现这种舆论背后的权力。
“世界舆论显然是一种超越国家的公众舆论。他把不同国家的成员团结起来，至少在某些根本性的国际问题上形成共同意见”[9]。摩根索的这种世界舆论显然是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而言的。无论是红色苏联的“共产主义”还是美国所倡导的“自由世界”均可以算是这样的一种舆论。但这一种舆论是否就真正超越了国家这一概念？
卡尔举出了一些例子，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自由贸易、1848年原初形式的共产主义或是1917年后再现的共产主义，建立国联的主张，他们都看上去是国际舆论的实力，似乎与权利毫无关系。但是仔细思考一下，如果这些思想没有国家色彩、没有国家权力作为支撑，他们在政治上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呢？
摩根索对于一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统一的世界舆论的出现以及作用则更为悲观。他更是举出了众多的例子，1935年后德国的外交政策，1956年俄国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包括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入侵，1936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这些行动均遭到了超国家的公众舆论的反对，但这些行为最终依旧发生。摩根索将公共舆论对这些事件的无力归结于，世界各地有关国际事务的公共舆论都是由国家政策机构塑造的。而国家政策机构所首要满足或是说唯一需要满足的目标就是维持本国的国家利益。
1920年国际联盟在《凡尔赛条约》之后成立，直到1946年正式解散，缺少美国的参与，英法的热衷，国联没能解决包括意大利侵入埃塞俄比亚、日本入侵中国任何一场战争。和平的呐喊空洞而无力。1992年苏联解体，一个巨大的红色帝国骤然垮塌，一夜之间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寥寥无几。“社会主义”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上一夜之间几乎销声匿迹。没有强国的支持，无论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均无法实现。而这些组织所制造的舆论，也自然无人问津。
出于对本国、本民族的认同，任何公众对价值判定的出发点均是自身利益。人类共同反对战争，是因为人类具有这一共同的心理基础，需要生存、渴望自由和财富。但人类社会现实不符合众生平等的理想状态。虽然人们关于对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评价都是一致的——但道德判断和政治评价却显示出极大的差异。同一种道德和政治概念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10]。正如摩根索说的，人类团结一致反对的是战争本身，是抽象意义上的战争。但人们不能把对战争本身的抽象但对转变为反对某一特定战争的具体行动[11]。
就如同1935年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之后，即便所谓的世界舆论对战争进行了谴责，但没有国家愿意冒着损害自身利益的风险去阻止战争。因此，出于对不同的需求，人类很难在一些具体事务上找到公共的诉求来产生统一的世界舆论进而产生出影响事件本身的权力。
就单纯的世界舆论而言，要制造某一种世界舆论并非难事，但关键在于，要使其能够产生、或是说引导舆论背后的权力去影响、干涉舆论所关注的事件本身。
三、结论
就经典现实主义而言，他们对于公共舆论的思考并非来源于超越人性私欲之上的“高尚道德”或者类似的东西，而是从根本的人性和现实道德方面来解读，卡尔和摩根索均从普通人性出发，分析过个人心理之与国家，并如何投射到国家的外交行为之中，如何解读国际舞台之上权力斗争中个人的心理基础，以及社会、民族根源。以此我们可以找到个人思想如何衍生而公共舆论之中，进而作为一个个人如何参与到庞大而又繁杂的国际政治活动之中。
公共舆论作为一种软的权力，表面上与现实主义所在意的军事、经济等物质性的硬实力并无关系，但随着传媒业的发展、大型的跨国传媒集团将公共舆论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新的媒体和媒介也在愈发深入的嵌入当今社会，将个人与政治紧密相连。无论是传统电视、报纸、广播媒介对于千里之外他国政事的报道，还是诸如脸书、推特在近些年各国“民主动乱”中的所起到的作用，都足以证明在如今，公共舆论的力量已经远超曾经。
世界舆论的确如同摩根索和卡尔所说的那样，他们背靠那些真实的物质性的权力，才能发挥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对于国际政治而言，国际舆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与舆论背后所拥有的物质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是成正比的。它意味着世界舆论并非毫无限制力，但另一方面，它的限制力也仅仅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作为物质权力衍生出来的一种力量，公共舆论的表现是极具特色的。它所反映的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不过是国际政治实质的反映，国际政治的实质潜藏在道德、习惯和法律的规范性秩序中”[12]。这种力量的真正源泉在当今现实世界，并非超然与个人或者国家私欲之上。它源于各国的权力，并按照各自国家政治哲学、道德和愿望来塑造自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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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1，51.
〔3〕〔7〕〔8〕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5，123，125.
〔4〕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7.
〔5〕Jason，：“Media Consolidation：The Illusion of Choice（Infographic），”[J]Frugal Dad，November 22，2011.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4.
〔9〕〔10〕〔11〕〔1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97，299，303，261.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