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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的当天，李世民便掌握了大唐上下的兵权。
此时，整个大唐帝国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李世民的手中。最为关键的程序性诏令，也在数日之后草成，并送达李世民手中——李渊宣布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且代替他处理朝堂政事。从此以后，李世民有了名正言顺的政治处分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对朝堂人事进行全面的部署安排。
然而，当李世民真正冷静下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
危机
危机首先来自为李世民效力的秦王府将士。
他们在政变成功后的那种狂喜心情，应该说是难以抑制的。这种狂喜，甚至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几乎所有人都建议李世民，除了诛杀东府和齐王府家属之外，还要将曾经依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尽数杀光，一个不留！
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李世民明白他们的心情。他们压抑得太久了。在这场局势混沌难辨的夺嫡斗争中，秦王府的人始终处于一种备受压制的状态。
记得有一次，杜如晦骑马经过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的府第门口，尹阿鼠的家仆竟然强逼杜如晦下马表示敬意。性格强硬的杜如晦自然不可能理会这种无理的要求，没想到尹家的恶仆们立刻凶神恶煞地围将上来，将杜如晦拖下马痛打了一顿，甚至还打断了他一根手指。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尹阿鼠也知道自己得罪的是鼎鼎大名的秦王，于是赶紧让自己的女儿先一步向李渊告状：“秦王手下骄横无礼，竟然欺负到臣妾的家人头上去了！”被这枕边风一吹，李渊随即将李世民找来当面斥责：“你的手下对我的妃子尚且这样放肆，可想而知，平时是如何欺压百姓的！”打人的没事，被打的除了被打落牙齿和血吞之外，还要背上一个欺压良民的罪名。
在秦王府中最受尊重的杜如晦尚且如此，其他人平日里的遭遇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有句老话叫狗仗人势，其实，平日里气焰最为嚣张的，正是宫府门下那些狐假虎威的随员属吏。也难怪大家心里都窝着一团火，现在终于有了机会，这把怒火总要发泄出来。
一开始，李世民和大家想的一样。这些在李世民兄弟之间挑拨离间、推波助澜的小人应该全部杀掉，否则难消李世民心头之恨。岂料，尉迟敬德的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般点醒了李世民：“大王搞株连搞得这么广，难道是想与天下人为敌吗？”
是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党羽遍布朝野内外，东宫、齐王府、三省六部乃至天下各郡国都有他们的追随者。李世民如今若贸然杀光宫府僚属，岂不是相当于放出一个信号——一场残酷的大清洗马上就要到来了，这些人又岂能乖乖地引颈就戮？一旦激起剧变，往小里说，很有可能再来一次针对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往大里说，这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天下可能马上又会分崩离析，战火不断。
“敬德说得对，这些人不能杀！”面对大家愤怒的抗议，李世民这样解释道，“各位，不要以为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天下就能舒舒服服地坐稳了，我们面前的暗礁险滩还多得很！”听了李世民的一番分析，大家都冷静下来，接受了李世民的安排。随后李世民立刻以李渊的名义下诏，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尽数免除，既往不咎，尽快将局势安定了下来。
其实，李世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尽快稳定局势、收买人心。在这一重要理由之外，李世民还有更为重要的考虑。只是，这个理由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知晓的，这也是帝王心术的不传之秘。
皇帝和大臣，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在皇帝看来，很多时候是一种买主与卖主的关系。为人君者向臣子们提供高官厚禄，以购买他们为君王提供的服务——智慧、才干、忠诚。李世民用买到的服务来建设维系李家的庞大帝国，来维系李家世世代代君临天下的局面。而没有选择的皇帝，是悲哀的。
在尉迟敬德点醒李世民的那一刹那，这位年轻的君主就已经认识到，自己很快就会陷入这个陷阱之中。刚才那群情激昂的场面已经准确无误地暗示着李世民，他们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扰绑架自己对朝政的安排布局，而自己还必须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们的情绪，不然他们动不动来一个消极怠工，甚至是怨言犯上，自己可就吃不消了。
此外，在东府势力的长期压制下，他们内心除了怨恨、愤怒，还夹杂着什么呢？自然是对未来丰厚酬赏的一种渴求。他们压上的赌注是自己的性命，这条命，在打天下的时候已经押出去了一次，那时候，李世民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这一回，他们再次将性命押给了李世民，如今就是论功行赏的时候。李世民这个人恩怨分明，绝不会吝惜赏赐。然而李世民更为担心的是，他们的欲望从此变成无底的深渊，永远得不到满足，还认为这一切理所应当！怎么办？唯一的选择便是打破这可能出现的垄断局面，用一个充满竞争的官场格局取而代之。方法可以有很多：引入新人，分而治之……李世民久经沙场，深知要趁对手喘息未定便迎头痛击的道理。若是让这种局面成了一定的气候，再想改变难度就大了，造成的伤害也会更大。
摆在李世民面前可立竿见影的一步棋，便是赦免宫府罪人，并择其才干优异者引入李世民的门下。如此一来，才有竞争，大家才能忠心耿耿地为李世民所用，不至于故步自封，坐地起价。废李建成、李元吉，只不过是谋一时，而现在李世民这样做，谋的是大唐未來几十年的新局面！
布局
玄武门之变后，安抚人心的工作便成为重中之重。
所谓安抚人心，一方面指的是抚慰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使之不至于铤而走险;另一方面是指安抚为李世民出过力、立过功的秦王旧部，该升官的要升官，该行赏的得行赏。这都是必须抓住时机来完成的工作。要知道，赏赐拖得越久，它所能起到的奖励效果也就越差。这是为政者不可不注意的。
不过，在政局还未能完全安定下来的情势下，大规模的论功行赏并不可行。因此李世民接二连三地做出了一些先期部署：一方面，将自己的铁杆心腹屈突通派出去镇守洛阳，为下一步应对关东地区可能出现的不测之变做准备;另一方面，以唐高祖的名义重新改组太子府，初步奠定了李世民日后的行政班底。 从太子府人员结构来看，基本上都是原来秦王府的骨干力量。李世民做出这样的安排，实在是煞费苦心。
太子詹事这个职务相当于朝廷的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六部之和，位置极为重要。李世民把它交给宇文士及负责。事变之后，李世民并不愿意经常与李渊见面。而宇文士及既是李世民的心腹，又与李渊及其身边的一干老臣关系密切。再加上他善于察言观色和保守秘密，可以承担起沟通东宫与李渊之间的工作，确保权力的平稳过渡。
太子左、右庶子作为东官左、右春坊的实际负责人，分别掌管图书典籍、太子衣食住行以及侍从纳谏等事务。长孙无忌和杜如晦办事勤勉，行事果断，故而将直接负责东宫行政事务的重担交给他们。房玄龄善于谋划，是个精明的组织人才，所以和高土廉一道伴随在李世民身边以备不时的出谋划策之需。
至于左右卫率，乃是东宫的武装力量总指挥，由尉迟敬德和程知节来挑此重担再合适不过。中舍人乃是太子右庶子的副手，由精通文学、刚直敢谏的虞世南充任。负担秘书工作的任务由原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褚亮担任。而太子洗马有协助太子太傅等教导储君的重任，自然要由德高望重的宿儒来充当。这一荣誉性的职务，自然是非历官南陈和隋朝两代的姚思廉莫属。
上述诸人，都是秦王府中的首功之人及平素便为众人所敬仰尊重的贤者。李世民先安排了他们，无疑是向大家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大家都有份。
接下来，就是安抚京中和地方上的李建成一党。虽然早在玄武门之变当天，李世民便通过李渊下诏赦免了所有人的罪行，然而大多数人依旧抱着猜疑观望的心态。李世民要想稳住他们，就必须处理好被大家视为最不可能得到赦免的这部分人。
东宫将领冯立和谢叔方曾率兵与李世民拼死作战，他们最早出来投效于李世民。薛万彻躲藏到终南山里面，李世民几次三番派人劝说他出山归顺，最终也得到了他的信任。至于那位胸中有城府的魏征，更是与李世民一唱一和地在朝堂上表演了一出“明君得遇贤臣”的精彩戏码……
这么做，一方面稳定了人心，另一方面又不动声色地布下了今后的棋局——他们很快便会作为原来秦王府系统的竞争者，在官场上发挥出影响力。因为目前像魏征等人担任的都只不过是掌管纳谏等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闲职，故而也没有引起秦王府旧部的不满和反弹，可以说李世民的官场改革在不动声色之中开了一个好头。
火候
然而，毕竟天高皇帝远，地方上的情形远比京城中的复杂。大乱甫定，李世民和朝廷的威信还不能遍及整个大唐，影响力也随着各地与京城距离的远近而相应减弱，比如坐镇泾州的太子死党——燕郡王李艺。
李世民为了安抚人心，特意加封他“开府仪同三司”的尊崇头衔，表示以前的旧怨从此一笔勾销。然而他还是惴惴不安，终于在半年多后举兵谋反，最终落得一个身死异域的悲惨结局。这位燕郡王早年为李家建立大唐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却因为在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而不得善终，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不过，在当时波云诡谲的乱局中，除了这位倒霉的燕郡王外，还有一个人也值得一提。
他便是益州行台仆射窦轨。窦轨从李渊起兵反隋那一天起，便鞍前马后地始终追随，也称得上是正宗的大唐开国元勋了。在李世民与李建成争位的布局之中，他所控制的益州始终是李世民包围反制李建成的重要棋子之一。窦轨在四川任上的时候，一直和他的佐吏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闹得很僵。玄式门之变后，窦轨便想利用这个机会拔除这对眼中钉、肉中刺。当赦免诏书来到益州的时候，窦轨独自将诏书藏了起来，伪称自己受命于朝廷要诛杀韦云起。郭行方闻讯大惊，赶紧逃往京城，窦轨还派出杀手在其后紧追不舍，幸亏郭行方跑得够快，才捡回了一条命。
当消息传回长安的时候，李世民的眉毛都皱成了一个结。李世民这边正要宽大为怀，他却在那边假公济私，这不是等于让李世民下不了台吗？这样一来，李世民说的话还有什么威信？但恼火归恼火，当房玄龄等人请示李世民应该如何处罚窦轨的时候，李世民擺了摆手：“不，不能动他，不用动他。”
不能动窦轨，因为他是一头单纯的猛兽。战场上的窦轨不但让敌人战栗，也让自己人战栗。他作战的时候，一连十几天人不解甲都是家常便饭。军中部属无论老少贵贱，只要有人流露出一丝畏敌之情，一律处斩。他身边左右人只要犯下小小过失，也一概施以鞭笞之刑，搞得中军大帐经常血流满地，见到的人莫不为之心惊胆战。
如果说这只是武人暴烈天性的通病，那窦轨在益州行台仆射任上的所作所为就让人无法理解了。刚刚进蜀地的时候，窦轨立下规矩，严令家仆不得外出。有一天，他可能忘记了这条规定，派了一个忠仆前去官厨为自己取酒浆。事后，窦轨猛然酲悟过来，便找来这位仆人说：“不是你要违反我的禁令，确实是我派你去的。不过，要严明我立下的法纪，那就只能借你的脑袋一用了！”这位家仆惊惶不安，在临行前喊冤不已，使得监斩官犹豫不决。窦轨见状大怒，竟将监斩官也一并斩首。
不仅给窦轨做部下、做仆人很危险，甚至连他的亲属也是提着脑袋度日。窦轨向来把自己的外甥作为心腹来倚重，然而一天深夜，这位窦将军突然要外出巡视，召唤自己的外甥前来随侍，没想到等了多时也不见他到来，怒不可遏的窦轨竟然下令将自己的亲外甥送上了断头台。他这样的作风，可不是跟猛兽无异吗？
那么，李世民现在要怎么驾驭这头猛兽呢？驾驭术看上去简单无比，不过“恩威并施”四个字而已，但真正用起来，火候很重要，对不同的人来说，“恩”给到什么程度会让他欢欣鼓舞，“威”又施加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他小心戒备，都是不一样的。形象一点说，窦轨这头猛兽皮糙肉厚，没有文人墨客那样的敏感神经，像李渊那样的鞭子打在他身上，就等同于挠痒痒，没多久他就会故伎重演，这样的威又有什么用呢？
现在窦轨给李世民造成的最大麻烦，不过是顶风违命，带了一个借机捕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党羽的坏头。但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比比皆是，很多地方官员都借着这个机会打击报复自己的政敌，或者用以邀功请赏。窦轨在蜀地干下的这档子事，处罚轻了，无济于事，若是加重处罚来收取杀鸡儆猴之效，又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了。不但如此，李世民还在即位后封赠他食邑600户，授予其右卫大将军的官号，以表彰他以往的功绩。
不过，窦轨这头猛兽的破坏力实在惊人。他现在是被圈养在蜀地这个笼子里，一旦将其放出李世民的地盘，由着他那暴烈残忍的脾气胡来的话，必然会使得人心尽丧，局势动荡不安。那么，窦轨的用武之地在哪儿呢？其实，他是李世民手中的一根刑仗。管理国家，从来都是宽严相济。倘若法纪有所废弛，那就必须用严厉的手段来加以纠正，但这种事情不能由君主亲自出面解决，而必须假手于像窦轨这样的酷吏来做，这才不至于招致民怨沸腾。
在李世民即位之后的洛州就是急需严加管理的重镇。早在与李建成争位之时，洛州作为李世民的后方基地，在棋盘上的地位就举足轻重，当时，李世民为了换取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不得不对他们的许多非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天下已定，李世民自然不可能放任他们再胡作非为下去，而整肃吏治、纠弹风纪的重任交由窦轨是再合适不过了。
贞观元年（627年），窦轨被调任洛州都督。他刚刚到任，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违反法纪的人统统逮捕治罪。短时间之内，洛州城内的秩序便大为好转，这不能不说是因为恶势力畏服了窦轨的“獠牙”与“利爪”。
贞观四年，窦轨死于任上。他死后极尽哀荣，被朝廷追赠为并州都督。他的儿子娶了永嘉公主为妻，后来还历任左卫将军、秦州都督，显贵无比。不过，因为窦轨毕竟是一根沾满了鲜血的刑仗，当随着局势的变化，做皇帝的需要以和风般的怀柔手段来安抚人心之时，这根刑仗必然会被无情地抛弃。从某种意义上讲，窦轨死得很是时候。
在李世民的运筹帷幄中，秦王一派和宫府一派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情势逐渐转化为观望和等待，大家都在翘首以待，准备迎接一个全新的局面……
此时，整个大唐帝国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李世民的手中。最为关键的程序性诏令，也在数日之后草成，并送达李世民手中——李渊宣布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且代替他处理朝堂政事。从此以后，李世民有了名正言顺的政治处分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对朝堂人事进行全面的部署安排。
然而，当李世民真正冷静下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
危机
危机首先来自为李世民效力的秦王府将士。
他们在政变成功后的那种狂喜心情，应该说是难以抑制的。这种狂喜，甚至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几乎所有人都建议李世民，除了诛杀东府和齐王府家属之外，还要将曾经依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尽数杀光，一个不留！
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李世民明白他们的心情。他们压抑得太久了。在这场局势混沌难辨的夺嫡斗争中，秦王府的人始终处于一种备受压制的状态。
记得有一次，杜如晦骑马经过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的府第门口，尹阿鼠的家仆竟然强逼杜如晦下马表示敬意。性格强硬的杜如晦自然不可能理会这种无理的要求，没想到尹家的恶仆们立刻凶神恶煞地围将上来，将杜如晦拖下马痛打了一顿，甚至还打断了他一根手指。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尹阿鼠也知道自己得罪的是鼎鼎大名的秦王，于是赶紧让自己的女儿先一步向李渊告状：“秦王手下骄横无礼，竟然欺负到臣妾的家人头上去了！”被这枕边风一吹，李渊随即将李世民找来当面斥责：“你的手下对我的妃子尚且这样放肆，可想而知，平时是如何欺压百姓的！”打人的没事，被打的除了被打落牙齿和血吞之外，还要背上一个欺压良民的罪名。
在秦王府中最受尊重的杜如晦尚且如此，其他人平日里的遭遇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有句老话叫狗仗人势，其实，平日里气焰最为嚣张的，正是宫府门下那些狐假虎威的随员属吏。也难怪大家心里都窝着一团火，现在终于有了机会，这把怒火总要发泄出来。
一开始，李世民和大家想的一样。这些在李世民兄弟之间挑拨离间、推波助澜的小人应该全部杀掉，否则难消李世民心头之恨。岂料，尉迟敬德的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般点醒了李世民：“大王搞株连搞得这么广，难道是想与天下人为敌吗？”
是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党羽遍布朝野内外，东宫、齐王府、三省六部乃至天下各郡国都有他们的追随者。李世民如今若贸然杀光宫府僚属，岂不是相当于放出一个信号——一场残酷的大清洗马上就要到来了，这些人又岂能乖乖地引颈就戮？一旦激起剧变，往小里说，很有可能再来一次针对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往大里说，这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天下可能马上又会分崩离析，战火不断。
“敬德说得对，这些人不能杀！”面对大家愤怒的抗议，李世民这样解释道，“各位，不要以为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天下就能舒舒服服地坐稳了，我们面前的暗礁险滩还多得很！”听了李世民的一番分析，大家都冷静下来，接受了李世民的安排。随后李世民立刻以李渊的名义下诏，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尽数免除，既往不咎，尽快将局势安定了下来。
其实，李世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尽快稳定局势、收买人心。在这一重要理由之外，李世民还有更为重要的考虑。只是，这个理由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知晓的，这也是帝王心术的不传之秘。
皇帝和大臣，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在皇帝看来，很多时候是一种买主与卖主的关系。为人君者向臣子们提供高官厚禄，以购买他们为君王提供的服务——智慧、才干、忠诚。李世民用买到的服务来建设维系李家的庞大帝国，来维系李家世世代代君临天下的局面。而没有选择的皇帝，是悲哀的。
在尉迟敬德点醒李世民的那一刹那，这位年轻的君主就已经认识到，自己很快就会陷入这个陷阱之中。刚才那群情激昂的场面已经准确无误地暗示着李世民，他们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扰绑架自己对朝政的安排布局，而自己还必须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们的情绪，不然他们动不动来一个消极怠工，甚至是怨言犯上，自己可就吃不消了。
此外，在东府势力的长期压制下，他们内心除了怨恨、愤怒，还夹杂着什么呢？自然是对未来丰厚酬赏的一种渴求。他们压上的赌注是自己的性命，这条命，在打天下的时候已经押出去了一次，那时候，李世民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这一回，他们再次将性命押给了李世民，如今就是论功行赏的时候。李世民这个人恩怨分明，绝不会吝惜赏赐。然而李世民更为担心的是，他们的欲望从此变成无底的深渊，永远得不到满足，还认为这一切理所应当！怎么办？唯一的选择便是打破这可能出现的垄断局面，用一个充满竞争的官场格局取而代之。方法可以有很多：引入新人，分而治之……李世民久经沙场，深知要趁对手喘息未定便迎头痛击的道理。若是让这种局面成了一定的气候，再想改变难度就大了，造成的伤害也会更大。
摆在李世民面前可立竿见影的一步棋，便是赦免宫府罪人，并择其才干优异者引入李世民的门下。如此一来，才有竞争，大家才能忠心耿耿地为李世民所用，不至于故步自封，坐地起价。废李建成、李元吉，只不过是谋一时，而现在李世民这样做，谋的是大唐未來几十年的新局面！
布局
玄武门之变后，安抚人心的工作便成为重中之重。
所谓安抚人心，一方面指的是抚慰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使之不至于铤而走险;另一方面是指安抚为李世民出过力、立过功的秦王旧部，该升官的要升官，该行赏的得行赏。这都是必须抓住时机来完成的工作。要知道，赏赐拖得越久，它所能起到的奖励效果也就越差。这是为政者不可不注意的。
不过，在政局还未能完全安定下来的情势下，大规模的论功行赏并不可行。因此李世民接二连三地做出了一些先期部署：一方面，将自己的铁杆心腹屈突通派出去镇守洛阳，为下一步应对关东地区可能出现的不测之变做准备;另一方面，以唐高祖的名义重新改组太子府，初步奠定了李世民日后的行政班底。 从太子府人员结构来看，基本上都是原来秦王府的骨干力量。李世民做出这样的安排，实在是煞费苦心。
太子詹事这个职务相当于朝廷的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六部之和，位置极为重要。李世民把它交给宇文士及负责。事变之后，李世民并不愿意经常与李渊见面。而宇文士及既是李世民的心腹，又与李渊及其身边的一干老臣关系密切。再加上他善于察言观色和保守秘密，可以承担起沟通东宫与李渊之间的工作，确保权力的平稳过渡。
太子左、右庶子作为东官左、右春坊的实际负责人，分别掌管图书典籍、太子衣食住行以及侍从纳谏等事务。长孙无忌和杜如晦办事勤勉，行事果断，故而将直接负责东宫行政事务的重担交给他们。房玄龄善于谋划，是个精明的组织人才，所以和高土廉一道伴随在李世民身边以备不时的出谋划策之需。
至于左右卫率，乃是东宫的武装力量总指挥，由尉迟敬德和程知节来挑此重担再合适不过。中舍人乃是太子右庶子的副手，由精通文学、刚直敢谏的虞世南充任。负担秘书工作的任务由原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褚亮担任。而太子洗马有协助太子太傅等教导储君的重任，自然要由德高望重的宿儒来充当。这一荣誉性的职务，自然是非历官南陈和隋朝两代的姚思廉莫属。
上述诸人，都是秦王府中的首功之人及平素便为众人所敬仰尊重的贤者。李世民先安排了他们，无疑是向大家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大家都有份。
接下来，就是安抚京中和地方上的李建成一党。虽然早在玄武门之变当天，李世民便通过李渊下诏赦免了所有人的罪行，然而大多数人依旧抱着猜疑观望的心态。李世民要想稳住他们，就必须处理好被大家视为最不可能得到赦免的这部分人。
东宫将领冯立和谢叔方曾率兵与李世民拼死作战，他们最早出来投效于李世民。薛万彻躲藏到终南山里面，李世民几次三番派人劝说他出山归顺，最终也得到了他的信任。至于那位胸中有城府的魏征，更是与李世民一唱一和地在朝堂上表演了一出“明君得遇贤臣”的精彩戏码……
这么做，一方面稳定了人心，另一方面又不动声色地布下了今后的棋局——他们很快便会作为原来秦王府系统的竞争者，在官场上发挥出影响力。因为目前像魏征等人担任的都只不过是掌管纳谏等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闲职，故而也没有引起秦王府旧部的不满和反弹，可以说李世民的官场改革在不动声色之中开了一个好头。
火候
然而，毕竟天高皇帝远，地方上的情形远比京城中的复杂。大乱甫定，李世民和朝廷的威信还不能遍及整个大唐，影响力也随着各地与京城距离的远近而相应减弱，比如坐镇泾州的太子死党——燕郡王李艺。
李世民为了安抚人心，特意加封他“开府仪同三司”的尊崇头衔，表示以前的旧怨从此一笔勾销。然而他还是惴惴不安，终于在半年多后举兵谋反，最终落得一个身死异域的悲惨结局。这位燕郡王早年为李家建立大唐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却因为在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而不得善终，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不过，在当时波云诡谲的乱局中，除了这位倒霉的燕郡王外，还有一个人也值得一提。
他便是益州行台仆射窦轨。窦轨从李渊起兵反隋那一天起，便鞍前马后地始终追随，也称得上是正宗的大唐开国元勋了。在李世民与李建成争位的布局之中，他所控制的益州始终是李世民包围反制李建成的重要棋子之一。窦轨在四川任上的时候，一直和他的佐吏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闹得很僵。玄式门之变后，窦轨便想利用这个机会拔除这对眼中钉、肉中刺。当赦免诏书来到益州的时候，窦轨独自将诏书藏了起来，伪称自己受命于朝廷要诛杀韦云起。郭行方闻讯大惊，赶紧逃往京城，窦轨还派出杀手在其后紧追不舍，幸亏郭行方跑得够快，才捡回了一条命。
当消息传回长安的时候，李世民的眉毛都皱成了一个结。李世民这边正要宽大为怀，他却在那边假公济私，这不是等于让李世民下不了台吗？这样一来，李世民说的话还有什么威信？但恼火归恼火，当房玄龄等人请示李世民应该如何处罚窦轨的时候，李世民擺了摆手：“不，不能动他，不用动他。”
不能动窦轨，因为他是一头单纯的猛兽。战场上的窦轨不但让敌人战栗，也让自己人战栗。他作战的时候，一连十几天人不解甲都是家常便饭。军中部属无论老少贵贱，只要有人流露出一丝畏敌之情，一律处斩。他身边左右人只要犯下小小过失，也一概施以鞭笞之刑，搞得中军大帐经常血流满地，见到的人莫不为之心惊胆战。
如果说这只是武人暴烈天性的通病，那窦轨在益州行台仆射任上的所作所为就让人无法理解了。刚刚进蜀地的时候，窦轨立下规矩，严令家仆不得外出。有一天，他可能忘记了这条规定，派了一个忠仆前去官厨为自己取酒浆。事后，窦轨猛然酲悟过来，便找来这位仆人说：“不是你要违反我的禁令，确实是我派你去的。不过，要严明我立下的法纪，那就只能借你的脑袋一用了！”这位家仆惊惶不安，在临行前喊冤不已，使得监斩官犹豫不决。窦轨见状大怒，竟将监斩官也一并斩首。
不仅给窦轨做部下、做仆人很危险，甚至连他的亲属也是提着脑袋度日。窦轨向来把自己的外甥作为心腹来倚重，然而一天深夜，这位窦将军突然要外出巡视，召唤自己的外甥前来随侍，没想到等了多时也不见他到来，怒不可遏的窦轨竟然下令将自己的亲外甥送上了断头台。他这样的作风，可不是跟猛兽无异吗？
那么，李世民现在要怎么驾驭这头猛兽呢？驾驭术看上去简单无比，不过“恩威并施”四个字而已，但真正用起来，火候很重要，对不同的人来说，“恩”给到什么程度会让他欢欣鼓舞，“威”又施加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他小心戒备，都是不一样的。形象一点说，窦轨这头猛兽皮糙肉厚，没有文人墨客那样的敏感神经，像李渊那样的鞭子打在他身上，就等同于挠痒痒，没多久他就会故伎重演，这样的威又有什么用呢？
现在窦轨给李世民造成的最大麻烦，不过是顶风违命，带了一个借机捕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党羽的坏头。但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比比皆是，很多地方官员都借着这个机会打击报复自己的政敌，或者用以邀功请赏。窦轨在蜀地干下的这档子事，处罚轻了，无济于事，若是加重处罚来收取杀鸡儆猴之效，又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了。不但如此，李世民还在即位后封赠他食邑600户，授予其右卫大将军的官号，以表彰他以往的功绩。
不过，窦轨这头猛兽的破坏力实在惊人。他现在是被圈养在蜀地这个笼子里，一旦将其放出李世民的地盘，由着他那暴烈残忍的脾气胡来的话，必然会使得人心尽丧，局势动荡不安。那么，窦轨的用武之地在哪儿呢？其实，他是李世民手中的一根刑仗。管理国家，从来都是宽严相济。倘若法纪有所废弛，那就必须用严厉的手段来加以纠正，但这种事情不能由君主亲自出面解决，而必须假手于像窦轨这样的酷吏来做，这才不至于招致民怨沸腾。
在李世民即位之后的洛州就是急需严加管理的重镇。早在与李建成争位之时，洛州作为李世民的后方基地，在棋盘上的地位就举足轻重，当时，李世民为了换取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不得不对他们的许多非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天下已定，李世民自然不可能放任他们再胡作非为下去，而整肃吏治、纠弹风纪的重任交由窦轨是再合适不过了。
贞观元年（627年），窦轨被调任洛州都督。他刚刚到任，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违反法纪的人统统逮捕治罪。短时间之内，洛州城内的秩序便大为好转，这不能不说是因为恶势力畏服了窦轨的“獠牙”与“利爪”。
贞观四年，窦轨死于任上。他死后极尽哀荣，被朝廷追赠为并州都督。他的儿子娶了永嘉公主为妻，后来还历任左卫将军、秦州都督，显贵无比。不过，因为窦轨毕竟是一根沾满了鲜血的刑仗，当随着局势的变化，做皇帝的需要以和风般的怀柔手段来安抚人心之时，这根刑仗必然会被无情地抛弃。从某种意义上讲，窦轨死得很是时候。
在李世民的运筹帷幄中，秦王一派和宫府一派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情势逐渐转化为观望和等待，大家都在翘首以待，准备迎接一个全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