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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两次鸦片战争及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之后，中国的鸦片之风开始逐渐兴起。甘肃临夏虽然地处西北内陆，相比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所受到的侵略影响较轻，但在建国六十年中仍普遍存在着鸦片贩卖、吸食等现象。本文现就搜寻有关临夏鸦片的材料，对二十世纪后半期临夏地区鸦片的来源、贸易、吸食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等问题做一详述，进而探看鸦片对地区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临夏；鸦片；鸦片吸食：吸食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历了连年反侵略战争和国内军阀混战的巨大影响，国内经济境况萧条，全国普遍人民生活困顿，国家社会经济各方面亟待振兴。而鸦片一直是时至今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危害致深的社会流毒之一。早在1909年的2月1日，在中国上海就主办了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万国禁烟会议，中美英法等13个国家具体讨论了鸦片的禁种、禁吸、禁买等问题。时至一百年有余之后的今天，《文史精华》编辑部所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尚季芳老师著《近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危害及禁毒研究》等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而地处新中国内陆的甘肃临夏一带，其鸦片的具体情况尚缺乏切实地论证。在本文中笔者欲以甘肃临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地区鸦片的种植、吸食、贩卖等现象分析的，来进一步的认识鸦片对当今临夏经济的持续落后深远影响。
一、鸦片来源
临夏地区位于甘肃省西南边缘，西接青藏高原，东连黄土高原，海拔约一千九百米，境内土壤为黄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临夏成为水资源短缺、土地贫瘠的地区之一。受环境的限制，该地以抗旱作物为主，例如玉米、小麦、谷子、土豆等，但产量却较低，难以满足家庭需求。而且日用品急缺，生活贫困。相比之下，鸦片的经济利润却远远大于其他农作物，其对生长环境也并没有苛求，所以为了追求较高的经济效益，鸦片的种植开始普遍，也就是说，不同于其他的地区，临夏鸦片种植基本上是由于贫困而致，随后才引起个别或较广范围的吸食。正如《大公报》所记述的，“西北区域各省，固有天灾，重在人祸以吾人所知，西北一般之病根，首属鸦片”，并提出“非禁烟不能建设”[1]的观点。
至于鸦片何时传入甘肃，一般公认为道光年间，先由印度传入云南产生了“南土”，再传至四川，再到甘肃形成“西土”。[2]
在全国范围而言，“西北大区的甘肃省，解放初吸食鸦片者高达12万余人，人数之多为西北人数之最。”[3]进入十九世纪后至新中国成立，“据初步统计，全国吸食鸦片等毒品的烟民约有2000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4%。”[4]而甘肃省在其固有的吸食者的高基数的缘故上也不可能不成为全国主要吸食者的聚居省份。
鸦片有过半是来源于境外，例如孟加拉鸦片（以英为主贩运）、麻尔洼鸦片和土耳其鸦片（美国贩运）。后期更受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鸦片专卖的影响，鸦片种植在国内风靡一时。这些客观的历史因素都为建国后临夏地区鸦片种植的持续存在的最大缘由。例如临夏的马家军阀，据调查，1989年甘肃省人大七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把以查禁烟毒为重点的扫除社会丑恶现象作为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这次专项斗争，仅在兰州市查出贩毒窝点10处，吸毒窝点54处，破获贩运毒品案件9起，在查获的重大贩毒案件中有马廷祥贩卖毒品海罗因446克……”
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开始把抓鸦片种植，力争从源头解决鸦片问题。到“1997年全国禁毒专项斗争在全国各地声势浩大地展开起来”。
临夏鸦片的一种来源即为本地种植。由于初期落后的查禁技术和临夏偏远的地理位置，在一些偏远山区，不少人利用检查范围难以鞭及，私自种植鸦片。他们用土炕的废弃土作肥料，这种土经过长年的烧灼，富有草木灰的成分，土性温热，能够有效地缩短罂粟的生长周期，且出烟多。因为罂粟的花朵艳丽，有一些家庭的花园中种有罂粟，但无论是出于观花还是其他的目的，都被强行拔除，也有罚款，甚至被判处刑事责任的惩处。
还有一种来源即为交易。从范围上说，临夏州除了一些原为较大的商品贸易集散地有大宗的与外境存在鸦片交易外，其他地区的交易都不大，买卖的鸦片也是自己所产，量小，难于支持大型贸易。清朝时鸦片有“一个贸易季度一般从10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3月份为止”[5]的记载，但据本地的老人讲，临夏的鸦片不像一般的商品，它的贩卖是没有分时段的，因为卖者以此为主产业，并没有兼顾其他事业（包括农业），同时制成的烟膏也是极易被储存的，新旧鸦片按时节、论需求而出售，追求最大的利润。而存在的这些鸦片的大宗贸易有赖于临夏所处的地理环境——接近“金三角”和“金新月”。
在价格上，鸦片素来就与金银相拼。交易是以两以克论的，包世臣有句名言“鸦片之价较银四倍，牵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银一钱”[6]。至五十年代，受国家经济制约，烟价下跌，老人们回忆，解放后一两鸦片买价仅为十几元钱甚或几元钱，但这对于当时临夏的“烟客”也是价格不菲。魏丽英在其著作中写道：“在近代西北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结构中，高利贷………的超经济剥削，最具强烈的西北区域色彩和典型意义。”[7]也正是建国后的临夏仍然存在有高利贷，所以才为鸦片的吸食提供资金上的保证。
二、鸦片吸食
“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8]，正是吸食者的广泛存在与其需求的急迫，鸦片生产苟延残喘延存近一个世纪有余。“鸦片吸食者每天至少要吸0.025两的烟膏”[9]，这是学者根据林则徐的话推算出来的，他说“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10]，这在日平均开销中占有的份额并不小，让原本拮据的生活更加陷入深潭。在临夏，人们称鸦片为大烟，称吸食者为“大烟鬼”，也叫“大烟客”，他们只要每天能吸食少量的鸦片，就是心满意足的生活了。在没有鸦片时，不乏有典当粮食和其他所有家中稍有价值的物件，直至倾家荡产。
鸦片是被制成烟膏的形式交易的，例如“一斤的孟加拉鸦片可以熬出7两烟膏，一斤麻尔洼鸦片可以熬出12两烟膏” [11]（当时一斤为16两）。种植的罂粟是有一个果实，用刀子划出一道，就有白色的汁液渗出，在与外界的空气接触后会逐渐变为黑色，将这种黑色的凝滞物用刀轻轻刮下来，逐日积累起来，便是可以吸食的东西。这种制法作出的烟膏是最纯的。对于剩余的罂粟果实也可以制出烟膏。将所刮烟后的罂粟果壳倒入锅中反复用小火熬，数次之后将果实打捞出锅，锅内留有熬后浑浊的水。停火后将水澄上至少半天的时间，等到水中的悬浮物完全沉淀后将上面的水倒掉，最后只需将锅底的沉淀物刮下来，这便是从罂粟果实中熬制出的烟膏成分。此外，对于罂粟的茎和杆也可以用同样地方法提取出烟膏，虽然这两种方法所得的烟膏纯度不抵第一种方法的成果，但对“瘾君子”还是可解“燃眉之急”的。 在临夏农村地区，鸦片的高价也诱使造假现象的存在，“冒充者”多为土炕内部积累的较软的焦灼成分，因为它与烟膏颜色相同（均为黑色）、软硬相近、都可长时间存放，且在烫“烟”时有产生出青烟，与烟膏极易混淆，将两者混合在一起，可以以假乱真。
吸食鸦片是要用到烟枪的，但这是比较富有的吸食者才有的。在临夏地区的农村生活拮据的人就只是将制成的烟膏揉捏成丸状直接烫食。按照本地老人的描述，待到吸烟的时候，吸食者一手拿着一根烧红的铁丝，另一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捏着烟膏，让铁丝在烟膏上游走，产生丝丝的青烟，吸食者的口中叼着中空的管子（多为植物的茎杆），在烟膏出烟时就用茎杆对准极用力地吸气，烟便会顺着茎稳稳进入口中，没有遗散。吸烟时手边还会有一杯茶水（极酽为佳），待到烟入口后是立即要用这茶水来将烟压下去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吸“烟”过程，而这些烟膏丸子和铁丝是随身携带的。另外，罂粟花蕾内部的籽是可以食用的，曾经种植过鸦片的人今日已是白发苍苍，却笑谈罂粟的籽粒味道似炒熟的麻子，较为醇香。
在抽食大烟的同时，这些吸食者还在抽着黄烟。这是一种临夏本地自产的土烟，耐抽且有利于缓解不定时而来的大烟隐，毕竟昂贵的鸦片并不是易得的。
“鸦片的吸食者中劳动者是大多数，而他们是被剥削与被损害者” [12]，五十年代之后虽已无剥削之说，“瘾君子”却是最普遍的务农者。这些瘾君子中，有一部分是经济有限、以鸦片种植为生却不自觉地染上了烟瘾；有一部分源自外界的影响；另一部分是源于家族的“继承”，源于从小对鸦片的吸食耳濡目染。临夏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有关鸦片的故事：
有一个世代居住的老宅，住户祖上便是严重的瘾君子，而这个老宅则是每次吸食的场所。在历经了主人的“熏制“后，老宅换了新住户。没有了抽食大烟的人，这时屋内的老鼠却骤然躁动了起来，不分昼夜。原来却是老宅的老鼠也在宅院主人的”熏陶”中染上了烟瘾，没有了鸦片的供应时它们也消受不起了。
当地老人们记述，这是发生在建国初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此外临夏地区早先（解放前后）的茶馆、饭店（尤以羊肉商品的饭店为主）借鸦片价格较低时，有在食品中添加鸦片成分的不良现象，主要使用罂粟的果实熬制的水，以增添味美来牵制常客，而食客也对此产生了依赖，这便是其特殊的营销手段。如此，我们且不论它的完全真实性，单是说明鸦片影响力之巨大，就不能不令人发指。
对于瘾君子而言，无论自屯的鸦片是否足够，烟瘾是难以抗拒的。由于价格低廉、产品易得，麻黄素成了首选之物。麻黄素——八十年代时的一种药品，它能松弛支气管平滑肌、收缩血管，有显著的中枢兴奋作用，主要用于治疗较轻的习惯性支气管哮喘和预防哮喘发作。相比同时期的其他药品，麻黄素的药效快而持久，最重要的是其含有一定的辅助成分功效与鸦片接近，能缓解一时的烟瘾。具体的食用方法与烟膏丸子相同。而随后麻黄素也被禁止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于吸食鸦片。尤其是在冷性感冒后鸦片对人身有极大地损害，甚至致人死亡，这在四五十年代的临夏也存在有真实的案例。时至今日，在临夏的农村总还有用鸦片治疗小病的现象，无论是儿童，甚或成人喜好口服少量的鸦片来医治腹泻等，虽然这是原于早前药品的缺少及普通民众对毒品的认识不足，客观上，这确是鸦片吸食者不自觉的来源。
三、鸦片对临夏地区的影响
早先，鸦片、土匪和枪支被认为是社会的三大毒瘤，而鸦片正是枪支弥乱、社会动荡的强有力的助推剂。五十年代后，鸦片在临夏地区的流传，对社会经济影响深远。
首先，鸦片的广泛存在极大蚕食了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劳动者体质的下降。“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必要成分，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便不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13]，鸦片不仅使人沉迷其中，使抽食者面黄肌瘦、形容枯槁，而且意志消沉，无心他物，“一榻长眠，哪管他地裂山崩，海枯石烂”[14]，即使有戒烟的想法，也是极难施行的，有很多瘾君子是屡戒屡吸，屡吸屡戒，一旦深入，便很难摆脱。可观的是近十年来，政府加大了鸦片的管理力度，对吸食者实行登记造册、强制戒烟、上门复查，吸食者逐渐摆脱了鸦片的魔爪，日常生活也开始正常化。
其次，鸦片的吸食种植侵占了劳动力，分散了农业劳动，农业生产更显粗放化，基于鸦片之上的交易是对经济发展的扭曲，毒害了社会肌体，这不是持续的发展之道。况且以鸦片为商品，既占据了买者的家庭消费的不小的份额、损害了买者的利益，最终是造成卖家生活困顿、家庭破裂，殃及自身，更甚有偷盗、诈骗、抢劫、贩卖人口等种种恶劣现象，使社会面临难题。这无疑是对早期临夏地区持续的经济衰落有很大的影响，是发展缓慢滞后的不容忽视的原因。
无论历史如何，在今天，得益于国家一系列西部扶贫政策，临夏整体的发展步伐也开始逐渐加速。但过去不得不铭记，鸦片毒害之深，需要更大的关注与反思。于此，临夏才有可能真正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大公报》社评：《建设时机不可再失》， 1934年4月2日版.
[2]《郭侍郎疏奏》 卷12。
[3]邵雍.中国近代贩毒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95.
[4] 邵雍.中国近代贩毒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97.
[5]龚缨晏.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4）.
[6][清]包世臣撰、李星点校.包世臣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7：213.
[7]王致中，魏丽英.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下册）[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280.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9.
[9]龚缨晏.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4）.
[10]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103.
[11]李隆昌.“防区制”时期四川的鸦片烟祸[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4）.
[12]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805.
[13]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外国书籍出版社，1953：150.
[14]《拒毒月刊》，第85期.
【关键词】临夏；鸦片；鸦片吸食：吸食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历了连年反侵略战争和国内军阀混战的巨大影响，国内经济境况萧条，全国普遍人民生活困顿，国家社会经济各方面亟待振兴。而鸦片一直是时至今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危害致深的社会流毒之一。早在1909年的2月1日，在中国上海就主办了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万国禁烟会议，中美英法等13个国家具体讨论了鸦片的禁种、禁吸、禁买等问题。时至一百年有余之后的今天，《文史精华》编辑部所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尚季芳老师著《近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危害及禁毒研究》等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而地处新中国内陆的甘肃临夏一带，其鸦片的具体情况尚缺乏切实地论证。在本文中笔者欲以甘肃临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地区鸦片的种植、吸食、贩卖等现象分析的，来进一步的认识鸦片对当今临夏经济的持续落后深远影响。
一、鸦片来源
临夏地区位于甘肃省西南边缘，西接青藏高原，东连黄土高原，海拔约一千九百米，境内土壤为黄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临夏成为水资源短缺、土地贫瘠的地区之一。受环境的限制，该地以抗旱作物为主，例如玉米、小麦、谷子、土豆等，但产量却较低，难以满足家庭需求。而且日用品急缺，生活贫困。相比之下，鸦片的经济利润却远远大于其他农作物，其对生长环境也并没有苛求，所以为了追求较高的经济效益，鸦片的种植开始普遍，也就是说，不同于其他的地区，临夏鸦片种植基本上是由于贫困而致，随后才引起个别或较广范围的吸食。正如《大公报》所记述的，“西北区域各省，固有天灾，重在人祸以吾人所知，西北一般之病根，首属鸦片”，并提出“非禁烟不能建设”[1]的观点。
至于鸦片何时传入甘肃，一般公认为道光年间，先由印度传入云南产生了“南土”，再传至四川，再到甘肃形成“西土”。[2]
在全国范围而言，“西北大区的甘肃省，解放初吸食鸦片者高达12万余人，人数之多为西北人数之最。”[3]进入十九世纪后至新中国成立，“据初步统计，全国吸食鸦片等毒品的烟民约有2000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4%。”[4]而甘肃省在其固有的吸食者的高基数的缘故上也不可能不成为全国主要吸食者的聚居省份。
鸦片有过半是来源于境外，例如孟加拉鸦片（以英为主贩运）、麻尔洼鸦片和土耳其鸦片（美国贩运）。后期更受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鸦片专卖的影响，鸦片种植在国内风靡一时。这些客观的历史因素都为建国后临夏地区鸦片种植的持续存在的最大缘由。例如临夏的马家军阀，据调查，1989年甘肃省人大七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把以查禁烟毒为重点的扫除社会丑恶现象作为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这次专项斗争，仅在兰州市查出贩毒窝点10处，吸毒窝点54处，破获贩运毒品案件9起，在查获的重大贩毒案件中有马廷祥贩卖毒品海罗因446克……”
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开始把抓鸦片种植，力争从源头解决鸦片问题。到“1997年全国禁毒专项斗争在全国各地声势浩大地展开起来”。
临夏鸦片的一种来源即为本地种植。由于初期落后的查禁技术和临夏偏远的地理位置，在一些偏远山区，不少人利用检查范围难以鞭及，私自种植鸦片。他们用土炕的废弃土作肥料，这种土经过长年的烧灼，富有草木灰的成分，土性温热，能够有效地缩短罂粟的生长周期，且出烟多。因为罂粟的花朵艳丽，有一些家庭的花园中种有罂粟，但无论是出于观花还是其他的目的，都被强行拔除，也有罚款，甚至被判处刑事责任的惩处。
还有一种来源即为交易。从范围上说，临夏州除了一些原为较大的商品贸易集散地有大宗的与外境存在鸦片交易外，其他地区的交易都不大，买卖的鸦片也是自己所产，量小，难于支持大型贸易。清朝时鸦片有“一个贸易季度一般从10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3月份为止”[5]的记载，但据本地的老人讲，临夏的鸦片不像一般的商品，它的贩卖是没有分时段的，因为卖者以此为主产业，并没有兼顾其他事业（包括农业），同时制成的烟膏也是极易被储存的，新旧鸦片按时节、论需求而出售，追求最大的利润。而存在的这些鸦片的大宗贸易有赖于临夏所处的地理环境——接近“金三角”和“金新月”。
在价格上，鸦片素来就与金银相拼。交易是以两以克论的，包世臣有句名言“鸦片之价较银四倍，牵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银一钱”[6]。至五十年代，受国家经济制约，烟价下跌，老人们回忆，解放后一两鸦片买价仅为十几元钱甚或几元钱，但这对于当时临夏的“烟客”也是价格不菲。魏丽英在其著作中写道：“在近代西北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结构中，高利贷………的超经济剥削，最具强烈的西北区域色彩和典型意义。”[7]也正是建国后的临夏仍然存在有高利贷，所以才为鸦片的吸食提供资金上的保证。
二、鸦片吸食
“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8]，正是吸食者的广泛存在与其需求的急迫，鸦片生产苟延残喘延存近一个世纪有余。“鸦片吸食者每天至少要吸0.025两的烟膏”[9]，这是学者根据林则徐的话推算出来的，他说“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10]，这在日平均开销中占有的份额并不小，让原本拮据的生活更加陷入深潭。在临夏，人们称鸦片为大烟，称吸食者为“大烟鬼”，也叫“大烟客”，他们只要每天能吸食少量的鸦片，就是心满意足的生活了。在没有鸦片时，不乏有典当粮食和其他所有家中稍有价值的物件，直至倾家荡产。
鸦片是被制成烟膏的形式交易的，例如“一斤的孟加拉鸦片可以熬出7两烟膏，一斤麻尔洼鸦片可以熬出12两烟膏” [11]（当时一斤为16两）。种植的罂粟是有一个果实，用刀子划出一道，就有白色的汁液渗出，在与外界的空气接触后会逐渐变为黑色，将这种黑色的凝滞物用刀轻轻刮下来，逐日积累起来，便是可以吸食的东西。这种制法作出的烟膏是最纯的。对于剩余的罂粟果实也可以制出烟膏。将所刮烟后的罂粟果壳倒入锅中反复用小火熬，数次之后将果实打捞出锅，锅内留有熬后浑浊的水。停火后将水澄上至少半天的时间，等到水中的悬浮物完全沉淀后将上面的水倒掉，最后只需将锅底的沉淀物刮下来，这便是从罂粟果实中熬制出的烟膏成分。此外，对于罂粟的茎和杆也可以用同样地方法提取出烟膏，虽然这两种方法所得的烟膏纯度不抵第一种方法的成果，但对“瘾君子”还是可解“燃眉之急”的。 在临夏农村地区，鸦片的高价也诱使造假现象的存在，“冒充者”多为土炕内部积累的较软的焦灼成分，因为它与烟膏颜色相同（均为黑色）、软硬相近、都可长时间存放，且在烫“烟”时有产生出青烟，与烟膏极易混淆，将两者混合在一起，可以以假乱真。
吸食鸦片是要用到烟枪的，但这是比较富有的吸食者才有的。在临夏地区的农村生活拮据的人就只是将制成的烟膏揉捏成丸状直接烫食。按照本地老人的描述，待到吸烟的时候，吸食者一手拿着一根烧红的铁丝，另一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捏着烟膏，让铁丝在烟膏上游走，产生丝丝的青烟，吸食者的口中叼着中空的管子（多为植物的茎杆），在烟膏出烟时就用茎杆对准极用力地吸气，烟便会顺着茎稳稳进入口中，没有遗散。吸烟时手边还会有一杯茶水（极酽为佳），待到烟入口后是立即要用这茶水来将烟压下去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吸“烟”过程，而这些烟膏丸子和铁丝是随身携带的。另外，罂粟花蕾内部的籽是可以食用的，曾经种植过鸦片的人今日已是白发苍苍，却笑谈罂粟的籽粒味道似炒熟的麻子，较为醇香。
在抽食大烟的同时，这些吸食者还在抽着黄烟。这是一种临夏本地自产的土烟，耐抽且有利于缓解不定时而来的大烟隐，毕竟昂贵的鸦片并不是易得的。
“鸦片的吸食者中劳动者是大多数，而他们是被剥削与被损害者” [12]，五十年代之后虽已无剥削之说，“瘾君子”却是最普遍的务农者。这些瘾君子中，有一部分是经济有限、以鸦片种植为生却不自觉地染上了烟瘾；有一部分源自外界的影响；另一部分是源于家族的“继承”，源于从小对鸦片的吸食耳濡目染。临夏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有关鸦片的故事：
有一个世代居住的老宅，住户祖上便是严重的瘾君子，而这个老宅则是每次吸食的场所。在历经了主人的“熏制“后，老宅换了新住户。没有了抽食大烟的人，这时屋内的老鼠却骤然躁动了起来，不分昼夜。原来却是老宅的老鼠也在宅院主人的”熏陶”中染上了烟瘾，没有了鸦片的供应时它们也消受不起了。
当地老人们记述，这是发生在建国初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此外临夏地区早先（解放前后）的茶馆、饭店（尤以羊肉商品的饭店为主）借鸦片价格较低时，有在食品中添加鸦片成分的不良现象，主要使用罂粟的果实熬制的水，以增添味美来牵制常客，而食客也对此产生了依赖，这便是其特殊的营销手段。如此，我们且不论它的完全真实性，单是说明鸦片影响力之巨大，就不能不令人发指。
对于瘾君子而言，无论自屯的鸦片是否足够，烟瘾是难以抗拒的。由于价格低廉、产品易得，麻黄素成了首选之物。麻黄素——八十年代时的一种药品，它能松弛支气管平滑肌、收缩血管，有显著的中枢兴奋作用，主要用于治疗较轻的习惯性支气管哮喘和预防哮喘发作。相比同时期的其他药品，麻黄素的药效快而持久，最重要的是其含有一定的辅助成分功效与鸦片接近，能缓解一时的烟瘾。具体的食用方法与烟膏丸子相同。而随后麻黄素也被禁止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于吸食鸦片。尤其是在冷性感冒后鸦片对人身有极大地损害，甚至致人死亡，这在四五十年代的临夏也存在有真实的案例。时至今日，在临夏的农村总还有用鸦片治疗小病的现象，无论是儿童，甚或成人喜好口服少量的鸦片来医治腹泻等，虽然这是原于早前药品的缺少及普通民众对毒品的认识不足，客观上，这确是鸦片吸食者不自觉的来源。
三、鸦片对临夏地区的影响
早先，鸦片、土匪和枪支被认为是社会的三大毒瘤，而鸦片正是枪支弥乱、社会动荡的强有力的助推剂。五十年代后，鸦片在临夏地区的流传，对社会经济影响深远。
首先，鸦片的广泛存在极大蚕食了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劳动者体质的下降。“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必要成分，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便不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13]，鸦片不仅使人沉迷其中，使抽食者面黄肌瘦、形容枯槁，而且意志消沉，无心他物，“一榻长眠，哪管他地裂山崩，海枯石烂”[14]，即使有戒烟的想法，也是极难施行的，有很多瘾君子是屡戒屡吸，屡吸屡戒，一旦深入，便很难摆脱。可观的是近十年来，政府加大了鸦片的管理力度，对吸食者实行登记造册、强制戒烟、上门复查，吸食者逐渐摆脱了鸦片的魔爪，日常生活也开始正常化。
其次，鸦片的吸食种植侵占了劳动力，分散了农业劳动，农业生产更显粗放化，基于鸦片之上的交易是对经济发展的扭曲，毒害了社会肌体，这不是持续的发展之道。况且以鸦片为商品，既占据了买者的家庭消费的不小的份额、损害了买者的利益，最终是造成卖家生活困顿、家庭破裂，殃及自身，更甚有偷盗、诈骗、抢劫、贩卖人口等种种恶劣现象，使社会面临难题。这无疑是对早期临夏地区持续的经济衰落有很大的影响，是发展缓慢滞后的不容忽视的原因。
无论历史如何，在今天，得益于国家一系列西部扶贫政策，临夏整体的发展步伐也开始逐渐加速。但过去不得不铭记，鸦片毒害之深，需要更大的关注与反思。于此，临夏才有可能真正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大公报》社评：《建设时机不可再失》， 1934年4月2日版.
[2]《郭侍郎疏奏》 卷12。
[3]邵雍.中国近代贩毒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95.
[4] 邵雍.中国近代贩毒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97.
[5]龚缨晏.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4）.
[6][清]包世臣撰、李星点校.包世臣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7：213.
[7]王致中，魏丽英.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下册）[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280.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9.
[9]龚缨晏.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4）.
[10]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103.
[11]李隆昌.“防区制”时期四川的鸦片烟祸[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4）.
[12]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805.
[13]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外国书籍出版社，1953：150.
[14]《拒毒月刊》，第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