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与之相应而起的，则是有关抗击疫情的新诗作品。这批作品数量庞大，密布于微信朋友圈、微博，然后，再出没于各种报章杂志。它们带着做诗者的忧愁、焦虑、恐惧、迷茫，甚或绝望。诗者，“言志”也，“缘情”也，本是中国诗学的老传统;“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既可以被称之为做诗者的本来之“志”，也算得上做诗者的“情”之附丽。新诗当然也可以“歌其食”、“歌其事”;但讓新诗及其现代性成立的条件，却远不止于此。
这首先是因为承载言志抒情的古诗的媒介，早已大相径庭于承接现代经验的新诗的载体。前者被习惯性地称作古代汉语，后者则被目之为现代汉语。相比较而言，古代汉语具有成色较浓的封闭性（而非心胸狭窄的排他性），它和天圆地方的“天下”概念正相般配;唯有佛教东传，才配称历史上对这种语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冲撞和考验，但最终以古代汉语的大获全胜而收束：它在轻描淡写之下，将对方纳于自身，进而丰富了自身在表达上开疆拓土的能力。现代汉语可谓之为古代汉语的浴火重生。经过科学化和技术化的洗礼，现代汉语具有极强的分析性能;相对于倡导天人合一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对外部世界具有更为强劲的欲望。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之下，古代汉语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幸运;一败涂地取代了曾经的大获全胜。被古代汉语悉心滋养的中国人，被迫睁开眼睛看世界;关起门来直抒胸臆，已经不足以表达复杂多变的现代经验。因此，不乏封闭特性的古代汉语，必须全方位向世界打开自身。否则，鲁迅担忧的“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就并非没有可能就这样，“世界”不讲道理地取代了“天下”。所以，现代汉语打一开始，就必须放眼世界，但尤其是放眼“世界”这个概念带来的现代经验，而不单是情感;要知道，佩索阿（Fernand Pessoa）早就告诫过：“一个新神只是一个新的语词。”单靠直抒胸臆那般去“歌其食”“歌其事”，尚不足以支撑起新诗，那必须传达现代经验的文学体式。由此出发，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吉狄马加为什么要在其长诗《裂开的星球》中如是发言：
哦！幼发底河、恒河、密西西比河和黄河，
还有那些我没有一一报出名字的河流，
你们见证过人类漫长的生活与历史，能不能
告诉我，当你们咽下厄运的时候，又是如何
从嘴里吐出了生存的智慧和光滑古朴的石头。
这些古老的河流，既是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人类兴衰史和荣辱史的见证者;它们缄默无言，但在重经验、重分析的现代汉语的“只眼”中（而非重情志、重综合的古代汉语的念想中），却“足智”而绝不愿意“多谋”。密西西比河自不必多说，因为它原本就是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幼发拉底河与恒河，见证了寄存其身的国度如何从前现代嬗变为现代，怎样被裹挟进全球化;黄河则无疑目睹了古代汉语脱胎换骨为现代汉语的全过程，目睹了后者如何将中国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大家庭，这个曾经不怀好意取代了“天下”的异质者。是现代汉语塑造了《裂开的星球》;因此，那个感叹之“哦”牵引出来的诗句，就不能被简单地认作宛若古诗那般，仅仅是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仔细辨识，便不难发现：“哦”引发出来的，乃是唯有从当下回望古代，才可能从古代找到对当下富有启示作用的宝贵经验，有关人类生死存亡的经验，虽然从表面上，好像是在直抒胸臆。这经验，亦即“生存的智慧”，还有“光滑古朴的石头”，不是那些不朽的河流随身自带的，而是放眼看世界的现代汉语发明出来的;不同腰身的语言发明不同腰身的世界，攫取不同性状的经验。因此，这经验只能是现代经验;“生存的智慧和光滑古朴的石头”带有现代汉语给予它的特殊情感、特殊的抒情方式，却不能被单纯和清澈的“情志”二字所完全概括。
在老谋深算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看来，地球村或全球化意味着：“多元化时间接替了大一统时间。今天，在纽约美餐、到巴黎才感到消化不良的事情太容易发生了。旅行者还有这样日常的经历：一个小时前，他还停滞于公元前3000年的文化中，一个小时后，他却进入了公元1900年的文化了。”麦氏功夫了得，言下当然无虚。事实上，新型冠状病毒正是以他预言的方式，以他总结出来的旅行线路，在全球快速传播;在传播过程中，还不断如曾子“吾一日三省吾身”那般自我更新换代，类似于在纽约美餐在巴黎消化不良，也有类于公元前3000年的文化一下子被提升为公元1900年的文化。全球化不一定意味着有福同享，但肯定意味着有难同当，至少倾向于有难同当。这最终必将导致《裂开的星球》中那个不祥的断言：“这是一个裂开的星球！”吉狄马加因之而有言——
它（即病毒-引者按）当然不需要护照，可以到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
你看见那随季而飞的候鸟，崖壁上倒挂着的果蝠，
猩红色屁股追逐异性的猩猩，跨物种跳跃的虫族，
它们都会把生或死的骰子投向天堂和地狱的邮箱。
它到访过教堂、清真寺、道观、寺庙和世俗的学校，
还敲开了封闭的养老院以及戒备森严的监狱的大门。
如果可能它将惊醒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府，死神的面具
将会把黑色的恐慌钉入空间。红色的矛将杀死黑色的盾。
现代汉语是新诗的唯一媒介。因此，新诗的任务，乃是分析性地处理现代经验;分析性的首要素质，是冷静、冷静和冷静。《裂开的星球》将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可怕情形，给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描摹了出来（“它当然不需要护照”;“它到访过教堂、清真寺、道观、寺庙和世俗的学校”）。而唯其冷静，才更能体现现代汉语与生俱来的意志，继而为新诗带去坚定的心性、强劲的力量;同时，将病毒的可怖及其危害程度给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出来（“它们都会把生或死的骰子投向天堂和地狱的邮箱”;“死神的面具/将会把黑色的恐慌钉入空间。红色的矛将杀死黑色的盾”）。这可不是面容清澈的“歌其食”所能为;其体量，也远在“歌其事”的营业范围之外。分析性除了对冷静、客观有极强的要求外，还对细节有特殊的嗜好。理由十分简单：既然是分析，就得首先针对局部说话，不能一开始就将目光贸然投向整体——整体才是唬人的;而局部之和，往往会大于整体，恰如欧阳江河在某首诗中之所说：“局部是最多的，比全体还多出一个。”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德罗（Ludwig Mies vander Rohe）则有言：“魔鬼在细节中”。对于现代汉语的分析性而言，它的力量以及它给新诗带来的力量，也在细节上。古诗的力量基本上不源于细节，更主要地出自比兴和意象;在长诗《裂开的星球》中，细节可谓比比皆是： 当智者的语言被金钱和物质的双手弄脏，我在二十年前就看见过一只鸟，在城市耸立的黑
色烟囱上坠地而亡，这是应该原谅那只鸟还是原谅我们呢？天空的沉默回答了一切。
……
此时我看见落日的沙漠上有一只山羊，
不知道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丢失的。
冷静和细节能够保证新诗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现代经验时，展示它理应展示的强劲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它们担保、坐镇和助拳，《裂开的星球》不仅获取了有别于古诗那样的成诗方式、路径和纹理，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对疫情的消费。这是因为细节和冷静不仅带来了认知上的客观化（“我在二十年前就看见过一只鸟，在城市耸立的黑/色烟囱上坠地而亡”），还导致了态度上的克制性，不夸张，不滥情，更不搞骇人听闻那一套（“此时我看见落日的沙漠上有一只山羊，/不知道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丢失的。”）。众所周知，全球化的后果之一，就是消费型社会的出现，以及它的洋洋自得。在人类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时代，一切物、事、情、人，莫不成为可以用于消费的对象。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消费的什物，恰如钟鸣在一首名为《关系》的诗作中说过的那样：“但蚂蚱性急，时辰不多，更愿直接地‘消费关系’。”臧棣则乐于这样写道：“对美貌必须实行高消费/这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像今年的通涨指数”（臧棣：《神话》）。出于完全相同的道理和逻辑，包括海啸、地震、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一切灾难，都可以被新诗征用为消费的对象。忽视灾难的细节，聚焦于疫情的唬人的整体，不过是大而化之地为写诗而写诗，它空洞、抽象，看似宏大，实则干瘪、无物;弃冷静而代之以多情、濫情直至煽情，不过是借灾难以成就一首首表面多泪实则寡情无义的诗篇而已。
在《裂开的星球》中，有这样一行不幸一语成谶的诗句：在“今天的地球村，人类手中握的是一把双刃剑”。重客观和细节的现代汉语成功地将中国带入了全球化，入住了地球村，但也逃无可逃地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别的暂且毋论，仅就它在新诗写作中的表现，就足以说明这个严重的问题。重视细节能让新诗显得感情克制，避免了消极浪漫主义的滥情、少年式的小伤感，以及对诗意和远方的肆意索取。但过于重视细节，以至于陷入对细节和场景的罗列，甚至沦陷于无休止的铺陈，则让新诗啰嗦、絮叨，口水连篇，像极了长舌妇。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屡见不鲜（此处恕不点名）。冷静能让新诗仔细、准确地捕捉细节，将细节纳入语言的平常心，并用日常口吻说出细节及其隐藏起来的含义，避免了肉麻和情感乖张。但冷静过度，则容易让本该主脑的新诗（古诗则主心）陷入唯脑的境地，最终走向抽象和无情（而非寡情）。这样的案例，更可谓比比皆是（此处恕不举例）。《裂开的星球》在避开消费疫情的险滩后，也避开了长舌妇的身份、抽象无情的境地：
当我看见但丁的意大利在地狱的门口掩面哭泣，
塞万提斯的子孙们在经历着又一次身心的伤痛。
人道的援助不管来自哪里，唉，都是一种美德。
作为声音性叹息的视觉性记号（sign），“唉”乃是古代汉语的根本之所在。古代汉语对待万事万物直至深不可测的命运，都倾向于也乐于采取叹息而不是反抗的态度，正所谓“存，吾顺事;殁，吾宁也”。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很显然，《豪杰诗》乃是叹的展开;叹乃是《豪杰诗》的实质。吕叔湘早已揭示了实质和展开之间的亲密关系：“感叹词就是独立的语气词，我们感情激动时，感叹之声先脱口而出，以后才继以说明的语句。”不无漫长的展开，不过是对简短的实质给出的说明。经由文化遗传，感叹，这种珍贵的气质，得以驻扎于现代汉语;《裂开的星球》则因忠实于这种气质，既没有走向无情和抽象，也将长舌妇的身份抛到九霄云外，还因其诚恳和诚实不忍心轻薄地消费灾难。很容易看出来，在《裂开的星球》中，“唉”对被裂开的星球有深深的担忧，对可能到来的去全球化，则有难以言说的遗憾。尽管如此，面对古代汉语独有的悲悯情怀，“唉”的态度是对之自觉地继承，有意识地守先待后。
吉狄马加是一位用汉语写作的彝族诗人，其诗作中的悲悯情怀很有可能不仅仅源自古代汉语，还有可能部分性地出自彝族典籍;珍贵的彝族典籍和古代汉语两相交汇，也许才是悲悯情怀的真正来源。很多年前，《裂开的星球》的作者就曾盛赞过本民族“圣经”级别的宝典，也就是那部伟大的《勒俄特依》：“我好像看见祖先的天菩萨被星星点燃/我好像看见祖先的肌肉是群山的造型/我好像看见祖先的躯体上长出了荞子/我好像看见金黄的太阳变成了一盏灯/我好像看见土地上有一部古老的日记/我好像看见山野里站立着一群沉思者/最后我看见一扇门上有四个字：/《勒俄特依》”（吉狄马加：《史诗和人》）《勒俄特依》是一部宣扬爱和团结的宝典，是对悲悯的声音化和文字化;它在致力于呼唤最大公约数的世界，反对旨在分裂人类的去全球化。由此，《裂开的星球》更愿意将新诗理解为歌颂，而不是仇恨;理解为赞叹，而不是抱怨和愤怒;理解为追求同一性，而不是追求貌似多元的分裂与割据。由此，从古代汉语潜渡而至现代汉语的“唉”，得到了《勒俄特依》的热情加持;所以，《裂开的星球》有理由如是发言：“孤独的星球还在旋转，但雪族十二子总会出现醒来的先知。/那是因为《勒俄》告诉过我，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兄弟。”在“唉”的帮助下，《勒俄特依》有能力让《裂开的星球》相信：“左手对右手的责怪，并不能/制造出一艘新的诺亚方舟，逃离这千年的困境。”有了这等理念，现代汉语的强大意志，那浴火归来的伟大语言，就有可能被新诗控制在适宜的境地：既不左，也不右;既不过于冷静和重视细节，也不失却冷静和适度地关注细节。但它刚好能够表达西克苏（Helene Cixous）称赞过的那种希望，一种头骨上仅剩一丝肉星的希望。如此这般的现代汉语最终帮助《裂开的星球》发出了反对裂开的呼声：
无论会发生什么，我都会执着而坚定的相信——
太阳还会在明天升起，黎明的曙光依然如同爱人的眼睛
温暖的风还会吹过大地的腹部，母亲和孩子还在那里嬉戏
大海的蓝色还会随梦一起升起，在子夜成为星辰的爱巢
劳动和创造还是人类获得幸福的主要方式，多数人都会同意
人类还会活着，善和恶都将随行，人与自身的斗争不会停止
时间的入口没有明显的提示，人类你要大胆而又加倍的小心
这首先是因为承载言志抒情的古诗的媒介，早已大相径庭于承接现代经验的新诗的载体。前者被习惯性地称作古代汉语，后者则被目之为现代汉语。相比较而言，古代汉语具有成色较浓的封闭性（而非心胸狭窄的排他性），它和天圆地方的“天下”概念正相般配;唯有佛教东传，才配称历史上对这种语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冲撞和考验，但最终以古代汉语的大获全胜而收束：它在轻描淡写之下，将对方纳于自身，进而丰富了自身在表达上开疆拓土的能力。现代汉语可谓之为古代汉语的浴火重生。经过科学化和技术化的洗礼，现代汉语具有极强的分析性能;相对于倡导天人合一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对外部世界具有更为强劲的欲望。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之下，古代汉语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幸运;一败涂地取代了曾经的大获全胜。被古代汉语悉心滋养的中国人，被迫睁开眼睛看世界;关起门来直抒胸臆，已经不足以表达复杂多变的现代经验。因此，不乏封闭特性的古代汉语，必须全方位向世界打开自身。否则，鲁迅担忧的“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就并非没有可能就这样，“世界”不讲道理地取代了“天下”。所以，现代汉语打一开始，就必须放眼世界，但尤其是放眼“世界”这个概念带来的现代经验，而不单是情感;要知道，佩索阿（Fernand Pessoa）早就告诫过：“一个新神只是一个新的语词。”单靠直抒胸臆那般去“歌其食”“歌其事”，尚不足以支撑起新诗，那必须传达现代经验的文学体式。由此出发，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吉狄马加为什么要在其长诗《裂开的星球》中如是发言：
哦！幼发底河、恒河、密西西比河和黄河，
还有那些我没有一一报出名字的河流，
你们见证过人类漫长的生活与历史，能不能
告诉我，当你们咽下厄运的时候，又是如何
从嘴里吐出了生存的智慧和光滑古朴的石头。
这些古老的河流，既是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人类兴衰史和荣辱史的见证者;它们缄默无言，但在重经验、重分析的现代汉语的“只眼”中（而非重情志、重综合的古代汉语的念想中），却“足智”而绝不愿意“多谋”。密西西比河自不必多说，因为它原本就是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幼发拉底河与恒河，见证了寄存其身的国度如何从前现代嬗变为现代，怎样被裹挟进全球化;黄河则无疑目睹了古代汉语脱胎换骨为现代汉语的全过程，目睹了后者如何将中国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大家庭，这个曾经不怀好意取代了“天下”的异质者。是现代汉语塑造了《裂开的星球》;因此，那个感叹之“哦”牵引出来的诗句，就不能被简单地认作宛若古诗那般，仅仅是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仔细辨识，便不难发现：“哦”引发出来的，乃是唯有从当下回望古代，才可能从古代找到对当下富有启示作用的宝贵经验，有关人类生死存亡的经验，虽然从表面上，好像是在直抒胸臆。这经验，亦即“生存的智慧”，还有“光滑古朴的石头”，不是那些不朽的河流随身自带的，而是放眼看世界的现代汉语发明出来的;不同腰身的语言发明不同腰身的世界，攫取不同性状的经验。因此，这经验只能是现代经验;“生存的智慧和光滑古朴的石头”带有现代汉语给予它的特殊情感、特殊的抒情方式，却不能被单纯和清澈的“情志”二字所完全概括。
在老谋深算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看来，地球村或全球化意味着：“多元化时间接替了大一统时间。今天，在纽约美餐、到巴黎才感到消化不良的事情太容易发生了。旅行者还有这样日常的经历：一个小时前，他还停滞于公元前3000年的文化中，一个小时后，他却进入了公元1900年的文化了。”麦氏功夫了得，言下当然无虚。事实上，新型冠状病毒正是以他预言的方式，以他总结出来的旅行线路，在全球快速传播;在传播过程中，还不断如曾子“吾一日三省吾身”那般自我更新换代，类似于在纽约美餐在巴黎消化不良，也有类于公元前3000年的文化一下子被提升为公元1900年的文化。全球化不一定意味着有福同享，但肯定意味着有难同当，至少倾向于有难同当。这最终必将导致《裂开的星球》中那个不祥的断言：“这是一个裂开的星球！”吉狄马加因之而有言——
它（即病毒-引者按）当然不需要护照，可以到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
你看见那随季而飞的候鸟，崖壁上倒挂着的果蝠，
猩红色屁股追逐异性的猩猩，跨物种跳跃的虫族，
它们都会把生或死的骰子投向天堂和地狱的邮箱。
它到访过教堂、清真寺、道观、寺庙和世俗的学校，
还敲开了封闭的养老院以及戒备森严的监狱的大门。
如果可能它将惊醒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府，死神的面具
将会把黑色的恐慌钉入空间。红色的矛将杀死黑色的盾。
现代汉语是新诗的唯一媒介。因此，新诗的任务，乃是分析性地处理现代经验;分析性的首要素质，是冷静、冷静和冷静。《裂开的星球》将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可怕情形，给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描摹了出来（“它当然不需要护照”;“它到访过教堂、清真寺、道观、寺庙和世俗的学校”）。而唯其冷静，才更能体现现代汉语与生俱来的意志，继而为新诗带去坚定的心性、强劲的力量;同时，将病毒的可怖及其危害程度给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出来（“它们都会把生或死的骰子投向天堂和地狱的邮箱”;“死神的面具/将会把黑色的恐慌钉入空间。红色的矛将杀死黑色的盾”）。这可不是面容清澈的“歌其食”所能为;其体量，也远在“歌其事”的营业范围之外。分析性除了对冷静、客观有极强的要求外，还对细节有特殊的嗜好。理由十分简单：既然是分析，就得首先针对局部说话，不能一开始就将目光贸然投向整体——整体才是唬人的;而局部之和，往往会大于整体，恰如欧阳江河在某首诗中之所说：“局部是最多的，比全体还多出一个。”建筑大师路德维希·德罗（Ludwig Mies vander Rohe）则有言：“魔鬼在细节中”。对于现代汉语的分析性而言，它的力量以及它给新诗带来的力量，也在细节上。古诗的力量基本上不源于细节，更主要地出自比兴和意象;在长诗《裂开的星球》中，细节可谓比比皆是： 当智者的语言被金钱和物质的双手弄脏，我在二十年前就看见过一只鸟，在城市耸立的黑
色烟囱上坠地而亡，这是应该原谅那只鸟还是原谅我们呢？天空的沉默回答了一切。
……
此时我看见落日的沙漠上有一只山羊，
不知道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丢失的。
冷静和细节能够保证新诗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现代经验时，展示它理应展示的强劲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它们担保、坐镇和助拳，《裂开的星球》不仅获取了有别于古诗那样的成诗方式、路径和纹理，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了对疫情的消费。这是因为细节和冷静不仅带来了认知上的客观化（“我在二十年前就看见过一只鸟，在城市耸立的黑/色烟囱上坠地而亡”），还导致了态度上的克制性，不夸张，不滥情，更不搞骇人听闻那一套（“此时我看见落日的沙漠上有一只山羊，/不知道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丢失的。”）。众所周知，全球化的后果之一，就是消费型社会的出现，以及它的洋洋自得。在人类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时代，一切物、事、情、人，莫不成为可以用于消费的对象。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消费的什物，恰如钟鸣在一首名为《关系》的诗作中说过的那样：“但蚂蚱性急，时辰不多，更愿直接地‘消费关系’。”臧棣则乐于这样写道：“对美貌必须实行高消费/这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像今年的通涨指数”（臧棣：《神话》）。出于完全相同的道理和逻辑，包括海啸、地震、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一切灾难，都可以被新诗征用为消费的对象。忽视灾难的细节，聚焦于疫情的唬人的整体，不过是大而化之地为写诗而写诗，它空洞、抽象，看似宏大，实则干瘪、无物;弃冷静而代之以多情、濫情直至煽情，不过是借灾难以成就一首首表面多泪实则寡情无义的诗篇而已。
在《裂开的星球》中，有这样一行不幸一语成谶的诗句：在“今天的地球村，人类手中握的是一把双刃剑”。重客观和细节的现代汉语成功地将中国带入了全球化，入住了地球村，但也逃无可逃地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别的暂且毋论，仅就它在新诗写作中的表现，就足以说明这个严重的问题。重视细节能让新诗显得感情克制，避免了消极浪漫主义的滥情、少年式的小伤感，以及对诗意和远方的肆意索取。但过于重视细节，以至于陷入对细节和场景的罗列，甚至沦陷于无休止的铺陈，则让新诗啰嗦、絮叨，口水连篇，像极了长舌妇。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屡见不鲜（此处恕不点名）。冷静能让新诗仔细、准确地捕捉细节，将细节纳入语言的平常心，并用日常口吻说出细节及其隐藏起来的含义，避免了肉麻和情感乖张。但冷静过度，则容易让本该主脑的新诗（古诗则主心）陷入唯脑的境地，最终走向抽象和无情（而非寡情）。这样的案例，更可谓比比皆是（此处恕不举例）。《裂开的星球》在避开消费疫情的险滩后，也避开了长舌妇的身份、抽象无情的境地：
当我看见但丁的意大利在地狱的门口掩面哭泣，
塞万提斯的子孙们在经历着又一次身心的伤痛。
人道的援助不管来自哪里，唉，都是一种美德。
作为声音性叹息的视觉性记号（sign），“唉”乃是古代汉语的根本之所在。古代汉语对待万事万物直至深不可测的命运，都倾向于也乐于采取叹息而不是反抗的态度，正所谓“存，吾顺事;殁，吾宁也”。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很显然，《豪杰诗》乃是叹的展开;叹乃是《豪杰诗》的实质。吕叔湘早已揭示了实质和展开之间的亲密关系：“感叹词就是独立的语气词，我们感情激动时，感叹之声先脱口而出，以后才继以说明的语句。”不无漫长的展开，不过是对简短的实质给出的说明。经由文化遗传，感叹，这种珍贵的气质，得以驻扎于现代汉语;《裂开的星球》则因忠实于这种气质，既没有走向无情和抽象，也将长舌妇的身份抛到九霄云外，还因其诚恳和诚实不忍心轻薄地消费灾难。很容易看出来，在《裂开的星球》中，“唉”对被裂开的星球有深深的担忧，对可能到来的去全球化，则有难以言说的遗憾。尽管如此，面对古代汉语独有的悲悯情怀，“唉”的态度是对之自觉地继承，有意识地守先待后。
吉狄马加是一位用汉语写作的彝族诗人，其诗作中的悲悯情怀很有可能不仅仅源自古代汉语，还有可能部分性地出自彝族典籍;珍贵的彝族典籍和古代汉语两相交汇，也许才是悲悯情怀的真正来源。很多年前，《裂开的星球》的作者就曾盛赞过本民族“圣经”级别的宝典，也就是那部伟大的《勒俄特依》：“我好像看见祖先的天菩萨被星星点燃/我好像看见祖先的肌肉是群山的造型/我好像看见祖先的躯体上长出了荞子/我好像看见金黄的太阳变成了一盏灯/我好像看见土地上有一部古老的日记/我好像看见山野里站立着一群沉思者/最后我看见一扇门上有四个字：/《勒俄特依》”（吉狄马加：《史诗和人》）《勒俄特依》是一部宣扬爱和团结的宝典，是对悲悯的声音化和文字化;它在致力于呼唤最大公约数的世界，反对旨在分裂人类的去全球化。由此，《裂开的星球》更愿意将新诗理解为歌颂，而不是仇恨;理解为赞叹，而不是抱怨和愤怒;理解为追求同一性，而不是追求貌似多元的分裂与割据。由此，从古代汉语潜渡而至现代汉语的“唉”，得到了《勒俄特依》的热情加持;所以，《裂开的星球》有理由如是发言：“孤独的星球还在旋转，但雪族十二子总会出现醒来的先知。/那是因为《勒俄》告诉过我，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兄弟。”在“唉”的帮助下，《勒俄特依》有能力让《裂开的星球》相信：“左手对右手的责怪，并不能/制造出一艘新的诺亚方舟，逃离这千年的困境。”有了这等理念，现代汉语的强大意志，那浴火归来的伟大语言，就有可能被新诗控制在适宜的境地：既不左，也不右;既不过于冷静和重视细节，也不失却冷静和适度地关注细节。但它刚好能够表达西克苏（Helene Cixous）称赞过的那种希望，一种头骨上仅剩一丝肉星的希望。如此这般的现代汉语最终帮助《裂开的星球》发出了反对裂开的呼声：
无论会发生什么，我都会执着而坚定的相信——
太阳还会在明天升起，黎明的曙光依然如同爱人的眼睛
温暖的风还会吹过大地的腹部，母亲和孩子还在那里嬉戏
大海的蓝色还会随梦一起升起，在子夜成为星辰的爱巢
劳动和创造还是人类获得幸福的主要方式，多数人都会同意
人类还会活着，善和恶都将随行，人与自身的斗争不会停止
时间的入口没有明显的提示，人类你要大胆而又加倍的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