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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准确地定义哲学是古往今来哲学家们的隐秘渴望。在哲学史上，各种对于哲学的定义竞相呈现甚至彼此反对，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都照应了古希腊人最初给予哲学的“爱智慧”定义。哲学是源自惊异而产生的意义追寻的理性思考活动，与出于好奇而产生的真理追求的知性认知活动不同。也就是说，哲学，在其本真意义上，是一项思考的事业，是一种“意义的追寻”。
关键词：哲学；意义；理性；阿伦特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0）06-0078-05
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就哲学史而言，对于哲学的各种回答显然具有历史性，即彼此对立的哲学观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中有其起源[1]（P98）。然而，这些彼此对立的哲学观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为人们所接受，并不是因为一种相对主义，而在于这些彼此不同的哲学观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惊异。这一古往今来所有哲学由之所出的共同根源，很好地表达在古希腊人对于哲学的原初定义中：哲学就是爱智慧。为此，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观，必然要对作为哲学之共同根源的惊异以及“爱智慧”做出合理性的解释。
所谓“爱智慧”，其中的“爱”指的是“理性的反思探究”；而“智慧”其所指为何，则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即使同一个哲学家在不同的情境下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说“智慧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知识）”[2]（P29），另一方面又说“智慧是一种德性，而不是一类知识”[3]。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分别说出这两个不同看法的出处，就会发现这并非自相矛盾，而恰恰是智慧本身包含的两种涵义。作为知识的智慧针对的是存在者之存在，而后者处理的是人的生存事务。但无论智慧所指为何，哲学之为哲学其本质在于“理性的反思探究”，即不满足于事物/事务是什么，而要探究事物之根源和解释事务之意义。因此，哲学作为一种人的活动，不管是探究事物之根源（追求知识）还是解释事务之意义（追寻意义），都是为了“去理解”，去平缓由于惊异而来的内在骚动。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哲学都开始于心灵的内在骚动（inner upheaval），正是这种内心骚动决定着哲学所追寻的目的”[1](P14)。很显然，即使是对知识的追求，也是源自知识追求者能够在知识的追求中获得意义和价值。因此，哲学是基于理性思考的意义追寻。本文将依据阿伦特的思想，考察意义与真理、理性（思考）与知性（认知）之间的区别，更为详细地申论和阐发这一判断。
一
根据阿伦特的说法，人们对于世界以及自身提出的各种问题，在逻辑上可以大致地分为两种。一种是源自好奇，由对知识的渴求所产生的问题，即追求真理的问题；另一种则是知识真理无法解答的问题，它源自惊异由理性提出的问题，即追寻意义的问题[4]（P58）。在这里，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认知问题和解释问题；其中认知以真理为目标，解释则是为了寻求意义。所谓的真理，是人们不可拒绝的、具有强制性的命题，其外延与莱布尼茨所谓的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相符。而关于意义，我们基本上可以在苏格拉底的“价值”的意义上来理解，即去理解一项活动、一种经验或者某种生活方式，就是去探寻其价值，判断其是否值得。
我们先来看看追寻意义的解释问题。日常生活中，面对生活方式和所遭遇的人事，每个人都需要作出反应，做出自己的判断。然而，生活方式与所遭遇的人事自身不会展开它们的意义，它们取决于遭逢它们的人的判断和选择。因此，人们必定要提出探寻意义的问题，思考它们是否值得，是否有价值。这种对意义的追寻，在本质上就是想知道什么行为是有价值的，何种生活方式是值得过的。这些涉及意义的解释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但它们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首先，解释性问题虽然并不拒斥经验，但它们在本质上是非经验的。其次，对于它们的回答也无法通过经验证据或逻辑推理来保证，因为它们寻求的是价值和意义[4]（P58）。比如，我们要判断某种生活方式的价值和意义，就无法通过这种生活方式事实上有多少人选择来确定；而且，即使我们所要判断的生活方式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探寻。因此，追寻意义的解释性问题无法通过经验事实和逻辑形式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人的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判断选择来平息缓和。我们说是平息缓和而不是一劳永逸的解答，那是因为追寻意义的解释性问题源自通过惊异而来的生存困惑，而不是出自对于世界的好奇。这种基于人的生存论困惑的问题，是理性的迫切需要，不同于对知识真理的追求[4]（P14）。这些问题始终激荡着人们或潜存在人们的心中，而无法通过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或预知有一天能有一个答案加以解决。最后，由于追寻意义的解释性问题在本质上是非经验的，人们对于同一个问题可以作出不同的阐释、在不同的价值上加以认同。因此，对于这些不同的回答就无法通过经验来证实或证伪，而只能通过说服论辩来确立其合理性，展示其富有创造性的洞见。
与此不同，追求知识真理的认知问题，源自我们对于世界某个方面的好奇，是为了“有所见”，即“有所知”，它们都可以通过经验来加以回答；或者是一些逻辑和数学问题，它们通过逻辑形式的推理可以加以回答。不管这些认知问题在层次上有何区分，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要获得知识真理，“追寻的是不可反驳的真理”[4]（P59）。因此，认知问题所追求的知识真理就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知识真理具有客观性，即它可以脱离形成这一知识真理的个人而独立存在，并构成知识真理体系的一部分；第二，知识真理是公开公共的，即它可以为一切人接近并获得，并且有一个获得它的普遍认可的程序；第三，知识真理是非个人的，即它独立于一个人的意愿、希望和欲望；第四，知识真理是强制性的，“真理是我们的感官和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被迫承认的东西”[4]（P57-61），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得不接受它，而不可以自由地加以拒绝；最后，真理在本质上是累积性和进步性的，即我们可以把具体真理相加、结合起来形成发现其它真理的基础，由此形成一个真理体系。
在阿伦特看来，哲学与科学分别是解释性问题和认知问题的两种典范形式。哲学追寻的是意味着什么，科学探究的是什么；哲学源于惊异而出于对意义价值的寻求，科学源自好奇而出于对知识真理的热爱；哲学的目标是为了确定人的生存所涉的诸多样式的意义，科学的目标是提供一个系统的真理体系。也就是说，“哲学思考想要理解其意义，科学认知想要认识给予我们感官的东西”[4]（P57）。因此，哲学与科学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活动模式。如我们之前所概括的那样，哲学提供给人类的不是什么理论体系，而是大量的思想、洞见以及关于人的生存的观点；科学提供给人类的则是客观的、公开公共的、非个人的进步性知识，并且通过这些知识构成一个真理体系，尽管这些知识真理并不一定具有永恒性，但永恒始终是真理的目标。如英国学者帕勒克所说，尽管哲学家们为其观点提供了诸多的理论支持，但是他们的观点在本质上是无法像科学知识一样被论证或证明[5]（P13）。而科学家提供的知识真理，必然是人们不得不接受的定理，一个人可以说不理解某些知识真理，但没有人会不接受知识真理。然而，人们若对于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形成自己的看法，认同某些哲学家而拒绝另一些哲学家，这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这只不过表明了自己的价值倾向和意义追求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史上的哲学观点不过是哲学家个人的偏见及其表达，而是因为人的生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种表达可以比另一种表达更具有说服力，但不能说更正确。因此，一个哲学家的观点只不过是代表着一种关于人的生存的解读，是一种建议。它是哲学家提出的自以为最为适当的解释，并希望能够为他人所信服。然而，就像所有希望说服他人的努力一样，他的理由是理性论辩、道德诉求等等。同样，他无法“证明”或“论证”他的哲学判断，而只能使它们显现得比其它的判断更为合理。他是否成功地赢得他的读者的赞同，就要取决于后者认为他的判断有多大的说服性。而且，一个哲学家是否成功地说服了他人接受他的观点是次要的，因为真正的哲学家不是要赢得信徒，而是要唤起他人，激励他人去思考和产生一种对话。就像一个政治提议一样，一个哲学提议最后也许会被拒斥，然而成功地产生了一种极其富有成果的讨论，并且深化了参与者对于人的生存的理解。
二
近代以来，哲学日益受到科学的威胁，最终演化成哲学的危机，盖因哲学家们没能在知识真理的追求与意义的追寻之间做出明确区分。相反，把科学树立为哲学的榜样成了近代哲学的主要趋势。因此，哲学必然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衰败。因为，“在一切具体的形而上学谬误之上的基本谬误，就是根据真理的模式去解释意义”，即根据科学去进行哲学思考。在阿伦特看来，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同样禁不住“划等号的诱惑”，认为“‘存在的意义’与‘存在的真理’是一样的”[4]（P15）。而且，由于未能在意义与真理之间做出区分，哲学家们把知识真理的必然性带进了哲学。这种对知识真理是一种赞美的必然性和强制性，对于意义价值而言则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灾难。拉里夫勒的默希尔（Mercier de la Rivière）不无痛苦地说：“欧几里德是一个真正的专制者，他留传给我们的真理，乃是地地道道的专制法律”；而格劳修斯认为，“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乘以二不等于四”[4]（P60）。
因此，在阿伦特看来，在意义与知识真理、思考与认知之间做出区分非常有必要，因为这决定着对于思考的性质的探究，从而恢复哲学的本来意义。尽管如此，阿伦特并不认为意义与知识真理、思考与认知之间没有关联；相反，作为人的活动，它们彼此是关联在一起的。阿伦特说：在所有人寻找答案的认知问题背后，潜藏着似乎完全无用并常常受到无用的谴责的不可解答的问题。更为可能的是，如果人们失去我们称之为对意义的寻求的思考，而停止提出不可解答的问题的话，那么他们不但会失去创造我们称之为艺术作品的思想之物的能力，而且也会失去一切文明建立其上的对可解答的问题发问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是知性和认知的先验条件[4]（P63）。
由此可见，理性与知性分别代表了人对意义的寻求与对知识真理的探究的能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理性要高于知性，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存，而后者主要在于认识论上的意义。它们之间既有本质的区别，又存在不可割断的联系。鉴于此，我们接下来需要对人的这两种能力做一个简单的论述，以此来获得对于哲学的更多理解。
三
1970年，阿伦特在一篇题为《思考与道德考量》的演讲中说，作为对意义的追寻的思考，其“思考之风的显现不是知识”[6]，由此表明了思考与认知之间的区别。阿伦特对思考与认知之间所作的这一区分，决定性地贯穿在之后的《心灵生活》第一卷的《思考》之中。显然，思考与认知之间的这一区分，受到康德对于理性（Vernunft）和知性（Verstand）这两种心灵能力的区分的启明。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理性和知性进行专门论述并做出区分的，康德堪称第一人。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序言开头，康德指出了人类的一种特殊命运，即人的理性对自身提出了一些无法摆脱的问题，却无法在知识的范围内给予解答，这在康德看来是“理性的丑闻”。这种理性的丑闻其原因在于，“历来的一切努力从未料到我们是处在与知性完全不同的领域，因而都把知性概念与理性概念混为一谈，就好像它们都是一类东西似的”[7]。由此而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危机。因此，为了拯救理性，拯救陷入危机的形而上学，康德对理性进行了批判划界，厘定它的作用范围。当然，在康德那里，理性一词有多种含义，需要在不同的文脉中具体地理解。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在与知性相对照的意义上理解理性。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康德所理解的知性和理性：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开始于感官，由此前进到知性，而终止于理性，在理性之上我们再没有更高的能力来加工直观材料并将之纳入思维最高统一性之下了[8]（P261）。
从上述引文可以得知，知识始于感性，成于知性，而止于理性。由此可见，感性与知性属于知识范围内的能力，而理性则在知识范围之外。根据康德的说法，知性是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主要功能就是认知，目标是知识真理。然而，理性这种能力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超越了经验知识的界限，关涉的是物自体或者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这样一些终极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无法像通过知性确立经验知识那样通过理性获得相关的可证实的知识；同时，人们也不能因此而把这些问题抛在一边，因为这些问题出自理性本身，有着生存论的意义，是每一个思考的人的永恒主题。也就是说，知性认识的是给予感官的东西，理性则是要寻获意义。根据阿伦特的说法，“理性与知性这两种能力的区分，与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灵活动（思考与认知）以及两种不同的关注（第一个范畴是意义，第二个范畴是认知）的区分相符。”[4]（P14）
四
我们知道，在康德那里，他通过对理性与知性做出区分，厘定理性的界限，最终是限定知识而给信仰留出余地。然而，阿伦特本着康德那种“可以比柏拉图更能理解柏拉图”的精神，认为康德关于理性与知性的区分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甚至这一意义他本身曾一度给否定了。比如，康德虽然认为理性是不可以获得知识的，尤其是在关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这样一些终极性问题上面，然而它们却是理性不能不思考的对象。但在阿伦特看来，康德仍然没有摆脱以认知来理解理性思考，认为理性最终也是为了获得一种真理，因此“他在所有批判中都使用了知识源于理性（Vernunfterkenntnis）这个术语”[4]（P4）。这一点在整个近代西方哲学中有其根源。因为，在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中，人们承认的唯一自我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而没有意识到作为思考的自我。而这个纯粹思考的自我，康德也提到过：“在单纯思维时对我自己的意识中，我就是这个存在者本身，但关于这个存在者本身当然还没有任何东西凭这种意识就被提供给我去思维。”[8]（P307）
在阿伦特看来，这样在纯粹思考中显现的自我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它从不向他人显现，而且也不像自我意识的自我，因而也不向自己显现，然而它‘不是无’。”[4]（P42）这就是说，作为纯粹思考的自我，它无法作为对象而存在，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活动，一种思考着的活动。为此，阿伦特认为，康德通过对理性与知性做出区分，为理性批判划界，并不是为信仰留出了空间，而是从中释放出了理性思考。因此，康德的这一工作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只是，不管是康德自己，还是康德的后继者们，都没有抵制知识的诱惑，很快就把已经做出的理性与知性区分界线给模糊了，依然在笛卡尔确定性的追求下根据知识真理去解释理性思考，从而没有对作为一种活动的思考专门加以强调。比如，在康德影响下兴起的德国唯心主义，很快就把哲学转变成了探求“什么是真正的实在知识”这样一门科学，它是理性要追求的高于知性所能达到的一种知识。因此，与更为谨慎的康德相比，其余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理所当然地把这种追求真正的实在知识的哲学宣布为比获得经验知识的自然科学更高的科学，甚至“一切科学之科学”。
近代哲学的这一“隐秘的渴望”在黑格尔那里达到极致，并随之陷入了危机，一种类似于康德登上哲学舞台之时所面临的危机。根据阿伦特的理解，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所导致的正是康德最初一心想要废除的教条主义。此外，这种根据知识去理解哲学的观点，在现代又遭到了实证主义的抨击。哲学宣称它所追求的是真正的实在知识，它是一门至高的科学，然而实际上它又未能产生让人不得不接受的知识，从而不能证明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合法性。这时候，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显然无懈可击，并且由此而宣称“哲学的终结”也是理所当然。在这种情形下，阿伦特指出：理性的需要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激励，而是源自追寻意义的激励，真理与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P15）。她的这一识见可以说为哲学提供了一个raison d'être（存在理由）。恰如格雷所言，阿伦特的这一识见“为哲学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简而言之，哲学的任务就是：根据我们在表象世界与思想世界之间能够发现的关系，来满足我们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渴求。”[9]
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被阿伦特树立为思考之典范的苏格拉底。当苏格拉底一直坚持说自己“无知”时，他也许想要说的并不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是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知识”，而是说他所在意的并不是“知识”，而是“理性探究”活动本身及其意义。伟大的康德也非常清楚地表明，理性甚至对近在咫尺的东西都无法获得知识，因为理性本身的目的内在于理性活动本身之中。不要说那些复杂的知识真理（科学），就是那些一目了然的知识真理（常识），对于理性而言也是“蒙昧无知”的。因为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灵魂的理性对于一切本性上最明白的事物，正如蝙蝠的眼睛对于白昼的光亮一样。”[2]（P59）理性，作为心灵的眼睛，对应着人心之黑暗，只能在夜色里探寻那些不可见之物。或许正因为此，黑格尔才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会在黄昏来临时才展翅起飞。
总之，哲学是源自惊异而产生的对意义的追寻的理性思考活动，它与出于好奇而产生的对真理的追求的知性认知活动不同。也就是说，哲学，在其本真意义上，是一项思考的事业。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3]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21.
[4]HANNAH ARENDT.The Life of the Mind, One/ Thinking[M].edited by Mary McCarthy,San Diego New York,London: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77.
[5]BHIKHU PAREKH. Hannah Arendt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Political Philosophy[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13.
[6]HANNAH ARENDT. “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i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M].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189.
[7][德]康 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57.
[8][德]康 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J.GLENN GRAY.The Winds of Thought[J].Social Research，44:1(1977:Spring).
责任编辑：李 放
关键词：哲学；意义；理性；阿伦特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0）06-0078-05
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就哲学史而言，对于哲学的各种回答显然具有历史性，即彼此对立的哲学观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中有其起源[1]（P98）。然而，这些彼此对立的哲学观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为人们所接受，并不是因为一种相对主义，而在于这些彼此不同的哲学观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惊异。这一古往今来所有哲学由之所出的共同根源，很好地表达在古希腊人对于哲学的原初定义中：哲学就是爱智慧。为此，一种历史性的哲学观，必然要对作为哲学之共同根源的惊异以及“爱智慧”做出合理性的解释。
所谓“爱智慧”，其中的“爱”指的是“理性的反思探究”；而“智慧”其所指为何，则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即使同一个哲学家在不同的情境下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说“智慧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知识）”[2]（P29），另一方面又说“智慧是一种德性，而不是一类知识”[3]。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分别说出这两个不同看法的出处，就会发现这并非自相矛盾，而恰恰是智慧本身包含的两种涵义。作为知识的智慧针对的是存在者之存在，而后者处理的是人的生存事务。但无论智慧所指为何，哲学之为哲学其本质在于“理性的反思探究”，即不满足于事物/事务是什么，而要探究事物之根源和解释事务之意义。因此，哲学作为一种人的活动，不管是探究事物之根源（追求知识）还是解释事务之意义（追寻意义），都是为了“去理解”，去平缓由于惊异而来的内在骚动。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哲学都开始于心灵的内在骚动（inner upheaval），正是这种内心骚动决定着哲学所追寻的目的”[1](P14)。很显然，即使是对知识的追求，也是源自知识追求者能够在知识的追求中获得意义和价值。因此，哲学是基于理性思考的意义追寻。本文将依据阿伦特的思想，考察意义与真理、理性（思考）与知性（认知）之间的区别，更为详细地申论和阐发这一判断。
一
根据阿伦特的说法，人们对于世界以及自身提出的各种问题，在逻辑上可以大致地分为两种。一种是源自好奇，由对知识的渴求所产生的问题，即追求真理的问题；另一种则是知识真理无法解答的问题，它源自惊异由理性提出的问题，即追寻意义的问题[4]（P58）。在这里，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认知问题和解释问题；其中认知以真理为目标，解释则是为了寻求意义。所谓的真理，是人们不可拒绝的、具有强制性的命题，其外延与莱布尼茨所谓的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相符。而关于意义，我们基本上可以在苏格拉底的“价值”的意义上来理解，即去理解一项活动、一种经验或者某种生活方式，就是去探寻其价值，判断其是否值得。
我们先来看看追寻意义的解释问题。日常生活中，面对生活方式和所遭遇的人事，每个人都需要作出反应，做出自己的判断。然而，生活方式与所遭遇的人事自身不会展开它们的意义，它们取决于遭逢它们的人的判断和选择。因此，人们必定要提出探寻意义的问题，思考它们是否值得，是否有价值。这种对意义的追寻，在本质上就是想知道什么行为是有价值的，何种生活方式是值得过的。这些涉及意义的解释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但它们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首先，解释性问题虽然并不拒斥经验，但它们在本质上是非经验的。其次，对于它们的回答也无法通过经验证据或逻辑推理来保证，因为它们寻求的是价值和意义[4]（P58）。比如，我们要判断某种生活方式的价值和意义，就无法通过这种生活方式事实上有多少人选择来确定；而且，即使我们所要判断的生活方式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探寻。因此，追寻意义的解释性问题无法通过经验事实和逻辑形式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人的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判断选择来平息缓和。我们说是平息缓和而不是一劳永逸的解答，那是因为追寻意义的解释性问题源自通过惊异而来的生存困惑，而不是出自对于世界的好奇。这种基于人的生存论困惑的问题，是理性的迫切需要，不同于对知识真理的追求[4]（P14）。这些问题始终激荡着人们或潜存在人们的心中，而无法通过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或预知有一天能有一个答案加以解决。最后，由于追寻意义的解释性问题在本质上是非经验的，人们对于同一个问题可以作出不同的阐释、在不同的价值上加以认同。因此，对于这些不同的回答就无法通过经验来证实或证伪，而只能通过说服论辩来确立其合理性，展示其富有创造性的洞见。
与此不同，追求知识真理的认知问题，源自我们对于世界某个方面的好奇，是为了“有所见”，即“有所知”，它们都可以通过经验来加以回答；或者是一些逻辑和数学问题，它们通过逻辑形式的推理可以加以回答。不管这些认知问题在层次上有何区分，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要获得知识真理，“追寻的是不可反驳的真理”[4]（P59）。因此，认知问题所追求的知识真理就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知识真理具有客观性，即它可以脱离形成这一知识真理的个人而独立存在，并构成知识真理体系的一部分；第二，知识真理是公开公共的，即它可以为一切人接近并获得，并且有一个获得它的普遍认可的程序；第三，知识真理是非个人的，即它独立于一个人的意愿、希望和欲望；第四，知识真理是强制性的，“真理是我们的感官和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被迫承认的东西”[4]（P57-61），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得不接受它，而不可以自由地加以拒绝；最后，真理在本质上是累积性和进步性的，即我们可以把具体真理相加、结合起来形成发现其它真理的基础，由此形成一个真理体系。
在阿伦特看来，哲学与科学分别是解释性问题和认知问题的两种典范形式。哲学追寻的是意味着什么，科学探究的是什么；哲学源于惊异而出于对意义价值的寻求，科学源自好奇而出于对知识真理的热爱；哲学的目标是为了确定人的生存所涉的诸多样式的意义，科学的目标是提供一个系统的真理体系。也就是说，“哲学思考想要理解其意义，科学认知想要认识给予我们感官的东西”[4]（P57）。因此，哲学与科学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活动模式。如我们之前所概括的那样，哲学提供给人类的不是什么理论体系，而是大量的思想、洞见以及关于人的生存的观点；科学提供给人类的则是客观的、公开公共的、非个人的进步性知识，并且通过这些知识构成一个真理体系，尽管这些知识真理并不一定具有永恒性，但永恒始终是真理的目标。如英国学者帕勒克所说，尽管哲学家们为其观点提供了诸多的理论支持，但是他们的观点在本质上是无法像科学知识一样被论证或证明[5]（P13）。而科学家提供的知识真理，必然是人们不得不接受的定理，一个人可以说不理解某些知识真理，但没有人会不接受知识真理。然而，人们若对于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形成自己的看法，认同某些哲学家而拒绝另一些哲学家，这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这只不过表明了自己的价值倾向和意义追求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史上的哲学观点不过是哲学家个人的偏见及其表达，而是因为人的生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种表达可以比另一种表达更具有说服力，但不能说更正确。因此，一个哲学家的观点只不过是代表着一种关于人的生存的解读，是一种建议。它是哲学家提出的自以为最为适当的解释，并希望能够为他人所信服。然而，就像所有希望说服他人的努力一样，他的理由是理性论辩、道德诉求等等。同样，他无法“证明”或“论证”他的哲学判断，而只能使它们显现得比其它的判断更为合理。他是否成功地赢得他的读者的赞同，就要取决于后者认为他的判断有多大的说服性。而且，一个哲学家是否成功地说服了他人接受他的观点是次要的，因为真正的哲学家不是要赢得信徒，而是要唤起他人，激励他人去思考和产生一种对话。就像一个政治提议一样，一个哲学提议最后也许会被拒斥，然而成功地产生了一种极其富有成果的讨论，并且深化了参与者对于人的生存的理解。
二
近代以来，哲学日益受到科学的威胁，最终演化成哲学的危机，盖因哲学家们没能在知识真理的追求与意义的追寻之间做出明确区分。相反，把科学树立为哲学的榜样成了近代哲学的主要趋势。因此，哲学必然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衰败。因为，“在一切具体的形而上学谬误之上的基本谬误，就是根据真理的模式去解释意义”，即根据科学去进行哲学思考。在阿伦特看来，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同样禁不住“划等号的诱惑”，认为“‘存在的意义’与‘存在的真理’是一样的”[4]（P15）。而且，由于未能在意义与真理之间做出区分，哲学家们把知识真理的必然性带进了哲学。这种对知识真理是一种赞美的必然性和强制性，对于意义价值而言则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灾难。拉里夫勒的默希尔（Mercier de la Rivière）不无痛苦地说：“欧几里德是一个真正的专制者，他留传给我们的真理，乃是地地道道的专制法律”；而格劳修斯认为，“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乘以二不等于四”[4]（P60）。
因此，在阿伦特看来，在意义与知识真理、思考与认知之间做出区分非常有必要，因为这决定着对于思考的性质的探究，从而恢复哲学的本来意义。尽管如此，阿伦特并不认为意义与知识真理、思考与认知之间没有关联；相反，作为人的活动，它们彼此是关联在一起的。阿伦特说：在所有人寻找答案的认知问题背后，潜藏着似乎完全无用并常常受到无用的谴责的不可解答的问题。更为可能的是，如果人们失去我们称之为对意义的寻求的思考，而停止提出不可解答的问题的话，那么他们不但会失去创造我们称之为艺术作品的思想之物的能力，而且也会失去一切文明建立其上的对可解答的问题发问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是知性和认知的先验条件[4]（P63）。
由此可见，理性与知性分别代表了人对意义的寻求与对知识真理的探究的能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理性要高于知性，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存，而后者主要在于认识论上的意义。它们之间既有本质的区别，又存在不可割断的联系。鉴于此，我们接下来需要对人的这两种能力做一个简单的论述，以此来获得对于哲学的更多理解。
三
1970年，阿伦特在一篇题为《思考与道德考量》的演讲中说，作为对意义的追寻的思考，其“思考之风的显现不是知识”[6]，由此表明了思考与认知之间的区别。阿伦特对思考与认知之间所作的这一区分，决定性地贯穿在之后的《心灵生活》第一卷的《思考》之中。显然，思考与认知之间的这一区分，受到康德对于理性（Vernunft）和知性（Verstand）这两种心灵能力的区分的启明。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理性和知性进行专门论述并做出区分的，康德堪称第一人。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序言开头，康德指出了人类的一种特殊命运，即人的理性对自身提出了一些无法摆脱的问题，却无法在知识的范围内给予解答，这在康德看来是“理性的丑闻”。这种理性的丑闻其原因在于，“历来的一切努力从未料到我们是处在与知性完全不同的领域，因而都把知性概念与理性概念混为一谈，就好像它们都是一类东西似的”[7]。由此而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危机。因此，为了拯救理性，拯救陷入危机的形而上学，康德对理性进行了批判划界，厘定它的作用范围。当然，在康德那里，理性一词有多种含义，需要在不同的文脉中具体地理解。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在与知性相对照的意义上理解理性。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康德所理解的知性和理性：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开始于感官，由此前进到知性，而终止于理性，在理性之上我们再没有更高的能力来加工直观材料并将之纳入思维最高统一性之下了[8]（P261）。
从上述引文可以得知，知识始于感性，成于知性，而止于理性。由此可见，感性与知性属于知识范围内的能力，而理性则在知识范围之外。根据康德的说法，知性是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主要功能就是认知，目标是知识真理。然而，理性这种能力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超越了经验知识的界限，关涉的是物自体或者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这样一些终极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无法像通过知性确立经验知识那样通过理性获得相关的可证实的知识；同时，人们也不能因此而把这些问题抛在一边，因为这些问题出自理性本身，有着生存论的意义，是每一个思考的人的永恒主题。也就是说，知性认识的是给予感官的东西，理性则是要寻获意义。根据阿伦特的说法，“理性与知性这两种能力的区分，与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灵活动（思考与认知）以及两种不同的关注（第一个范畴是意义，第二个范畴是认知）的区分相符。”[4]（P14）
四
我们知道，在康德那里，他通过对理性与知性做出区分，厘定理性的界限，最终是限定知识而给信仰留出余地。然而，阿伦特本着康德那种“可以比柏拉图更能理解柏拉图”的精神，认为康德关于理性与知性的区分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甚至这一意义他本身曾一度给否定了。比如，康德虽然认为理性是不可以获得知识的，尤其是在关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这样一些终极性问题上面，然而它们却是理性不能不思考的对象。但在阿伦特看来，康德仍然没有摆脱以认知来理解理性思考，认为理性最终也是为了获得一种真理，因此“他在所有批判中都使用了知识源于理性（Vernunfterkenntnis）这个术语”[4]（P4）。这一点在整个近代西方哲学中有其根源。因为，在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中，人们承认的唯一自我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而没有意识到作为思考的自我。而这个纯粹思考的自我，康德也提到过：“在单纯思维时对我自己的意识中，我就是这个存在者本身，但关于这个存在者本身当然还没有任何东西凭这种意识就被提供给我去思维。”[8]（P307）
在阿伦特看来，这样在纯粹思考中显现的自我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它从不向他人显现，而且也不像自我意识的自我，因而也不向自己显现，然而它‘不是无’。”[4]（P42）这就是说，作为纯粹思考的自我，它无法作为对象而存在，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活动，一种思考着的活动。为此，阿伦特认为，康德通过对理性与知性做出区分，为理性批判划界，并不是为信仰留出了空间，而是从中释放出了理性思考。因此，康德的这一工作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只是，不管是康德自己，还是康德的后继者们，都没有抵制知识的诱惑，很快就把已经做出的理性与知性区分界线给模糊了，依然在笛卡尔确定性的追求下根据知识真理去解释理性思考，从而没有对作为一种活动的思考专门加以强调。比如，在康德影响下兴起的德国唯心主义，很快就把哲学转变成了探求“什么是真正的实在知识”这样一门科学，它是理性要追求的高于知性所能达到的一种知识。因此，与更为谨慎的康德相比，其余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理所当然地把这种追求真正的实在知识的哲学宣布为比获得经验知识的自然科学更高的科学，甚至“一切科学之科学”。
近代哲学的这一“隐秘的渴望”在黑格尔那里达到极致，并随之陷入了危机，一种类似于康德登上哲学舞台之时所面临的危机。根据阿伦特的理解，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所导致的正是康德最初一心想要废除的教条主义。此外，这种根据知识去理解哲学的观点，在现代又遭到了实证主义的抨击。哲学宣称它所追求的是真正的实在知识，它是一门至高的科学，然而实际上它又未能产生让人不得不接受的知识，从而不能证明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合法性。这时候，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显然无懈可击，并且由此而宣称“哲学的终结”也是理所当然。在这种情形下，阿伦特指出：理性的需要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激励，而是源自追寻意义的激励，真理与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P15）。她的这一识见可以说为哲学提供了一个raison d'être（存在理由）。恰如格雷所言，阿伦特的这一识见“为哲学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简而言之，哲学的任务就是：根据我们在表象世界与思想世界之间能够发现的关系，来满足我们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渴求。”[9]
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被阿伦特树立为思考之典范的苏格拉底。当苏格拉底一直坚持说自己“无知”时，他也许想要说的并不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是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知识”，而是说他所在意的并不是“知识”，而是“理性探究”活动本身及其意义。伟大的康德也非常清楚地表明，理性甚至对近在咫尺的东西都无法获得知识，因为理性本身的目的内在于理性活动本身之中。不要说那些复杂的知识真理（科学），就是那些一目了然的知识真理（常识），对于理性而言也是“蒙昧无知”的。因为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灵魂的理性对于一切本性上最明白的事物，正如蝙蝠的眼睛对于白昼的光亮一样。”[2]（P59）理性，作为心灵的眼睛，对应着人心之黑暗，只能在夜色里探寻那些不可见之物。或许正因为此，黑格尔才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会在黄昏来临时才展翅起飞。
总之，哲学是源自惊异而产生的对意义的追寻的理性思考活动，它与出于好奇而产生的对真理的追求的知性认知活动不同。也就是说，哲学，在其本真意义上，是一项思考的事业。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3]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21.
[4]HANNAH ARENDT.The Life of the Mind, One/ Thinking[M].edited by Mary McCarthy,San Diego New York,London: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77.
[5]BHIKHU PAREKH. Hannah Arendt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Political Philosophy[M].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13.
[6]HANNAH ARENDT. “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i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M].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189.
[7][德]康 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57.
[8][德]康 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J.GLENN GRAY.The Winds of Thought[J].Social Research，44:1(1977:Spring).
责任编辑：李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