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全球经济从繁荣急剧陷入衰退。究其原因，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多年累积的失衡现象，埋下了危机和衰退的种子。关于失衡现象的讨论有很多，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其表现为主要经济体内部投资、消费、进出口构成比例不均衡，由此导致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盈余或逆差。
　　以中美这两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例，2007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GDP的5.1％，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则创纪录地达到GDP的10.2％。这意味着发达国家过度消费，而发展中国家消费相对不足。同样以中美为例，2007年中国GDP总量约占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消费却仅占美国的17％。
　　二是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的不平衡。其主要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远远超出实体经济。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场外衍生产品名义总值为95.2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总额的3.2倍。到2007年底，全球场外衍生产品名义总值爆发式增长到58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的11.6倍。金融产品创新的日益复杂化、银行体系的高杠杆率和投机性资本的流動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动荡。
　　过去四年，以上两个失衡现象均已部分得以修正。在实体经济方面，最大的进展是贸易失衡得以缓解。2011年底，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回落到GDP的3.1％，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大幅下降到GDP的2.8％，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失衡也都得以部分修正。
　　美国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也有明显进展。企业利润率和现金流得到明显改善，家庭的高负债率也稳步下降，这是目前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一片哀鸿之中保持增长的主要原因。
　　金融监管方面，以G20为主导的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努力取得了广泛深入的进展。以巴塞尔协议第三版为核心的新的监管体系，不仅对银行体系提出了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而且还引入了流动性比率要求、杠杆率要求和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宏观审慎成为了新的时髦用词，其主导下的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额外资本要求、逆周期的资本和拨备要求对监管体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动。
　　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出台了关于金融衍生品的建议和监管要求，涉及中央交易清算体系、薪酬制度安排、影子银行监管以及跨境危机处理过程等各方面。对于避免全球金融体系陷入更深的危机，这些措施都起到了正面作用。
　　旧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新的失衡现象似乎在逐步形成，并有可能威胁到全球经济在未来五年至十年的走势。
　　首先，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和发展中国家低消费现象并未根本缓解。以中美为例，2011年底中国的消费总额上升到美国的32％，但是这基本上可归因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事实上，从2007年到2011年，中国的消费率由49％下滑至47.8％，而美国的消费率由71.3％小幅升至72.2％，两者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各主要国家都强调要使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比重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但消费率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中国而言，尽管政府在增加劳动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要使消费率回到合理的水平仍然路途遥远。
　　其次，欧美各国私人部门（包括家庭、银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是以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失衡为代价的。
　　从2007年到2011年，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分别由62.1％、71.8％、47.2％、162.4％上升至97.6％、95.1％、97.9％、205.5％。由于各主要央行都陷入了零利率的窘境，量化宽松政策等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变得常规化，由此导致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
　　不可避免的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将会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而这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干扰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当前欧元区的窘境，就很好地阐述了低增长和高财政赤字之间的矛盾。
　　在各国普遍面临经济和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全球化合作共赢的理念是否还能得到坚持和实施。如果各国政策纷纷往内看，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能重新抬头。在全球继续再平衡道路上，这一结果无疑是一个差的纳什均衡，也是各方应该合力避免的。
　　作者为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