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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中央主流媒体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与短视频平台进行合作，积极利用短视频平台发布疫情相关信息，积累了一定影响力和公信力。文章从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出发，分析短视频政务号的特点，探讨主流媒体在疫情防控信息分发过程中采用短视频的传播优势，并为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的传播策略提出建议。
[关键词]政务短视频;健康危机传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2020年10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短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87%，用户规模已达到8.18亿[1]。短视频是指以秒为单位的视频长度，主要依靠移动智能终端来实现快速拍摄和美化编辑，以及一种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实时共享和无缝连接的新型的视频格式[2]。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政务短视频逐渐成为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手段。在抖音和快手平台上，很多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都设有账号，以借助短视频来扩大其沟通能力和影响力。政务短视频是“在网络媒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抖音、快手、人民视频客户端等）上开设官方账户的政府机构、党政机关、企业和公共机构，制作和发布行政和官方的视频内容”[3]。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务短视频结合公众关注的焦点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回应公众关切的事件，及时公布相关疫情防控信息，科学普及防控知识，透明防控流程与措施，有效地促进了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扩大了账号主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本研究将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背景，对短视频政务号的特点进行分析，探讨主流媒体在疫情防控信息分发过程中采用短视频的传播优势，为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的传播策略提出建议。
一、疫情期间短视频政务号的特征
（一）主题归纳
疫情期间，短视频政务号的主题主要可分为国内地区疫情情况、国际疫情最新消息、问题食品流向、防疫知识普及、辟谣信息、建设性新闻六大主题。
其中，国内地区疫情情况、国际疫情最新消息两个主题分别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为公众提供疫情最新信息和数据。短视频政务号及时发布关于疫情的最新信息，一方面有利于公众及时了解疫情情况，加强自身防控，有效配合开展疫情防控措施工作与日常活动，提高公众抗疫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有利于政府疫情防控政务透明化，与公众建立有效的疫情防控阵线，扩大其影响力和公信力。而在问题食品流向、防疫知识普及方面，短视频政务号有效回应了公众对问题食品流向的关切，通过科普防护工具的使用技巧、不同环境的防护与消毒措施等防疫知识，强化公众应对疫情的意识、方法与技能，引导公众科学防疫。短视频政务号发布辟谣信息，即第一时间发布官方声明，否定虚假消息，对谣言进行清晰的解释与澄清，且把辟谣日常化、专栏化。这有利于保证公众所获取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遏制谣言滋生，也有利于政务疫情防控的有效开展。建设性新闻是将积极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技术附加在新闻的核心功能上，致力于制作有效且引人入胜的新闻[4]。疫情期间，短视频政务号发布的捐助信息、城市抗疫故事讲述等，内容聚焦于进取、成长、合作、恢复等方面，属于建设性新闻。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发公众积极情绪、疏导消极情绪、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二）形式总结
疫情期间，政务短视频号结合文字、图片、视频和特效，巧妙制作内容。其所传播内容的形式有微型纪录片、情景喜剧、创意编辑、街头访谈等;所发布的视频时长集中在15秒至3分钟的区间内;其内容生产主体分为UGC（用户生产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与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三种，三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同时，短视频政务号也利用评论区，采用创建主题等方式，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和沟通。如政务短视频《决定了！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用时17秒，发布了关于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相关信息;人民视频在客户端以及抖音、新片場等多个平台还发起了人民战“疫”的短视频征集活动，向用户征集短视频作品等。
（三）效果分析
基于短视频平台的用户规模和流量优势以及先进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移动短视频具有较低的使用障碍，轻量级的上载和接收，无障碍的共享渠道以及个性化和创造性的内容表达[5]的特点。由此，短视频政务号发布的内容及其形式可以高质量、高效地传播，产生更大、更广泛的影响。如政务短视频作品《钟南山示范如何摘口罩》《李兰娟提倡没毛病不要乱吃药》等PGC的短视频播放点击量就超一百万人次[6]。截至2020年2月6日，抖音上与疫情相关的短视频作品平均获赞量为2万多个，其点赞和分享量都远超平均水平，从密度与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进步[7]。
（四）受众分析
2020年初疫情期间，短视频平台用户规模与用户活跃量都有很大提升。截至2020年1月，抖音用户活跃量环比增长了17.4%，快手的则是17.6%，两者的日用户活跃量到达各自的历史峰值，分别为2.25亿人次、1.28亿人次（数据来自Trustdata）。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政府微博、微信和政务APP的用户年龄段呈现“倒U形”的差异特征，即其在30至39岁之间的人群中使用频率最高。同时，高收入中青年对它的使用频率也比低收入者的更高。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务服务及其媒体的新开发的短视频平台并不是对用户资源的竞争，而是对未来政府信息传播受众的培养和指导[8]。
二、疫情期间主流媒体采用短视频的传播优势
（一）内容生产
短视频的文化基因是“以人为本”，内容上重视个人故事，传播上以人为媒[9]。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互联网上海量信息并存，用户信息出现超载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不仅需要发挥传统“把关人”的作用，还要利用自身的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等优势，发布有关疫情的真实权威信息。 因此，各大主流媒体利用短视频内容短小精悍、信息表达直白的特点，对防疫和抗疫权威信息进行切片解读，科普防疫知识，及时准确地为群众提供疫情信息，有效满足用户的防疫需求。如《人民日报》的短视频采用原创加转发两种形式，及时更新疫情信息。其中其原创类短视频占62.4%，主要由人民日报记者在一线采编，注重内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其转发类的占37.5%，内容来源丰富，偏向故事化，向公众进行正向的情感输出[10]。
此外，在疫情期间，各大主流媒体还向公众征集各种类型的短视频，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抗疫一线的真实故事，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让公众有代入感，从而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参与抗疫短视频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同时，主流媒体采用UGC与PGC的协同创新生产机制，结合UGC内容的多元化、时效性和PGC的高质量、专业性，讲好抗疫故事，坚定人民群众抗击疫情的决心。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阻击战中，Vlog凭借制作周期短、贴近真实生活、更容易打动人等优势成为主流媒体短视频传播正能量的有效方式。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推出的融媒体系列短视频纪录片《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其采用Vlog的方式呈现了疫情期间公众日常的真实生活，聚焦于战“疫”中的军人、医护人员、市民等各种身份的群体和个人，彰显“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凝聚公众和社会正能量，坚定全民抗疫的决心和信心。
（二）传播模式
当下，基于人际关系网络的传播，其传播价值不仅仅在于传播内容本身，还在于其所具有的社交价值。在短视频平台，短视频的内容更便于公众分享，成为公众进行社交传播的资本。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不仅具备视听图像的表达优势，而且其本身就具有社交互动属性，用户可以通过评论、转发的方式进行互动交流、人际交往，并且其“信息流”的内容分发方式在传播过程中能够满足用户信息碎片化、社交化的需求。同时，短视频平台因其内容的可读性高，受众涵盖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的人群，其所传播的信息能够迅速下沉到目标受众。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可以利用短视频庞大的流量和社交网络，扩大疫情防控信息传播的范围，提高传播时效性和到达率，达到“破圈”的传播效果，从而强化其信息传播的公信力。同时，主流媒体采用短视频传播也有助于营造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减少谣言、流言的滋生。
三、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的传播策略
（一）融合传播平台，构建传播矩阵
“平台媒体化、媒体平臺化”是传媒研究者对媒体格局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的判断，平台媒体是未来信息传播业的主流形态，也是网络社会用户连接关系的核心枢纽[11]。主流媒体应加快媒介融合脚步，发挥“中央厨房”融媒体机制的作用，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创意能力，在积极建设自主可控平台的同时，还应保持与新媒体商业平台的良好合作关系，打造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矩阵，整合多方资源，扩大传播广度，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疫情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不仅全力发挥自身搭建的5G新媒体平台“央视频”的有效作用，而且主动适应传播分众化趋势，与其他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等进行合作，将具有权威性、可信性、专业性的优质内容借助平台媒体的强势传播渠道，实现信息内容的“病毒式传播”。同时，其还对优质的用户生产内容进行大力转发，这是对跨平台传播模式的积极探索。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积极联合县级融媒体中心，主动提供技术服务资源，共同打造内容共享平台，打通信息分发渠道，使得疫情防控的权威信息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和传播。
（二）丰富表达形式，提高传播效能
短视频虽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将具有新闻价值、吸引力的信息内容传递到受众，但是由于其时长的局限性，对事件内容的起因和结果无法进行详细的总结。主流媒体作为专业的内容生产者，需要将碎片化的短视频内容进行信息整合，利用整合性专题的方式，对热点话题进行集成梳理，在发挥短视频内容精炼、信息直白的传播优势下，确保内容的专业性、连贯性，为受众呈现整个事件的进程，丰富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的表达形式。
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征集微纪录片、Vlog、航拍、延时摄影等多种形式的短视频作品。如央视新闻采用微纪录片加Vlog的方式，与武汉当地UP主“食贫道”合作制作了《武汉观察Vlog》系列视频，其为期近90天的持续性纪录内容，目前播放量已突破千万次。其保留了Vlog的内容轻松化呈现和年轻化表达的特点，为新闻短视频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
（三）把握舆论导向，完善监管机制
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网络空间中的意见流呈爆发式增长，极易产生“蝴蝶效应”，从而引起情绪“共鸣化”[12]。因此，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应立足对当前舆论环境进行的预判，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在把握舆论主导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短视频内容创作理念，尊重人民，保障公众知情权，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和内容，做好受众的情感陪伴和情绪引导工作。如疫情期间，央视新闻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推出的《有你真好》合集，其记录支援武汉的防疫逆行者的故事，展现抗疫工作全貌，有利于安定人心、增强信心，起到正向引导舆论的作用。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还应完善新媒体舆论监管预警机制，对短视频信息内容加强管控，保证信息内容发布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其短视频政务号应构建畅通的舆论信息传播渠道，提高舆论危机处理能力，依照相关规范和制度，对自身有序展开舆论监督。在保证传播主体多样性的同时，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也应自觉接受公众监督，与公众平等开展互动和交流，增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EB/OL].（2020-10-12）[2021-02-18].https：//www.sohu.com/a/424159827_683129.
[2]赵昱，王勇泽.短视频的传播现状分析[J].数字传媒研究，2015（05）：54-58.
[3]汤志伟，赵迪，罗伊晗.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务短视频公众使用的实证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J].电子政务，2020（08）：2-14.
[4]晏青，凯伦·麦金泰尔.建设性新闻：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对凯伦·麦金泰尔的学术访谈[J].编辑之友，2017（08）：5-8.
[5]严小芳.移动短视频的传播特性和媒体机遇[J].东南传播，2016（02）：90-92.
[6]栾轶玫，张雅琦.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信息呈现与媒体表现[J].新闻战线，2020（03）：12-15.
[7]猫哥BroCat.新媒体疫情大数据：两周20篇双10w+，全民关注的线上战疫[EB/OL].（2020-02-06）[2020-06-15].https：//mp.weixin.qq.com/s/SUEsCThOBxcpCVJCqVomkA.
[8]赵雯.政务新媒体的短视频传播分析[J].传媒，2019（05）：25-27.
[9]彭兰.短视频：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J].新闻界，2019（01）：34-43.
[10]邵慧，李怡菲.社交平台中主流媒体的公共突发事件报道创新研究—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新冠肺炎报道为例[J].现代视听，2020（02）：16-19.
[11]宋建武，黄淼，陈璐颖.平台化：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基石[J].新闻与写作，2017（10）：5-14.
[12]曾祥敏，周杉.全媒体语境下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路径探析—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研究[J].当代电视，2020（04）：4-10.
[关键词]政务短视频;健康危机传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2020年10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短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87%，用户规模已达到8.18亿[1]。短视频是指以秒为单位的视频长度，主要依靠移动智能终端来实现快速拍摄和美化编辑，以及一种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实时共享和无缝连接的新型的视频格式[2]。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政务短视频逐渐成为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手段。在抖音和快手平台上，很多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都设有账号，以借助短视频来扩大其沟通能力和影响力。政务短视频是“在网络媒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抖音、快手、人民视频客户端等）上开设官方账户的政府机构、党政机关、企业和公共机构，制作和发布行政和官方的视频内容”[3]。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务短视频结合公众关注的焦点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回应公众关切的事件，及时公布相关疫情防控信息，科学普及防控知识，透明防控流程与措施，有效地促进了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扩大了账号主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本研究将结合新冠肺炎疫情背景，对短视频政务号的特点进行分析，探讨主流媒体在疫情防控信息分发过程中采用短视频的传播优势，为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的传播策略提出建议。
一、疫情期间短视频政务号的特征
（一）主题归纳
疫情期间，短视频政务号的主题主要可分为国内地区疫情情况、国际疫情最新消息、问题食品流向、防疫知识普及、辟谣信息、建设性新闻六大主题。
其中，国内地区疫情情况、国际疫情最新消息两个主题分别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为公众提供疫情最新信息和数据。短视频政务号及时发布关于疫情的最新信息，一方面有利于公众及时了解疫情情况，加强自身防控，有效配合开展疫情防控措施工作与日常活动，提高公众抗疫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有利于政府疫情防控政务透明化，与公众建立有效的疫情防控阵线，扩大其影响力和公信力。而在问题食品流向、防疫知识普及方面，短视频政务号有效回应了公众对问题食品流向的关切，通过科普防护工具的使用技巧、不同环境的防护与消毒措施等防疫知识，强化公众应对疫情的意识、方法与技能，引导公众科学防疫。短视频政务号发布辟谣信息，即第一时间发布官方声明，否定虚假消息，对谣言进行清晰的解释与澄清，且把辟谣日常化、专栏化。这有利于保证公众所获取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遏制谣言滋生，也有利于政务疫情防控的有效开展。建设性新闻是将积极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技术附加在新闻的核心功能上，致力于制作有效且引人入胜的新闻[4]。疫情期间，短视频政务号发布的捐助信息、城市抗疫故事讲述等，内容聚焦于进取、成长、合作、恢复等方面，属于建设性新闻。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发公众积极情绪、疏导消极情绪、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
（二）形式总结
疫情期间，政务短视频号结合文字、图片、视频和特效，巧妙制作内容。其所传播内容的形式有微型纪录片、情景喜剧、创意编辑、街头访谈等;所发布的视频时长集中在15秒至3分钟的区间内;其内容生产主体分为UGC（用户生产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与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三种，三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同时，短视频政务号也利用评论区，采用创建主题等方式，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和沟通。如政务短视频《决定了！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用时17秒，发布了关于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相关信息;人民视频在客户端以及抖音、新片場等多个平台还发起了人民战“疫”的短视频征集活动，向用户征集短视频作品等。
（三）效果分析
基于短视频平台的用户规模和流量优势以及先进的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移动短视频具有较低的使用障碍，轻量级的上载和接收，无障碍的共享渠道以及个性化和创造性的内容表达[5]的特点。由此，短视频政务号发布的内容及其形式可以高质量、高效地传播，产生更大、更广泛的影响。如政务短视频作品《钟南山示范如何摘口罩》《李兰娟提倡没毛病不要乱吃药》等PGC的短视频播放点击量就超一百万人次[6]。截至2020年2月6日，抖音上与疫情相关的短视频作品平均获赞量为2万多个，其点赞和分享量都远超平均水平，从密度与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进步[7]。
（四）受众分析
2020年初疫情期间，短视频平台用户规模与用户活跃量都有很大提升。截至2020年1月，抖音用户活跃量环比增长了17.4%，快手的则是17.6%，两者的日用户活跃量到达各自的历史峰值，分别为2.25亿人次、1.28亿人次（数据来自Trustdata）。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政府微博、微信和政务APP的用户年龄段呈现“倒U形”的差异特征，即其在30至39岁之间的人群中使用频率最高。同时，高收入中青年对它的使用频率也比低收入者的更高。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务服务及其媒体的新开发的短视频平台并不是对用户资源的竞争，而是对未来政府信息传播受众的培养和指导[8]。
二、疫情期间主流媒体采用短视频的传播优势
（一）内容生产
短视频的文化基因是“以人为本”，内容上重视个人故事，传播上以人为媒[9]。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互联网上海量信息并存，用户信息出现超载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不仅需要发挥传统“把关人”的作用，还要利用自身的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等优势，发布有关疫情的真实权威信息。 因此，各大主流媒体利用短视频内容短小精悍、信息表达直白的特点，对防疫和抗疫权威信息进行切片解读，科普防疫知识，及时准确地为群众提供疫情信息，有效满足用户的防疫需求。如《人民日报》的短视频采用原创加转发两种形式，及时更新疫情信息。其中其原创类短视频占62.4%，主要由人民日报记者在一线采编，注重内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其转发类的占37.5%，内容来源丰富，偏向故事化，向公众进行正向的情感输出[10]。
此外，在疫情期间，各大主流媒体还向公众征集各种类型的短视频，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抗疫一线的真实故事，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让公众有代入感，从而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参与抗疫短视频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同时，主流媒体采用UGC与PGC的协同创新生产机制，结合UGC内容的多元化、时效性和PGC的高质量、专业性，讲好抗疫故事，坚定人民群众抗击疫情的决心。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阻击战中，Vlog凭借制作周期短、贴近真实生活、更容易打动人等优势成为主流媒体短视频传播正能量的有效方式。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推出的融媒体系列短视频纪录片《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其采用Vlog的方式呈现了疫情期间公众日常的真实生活，聚焦于战“疫”中的军人、医护人员、市民等各种身份的群体和个人，彰显“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凝聚公众和社会正能量，坚定全民抗疫的决心和信心。
（二）传播模式
当下，基于人际关系网络的传播，其传播价值不仅仅在于传播内容本身，还在于其所具有的社交价值。在短视频平台，短视频的内容更便于公众分享，成为公众进行社交传播的资本。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不仅具备视听图像的表达优势，而且其本身就具有社交互动属性，用户可以通过评论、转发的方式进行互动交流、人际交往，并且其“信息流”的内容分发方式在传播过程中能够满足用户信息碎片化、社交化的需求。同时，短视频平台因其内容的可读性高，受众涵盖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的人群，其所传播的信息能够迅速下沉到目标受众。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可以利用短视频庞大的流量和社交网络，扩大疫情防控信息传播的范围，提高传播时效性和到达率，达到“破圈”的传播效果，从而强化其信息传播的公信力。同时，主流媒体采用短视频传播也有助于营造良好的信息传播环境，减少谣言、流言的滋生。
三、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的传播策略
（一）融合传播平台，构建传播矩阵
“平台媒体化、媒体平臺化”是传媒研究者对媒体格局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的判断，平台媒体是未来信息传播业的主流形态，也是网络社会用户连接关系的核心枢纽[11]。主流媒体应加快媒介融合脚步，发挥“中央厨房”融媒体机制的作用，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创意能力，在积极建设自主可控平台的同时，还应保持与新媒体商业平台的良好合作关系，打造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矩阵，整合多方资源，扩大传播广度，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疫情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不仅全力发挥自身搭建的5G新媒体平台“央视频”的有效作用，而且主动适应传播分众化趋势，与其他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等进行合作，将具有权威性、可信性、专业性的优质内容借助平台媒体的强势传播渠道，实现信息内容的“病毒式传播”。同时，其还对优质的用户生产内容进行大力转发，这是对跨平台传播模式的积极探索。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积极联合县级融媒体中心，主动提供技术服务资源，共同打造内容共享平台，打通信息分发渠道，使得疫情防控的权威信息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和传播。
（二）丰富表达形式，提高传播效能
短视频虽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将具有新闻价值、吸引力的信息内容传递到受众，但是由于其时长的局限性，对事件内容的起因和结果无法进行详细的总结。主流媒体作为专业的内容生产者，需要将碎片化的短视频内容进行信息整合，利用整合性专题的方式，对热点话题进行集成梳理，在发挥短视频内容精炼、信息直白的传播优势下，确保内容的专业性、连贯性，为受众呈现整个事件的进程，丰富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的表达形式。
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征集微纪录片、Vlog、航拍、延时摄影等多种形式的短视频作品。如央视新闻采用微纪录片加Vlog的方式，与武汉当地UP主“食贫道”合作制作了《武汉观察Vlog》系列视频，其为期近90天的持续性纪录内容，目前播放量已突破千万次。其保留了Vlog的内容轻松化呈现和年轻化表达的特点，为新闻短视频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
（三）把握舆论导向，完善监管机制
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网络空间中的意见流呈爆发式增长，极易产生“蝴蝶效应”，从而引起情绪“共鸣化”[12]。因此，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应立足对当前舆论环境进行的预判，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在把握舆论主导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短视频内容创作理念，尊重人民，保障公众知情权，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和内容，做好受众的情感陪伴和情绪引导工作。如疫情期间，央视新闻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推出的《有你真好》合集，其记录支援武汉的防疫逆行者的故事，展现抗疫工作全貌，有利于安定人心、增强信心，起到正向引导舆论的作用。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还应完善新媒体舆论监管预警机制，对短视频信息内容加强管控，保证信息内容发布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其短视频政务号应构建畅通的舆论信息传播渠道，提高舆论危机处理能力，依照相关规范和制度，对自身有序展开舆论监督。在保证传播主体多样性的同时，主流媒体短视频政务号也应自觉接受公众监督，与公众平等开展互动和交流，增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EB/OL].（2020-10-12）[2021-02-18].https：//www.sohu.com/a/424159827_683129.
[2]赵昱，王勇泽.短视频的传播现状分析[J].数字传媒研究，2015（05）：54-58.
[3]汤志伟，赵迪，罗伊晗.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务短视频公众使用的实证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J].电子政务，2020（08）：2-14.
[4]晏青，凯伦·麦金泰尔.建设性新闻：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对凯伦·麦金泰尔的学术访谈[J].编辑之友，2017（08）：5-8.
[5]严小芳.移动短视频的传播特性和媒体机遇[J].东南传播，2016（02）：90-92.
[6]栾轶玫，张雅琦.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信息呈现与媒体表现[J].新闻战线，2020（03）：12-15.
[7]猫哥BroCat.新媒体疫情大数据：两周20篇双10w+，全民关注的线上战疫[EB/OL].（2020-02-06）[2020-06-15].https：//mp.weixin.qq.com/s/SUEsCThOBxcpCVJCqVomkA.
[8]赵雯.政务新媒体的短视频传播分析[J].传媒，2019（05）：25-27.
[9]彭兰.短视频：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J].新闻界，2019（01）：34-43.
[10]邵慧，李怡菲.社交平台中主流媒体的公共突发事件报道创新研究—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新冠肺炎报道为例[J].现代视听，2020（02）：16-19.
[11]宋建武，黄淼，陈璐颖.平台化：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基石[J].新闻与写作，2017（10）：5-14.
[12]曾祥敏，周杉.全媒体语境下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路径探析—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研究[J].当代电视，2020（04）：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