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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鬼子，作为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其笔触及社会生存的艰难面，在苦难的书写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本文从其悲悯三部曲其中之一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入手分析鬼子对于生命意识的探寻。
关键词：生命意识；身份证
作者简介：许欣（1980-），女，山东临沂人，海军蚌埠士官学校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评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1
鬼子在当下小说创作中，关注的是下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从风格上来看，鬼子的小说接近于新写实小说，然而鬼子采取的并不是纯客观的，零度情感的叙事方式。正如评论家洪治纲所言，“他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作家。这种忧患意识不是来自那些公众社会喧嚣已久的现实矛盾，也不是来自所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分配上的心理失衡，而是纯粹地来自民间，来自作家与生俱有的平民化生存记忆。”鬼子用尖锐锋利的解剖刀刻画现实生活使其具有血淋淋，寒心的残酷色调。
《瓦城上空的麦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父亲将自己耕作的那一片“麦田”（三个儿女）移植到城里，恰逢父亲60大寿，父亲认为子女无须应提醒牢牢记住长辈的生日，他悄无声息地进城来考验着子女的孝心，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件事情，一场论战展开，一场悲剧不可避免。
一、“父亲”这个意向被忽视
“父亲”，这个意向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创作与日常生活中，是权利与尊严的代表，因此对“父”往往充满尊敬，孝顺和敬畏，父代表着无法抗拒的命令和使命。尽管在五四启蒙与革命文学叙事中，“父”的形象更多地被装扮成具有守旧思想，守旧意识与社会发展潮流相逆的一种力量。但是“父亲”在家庭的建设中，在儿女的养育中，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主流意识的生活与日常生活是迥异的，日常生活作为现实是不容置疑的。所以“父亲”这个角色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利仍是不可忽视的。
《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四，是作为父亲的身份出现的。来自山里的李四，他的意识里充满了对生命的重视，他认为“人的生命走完了六十，就相当于走完了一个大圆圈，往下若是走，那是另一个圆圈的开始，也就是第二个圆圈，是谁也走不完的”。六十，对这个老人来讲，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然而他的儿女们却忘记了这一天，不仅如此，在父亲到达儿女家的时候，他们没有丝毫的惊喜，而出现无人问津的局面。这是对作为父亲身份的质疑和无视。李四的名字是个通称，不只代表他自己，代指千千万万的父亲身份。
二、一个意象：身份证
身份证，是证明一个人身份的证件，但是当它一样不能去证明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它的存在比缺失更可怕。身份证在小说中是一个意象，也可以认为是一个符号，然而，身份证却与现实，与权利产生了悖论，在整个故事中身份证充当了悲剧的最形象的罪人。
在以下的文字中，笔者主要从身份证在与权利，现实的冲突中来分析身份证的出场。
身份证第一次以被法律认可的机会出场是在胡来死时，胡来，一个生命的突然消失映射了警察（作为法的代表）的全部实质内容，就因为胡来，李四都不是瓦城人。这是乡下人进城的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因为想进城，想成为城市的人，然而似乎山村的烙印已明显地刻在了脸上，他们的身份遭受到城里人的排斥，进城的这些乡下人是在一个无法形成自己的社会力量的前提下进入城市的，没有一种维护他们权利的机制。因而，他们只能在身体在空间上进城，心理上和生命价值上无法得到城里人的承认。在这里，警察，已不只是城里人的代表，他还是权威的象征，是法律的化身，由此我们明白在现实中，法律是城里人的法律，具有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识的体验只属于城里人。
第二次，第三次身份证遭遇的是同一个警察，现在它作为证实李四身份的一个证件，然而生效的似乎只是证件，而不是李四这个人。在城市里，欲望充斥着每个角落，所以格外的形式化，李四的儿女们只寄希望于法律（身份证），除此以外，包括李四的笔迹，李四种种感人的举动，他们都不曾去意识过，在物化的城市中，从乡下进入城市的人（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进入城市的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过多的符号化了。
这里不仅牵涉到这些还折射出家庭伦理的没落。李四的三个儿女在城里辛辛苦苦谋取生存与发展权利的生活，也逐步疏离了乡村生活的伦理。在城市的喧嚣与骚乱中，他们迷失了自己。看到更多的是权利、金钱甚至是女人。正如王晓明所讲的，“一旦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以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以及那个在80年代初风靡全国的‘歌德巴赫猜想’……都势必遭人冷落，人的方向向一面严重倾斜。”李瓦在与局长吃饭，李香在开出租赚钱，李城与在女朋友散步，他们陶醉在权、钱、性中，而疏忽了伦理的内容。
三、生命意识的悖反
韩东有一首诗《山民》，（收在《爸爸在天上看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诗中。“诗人借‘山民’这一形象，表达了对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深切咏叹和思考，其中既有对传统文化中封闭，落后，保守，缺少自主理性和行动的‘山民意识’的反思和批判，又有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走出大海的渴望与现实无法抵达的落差，使他对他的祖先没有像他一样想过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这首诗和《瓦城上空的麦田》构成了乡下人进城的两个步骤，然而《瓦城上空的麦田》却以反面的形式来回答了《山民》中的生命意识。山民的祖先没有想到走出去，他想到了，而在《瓦城上空的麦田》中却写走出去的人的生存状态：一种人被接纳为城市人，享受着城市所具有的现代文明的商业之风，在城市里忙忙碌碌地为生存奔波，在钱权中挣扎，失去了人性中地良知和道德，被现代地符号所遮蔽。另一种是未被接收的乡下——城里人，他们虽然身体在城市里，占据着城市一部分的空间，然而无论在体制还是生命的价值上，他们都无法融入这个他们所向往地空间，因此走出去地生存状态仍然遭到质疑。
关键词：生命意识；身份证
作者简介：许欣（1980-），女，山东临沂人，海军蚌埠士官学校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评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1
鬼子在当下小说创作中，关注的是下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从风格上来看，鬼子的小说接近于新写实小说，然而鬼子采取的并不是纯客观的，零度情感的叙事方式。正如评论家洪治纲所言，“他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作家。这种忧患意识不是来自那些公众社会喧嚣已久的现实矛盾，也不是来自所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分配上的心理失衡，而是纯粹地来自民间，来自作家与生俱有的平民化生存记忆。”鬼子用尖锐锋利的解剖刀刻画现实生活使其具有血淋淋，寒心的残酷色调。
《瓦城上空的麦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父亲将自己耕作的那一片“麦田”（三个儿女）移植到城里，恰逢父亲60大寿，父亲认为子女无须应提醒牢牢记住长辈的生日，他悄无声息地进城来考验着子女的孝心，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件事情，一场论战展开，一场悲剧不可避免。
一、“父亲”这个意向被忽视
“父亲”，这个意向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创作与日常生活中，是权利与尊严的代表，因此对“父”往往充满尊敬，孝顺和敬畏，父代表着无法抗拒的命令和使命。尽管在五四启蒙与革命文学叙事中，“父”的形象更多地被装扮成具有守旧思想，守旧意识与社会发展潮流相逆的一种力量。但是“父亲”在家庭的建设中，在儿女的养育中，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主流意识的生活与日常生活是迥异的，日常生活作为现实是不容置疑的。所以“父亲”这个角色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利仍是不可忽视的。
《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四，是作为父亲的身份出现的。来自山里的李四，他的意识里充满了对生命的重视，他认为“人的生命走完了六十，就相当于走完了一个大圆圈，往下若是走，那是另一个圆圈的开始，也就是第二个圆圈，是谁也走不完的”。六十，对这个老人来讲，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然而他的儿女们却忘记了这一天，不仅如此，在父亲到达儿女家的时候，他们没有丝毫的惊喜，而出现无人问津的局面。这是对作为父亲身份的质疑和无视。李四的名字是个通称，不只代表他自己，代指千千万万的父亲身份。
二、一个意象：身份证
身份证，是证明一个人身份的证件，但是当它一样不能去证明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它的存在比缺失更可怕。身份证在小说中是一个意象，也可以认为是一个符号，然而，身份证却与现实，与权利产生了悖论，在整个故事中身份证充当了悲剧的最形象的罪人。
在以下的文字中，笔者主要从身份证在与权利，现实的冲突中来分析身份证的出场。
身份证第一次以被法律认可的机会出场是在胡来死时，胡来，一个生命的突然消失映射了警察（作为法的代表）的全部实质内容，就因为胡来，李四都不是瓦城人。这是乡下人进城的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因为想进城，想成为城市的人，然而似乎山村的烙印已明显地刻在了脸上，他们的身份遭受到城里人的排斥，进城的这些乡下人是在一个无法形成自己的社会力量的前提下进入城市的，没有一种维护他们权利的机制。因而，他们只能在身体在空间上进城，心理上和生命价值上无法得到城里人的承认。在这里，警察，已不只是城里人的代表，他还是权威的象征，是法律的化身，由此我们明白在现实中，法律是城里人的法律，具有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识的体验只属于城里人。
第二次，第三次身份证遭遇的是同一个警察，现在它作为证实李四身份的一个证件，然而生效的似乎只是证件，而不是李四这个人。在城市里，欲望充斥着每个角落，所以格外的形式化，李四的儿女们只寄希望于法律（身份证），除此以外，包括李四的笔迹，李四种种感人的举动，他们都不曾去意识过，在物化的城市中，从乡下进入城市的人（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进入城市的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过多的符号化了。
这里不仅牵涉到这些还折射出家庭伦理的没落。李四的三个儿女在城里辛辛苦苦谋取生存与发展权利的生活，也逐步疏离了乡村生活的伦理。在城市的喧嚣与骚乱中，他们迷失了自己。看到更多的是权利、金钱甚至是女人。正如王晓明所讲的，“一旦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以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以及那个在80年代初风靡全国的‘歌德巴赫猜想’……都势必遭人冷落，人的方向向一面严重倾斜。”李瓦在与局长吃饭，李香在开出租赚钱，李城与在女朋友散步，他们陶醉在权、钱、性中，而疏忽了伦理的内容。
三、生命意识的悖反
韩东有一首诗《山民》，（收在《爸爸在天上看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诗中。“诗人借‘山民’这一形象，表达了对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深切咏叹和思考，其中既有对传统文化中封闭，落后，保守，缺少自主理性和行动的‘山民意识’的反思和批判，又有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走出大海的渴望与现实无法抵达的落差，使他对他的祖先没有像他一样想过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这首诗和《瓦城上空的麦田》构成了乡下人进城的两个步骤，然而《瓦城上空的麦田》却以反面的形式来回答了《山民》中的生命意识。山民的祖先没有想到走出去，他想到了，而在《瓦城上空的麦田》中却写走出去的人的生存状态：一种人被接纳为城市人，享受着城市所具有的现代文明的商业之风，在城市里忙忙碌碌地为生存奔波，在钱权中挣扎，失去了人性中地良知和道德，被现代地符号所遮蔽。另一种是未被接收的乡下——城里人，他们虽然身体在城市里，占据着城市一部分的空间，然而无论在体制还是生命的价值上，他们都无法融入这个他们所向往地空间，因此走出去地生存状态仍然遭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