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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式的科研方式是科学家必须遵循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坚持耗时的研究范式让这些科学家越来越处于劣势
无独有偶。几乎与黄禹锡因为在关于克隆技术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中故意伪造数据而身败名裂同一时间，法国整形外科医生让-密歇尔·杜伯纳德博士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换脸手术”，在全球引起轰动——但现在他被很多外科医生告上了法庭，他遭到起诉的罪名是他急于推进一项并不是很成熟而可能会给病人带来巨大风险的手术。
尽管他们从事的工作是毫不相关的，然而这两个人都是科学界的明星。和传统的、在书斋中埋头做学问的学者不同，黄禹锡和杜伯纳德博士是头戴光环的耀眼明星，他们从来不惧怕暴露在聚光灯下。杜伯纳德是法国国会议员，黄禹锡的研究组则直接得到总统的特殊关照。当这样的高姿态战术帮助科学站上中心舞台的时候，很多批评者说，他们从本质上歪曲了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保证科学研究质量的、但却缓慢、枯燥的科学研究方法。
社会不应该只承认第一
马里兰大学的伦理学家阿迪尔·沙穆博士说：“在这两个事件中，我认为科学家们太急于求成了，为求快而失败。”
亲自撤销黄禹锡论文的《科学》杂志编辑唐纳德·肯尼迪博士则认为，在富于进取心、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视为第一这方面，在过去几十年里，科学家们远不如大学生。“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多产以成为其领域中的顶级科学家。”
名望、科学奖金以及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专利在等待着第一个完成他的人，第五个或第六个完成的人不会得到任何喝彩。“科学家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肯尼迪博士说。
当然，仍然有很多科学家在坚守着传统的研究范式，其中有些人正准备通过自身努力攻克移植手术难关和完成干细胞研究。但是专家们认为，坚持耗时的研究范式让他们近来处于劣势。
在干细胞研究中，黄禹锡所在的韩国干细胞研究中心最大的的竞争者之一是英国的干细胞库，后者成立已有两年，是一个政府性的实验室，位于伦敦附近。与韩国干细胞研究中心成立时(2005年秋天)大张旗鼓地宣传不同，英国干细胞库很少见诸媒体。
对于干细胞的创造和使用，英国干细胞库有一套科学的、符合伦理的详细规定和指导方针，基于这种规定，英国干细胞库较之韩国干细胞研究中心的迅捷步伐，显得行动较慢。
“潜规则”逼人就范？
但黄禹锡的情况的确特殊：在2005年甚至2004年之前，他早就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人物，他为什么还要做假？
一位韩国大学研究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可以折射出一些原因。他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这从他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原因；同时，他还不敢过于明确地表达自己了解的全部内容。
“对于事件本身我并不觉得吃惊，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我只是觉得黄老师造假的程度确实有点大。”
“之所以不感到震惊，是因为韩国的体制和学术界的一些潜规则让很多人感到危机四伏。从体制来说，整个韩国社会，对‘速度’过度追捧让整个社会显得很浮躁。对于大多受国家资助的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往往跟官员的政绩挂钩，官员希望在任期内看到成果，作为自己职位升迁的筹码；研究者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同时迫于政府官员的压力，急于取得成果，所以‘造假’丑闻的出现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就学术界而言，在韩国，教师的地位非常高，尤其是知名的教授，跟总统交往密切，有的做了国会议员。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其未来的就业跟导师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因此，研究生几乎不敢提出跟导师相左的观点，更不敢指责自己的导师。最重要的是，大多数导师，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导师，虽然给自己的研究生分配很重的任务，但给研究生的薪酬却很低，这是他们敢怒不敢言的事情，也是学生抱怨最厉害的问题。”可以想见，这也是黄禹锡造假事件最终东窗事发的原因之一。
媒体责任：过分宣扬民族主义的危害
“人们已将媒体报道作为衡量科研价值的一种方式，他们并不在意科研成果是否真的扩展了我们的知识，而只是关心科研是否来自报纸。”《科学》杂志的执行编辑莫妮卡·布拉德福的这句话，得到很多科学家的认同，他一言中的，指出了国际社会中民众普遍存在的一种不冷静态度。
显然，这种态度将反过来作用于科学家。而在韩国，媒体在衡量科研价值时更是加上了民族主义的尺度。
“韩国本地媒体有关科学新闻的报道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不注重科学发现的重要性和对社会的影响……在本地主要电视网络有关科学新闻的报道中，其中75.4%的内容是关于韩国人的发现。”这是韩国新闻基金会在1月12日发布的一份调查中所指出的。这些发现支持部分专家的观点，即本地媒体所渲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应对黄禹锡事件负部分责任。
基于收集和分析了2005年9月至11月间韩国三大电视媒体晚间的69个新闻节目， 韩国新闻基金会得出以上结论。根据该新闻基金会的调查，韩国约80%的科学新闻报道都集中于韩国研究人员的发现。在谈到有外国科学家参与的发现中，只有两个报道强调了他们的国籍。
48%的报道本地科学家的广播节目只强调一个事实：这一成就是由韩国科学家第一次做出的，却从不提及外国科学家在其中的重要贡献。当基金会将这些报道与韩国三家日报的文章作比较时，他们发现，外国科学家与本地科学家的贡献分别为57.3%与34.4%。在关于当地科学家的报道中，68%的新闻报道都在标题或开头强调研究人员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给有成就的科学家带来荣誉的同时，也让他们备感压力。首尔大学公共关系负责人Chloe Cho也告诉本刊，假如黄不作假，并从此裹足不前，最直接的后果是科研基金减少。他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短期内可能不会受到威胁，但必然面临更多的来自社会过高期望值的压力。
这种情况并不只发生在韩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科研跟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关系越来越密切。在爱因斯坦时候，一个人做出成就，政府不会拿他当民族英雄，成就主要是在科学界得到论断。做出成就就被看成民族英雄，这种做法委实不可取。”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穆荣平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
谁来监督顶级科学家？
1月10日，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黄禹锡事件调查委员会公布了最终的调查报告后，美国《科学》杂志总编辑唐纳德·肯尼迪随后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撤消黄禹锡等两篇论文的计划。声明全文刊登在《科学》杂志电子版上。
在声明中，唐纳德·肯尼迪对当时这两篇文章的审稿程序进行了反思。
“我们正在对这两篇论文的编辑历史和审稿过程进行系统的评估，以寻找改进这些程序和方法的途径。但我在过去已经指出：即使我们在这一事件中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严格的同行评审，可能也难以发觉这起精心策划的骗局。为了支持这样的努力，我们正在邀请包括我们的评审编辑委员会和高级编辑委员会在内的外部专家的参与。”
“他们和我们都将考虑提供额外安全措施的可能性。这些措施包括：要求所有的作者详细陈述他们在所递交的研究工作中的具体作用、签署同意研究结论的声明等。我们正在改进审查被篡改图片的措施，尽管这种措施在这起特别的案例中可能也难以发现存在的问题。”
“欺诈性研究是尤其令人烦恼的事件，因为它威胁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科学体制。幸运的是，这样的案例是罕见的，但它伤害了我们所有的人。欺诈行为不可能通过科学出版程序而得到彻底的清除，科学的真实最终依赖于证实。”
谁也不可能杜绝类似的造假事件再度发生。
“对于提防剽窃，审稿人还有一定的把握；而在非数理科学领域的造假，审稿人几乎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不可能去花费大量资金和时间来做重复实验。”中国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竞如此认为。
“黄禹锡将为自己的道德约束不力付出惨重的代价。科学界整体的道德约束还是防备科学作假的最终力量，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震撼力的。” 穆荣平最后如此总结。
无独有偶。几乎与黄禹锡因为在关于克隆技术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中故意伪造数据而身败名裂同一时间，法国整形外科医生让-密歇尔·杜伯纳德博士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换脸手术”，在全球引起轰动——但现在他被很多外科医生告上了法庭，他遭到起诉的罪名是他急于推进一项并不是很成熟而可能会给病人带来巨大风险的手术。
尽管他们从事的工作是毫不相关的，然而这两个人都是科学界的明星。和传统的、在书斋中埋头做学问的学者不同，黄禹锡和杜伯纳德博士是头戴光环的耀眼明星，他们从来不惧怕暴露在聚光灯下。杜伯纳德是法国国会议员，黄禹锡的研究组则直接得到总统的特殊关照。当这样的高姿态战术帮助科学站上中心舞台的时候，很多批评者说，他们从本质上歪曲了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保证科学研究质量的、但却缓慢、枯燥的科学研究方法。
社会不应该只承认第一
马里兰大学的伦理学家阿迪尔·沙穆博士说：“在这两个事件中，我认为科学家们太急于求成了，为求快而失败。”
亲自撤销黄禹锡论文的《科学》杂志编辑唐纳德·肯尼迪博士则认为，在富于进取心、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视为第一这方面，在过去几十年里，科学家们远不如大学生。“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多产以成为其领域中的顶级科学家。”
名望、科学奖金以及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专利在等待着第一个完成他的人，第五个或第六个完成的人不会得到任何喝彩。“科学家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肯尼迪博士说。
当然，仍然有很多科学家在坚守着传统的研究范式，其中有些人正准备通过自身努力攻克移植手术难关和完成干细胞研究。但是专家们认为，坚持耗时的研究范式让他们近来处于劣势。
在干细胞研究中，黄禹锡所在的韩国干细胞研究中心最大的的竞争者之一是英国的干细胞库，后者成立已有两年，是一个政府性的实验室，位于伦敦附近。与韩国干细胞研究中心成立时(2005年秋天)大张旗鼓地宣传不同，英国干细胞库很少见诸媒体。
对于干细胞的创造和使用，英国干细胞库有一套科学的、符合伦理的详细规定和指导方针，基于这种规定，英国干细胞库较之韩国干细胞研究中心的迅捷步伐，显得行动较慢。
“潜规则”逼人就范？
但黄禹锡的情况的确特殊：在2005年甚至2004年之前，他早就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人物，他为什么还要做假？
一位韩国大学研究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可以折射出一些原因。他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这从他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原因；同时，他还不敢过于明确地表达自己了解的全部内容。
“对于事件本身我并不觉得吃惊，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我只是觉得黄老师造假的程度确实有点大。”
“之所以不感到震惊，是因为韩国的体制和学术界的一些潜规则让很多人感到危机四伏。从体制来说，整个韩国社会，对‘速度’过度追捧让整个社会显得很浮躁。对于大多受国家资助的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往往跟官员的政绩挂钩，官员希望在任期内看到成果，作为自己职位升迁的筹码；研究者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同时迫于政府官员的压力，急于取得成果，所以‘造假’丑闻的出现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就学术界而言，在韩国，教师的地位非常高，尤其是知名的教授，跟总统交往密切，有的做了国会议员。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其未来的就业跟导师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因此，研究生几乎不敢提出跟导师相左的观点，更不敢指责自己的导师。最重要的是，大多数导师，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导师，虽然给自己的研究生分配很重的任务，但给研究生的薪酬却很低，这是他们敢怒不敢言的事情，也是学生抱怨最厉害的问题。”可以想见，这也是黄禹锡造假事件最终东窗事发的原因之一。
媒体责任：过分宣扬民族主义的危害
“人们已将媒体报道作为衡量科研价值的一种方式，他们并不在意科研成果是否真的扩展了我们的知识，而只是关心科研是否来自报纸。”《科学》杂志的执行编辑莫妮卡·布拉德福的这句话，得到很多科学家的认同，他一言中的，指出了国际社会中民众普遍存在的一种不冷静态度。
显然，这种态度将反过来作用于科学家。而在韩国，媒体在衡量科研价值时更是加上了民族主义的尺度。
“韩国本地媒体有关科学新闻的报道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不注重科学发现的重要性和对社会的影响……在本地主要电视网络有关科学新闻的报道中，其中75.4%的内容是关于韩国人的发现。”这是韩国新闻基金会在1月12日发布的一份调查中所指出的。这些发现支持部分专家的观点，即本地媒体所渲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应对黄禹锡事件负部分责任。
基于收集和分析了2005年9月至11月间韩国三大电视媒体晚间的69个新闻节目， 韩国新闻基金会得出以上结论。根据该新闻基金会的调查，韩国约80%的科学新闻报道都集中于韩国研究人员的发现。在谈到有外国科学家参与的发现中，只有两个报道强调了他们的国籍。
48%的报道本地科学家的广播节目只强调一个事实：这一成就是由韩国科学家第一次做出的，却从不提及外国科学家在其中的重要贡献。当基金会将这些报道与韩国三家日报的文章作比较时，他们发现，外国科学家与本地科学家的贡献分别为57.3%与34.4%。在关于当地科学家的报道中，68%的新闻报道都在标题或开头强调研究人员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给有成就的科学家带来荣誉的同时，也让他们备感压力。首尔大学公共关系负责人Chloe Cho也告诉本刊，假如黄不作假，并从此裹足不前，最直接的后果是科研基金减少。他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短期内可能不会受到威胁，但必然面临更多的来自社会过高期望值的压力。
这种情况并不只发生在韩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科研跟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关系越来越密切。在爱因斯坦时候，一个人做出成就，政府不会拿他当民族英雄，成就主要是在科学界得到论断。做出成就就被看成民族英雄，这种做法委实不可取。”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穆荣平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
谁来监督顶级科学家？
1月10日，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黄禹锡事件调查委员会公布了最终的调查报告后，美国《科学》杂志总编辑唐纳德·肯尼迪随后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撤消黄禹锡等两篇论文的计划。声明全文刊登在《科学》杂志电子版上。
在声明中，唐纳德·肯尼迪对当时这两篇文章的审稿程序进行了反思。
“我们正在对这两篇论文的编辑历史和审稿过程进行系统的评估，以寻找改进这些程序和方法的途径。但我在过去已经指出：即使我们在这一事件中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严格的同行评审，可能也难以发觉这起精心策划的骗局。为了支持这样的努力，我们正在邀请包括我们的评审编辑委员会和高级编辑委员会在内的外部专家的参与。”
“他们和我们都将考虑提供额外安全措施的可能性。这些措施包括：要求所有的作者详细陈述他们在所递交的研究工作中的具体作用、签署同意研究结论的声明等。我们正在改进审查被篡改图片的措施，尽管这种措施在这起特别的案例中可能也难以发现存在的问题。”
“欺诈性研究是尤其令人烦恼的事件，因为它威胁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科学体制。幸运的是，这样的案例是罕见的，但它伤害了我们所有的人。欺诈行为不可能通过科学出版程序而得到彻底的清除，科学的真实最终依赖于证实。”
谁也不可能杜绝类似的造假事件再度发生。
“对于提防剽窃，审稿人还有一定的把握；而在非数理科学领域的造假，审稿人几乎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不可能去花费大量资金和时间来做重复实验。”中国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竞如此认为。
“黄禹锡将为自己的道德约束不力付出惨重的代价。科学界整体的道德约束还是防备科学作假的最终力量，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震撼力的。” 穆荣平最后如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