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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深刻”和“反叛”是摇滚乐的天然属性么？
在1980年代的中国，很多人都觉得摇滚的形式实际上增加了它的深刻性。实际上摇滚乐本身可能不需要这么深刻，反而过于深刻会显得很笨重，显得你很不潇洒。其实摇滚乐成功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它的娱乐性，甚至它的放荡性，甚至它有点反体制，甚至它有点反法律，这就是所谓的“反叛”。但摇滚乐的反叛是基于创作角度出发的，创作者想用挑战和破坏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爱、和平及善良。
有一首歌叫《I Fight Law But Law Won》，就是我跟法律做斗爭，法律赢了。有一些人制定了法律，必然会有一些人打破法律，这才是社会的发展，不打破法律怎么样完善，必须打破它，完了以后再去完善它，这就是社会。创作者并不是一罪犯，但是歌词里面充满了犯法，充满了暴力，充满了甚至拿枪、用枪换取尊严，就类似这样的东西。但实际上他内心里边非常和平，摇滚乐就是类似这样的娱乐性。
很多人觉得摇滚的反叛是属于青年人的，进入中年之后就会妥协。
我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爱我的音乐的人，尽管很多不再来现场听我的歌，但我相信，他们对社会对生活的批评态度并没有减少，就像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听我的音乐了，不爱我的音乐了，不喜欢摇滚了，只是他们岁数大了，要处理的家庭事务也非常多了，来现场听摇滚这样的活动，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其实最根本上，生活的状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世界，说出了什么，发出什么声音。
1985年6月，崔健和几个朋友组成的“七合板”乐队被迫解散，作为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之一，它仅仅存在了不到一年时间。彼时的崔健在北京地下音乐圈已经小有名气，他在自己的第一首摇滚歌曲中写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是的，就是那首后来被无数迷茫小青年高声唱起的《不是我不明白》。
直至今天，中国的摇滚迷们仍然会依依不舍地谈论起1986年的工体之夜，那个充满了启蒙色彩和理想主义情怀的夜晚，他们第一次认识了25岁的崔健，也是在那个夜晚，他们有幸目睹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作者查建英有过这样的回忆：“一九八六年，在北京举行的为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他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音乐起处，他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台下变得静悄悄。十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那个晚上，崔健一炮走红，登上了“中国摇滚之父”的神坛，“崔健”这个名字有了新的意义——他不仅是音乐人、是偶像和英雄，更是思想启蒙者。
多年后，当人们专门举办崔健作品研讨会，一本正经地研究起“崔健文化现象”时，有一个论点却是具有说服力的：“80年代，崔健以他的重金属般的音色，吼出《一无所有》，把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过程中，一代青年的痛苦、失落、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反映得淋漓尽致。崔健的演唱台上台下同摇共扭、前俯后仰的疯狂达成一种共同的‘气场’，崔健成为风靡一时的‘星族’，而《一无所有》这首歌也成为时代的象征、时代的符号。”
崔健带给那个时代的精神力量，并不是只是通过音乐传达的，反叛也来源于生活。1987年年初，崔健被北京交响乐团劝退，理由是：“不务正业，耽误团里的工作。”一年后，“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崔健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上了台，高唱：“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30年后，人们还能从这首歌中解读出不同的意味，当年王朔听了这首《一块红布》后感叹：“我们写了千言万语也不如这首歌来得更直接更有力。”而台湾音乐制作人、魔岩唱片创始人张培仁则回忆：“当年在远处看着崔健眼蒙红布吹着小号唱《一块红布》，扶着树嚎啕大哭。”
1989年，崔健推出“中国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7万盒的发行量，对当时的音乐市场来说是一个奇迹。接下来的路，崔健走得有些艰难，1990年，崔健“为亚运会集资系列义演”进行全国巡回演唱会，从北京到郑州，再到西安、武汉和成都，成都站演出结束后，巡演被亚组委叫停，原因是：“怕活动人多的时候出现被坏人利用的情况，给亚运会抹黑。”此后，崔健在北京的大型演出始终得不到批准，甚至还出现了“禁止上央视”之类的禁令。
1992年年底，崔健在北京展览馆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大型演唱会，打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感觉——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的名义，这是90年代的观众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看见他，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他无法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出。但崔健始终是个清醒的人，若干年后他接受采访时说：“这么多年，我保持了内心的平衡。风口浪尖时，我会尽量压低自己，保持清醒，比如唱完《一无所有》后，我不愿意跟别人闲扯。之后有低谷有暗淡期，比如演出遭封杀，乐队间的不理解，但我都挺过来了，反而在这些高峰与低谷的反复‘调整’中，我长出了‘一身肌肉’。”
1993年，崔健主演了第六代导演张元的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这部电影孕育了“地下电影”概念，而崔健也正是通过这部电影，表达着他对摇滚变革历史信念的坚定。1994年，发行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后，崔健与他的新乐队“红旗下的蛋”开始游走海外——在日本进行巡回演出，演出的城市有东京、大阪、福冈、京都。也是在这一年，他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了BUMBERSHOOT艺术节，次日登上了美国《新闻周刊》。
1995年，崔健再赴日本演出，在大阪的艺术节音乐厅和东京武道馆，共演出四场。同年，他在美国进行巡回演出，从旧金山、纽约一路演到波士顿，这也是中国大陆歌手首次在美国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巡回演出，CBS、CNN对这次巡回演出做了大量的报道。此时的崔健，已经是世界的了——《纽约时报》用了音乐版三分之二的篇幅专门报道崔健的演唱会，著名音乐专栏评论家JOH PARELES在文章中写道：“崔先生是非常专业、世界级的摇滚音乐家。”
在1980年代的中国，很多人都觉得摇滚的形式实际上增加了它的深刻性。实际上摇滚乐本身可能不需要这么深刻，反而过于深刻会显得很笨重，显得你很不潇洒。其实摇滚乐成功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它的娱乐性，甚至它的放荡性，甚至它有点反体制，甚至它有点反法律，这就是所谓的“反叛”。但摇滚乐的反叛是基于创作角度出发的，创作者想用挑战和破坏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爱、和平及善良。
有一首歌叫《I Fight Law But Law Won》，就是我跟法律做斗爭，法律赢了。有一些人制定了法律，必然会有一些人打破法律，这才是社会的发展，不打破法律怎么样完善，必须打破它，完了以后再去完善它，这就是社会。创作者并不是一罪犯，但是歌词里面充满了犯法，充满了暴力，充满了甚至拿枪、用枪换取尊严，就类似这样的东西。但实际上他内心里边非常和平，摇滚乐就是类似这样的娱乐性。
很多人觉得摇滚的反叛是属于青年人的，进入中年之后就会妥协。
我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爱我的音乐的人，尽管很多不再来现场听我的歌，但我相信，他们对社会对生活的批评态度并没有减少，就像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听我的音乐了，不爱我的音乐了，不喜欢摇滚了，只是他们岁数大了，要处理的家庭事务也非常多了，来现场听摇滚这样的活动，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其实最根本上，生活的状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世界，说出了什么，发出什么声音。
1985年6月，崔健和几个朋友组成的“七合板”乐队被迫解散，作为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之一，它仅仅存在了不到一年时间。彼时的崔健在北京地下音乐圈已经小有名气，他在自己的第一首摇滚歌曲中写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是的，就是那首后来被无数迷茫小青年高声唱起的《不是我不明白》。
直至今天，中国的摇滚迷们仍然会依依不舍地谈论起1986年的工体之夜，那个充满了启蒙色彩和理想主义情怀的夜晚，他们第一次认识了25岁的崔健，也是在那个夜晚，他们有幸目睹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作者查建英有过这样的回忆：“一九八六年，在北京举行的为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他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音乐起处，他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台下变得静悄悄。十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那个晚上，崔健一炮走红，登上了“中国摇滚之父”的神坛，“崔健”这个名字有了新的意义——他不仅是音乐人、是偶像和英雄，更是思想启蒙者。
多年后，当人们专门举办崔健作品研讨会，一本正经地研究起“崔健文化现象”时，有一个论点却是具有说服力的：“80年代，崔健以他的重金属般的音色，吼出《一无所有》，把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过程中，一代青年的痛苦、失落、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反映得淋漓尽致。崔健的演唱台上台下同摇共扭、前俯后仰的疯狂达成一种共同的‘气场’，崔健成为风靡一时的‘星族’，而《一无所有》这首歌也成为时代的象征、时代的符号。”
崔健带给那个时代的精神力量，并不是只是通过音乐传达的，反叛也来源于生活。1987年年初，崔健被北京交响乐团劝退，理由是：“不务正业，耽误团里的工作。”一年后，“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崔健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上了台，高唱：“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30年后，人们还能从这首歌中解读出不同的意味，当年王朔听了这首《一块红布》后感叹：“我们写了千言万语也不如这首歌来得更直接更有力。”而台湾音乐制作人、魔岩唱片创始人张培仁则回忆：“当年在远处看着崔健眼蒙红布吹着小号唱《一块红布》，扶着树嚎啕大哭。”
1989年，崔健推出“中国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7万盒的发行量，对当时的音乐市场来说是一个奇迹。接下来的路，崔健走得有些艰难，1990年，崔健“为亚运会集资系列义演”进行全国巡回演唱会，从北京到郑州，再到西安、武汉和成都，成都站演出结束后，巡演被亚组委叫停，原因是：“怕活动人多的时候出现被坏人利用的情况，给亚运会抹黑。”此后，崔健在北京的大型演出始终得不到批准，甚至还出现了“禁止上央视”之类的禁令。
1992年年底，崔健在北京展览馆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大型演唱会，打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感觉——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的名义，这是90年代的观众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看见他，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他无法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出。但崔健始终是个清醒的人，若干年后他接受采访时说：“这么多年，我保持了内心的平衡。风口浪尖时，我会尽量压低自己，保持清醒，比如唱完《一无所有》后，我不愿意跟别人闲扯。之后有低谷有暗淡期，比如演出遭封杀，乐队间的不理解，但我都挺过来了，反而在这些高峰与低谷的反复‘调整’中，我长出了‘一身肌肉’。”
1993年，崔健主演了第六代导演张元的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这部电影孕育了“地下电影”概念，而崔健也正是通过这部电影，表达着他对摇滚变革历史信念的坚定。1994年，发行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后，崔健与他的新乐队“红旗下的蛋”开始游走海外——在日本进行巡回演出，演出的城市有东京、大阪、福冈、京都。也是在这一年，他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了BUMBERSHOOT艺术节，次日登上了美国《新闻周刊》。
1995年，崔健再赴日本演出，在大阪的艺术节音乐厅和东京武道馆，共演出四场。同年，他在美国进行巡回演出，从旧金山、纽约一路演到波士顿，这也是中国大陆歌手首次在美国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巡回演出，CBS、CNN对这次巡回演出做了大量的报道。此时的崔健，已经是世界的了——《纽约时报》用了音乐版三分之二的篇幅专门报道崔健的演唱会，著名音乐专栏评论家JOH PARELES在文章中写道：“崔先生是非常专业、世界级的摇滚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