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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怪小說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志怪”二字来源于《庄子》，顾名思义，这类小说记载的就是那些神鬼怪异之事。细究先人对奇闻异事的记述，可追溯至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先秦的《汲冢琐语》《山海经》，志怪雏形初备，及至汉代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假托名人的作品，如东方朔的《神异经》、班固的《汉武帝故事》，这类故事的真正创作者已不能闻其详，小说或是基于先秦志怪的情节扩展开来，或是将历史与幻想糅合一体。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发展成熟，代表作首推《搜神记》，其作者为东晋史学家干宝。
干宝在《搜神记序》里写道他作此书是有感而发，有两件事情促使他下定了创作的决心。一件事情是干宝父亲有一个非常宠爱的侍婢，其母颇为嫉妒，时过不久，其亲去世，其母将侍婢推入墓穴，活殉其父，以解心头之恨。当时干宝兄弟年纪尚幼，并不十分明白母亲为何如此为之，亦无深究。后十余年，干宝母亲去世，双亲合葬，开启父亲墓穴后，发现当年被活殉的侍婢伏在他父亲的棺木之上，并未化为白骨，于是用车载回家中，一日之后，侍婢竟然苏醒，说干宝父亲在地下照顾她饮食日常，恩情一如平日。侍婢苏醒后即可预料吉凶祸福，颇为灵验，后又嫁人生子，不见异样。另一件事情是干宝的哥哥干庆病重，气息全无，但是身体经过三天依旧温热。当时有一个道术了得的吴真人认为干庆命不至此，于是沐浴更衣躺到干庆旁边，宛若死状。一夜之后，两人俱生。干庆描述所见，说吴真人在地府之中为他争辩，于是他得以生还。“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癨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当然，这只是传闻，根本不符合科学，干宝创作《搜神记》从时代背景看，是因为佛道思想盛行，从个人兴趣看，他极其喜爱神仙志怪之类，同时作为史学家，他也有博览群书的便利条件。志怪不能入正史，佛道兴盛，鬼怪之事被视为与人事等同，干宝作为史家，也为鬼物奇闻作传，自称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相信鬼怪神异的存在，并为之作书以证其真实性。
《韩凭妻》可以说是《搜神记》的一篇代表之作。宋康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在位47年，除了骄奢淫逸欺诈百姓，好像也没干什么别的事。他的门人韩凭娶妻何氏，面貌极美，康王夺何氏，并用苦役折磨韩凭。何氏用隐语给丈夫传递书信，明死志，韩凭与妻子心有灵犀，收信后不久即自杀身死。而何氏寻死则没有那么容易，在宫人的监视之下，自残很难做到，于是她暗地里将自己的衣服弄得绡薄易碎，在与康王登高台时举身跃下，身边的人去拉她，可衣物不经拉扯断裂了，何氏坠落而死。她在衣带中留下遗书，自愿赴死，只希望能与丈夫合葬。康王大怒，让人将韩凭夫妇分而葬之，坟冢相望，还得意地说：“若能两坟合为一处，我就不再阻拦。”很快，两棵大梓树从坟顶生出，十天长到一抱粗，枝干交错、树根盘结，一对鸳鸯栖于树上，终日交颈悲鸣，十分感人。宋人十分同情这对夫妇，于是称其为“相思树”。
倾心相爱的一对夫妇，留下来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半现实半神异，现实之处一是对宋康王这个暴君暴行的描写，他的荒诞残暴导致了韩凭夫妇的悲剧；二是韩凭夫妇无力抵抗强权，只能以死抗争。神异之处则在于两棵梓树交错缠绕，冢虽不能合也要相依相伴。现实和想象在此交汇了。坚贞不渝的爱情是人们最向往的至纯至真的感情，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会使其光辉褪色，留下遗憾。也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更加热衷于追求这种纯善之美，借作品中的艺术性生发得到“替代性”的满足，特别是浪漫主义的结尾，那缠绵在一处的相思树，寄托了无数人的美好理想和愿望。
相思树不仅仅是爱情的象征，这棵树中还蕴藏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古人言，“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可韩凭一个小小的舍人没有办法与国君抗争，他所做的只能是自杀。这种反抗看似无力，却是他反抗精神发挥的极致。夫妇相约赴死，可没有基本权利与社会地位的女人，连赴死都没那么容易，她的心中有的只是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宋康王的仇恨，她的反抗也更为激烈和曲折，费尽心机终于殉情。反抗是用肉体消亡作为代价的，何其惨烈！而最惨烈的当属不能合葬的二人在另一个世界的抚慰拥抱，相思树作为爱情的意象，长长久久地留在了中国文坛。民间流传何氏一跃而下、殒身不恤的高台叫作“青陵台”，相传何氏所作歌谣：
“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
这首歌谣也被经常被后世文人赋予更深刻的寓意。
这样的好故事《搜神记》里还有很多，《三王墓》《董永》等等，虽然短小，但故事情节完整，叙事生动，也加入了很多艺术手法，更加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突出人物性格。
《搜神记》的时代落后性毋庸置言，文学创作的自主性也不具备，但它广征博收，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尤其是民间传说故事，虽为“残丛小语”，但有丰富的想象，有鲜明的形象，叙事简洁、语言朴素、情节完整，艺术表现手段也加入其中。书中许多内容不断为后代的传奇、话本所取用，续作、仿作之书层出不穷。魏晋南北朝是志怪小说的黄金时代，它直接孕育了唐传奇小说，宋话本小说中的烟粉、灵怪、神仙诸种，明清章回小说中的神魔一类都深受影响。
干宝在《搜神记序》里写道他作此书是有感而发，有两件事情促使他下定了创作的决心。一件事情是干宝父亲有一个非常宠爱的侍婢，其母颇为嫉妒，时过不久，其亲去世，其母将侍婢推入墓穴，活殉其父，以解心头之恨。当时干宝兄弟年纪尚幼，并不十分明白母亲为何如此为之，亦无深究。后十余年，干宝母亲去世，双亲合葬，开启父亲墓穴后，发现当年被活殉的侍婢伏在他父亲的棺木之上，并未化为白骨，于是用车载回家中，一日之后，侍婢竟然苏醒，说干宝父亲在地下照顾她饮食日常，恩情一如平日。侍婢苏醒后即可预料吉凶祸福，颇为灵验，后又嫁人生子，不见异样。另一件事情是干宝的哥哥干庆病重，气息全无，但是身体经过三天依旧温热。当时有一个道术了得的吴真人认为干庆命不至此，于是沐浴更衣躺到干庆旁边，宛若死状。一夜之后，两人俱生。干庆描述所见，说吴真人在地府之中为他争辩，于是他得以生还。“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癨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当然，这只是传闻，根本不符合科学，干宝创作《搜神记》从时代背景看，是因为佛道思想盛行，从个人兴趣看，他极其喜爱神仙志怪之类，同时作为史学家，他也有博览群书的便利条件。志怪不能入正史，佛道兴盛，鬼怪之事被视为与人事等同，干宝作为史家，也为鬼物奇闻作传，自称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相信鬼怪神异的存在，并为之作书以证其真实性。
《韩凭妻》可以说是《搜神记》的一篇代表之作。宋康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在位47年，除了骄奢淫逸欺诈百姓，好像也没干什么别的事。他的门人韩凭娶妻何氏，面貌极美，康王夺何氏，并用苦役折磨韩凭。何氏用隐语给丈夫传递书信，明死志，韩凭与妻子心有灵犀，收信后不久即自杀身死。而何氏寻死则没有那么容易，在宫人的监视之下，自残很难做到，于是她暗地里将自己的衣服弄得绡薄易碎，在与康王登高台时举身跃下，身边的人去拉她，可衣物不经拉扯断裂了，何氏坠落而死。她在衣带中留下遗书，自愿赴死，只希望能与丈夫合葬。康王大怒，让人将韩凭夫妇分而葬之，坟冢相望，还得意地说：“若能两坟合为一处，我就不再阻拦。”很快，两棵大梓树从坟顶生出，十天长到一抱粗，枝干交错、树根盘结，一对鸳鸯栖于树上，终日交颈悲鸣，十分感人。宋人十分同情这对夫妇，于是称其为“相思树”。
倾心相爱的一对夫妇，留下来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半现实半神异，现实之处一是对宋康王这个暴君暴行的描写，他的荒诞残暴导致了韩凭夫妇的悲剧；二是韩凭夫妇无力抵抗强权，只能以死抗争。神异之处则在于两棵梓树交错缠绕，冢虽不能合也要相依相伴。现实和想象在此交汇了。坚贞不渝的爱情是人们最向往的至纯至真的感情，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会使其光辉褪色，留下遗憾。也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更加热衷于追求这种纯善之美，借作品中的艺术性生发得到“替代性”的满足，特别是浪漫主义的结尾，那缠绵在一处的相思树，寄托了无数人的美好理想和愿望。
相思树不仅仅是爱情的象征，这棵树中还蕴藏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古人言，“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可韩凭一个小小的舍人没有办法与国君抗争，他所做的只能是自杀。这种反抗看似无力，却是他反抗精神发挥的极致。夫妇相约赴死，可没有基本权利与社会地位的女人，连赴死都没那么容易，她的心中有的只是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宋康王的仇恨，她的反抗也更为激烈和曲折，费尽心机终于殉情。反抗是用肉体消亡作为代价的，何其惨烈！而最惨烈的当属不能合葬的二人在另一个世界的抚慰拥抱，相思树作为爱情的意象，长长久久地留在了中国文坛。民间流传何氏一跃而下、殒身不恤的高台叫作“青陵台”，相传何氏所作歌谣：
“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
这首歌谣也被经常被后世文人赋予更深刻的寓意。
这样的好故事《搜神记》里还有很多，《三王墓》《董永》等等，虽然短小，但故事情节完整，叙事生动，也加入了很多艺术手法，更加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突出人物性格。
《搜神记》的时代落后性毋庸置言，文学创作的自主性也不具备，但它广征博收，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尤其是民间传说故事，虽为“残丛小语”，但有丰富的想象，有鲜明的形象，叙事简洁、语言朴素、情节完整，艺术表现手段也加入其中。书中许多内容不断为后代的传奇、话本所取用，续作、仿作之书层出不穷。魏晋南北朝是志怪小说的黄金时代，它直接孕育了唐传奇小说，宋话本小说中的烟粉、灵怪、神仙诸种，明清章回小说中的神魔一类都深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