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介休市史志研究室获悉《光绪介休志》已在台湾刊行，遂想方设法寻找该书，犹赖山西大学常利兵老师和北京语言大学杨沛林同学的大力支持，几经辗转，于11月将《傅斯年图书馆典藏未刊稿钞本方志》购回，其中第九册、第十册上赫然登载有《光绪介休志》全本。本人有幸参与其中，第一时间即得开卷浏览，不亦乐乎。
　　高兴之余想到了张颔先生，介休县志编纂委员会于1983年3月9日召开了特约撰稿人及专志编写人座谈会，先生有一个精彩发言，主谈《光绪介休志》未刊稿的得失，兼谈有关地方志编纂的几个问题。先生谈到台湾收藏有《光绪介休志》，这个信息记载于《山西省地方志联合目录》一书，该书是由山西省图书馆于1980年编印的。当时台湾与大陆隔绝音信不通，只好望洋兴叹了。
　　《光绪介休志》的纂修背景，得从光绪五年（1879年）说起。巡抚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达全省修志檄文，成立通志局，聘请山西名儒王轩为总纂，张于铸为副纂，杨笃为纂修，杨深秀为协修，展开工作。《山西通志》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付梓，内容之宏富、考证之精赅、体例之完备、资料之详实，堪为典范，梁启超将其列为清光绪朝优秀省通志之首，称其“出自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

　　通志局除了编纂《山西通志》，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各府州县新编志书的审定工作。本书内有通志局总评两页和校语二百余条，时间为癸未年（光绪九年）二月望前三日，第二册封面盖有“协纂杨对”印。杨深秀时年36岁，而杨笃比他大14岁，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深秀对其尊敬有加。据杨笃日记记载，深秀几乎见天来访。从笔迹来看作评者至少为两人，从书法特点来看总评和大部分评点是杨深秀的笔迹，小字行草非常漂亮;个别处是杨笃的手笔，楷书有如刀刻，不愧为金石大家。由此判断，本书主要由杨深秀负责审定。杨深秀参与了多部县志的审定，光绪八年审定过《平遥县志》，并为之序。序言中考订了平遥的地理沿革，鲜明地提出他的修志主张，批评了当时修志之人过多着力于人物和文词，而对“地之沿革反区雾荒忽十不能得五”。这个观点不光是批评平遥，介休亦然。本书中就有批语一条专说此事：“地理一门，似未屑意，故沿革、山水、古迹诸条皆未究心。”
　　通志局对本书的总评开门见山。“此书有四长，亦有四短：喜于创新，而厌于存旧;工于引远，而略于征今;高于立论，而或失其归;务于修词，而反没其实。至于取舍详略，意别有在，大致然矣。论其精心结撰，戛戛独造，且命意全注。大祲修志，事事为亡羊补牢计，此迥非寻常官书所能企及。然其不合体要之处，亦坐不肯落官书窠臼。”有褒有贬，毫不含糊。
　　接着讲述了州县志书的沿革，强调当政者和纂修者的身份，纂修者不能反客为主。“州县之有志，初本一家之纪载耳。明代多乡先生家居所作，故体尚未画一，国初犹然。至康熙、雍正间诏修《一统志》，始令各直省修《通志》、各府州县皆修《志》，以备采用，于是始全变为官书。虽分门别类，条目或各不同，而其为有土者之专任，绅耆即达官宿儒，皆退居编校赞襄之列，不敢越俎而尸之，则无少异，体例然也。以作者之才与学，夫岂见不及此？”这话是针对纂修者李敦愚说的。
　　最后给出了解决之道。“倘可俯就時制，稍变其体，必能出其余力，别成雅制，为桑梓文献增重，虽官书又岂掩射斗之芒乎？则此卷或藏箧衍，或付手民，自作一家之言，与官书相附而行，所谓离之两美也。秉笔者通人，又吾辈也，为文字交久矣。故敢陈其直言，其能降以相从也，幸甚。”杨先生循循善诱，明确官方修志之体例，希望李敦愚调整思路，此卷可另为一书，县志就得按规矩来，稍作改动，可成大雅之作，如此可谓两全其美。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光绪介休志》，是侯清柏先生根据省文物局资料室所藏手抄本点校整理的（简称点校版），这一版本只有两卷，缺少人物志和志余两部分内容。本书有卷三（人物志）和志余，这两部分篇幅有299页之多。本书有“通志局覆校三通”字样，就两个版本共有的两卷内容来看，可以得出结论，本书为第三稿，点校版为第四稿。比较两个版本，区别有以下几方面：

　　一、点校版在文字上有所取舍，结构上也有所改变，看来是按照通志局的意见做了部分修改。目录的区别，地理志部分单列出古碑和介休五谷表;建置秩官下列出知县、教谕、训导、典使等;学校下列出名宦祠、乡贤祠、忠义孝弟祠、节孝祠。秩官截止时间的区别，本书记录到光绪六年，点校版记录到光绪九年。
　　二、修志衔名部分的区别。本书有参校刘经源、采访王家鹤，点校版无此二人，却增加了两个参校人，是教谕洪洞董炜和训导太谷武洋，这两人是按照汾州府知府林拱枢的要求添加的。更为重要的是，本书有鉴定人知汾州府事林拱枢，点校版无;监修人，本书有知介休县事吴匡，点校版无。 　　三、忠孝节烈部分，本书卷二登载588人，志余分三部分登载约900人;点校版登载1472人。这部分内容也是最为林知府诟病的部分，看来点校版在这方面做了妥协，把志余中的部分内容放人了正文。孑L庙祭祀乐舞的区别，点校版根据通志局的意见做了修改。本书登载的附图多于点校版。
　　李敦愚是固执的，虽然还没有固执到不可理喻的程度，稿本也是一改再改，有所妥协，但也有所坚持，如两个版本的书名都冠以光绪二字。本书中有这样一段批语：“年号冠志故自有初，然秉笔者之用意，良以光绪三四年大祲之后修志，而作以痛定思痛之哀，令后之阅者睹名而考实，此意自深远。惟大祲非介休一邑，修志亦非介休一邑，独冠以年号，终属未合，更商之。”李敦愚之执拗由此可见一斑。
　　有趣的是点校版总论中加了一段感慨之语：“呜呼！作志之难，等于作史。详慎再四，而伪舛犹多。安得有吴缜、杨循吉其人者，为之曲摘其乖牾耶。”杨循吉，成化二十年进士。三十一岁就辞去官职，结庐山下，课读经史，旁通内典、稗官，性狷隘，好持人短长，又好以学问穷人，至颊赤不顾。吴缜，北宋史学家，著有《新唐书纠谬》20卷，对《新唐书》指证错误多达400余条，在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看来杨笃和杨深秀二人还不是李敦愚眼中的吴缜、杨循吉，这二人还不能让他心悦诚服。书中李敦愚所推崇的《武功县志》，有人称此志“简而有体，质而弥文，辞直而事核”。而清代方志学大家章学诚却认为不妥，指出“夫康氏以两万许言，成书三卷，作一县志，自以为高简矣。今观其书，芜秽特甚”，“盖缘不知史家法度、文章体裁也”。

　　本书存在体例上的瑕疵，尽管点校版做了不少补救，依然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这就是本书命运多舛的主要原因。为了使志书早日问世，李敦愚在志书脱稿后四处奔走，所托之人多是内阁学士一级的大佬，然而林知府就是不允刊行。本书有不少大胆创新之举，书中不乏李敦愚的披肝沥胆之语，心心念念的是贤有司，一心要留一部警醒之作，反复叮嘱，从今往后官斯土者要如何如何，吾介应如何治理，吾民应如何善待，桑梓情节，令人感佩。尤其从志书的实用功能讲，如实记录了光绪初年的大旱灾情，查实考证了可信的人口数字，自有其不可磨灭之处。然而，书中借故发挥，好发议论，徒侈博雅，详略失体也正如总评所言。
　　本书缺点和优点都非常突出，然瑕不掩瑜，抚卷读来尤能感受到纂修者的温度和情怀，无疑是乡邦文献的珍贵版本。书中通志局的批语，有如脂砚斋之于《红楼梦》，锦上添花，研究价值非常之高。本书蕴含的史学理念和时代背景，可以作為考察光绪年间山西地方志纂修的生动而宝贵的资料。本书对于开展介休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提供了当时不少人物的生平传记信息，为下一步做细做实地方人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线索。
　　张颔先生有言：“李敦愚《光绪介休志》有很多难得的独到之处，它满可以作为介休嘉庆志之后民国志之前的一部重要方志，因之，我建议将来可以刊行。”先生说这个话是在三十七年前，遥想当年先生风范，如在眼前，先生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下一步如能整理梓行，先生之愿得偿，广大读者得睹《光绪介休志》之全貌，亦介邑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