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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成公十六年》中有这样一句话 ——“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其中，国士是指受君主敬重的人才。而今，我们怎样定义国士？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位冲在一线的将领？一位义无反顾的爱国者？都是。而在死神来临时，可以以一敌万，可以以专业知识救人性命于水火的人，也堪称国士。
1910年，清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突然收到一份来自东北三省的奏报，看完后，他十分震惊。奏报大致内容是，东三省出现了一种染之即死的怪病，而这怪病正向北京袭来，上奏者用了两句话形容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其肇端是1910年10月25日，在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发生了一则怪事。一家名叫“魁升元”的客栈，收住了两名从俄国回来投宿的中国矿工，结果两人突然死亡。他们的症状是发烧、咳血，且很快就死去，尸体上还出现了紫红色的斑点。离奇的是，他们死去后，客栈、酒吧的两个服务人员也得了相似的病死去。短短几天后，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也有人死于相同症状。接着，长春、沈阳也开始出现类似症状。数百人瞬间被夺去性命，整个东三省阴云笼罩，总督锡良因此紧急上报朝廷。
与世界上其他传染病不同，东三省这场疫情还关涉到国家主权。当时，在中国东北，一条由日本和沙俄共同控制的中东铁路已成为这两个帝国控制远东的最好工具，在这条铁路途经的各大城市，俄国和日本的话语权明显超过了中国。接到疫情报告的施肇基立即想到，俄日两国肯定会借此机会再度扩大在东北的利益。果然，这两国很快发来照会，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
必须有一个人能前往东三省，迅速控制疫情，打破俄日的如意算盘。
施肇基想到了伍连德。他是马来西亚华人，从小天资聪慧，17岁留学英国，24岁就被剑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胸怀报国理想的伍连德接受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国任职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伍连德接受了施肇基的邀请，勇敢地出任清政府赴东北的医官。这一年，他才31岁。
伍连德的第一站是哈尔滨一个叫傅家甸的地方。这里人口密集，聚集着闯关东来的两万人，疫情极为严重。伍连德发现，在傅家甸，染瘟疫者必死，重者往往全家毙命。他决定，必须通过解剖确定病因，可在当时，解剖还是禁忌。每天都有人死去，他却找不到一具可以解剖的尸体。直到第三天，他才有了机会——傅家甸一个旅店店主是日本女性，突然死亡，死前症状犹如满洲里的矿工。12月27日晚，伍连德带着医用器械前往这家旅店，令人在外看守，不让任何人靠近。解剖中，伍连德发现死因是肺部炎症窒息而亡，并提取了病变组织样本。这就是清朝民间的第一例尸体解剖。正是因为这次解剖，才发现了东北大瘟疫的元凶——鼠疫杆菌。
消息传出去，大家觉得只要扑杀老鼠，使老鼠身上的跳蚤不再叮咬人，就能控制鼠疫传播。但是，适合老鼠跳蚤生存的季节应该是炎热夏天，当时正值东北近零下30摄氏度的冬季，为何鼠疫传播仍如此之快？伍连德陷入了苦思。
日本人开始在自己经营的中东铁路范围内扑杀老鼠，随后俄国人也开始效仿。虽然老鼠被扑杀不少，但日本人、俄国人在老鼠身上并没有找到鼠疫杆菌，而且哈爾滨并没有因老鼠减少而呈现患者数量下降，反而死亡人数快速增加。
传播源在哪里？伍连德在调查傅家甸鼠疫死亡者时，突然发现一个细节。所有的死者，都曾出现在同一间屋子内，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集体性死亡，死因都是同样症状，由肺部感染致死。由此，他确定了传播方式——空气传播，人呼吸时将带有病菌的飞沫吸入肺部引起肺部感染。
伍连德向朝廷发了一份电报，给本次瘟疫命名为肺鼠疫，即通过飞沫传播，并提议停止扑鼠行动，封锁哈尔滨通道，以控制传播。
当时，春节马上临近，傅家甸那些闯关东的人即将回家过年，病毒就会南下。几经周折，伍连德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1911年1月4日，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抽调医疗精英支援伍连德。
不久，伍连德终于在旱獭皮里发现了鼠疫杆菌。他发现，那个日本女店主曾经和一个皮毛商人居住在一起，这个商人主要以贩卖貂皮、旱獭皮维生。旱獭就是土拨鼠，是一种大型的啮齿类动物，也是鼠类的一种。俄国人喜欢穿貂防寒，因此在俄国，许多人为了营生，大肆捕杀旱獭，用旱獭皮仿制成紫貂皮出售。一些没有经验的新手，连害病的旱獭也杀了。俄国境内有很多中国劳工，不幸被传染后，又被遣送回中国，肺鼠疫就这么传了过来。
关键时刻，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过交涉，日本俄国控制的铁路停运，封锁哈尔滨的交通得以实现;征集撤空的客栈、关闭的学校，加上俄国支援的100节空车厢，把病人集中隔离起来;发出指令，所有的医务人员必须戴口罩，这些举动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第一次。他将傅家甸划分为4个区，每一个区有一名医官主持。医务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有人感染，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隔离。
但是，疫情并没有因此控制住，死亡人数还在增加，防疫队伍也有一半人感染。伍连德毅然提议，将傅家甸外排了1公里长的尸体火化，因为这些尸体上存有大量鼠疫杆菌。火化，这在当时是个大逆不道的建议。但1911年除夕之夜，清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葬。此后，哈尔滨死亡人数迅速下降，4周后，1911年3月1日，哈尔滨防疫总部收到最后一例肺鼠疫死亡病例。当天，傅家甸解除了隔离。
第一次解剖尸体、第一次佩戴口罩、第一次举行火葬……因为这数个“第一次”的创举，伍连德几乎以一人之智战胜了笼罩东三省的肺鼠疫。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人，为欧洲乃至世界所推崇。
（自力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4期）
1910年，清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突然收到一份来自东北三省的奏报，看完后，他十分震惊。奏报大致内容是，东三省出现了一种染之即死的怪病，而这怪病正向北京袭来，上奏者用了两句话形容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其肇端是1910年10月25日，在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发生了一则怪事。一家名叫“魁升元”的客栈，收住了两名从俄国回来投宿的中国矿工，结果两人突然死亡。他们的症状是发烧、咳血，且很快就死去，尸体上还出现了紫红色的斑点。离奇的是，他们死去后，客栈、酒吧的两个服务人员也得了相似的病死去。短短几天后，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也有人死于相同症状。接着，长春、沈阳也开始出现类似症状。数百人瞬间被夺去性命，整个东三省阴云笼罩，总督锡良因此紧急上报朝廷。
与世界上其他传染病不同，东三省这场疫情还关涉到国家主权。当时，在中国东北，一条由日本和沙俄共同控制的中东铁路已成为这两个帝国控制远东的最好工具，在这条铁路途经的各大城市，俄国和日本的话语权明显超过了中国。接到疫情报告的施肇基立即想到，俄日两国肯定会借此机会再度扩大在东北的利益。果然，这两国很快发来照会，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
必须有一个人能前往东三省，迅速控制疫情，打破俄日的如意算盘。
施肇基想到了伍连德。他是马来西亚华人，从小天资聪慧，17岁留学英国，24岁就被剑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胸怀报国理想的伍连德接受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国任职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伍连德接受了施肇基的邀请，勇敢地出任清政府赴东北的医官。这一年，他才31岁。
伍连德的第一站是哈尔滨一个叫傅家甸的地方。这里人口密集，聚集着闯关东来的两万人，疫情极为严重。伍连德发现，在傅家甸，染瘟疫者必死，重者往往全家毙命。他决定，必须通过解剖确定病因，可在当时，解剖还是禁忌。每天都有人死去，他却找不到一具可以解剖的尸体。直到第三天，他才有了机会——傅家甸一个旅店店主是日本女性，突然死亡，死前症状犹如满洲里的矿工。12月27日晚，伍连德带着医用器械前往这家旅店，令人在外看守，不让任何人靠近。解剖中，伍连德发现死因是肺部炎症窒息而亡，并提取了病变组织样本。这就是清朝民间的第一例尸体解剖。正是因为这次解剖，才发现了东北大瘟疫的元凶——鼠疫杆菌。
消息传出去，大家觉得只要扑杀老鼠，使老鼠身上的跳蚤不再叮咬人，就能控制鼠疫传播。但是，适合老鼠跳蚤生存的季节应该是炎热夏天，当时正值东北近零下30摄氏度的冬季，为何鼠疫传播仍如此之快？伍连德陷入了苦思。
日本人开始在自己经营的中东铁路范围内扑杀老鼠，随后俄国人也开始效仿。虽然老鼠被扑杀不少，但日本人、俄国人在老鼠身上并没有找到鼠疫杆菌，而且哈爾滨并没有因老鼠减少而呈现患者数量下降，反而死亡人数快速增加。
传播源在哪里？伍连德在调查傅家甸鼠疫死亡者时，突然发现一个细节。所有的死者，都曾出现在同一间屋子内，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集体性死亡，死因都是同样症状，由肺部感染致死。由此，他确定了传播方式——空气传播，人呼吸时将带有病菌的飞沫吸入肺部引起肺部感染。
伍连德向朝廷发了一份电报，给本次瘟疫命名为肺鼠疫，即通过飞沫传播，并提议停止扑鼠行动，封锁哈尔滨通道，以控制传播。
当时，春节马上临近，傅家甸那些闯关东的人即将回家过年，病毒就会南下。几经周折，伍连德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1911年1月4日，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抽调医疗精英支援伍连德。
不久，伍连德终于在旱獭皮里发现了鼠疫杆菌。他发现，那个日本女店主曾经和一个皮毛商人居住在一起，这个商人主要以贩卖貂皮、旱獭皮维生。旱獭就是土拨鼠，是一种大型的啮齿类动物，也是鼠类的一种。俄国人喜欢穿貂防寒，因此在俄国，许多人为了营生，大肆捕杀旱獭，用旱獭皮仿制成紫貂皮出售。一些没有经验的新手，连害病的旱獭也杀了。俄国境内有很多中国劳工，不幸被传染后，又被遣送回中国，肺鼠疫就这么传了过来。
关键时刻，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过交涉，日本俄国控制的铁路停运，封锁哈尔滨的交通得以实现;征集撤空的客栈、关闭的学校，加上俄国支援的100节空车厢，把病人集中隔离起来;发出指令，所有的医务人员必须戴口罩，这些举动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第一次。他将傅家甸划分为4个区，每一个区有一名医官主持。医务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有人感染，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隔离。
但是，疫情并没有因此控制住，死亡人数还在增加，防疫队伍也有一半人感染。伍连德毅然提议，将傅家甸外排了1公里长的尸体火化，因为这些尸体上存有大量鼠疫杆菌。火化，这在当时是个大逆不道的建议。但1911年除夕之夜，清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葬。此后，哈尔滨死亡人数迅速下降，4周后，1911年3月1日，哈尔滨防疫总部收到最后一例肺鼠疫死亡病例。当天，傅家甸解除了隔离。
第一次解剖尸体、第一次佩戴口罩、第一次举行火葬……因为这数个“第一次”的创举，伍连德几乎以一人之智战胜了笼罩东三省的肺鼠疫。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人，为欧洲乃至世界所推崇。
（自力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