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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就是帮我们答疑解惑吗？如果他说，他并不是帮你搞定问题，而是帮你建构一个不同的现实，你会不会很困惑？
作为心理医生，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当他进行咨询和治疗时，又是在使用什么样与众不同的内心逻辑？
从医生到心理医生：
同事自杀的震惊和内疚
当初我们都没有心理学的观念，只是认为是她的个性有问题。现在想起来，她其实处于慢性抑郁状态。
1990年，做了几年临床医生，对一个同事自杀的内疚感让我开始涉足临床心理学。这个因为失恋自杀的女医生才25岁，我们的办公桌紧挨着，平时无话不谈，科室男医生都喜欢叫她“小妹”。死前她曾开玩笑式地问我服用多少安定片才能死去。我笑着说亏你还是医生，普通安定不会导致心肺麻痹，除非……只有某某某这几类药品才可能致死。结果她正好选择了我说的药品，让我追悔莫及。
其实她在自杀前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比如她原来特别活泼开朗，逐渐变得有些奇怪，老粘着别的大夫，工作老出错，还显得懒。当初我们都没有心理学的观念，只是认为是她的个性有问题。现在想起来，她其实处于慢性抑郁状态，变得很无奈、无力，对人依赖。自杀前那段时间她穿得特别漂亮，几乎每天都换不一样的衣服。她还曾经找到我们几个年长一些的大夫，说下班后要跟我们聊几句，其实这些都是求救的信号，但大家都说有事就推了。
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在医学上开始对人比较关怀了。比较在意他们的感觉，也有很多病人愿意跟我做朋友，特别是那种个性怪怪的病人，跟谁都处不好，但在我面前就很好。可能主要是他们能够感觉到我比较能耐心听他们讲话，能够理解他们。
心理咨询不像医患关系，更像朋友
在跟曾文星谈话的那一瞬间，他突然之间就感到自己解脱了。
1990年卫生部要求在医院开设心理门诊，我就自己努力争取到培训机会，到北大医学部六院进修心理学。开始我在门诊面对来访者时，自己是新手，有些焦虑，怕冷场，咨询时话比较多，以为做咨询就是要告诉对方心理学的道理。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这不是在做心理咨询，是在培训当事人。”老师要求我每周要录下一个自己做的个案，然后重放出来让老师和同事们毫不客气地挑毛病。那时感觉自己在咨询中周身都是毛病，恨不能找个地洞躲起来。直到现在我还不怎么敢看电视中的我，这种敏感症就是在那种情景下产生的。
当时治疗中，那种“医患关系”模式还是比较重，就是——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是在诊断、治疗你这样的关系。后来美国的曾文星教授来培训，让我有了新的认识。记得有一个男孩，因为手的残疾有强烈的自卑感，还有强迫症和社交恐惧。我给他做治疗好几周了，一直没有减轻。曾老师只是短短地与他一次交谈后，他出现明显的改变，变得有自信，头抬起来了，说话也大声了，开始与人交往了。
男孩对我说，那次谈话根本就没有谈到他的自卑问题，跟曾老师接触那一瞬间，他感觉曾文星医生很平易近人，对他很理解，让他觉得很安全。通过这样一种彼此尊重、坦诚和信任的关系，他一下子获得了自己解决问题的心理能力。
我这才悟到，心理医生如果扮演一个拯救者，或施舍爱心的人，就把来访者放在一个让人可怜的位置上。而曾老师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朋友，非常随和，就好像在聊天似的，一点也不像医生，他是在人性层面去理解人和接纳人。我很欣赏这种方式，所以我在咨询中也选择了一条比较平易、坦诚、温和的风格，不装模作样、不扮演权威，而是注重与来访者建立有效的治疗关系，帮助来访者获得对自己的良好体验。
原有结构：因为父子冲突，所以父子是敌人，所以痛苦
新的建构：父子冲突是一种示爱的行为，父子并不是敌人
从冲突到和谐——我和父亲的关系转变
我重新建构了我和父亲的关系，从冲突的角度转为理解的角度。
当时我们有一群年轻又充满热忱的医生和大学老师，曾文星建议我们建立一个互助小组，做自我体验和互相督导，帮助自己的心理能力成长。这样在方新、贾晓明倡导下成立了北京第一个心理互动小组“心灵绿洲”，分享自己的收获，坦诚自己的问题，大家相互分析，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和父亲的关系。
我父亲是一个高度追求秩序与规则的人，而我自由散漫，还很逆反，一度冲突很多，在家里像陌生人似的。直到16岁，我去农场给被下放的父亲送冬衣，看到父亲苍老的样子，内心一下感觉很痛。那天他突然放下架子跟我说了很多的知心话，他说：“我对你格外严格，是觉得你比较淘气，怕你惹祸。父亲没有能力，你出事我没法保护你……”当时我觉得父亲的苛求下面掩藏着一个挚爱孩子的心。
从那时我自内心开始尊重和理解我爸了。直到现在我跟他在一起都会很开心，他说什么我都会笑着听着，即使他说的不那么适合我，我还是会很认真地听，有时也“装傻”。作为大学教授的他当然很聪明，经常识破我的“诡计”，说我是表面很乖，心里并不是那样想。那次见面我重建了我和父亲的关系，由冲突转为理解，由差异的争执转为并存的互补，这种转变也影响到我和来访者的关系。
小组的朋友们立即指出，由于我对父亲的内疚让我慢慢变成像父亲那样的人。他们对我的感觉是表面易于亲近，其实一直保持人际关系中的距离，面对不同的观点不去争执，却也很难认同别人的看法。这妨碍了我的咨询，使深层的治疗关系难以建立。
小组成员还指出，由于我小时候对母亲的依恋，对父亲的排斥，让我在女性来访者面前容易获得安全感，有时会无意识流露出一种亲密。这虽然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治疗关系，但在治疗的分离阶段可能会让来访者有创伤感。这些帮助一直引导我在心理咨询中平稳地走到今天。
原有结构：因为想增进社交而做不好，所以恐惧，所以痛苦
新的建构：既然学习第一，何必试图增进社交，何必痛苦
心理咨询，有效比正确更重要
心理学的咨询理论与技术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来访者的需要。
我觉得，做心理医生首先要思考如何让来访者通过咨询获益，让咨询有效，而不是首先考虑使用的理论和技术是否正确。
比如人际关系引发的痛苦，当我们觉得别人的评价重要时，我们就受困于此。当我们觉得人际交往只是生存的一种技术，跟个性是否成熟、是否完美毫无关系，缺少人际热情和技术就没什么大不了。因此，如果追求咨询的有效，就要解析引发来访者心理痛苦的观念，甚至不惜推翻心理学本身的概念，为来访者创建一个适合他个人的人际关系的理论，帮助他摆平社交在他的生活中的位置。我曾对一个有社交恐惧的高三孩子说：“你现在第一任务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去增进同学交往是对自己的犯罪！”那孩子被我棒喝，顿悟，把社交恐惧抛到了脑后。
追求咨询中的有效就不得不随时创新，我最不喜欢用心理学的理论去引导来访者，在央视做《心理访谈》节目时，我从不重复自己的做法与说法，在面对不同的不肯上学的孩子，我总能找出最具创造力和扰动力的一种解读，让孩子出现改变。
建构一个可以处理的现实
既然要建构，就不要把这个现实建构得更加的冲突，更加的复杂，更难以处理。
心理医生在咨询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不管怎么做你都是在建构现实，所以你建构的现实一定要有新意，并且易于处理。比如父子矛盾。按照弗洛伊德俄底浦斯情结（恋母情结）理论，我们就真的建构了一种真实，是孩子想控制母亲，与父亲争夺权力。很多时候，这样的建构有些作用，让来访者感觉新奇，多少释放了一些由于冲突带来的焦虑。
但我们还可以做更有新意的建构，比如，如果把父子争吵建构为一种彼此示爱的行为。由于父子本身对争吵是很厌恶的，其实也不是那么想彼此示爱，下一次要争吵的时候就被这样的重新解释的意义给干扰了，架吵不起来，关系也在慢慢改变。
作为心理医生，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当他进行咨询和治疗时，又是在使用什么样与众不同的内心逻辑？
从医生到心理医生：
同事自杀的震惊和内疚
当初我们都没有心理学的观念，只是认为是她的个性有问题。现在想起来，她其实处于慢性抑郁状态。
1990年，做了几年临床医生，对一个同事自杀的内疚感让我开始涉足临床心理学。这个因为失恋自杀的女医生才25岁，我们的办公桌紧挨着，平时无话不谈，科室男医生都喜欢叫她“小妹”。死前她曾开玩笑式地问我服用多少安定片才能死去。我笑着说亏你还是医生，普通安定不会导致心肺麻痹，除非……只有某某某这几类药品才可能致死。结果她正好选择了我说的药品，让我追悔莫及。
其实她在自杀前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比如她原来特别活泼开朗，逐渐变得有些奇怪，老粘着别的大夫，工作老出错，还显得懒。当初我们都没有心理学的观念，只是认为是她的个性有问题。现在想起来，她其实处于慢性抑郁状态，变得很无奈、无力，对人依赖。自杀前那段时间她穿得特别漂亮，几乎每天都换不一样的衣服。她还曾经找到我们几个年长一些的大夫，说下班后要跟我们聊几句，其实这些都是求救的信号，但大家都说有事就推了。
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在医学上开始对人比较关怀了。比较在意他们的感觉，也有很多病人愿意跟我做朋友，特别是那种个性怪怪的病人，跟谁都处不好，但在我面前就很好。可能主要是他们能够感觉到我比较能耐心听他们讲话，能够理解他们。
心理咨询不像医患关系，更像朋友
在跟曾文星谈话的那一瞬间，他突然之间就感到自己解脱了。
1990年卫生部要求在医院开设心理门诊，我就自己努力争取到培训机会，到北大医学部六院进修心理学。开始我在门诊面对来访者时，自己是新手，有些焦虑，怕冷场，咨询时话比较多，以为做咨询就是要告诉对方心理学的道理。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这不是在做心理咨询，是在培训当事人。”老师要求我每周要录下一个自己做的个案，然后重放出来让老师和同事们毫不客气地挑毛病。那时感觉自己在咨询中周身都是毛病，恨不能找个地洞躲起来。直到现在我还不怎么敢看电视中的我，这种敏感症就是在那种情景下产生的。
当时治疗中，那种“医患关系”模式还是比较重，就是——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是在诊断、治疗你这样的关系。后来美国的曾文星教授来培训，让我有了新的认识。记得有一个男孩，因为手的残疾有强烈的自卑感，还有强迫症和社交恐惧。我给他做治疗好几周了，一直没有减轻。曾老师只是短短地与他一次交谈后，他出现明显的改变，变得有自信，头抬起来了，说话也大声了，开始与人交往了。
男孩对我说，那次谈话根本就没有谈到他的自卑问题，跟曾老师接触那一瞬间，他感觉曾文星医生很平易近人，对他很理解，让他觉得很安全。通过这样一种彼此尊重、坦诚和信任的关系，他一下子获得了自己解决问题的心理能力。
我这才悟到，心理医生如果扮演一个拯救者，或施舍爱心的人，就把来访者放在一个让人可怜的位置上。而曾老师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朋友，非常随和，就好像在聊天似的，一点也不像医生，他是在人性层面去理解人和接纳人。我很欣赏这种方式，所以我在咨询中也选择了一条比较平易、坦诚、温和的风格，不装模作样、不扮演权威，而是注重与来访者建立有效的治疗关系，帮助来访者获得对自己的良好体验。
原有结构：因为父子冲突，所以父子是敌人，所以痛苦
新的建构：父子冲突是一种示爱的行为，父子并不是敌人
从冲突到和谐——我和父亲的关系转变
我重新建构了我和父亲的关系，从冲突的角度转为理解的角度。
当时我们有一群年轻又充满热忱的医生和大学老师，曾文星建议我们建立一个互助小组，做自我体验和互相督导，帮助自己的心理能力成长。这样在方新、贾晓明倡导下成立了北京第一个心理互动小组“心灵绿洲”，分享自己的收获，坦诚自己的问题，大家相互分析，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和父亲的关系。
我父亲是一个高度追求秩序与规则的人，而我自由散漫，还很逆反，一度冲突很多，在家里像陌生人似的。直到16岁，我去农场给被下放的父亲送冬衣，看到父亲苍老的样子，内心一下感觉很痛。那天他突然放下架子跟我说了很多的知心话，他说：“我对你格外严格，是觉得你比较淘气，怕你惹祸。父亲没有能力，你出事我没法保护你……”当时我觉得父亲的苛求下面掩藏着一个挚爱孩子的心。
从那时我自内心开始尊重和理解我爸了。直到现在我跟他在一起都会很开心，他说什么我都会笑着听着，即使他说的不那么适合我，我还是会很认真地听，有时也“装傻”。作为大学教授的他当然很聪明，经常识破我的“诡计”，说我是表面很乖，心里并不是那样想。那次见面我重建了我和父亲的关系，由冲突转为理解，由差异的争执转为并存的互补，这种转变也影响到我和来访者的关系。
小组的朋友们立即指出，由于我对父亲的内疚让我慢慢变成像父亲那样的人。他们对我的感觉是表面易于亲近，其实一直保持人际关系中的距离，面对不同的观点不去争执，却也很难认同别人的看法。这妨碍了我的咨询，使深层的治疗关系难以建立。
小组成员还指出，由于我小时候对母亲的依恋，对父亲的排斥，让我在女性来访者面前容易获得安全感，有时会无意识流露出一种亲密。这虽然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治疗关系，但在治疗的分离阶段可能会让来访者有创伤感。这些帮助一直引导我在心理咨询中平稳地走到今天。
原有结构：因为想增进社交而做不好，所以恐惧，所以痛苦
新的建构：既然学习第一，何必试图增进社交，何必痛苦
心理咨询，有效比正确更重要
心理学的咨询理论与技术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来访者的需要。
我觉得，做心理医生首先要思考如何让来访者通过咨询获益，让咨询有效，而不是首先考虑使用的理论和技术是否正确。
比如人际关系引发的痛苦，当我们觉得别人的评价重要时，我们就受困于此。当我们觉得人际交往只是生存的一种技术，跟个性是否成熟、是否完美毫无关系，缺少人际热情和技术就没什么大不了。因此，如果追求咨询的有效，就要解析引发来访者心理痛苦的观念，甚至不惜推翻心理学本身的概念，为来访者创建一个适合他个人的人际关系的理论，帮助他摆平社交在他的生活中的位置。我曾对一个有社交恐惧的高三孩子说：“你现在第一任务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去增进同学交往是对自己的犯罪！”那孩子被我棒喝，顿悟，把社交恐惧抛到了脑后。
追求咨询中的有效就不得不随时创新，我最不喜欢用心理学的理论去引导来访者，在央视做《心理访谈》节目时，我从不重复自己的做法与说法，在面对不同的不肯上学的孩子，我总能找出最具创造力和扰动力的一种解读，让孩子出现改变。
建构一个可以处理的现实
既然要建构，就不要把这个现实建构得更加的冲突，更加的复杂，更难以处理。
心理医生在咨询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不管怎么做你都是在建构现实，所以你建构的现实一定要有新意，并且易于处理。比如父子矛盾。按照弗洛伊德俄底浦斯情结（恋母情结）理论，我们就真的建构了一种真实，是孩子想控制母亲，与父亲争夺权力。很多时候，这样的建构有些作用，让来访者感觉新奇，多少释放了一些由于冲突带来的焦虑。
但我们还可以做更有新意的建构，比如，如果把父子争吵建构为一种彼此示爱的行为。由于父子本身对争吵是很厌恶的，其实也不是那么想彼此示爱，下一次要争吵的时候就被这样的重新解释的意义给干扰了，架吵不起来，关系也在慢慢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