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找二奶成了中国社会一个严重的家庭问题，找二奶的男人已经与金钱多少无关，也与身份地位无关。
　　我们除了努力保护女性作为弱者的角色，也要去思考另外的问题。正如有人所说：婚姻没有选择的错误，只有经营的失误；因为任何人当年结婚的目的，决不是为了今天的离婚。
　　
　　二奶杀手张玉芬的大名，从2002年起就响彻古城西安。
　　今年51岁的张玉芬，创下了一个奇迹：从区院到高院，10年里11次将出轨的丈夫推上被告席，要求判其重婚罪。她拍过以自己为原型的纪录片；开办过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制作过“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的歌谣，并发起“中华反二奶民间联盟”；四次在凤凰卫视录制节目，无数次接受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媒体采访……
　　在最近的一次中央台“大家看法”栏目里，张玉芬展现了她如何接受有相同遭遇姐妹们的求助，主动策划、实施对出轨丈夫的跟踪和蹲守，甚至在“捉奸”行动中，双方当事人扭在一起，拳脚互动。
　　节目播出后，有人气愤地斥其率众当街扭打二奶、扒二奶裤子的行为是违法，是意气之争，是执行私刑；也有很多人支持她：“社会需要这样认理的人，她的行为虽然看上去有些过激，但也是维护自身权利的一种办法！”
　　而张玉芬说：“我做的这些，只要是受过婚外情困挠的妇女都会认同。这是国家不管的事我来管。取证是在为司法作证，维护妇女权利是在为妇联做事，侦查是在为公安做事。没有国家认可的取证机关，我们自己上。”
　　
　　二奶让男人舒服
　　在四月温暖的阳光下，二奶杀手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年妇女：身材微胖，眉毛修缮过，语速很快，对婚姻法倒背如流。
　　“我的性格就是‘好打抱不平’，做什么事都要认个死理，要辨出个是非黑白来。”
　　2007年6月5日，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在丈夫郭某未到场的情况下缺席审判，11年的官司纠葛后，张玉芬终于离婚了。虽然没能判前夫重婚罪，但作为无过错方，夫妻双方的唯一一套住房判给了她。
　　“他为什么要离婚，你现在知道原因吗？”
　　“不知道，我也想不通，大概就是想跟二奶过吧。二奶让男人舒服。”
　　说起前夫，张玉芬显得冷静，她解释说之所以打了11年的官司，一是要法办他，二就是为了这套房子。至于那个男人，“那是绝对不要了，还我我还嫌脏。”
　　提起以前的生活她显得有点惆怅：“我们是上山下乡过来的，感情特别好，结婚13年了，他晚上最喜欢听我说话，说他跟我在一起，开心。”
　　张玉芬永远也忘不了1997年那个冬天，丈夫特别忙，老不着家，她也没上心。等到有天她去税务局找丈夫办点事，丈夫竟然把她当陌生人，她才觉得不对劲。一起回家后，丈夫的手机响了，她听到里面有个女人说，‘饭都做好了，回家吃吧！’她问那是谁，平时性格内向的丈夫平静说，是他在外面找的小妹妹，离婚吧。
　　这三个字如晴天霹雳，顿时把张玉芬打懵了。结婚多年，儿子13岁都读初中了。可一夜之间，跑出个“小妹妹”，什么都变了。
　　当天晚上丈夫悄悄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包括她买断工龄的工资，甚至连床上的床单都没给她留下。而家里的存款，早入股到他单位的某个项目里，住的这套房子，也是丈夫的单位分房。她像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妇女一样，没有受过太多教育，身材走型，刚刚下岗，守着一个平凡的丈夫，一个苦苦供着的孩子。把男人从她那里拿走，她的世界基本就空空荡荡了。
　　“足足有一个星期我睡在床上没能爬起来，头发全白了。孩子在外面哭，不肯上学，说他怕我们离婚。我说怕什么呀，我一辈子都不跟他离婚。”
　　


　　丈夫在电话里对儿子说：“现在你还小，等你以后长大谈恋爱的时候就懂了。”张玉芬谈过恋爱，可她仍然不懂，男人怎么一夕就变心了。不见面，也不协议，找人传话说离婚可以，但这套房子要换女主人了。
　　张玉芬气得发懵，等她清醒过来，开始上天入地寻找丈夫和二奶同居的窝点，发誓要用法律手段制裁他们。而相关法律规定：控告丈夫“包二奶”、重婚，必须有足够的、合法渠道得来的证据。
　　“他的工作比较特殊，不用坐班，我就站在十字路口一站站地反跟过去，经常找到一个‘窝点’，还没来得及取证，他们第二天就搬了。”张玉芬一直称那是“窝点”，她说那里不配叫做家。
　　当她查到第三个窝点的时候，终于从缴电话的单据上，知道了“二奶”的名字，当时她就一下坐到地上，半天没能起来。
　　那是她的一个朋友，张玉芬给她介绍过对象，给她父母做过针炙。一转眼，她就成了鸩，占了张玉芬的巢。
　　
　　大刀向二奶们的头上砍去，没错
　　1998年，西安华商报一篇《丈夫另结新欢，二奶原是女友》的报道，张玉芬从此出现在媒体视线里。
　　很多有女人像她这样固执，一次一次状告丈夫事实重婚，又一次次被“驳回”、“不予立案”或“证据不足”。
　　为了这个证据，张玉芬用坏了3部照相机、2部望远镜和4部录音机，走访了无数个“窝点“向周围邻居“采集证据”。
　　2002年9月17日，在丈夫生日头一天晚上，张玉芬带着3家媒体破门而入，把他和二奶赤条条地堵在被窝里。那还是丈夫离家后7年后，夫妻俩第一次见面。
　　“当时我做了两手准备，那两人穿好衣服后把相机砸毁了，但我还有录音，可以清楚听到他说，‘我就是跟她住了七八年了，你能拿我怎样。’”
　　官司辗转打过了三个区，最后法院虽然没有判重婚，但判为姘居。正是因为这个证据，她得到了那套房子。
　　“当时我身上藏了一把刀，如果他们俩围攻我，我就敢捅上去。”
　　“现在还觉得值吗？”
　　“值！太值了。如果没有我的亲身体验，不会有那么多人向我咨询，我都鼓励她们去抓奸。”
　　10年追踪被媒体热炒，公众压力下，丈夫郭某被解除了公职，二奶的饭碗也砸了，张玉芬痛快极了：“正因为出了气，我活到了现在。所以我说妇女要争这个口气，男人们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大刀向二奶们的头上砍去，没错！”
　　然而从西安告到北京，闯出再大的名气，张玉芬最终也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她在坚持走完全部司法程序后，终于再告无门，不得不选择离婚。丈夫郭某在法庭11次传唤中，只有一次到法庭，拒不承认婚外情。
　　法院最后裁决的家庭财产，只有那套七十多平方米的单位房，张玉芬在告状路上十几万借贷则由夫妻双方承担。但前夫至今找不到人，裁决书只是一纸空文。
　　这样的离婚对张玉芬而言，既不是一种解脱，也不是她服输了，有的，只是她对法律认定“事实重婚”的彻底失望。
　　
　　枪杆子出政权，拳头也能出正义
　　张玉芬有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分栏密密麻麻记载着当事人、丈夫、以及所包“二奶”的姓名、住址、电话。这些都是她办过的“二奶”案件。
　　“成百上千吧，具体多少没算过，我自己的官司打完了，现在就是要帮她们，帮这些同样因为‘二奶’受到迫害的妻子们。”
　　早在2003年，张玉芬就与在妇联结识的一些婚外情受害者们组成了一个“打二奶游击队”，宣称要向婚外情开战，给傍男人致富的“二奶”们“好看”！据称栽在她手里的“二奶”有上百人。
　　2003年，张玉芬在西安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专门帮人收集婚外情证据。这被媒体认为是“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然而到了2004年2月，“火凤凰”便因为资金问题关门。
　　随后张玉芬又发起了“中华民间反二奶联盟”，在全国建立分站，她声明自己去一个城市帮助妇女取证，对方只需要负责路费和食宿费就行。
　　“很多妻子被暴打却不肯离婚，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地方住。我得教她们怎么保护自己。”
　　“现在这个联盟扩展到全国，外地的人来了跟我们一起参战，前段我到苏州，火车站围着二十多个人接站，都叫我大姐。我得一个个教她们怎么交叉追踪，对包‘二奶’的丈夫进行取证。”
　　“假如法律能够公正地对待我们，我们不会这么偏激。我特别同情那些因婚外情杀人的，他们不是天生的杀人犯，都是给‘二奶’‘二爷’给逼的。”
　　对于一些社会学家指责她行为过激，对道德行为上岗上线，她很不屑：“没有受过婚外情伤害的人，没资格说这种话。不起义法律就得不到推动，现在法律制裁不了的，我们会抱成团，挺身而出的。”
　　
　　三个救助的女人
　　采访中，记者见到三个从外地赶来向张玉芬求助的妇女。她们同样有着失败的婚姻，并不同程度地在遭受家庭暴力。有人离了婚，却反背上一身债务；有人怎么也不肯离，宁愿抱着一起死。在她们看来，家庭问题已经是你死我活的生存冲突，不战则死。
　　董雅丽是一个长相细致的女人。她坐在床上，拿着厚厚的一迭材料和照片，“这些都是我前夫包二奶的证据。”
　　她是在离婚时才发现，丈夫将上百万的财产全部转移，她得到的是一身债务。官司年复一年地打下去，她向记者出示的证据里，有一份女儿的亲笔信，证明自己的父亲在某月某日和一个阿姨带她去了肯德基，后来她发现这个阿姨与父亲有不正当关系。笔迹尚还嫩稚，不知道小女孩写下这份证词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武小华向记者出示的却是一份份伤残报告。一个从事文教工作，个性软弱的硕士生，在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后选择了隐忍。然而两年后，丈夫婚外情升级，武小华在与第三者会面调解时，被对方十几个人按在法院门前殴打至昏迷，且留下了严重后遗症。她的丈夫正是该法院的值班院长，与第三者是同事。
　　同样出示伤情报告和申诉材料还有李建婷。这位山东省东营市某小学的教师，结婚后不久，身为公安干部的丈夫就开始为一些家庭琐事出现暴力倾向。
　　“一切都是因为‘二奶’，她和我同时怀孕了，等我生下儿子后，老公就对我拳脚相交。严重的时候，我肋骨都被他打断了。”与武小华不同，李建婷个性强捍地选择了反抗，拒绝和解。不给一个说法，她绝不同意离婚，甚至不惜拿着农药和刀子进法院，“谁判我离婚我就跟谁闹，谁靠近我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李建婷建了一个中国反家庭暴力网，这次来西安求助张玉芬，是希望通过她向媒体曝光，知法犯法的丈夫起码应该去除公职，断掉他包养‘二奶’的财路。
　　她用“恶梦”来形容她的婚姻。
　　
　　《家人》记者：
　　“不要说妻子的家长里短，妻子是没有错的。”这是采访之中，张玉芬表达得最多的一句话。
　　哪到底是谁错了？
　　是社会？是体制？是别人？是命运？是婚姻本身？也许，自己完全没有错，但是这还重要吗？哪怕全世界都同意不是你的错，但对于个人，对于要面对未来的自己，对错是否真的还重要？
　　今年两会，有代表提出将包二奶者按刑事罪论处。一时间人们对这种比较情绪化的说法表示遗憾，毕竟中国已经不是宗法时代的社会，古代社会对这种行为的惩处比代表们的想象更残酷。
　　我们相信，无论法律怎样的薄弱，道德怎样的沦丧，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法律和道德仍是弱势群体求救的唯一途径。弱势者应该得到社会的保护，但是，也有人说，在我们支持立法、司法和执法进步的同时，也应该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到婚姻的延续是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任何人结婚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离婚。只要清楚这个道理，对夫妻双方准确的理解对方，正确的把握婚姻有着极大的帮助。
　　
　　她们为何深仇大恨？
　　文/本刊记者 李彬
　　
　　2008年4月28日，《参考消息》显要版面的文章是：日本《读卖新闻》关注中国“二奶杀手同盟”。西安二奶杀手张玉芬的大名终于飘洋过海，在记者的生花妙笔下如日中天。
　　拿着这一天的报纸，实在为这位同胞如此有名感到沮丧。
　　更加沮丧的是，这是一个连环的错误，似乎每个当代中国人都与这个错误有份。
　　
　　有一种春药叫二奶
　　当今很多男人的最大悲剧，不是他们没有目的，而是从来没有长久的目的：缺吃少穿的时候拼命挣钱，缺少文化的时候拼命买书，缺少尊敬的时候拼命上镜，缺少安全感的时候拼命抓权……缺少爱的时候拼命求爱，然后结婚。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根本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个黑洞。金钱、名誉、权力、爱情纷纷到手又一一失色，人生常常在风华正茂的岁月就已经失去了动力和方向——似乎只有一种东西可以轻松重来：爱情。所以二奶，就成为古往今来很多中国男人“生命的春药”。
　　春药啊春药，你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化学反应里，让人深深地亢奋，它让人忘记了分寸，忘记了责任，忘记了爱，忘记了良心；你又常常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化学反应里，让人深深地疲惫，它让人想起了分寸，想起了责任，想起了爱，想起了良心……
　　春药是短暂的，烦恼是永恒的。二奶们之于男人们，从生死恋人到生死冤家常常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可能是几句话，也可能是几个月；可能是几万元，也可能是几张纸（离婚证、结婚证、房产证）……二奶们之于男人们，从红颜知己到黄脸婆常常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婚姻可以一次次轮回，烦恼却从不曾一丝丝减轻。
　　男人们，你们抓到手的，真是你们所追求的吗？
　　
　　有一种毒药叫仇恨
　　男人40一朵花，女人40一堆渣。一朵花本来应该无限感激和热爱一堆渣，因为花开茂盛源于土壤肥沃。但一朵花竟然嫌弃一堆渣，他把自己连根拔出，要种到别人的花园里去。
　　那过去把自己捧到天上的男人，那过去信誓旦旦的男人，那赚取了自己青春年华的男人，就这么说走就走了。
　　伤有多重，恨就有多深！
　　所以历史学家说：寻找良善的人们，总是陷入罪恶的泥潭；渴望爱的人们，常常落入恨的深渊。这是人类历史的难题，除了上帝，似乎从来没有人给出过答案。
　　在中国，二奶杀手联盟告诉我们的是，仇恨像毒液一样四处扩散，它除了制造新的仇恨，没有别的作用；仇恨像酒精一样被那些不幸的人们吞下，除了短暂麻痹自己的神经，并不能修复自己的生活与心灵。我们同仇恨这剂毒药纠缠，首先毒倒的，却常常是我们自己。
　　我们被人踢了一脚，需不需要马上还他一脚？甚至满大街去踢人？
　　如果受伤的人们都选择复仇？社会将变成什么模样？60年前的德国给出了我们样板：希特勒利用德国人被伤害的情绪，发动了一场令四千万人倒下的复仇战争。
　　套用世界名著《西线无战事》的话说：我看到了亲人们彼此仇视，而且无知地、愚蠢地、甘心地、无辜地在互相残杀；我看到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还在发明武器和撰写文章，使这种敌视和残杀更为巧妙，更为经久。
　　这，就是被仇恨武装的世界——以正义的名义，我要杀人。
　　
　　社会出了什么毛病？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张玉芬的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细胞。
　　一个细胞的癌变是整个肌体发生问题的结果。我们透过张玉芬的绝望，看到这个现代文明的社会也有肌体毛病。
　　首先，我们看到一些不讲规则和法制的社会环境：社会管理机器没有这样的习惯，也没有这样的研究热情和技术操练，他们更加习惯“顺势而为”、“情感式断案”和“桌子底下的交易”。所以张玉芬说：“不起义，法律就得不到推动”；所以她们被迫讲“大刀向二奶们的头上砍去”，讲“事情闹大了，就看见希望了”。
　　其次，我们看到一个没有宽容，不懂饶恕，喜欢你死我活的群体。所以张玉芬说：一个捉奸在床，看奸夫淫妇那个狼狈样，太开心了。一个得理不饶人的群体，什么时候能够明白得理也饶人，是社会和谐的必需，是生命成熟的标志呢？
　　同时，我们看到一些没有文明根基，缺乏内心约束的群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利益、攫取，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看见的都是别人的错，从来不见自己的错。所以我们的行为都很大胆：为了二奶，男人敢于席卷家当而走，为了男人二奶敢于当街殴打男人的妻子，为了胜利妈妈敢于将女儿变成匕首捅向父亲……
　　归根结底，我们看到一个缺乏良性纠错能力的文明环境。所以暴力、黑社会、潜规则、苟且偷生、你死我活等等，充满了它的历史；而改良、创造、互动、规则、法制、契约、饶恕等等，从来很少在这个文明中生根。
　　
　　我们的道路在何方？
　　以恶制恶，人类的历史充斥着这样的风云，但几千年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阴谋与爱情》说，逼迫经常使热恋的人更加铁心，而从来不能叫他们回心转意。
　　我们应该思考，是把老公送进监狱，还是努力把老公拽回来？
　　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是击打二奶的最好武器？是对丈夫的爱和饶恕，还是穷追猛杀？
　　我们应该思考，既然二奶让男人舒服，我们又有哪些方面让丈夫不舒服？
　　我们应该思考，改变对方何不从改变自己开始？环境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社会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但自身的努力和改变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可不可以从婚姻里面寻找预防之道：有人说情人是丈夫和妻子一起请回家的，这话不无道理。我们是否有心要把睡在身边的敌人，变成睡在身边的爱人？
　　我们能不能学习“爱与自尊”：给叛逃丈夫一个明确的期限和期待，敦促他与我一同寻求帮助——“打开门，请回来”。他若一味推拖或逃避，甚至变本加厉，我既已尽力，只好祝福他，且为了自己和儿女一生的安全与尊严——“打开门，让他走！”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说：
　　“打开门，请回来！”我们好好过。
　　或者“打开门，让他走！”我自己好好过。这是不是我们面对伤害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