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基于对今雷台内汉墓封土情况的考察以及清代武威人段永恩有关灵钧台诗文的研究，本文认为铜奔马的出土地武威雷台最初应只是台下几座汉代砖室墓的封土。至后世，或于不知情的情况下，此墓封土又被重新加筑，从而形成今日所见之高台。后因其上供奉道教神仙雷祖而被称作“雷台”。作为一座汉代墓葬封土，雷台与张茂所筑灵钧台没有任何联系。因此，雷台不是前凉张茂所筑的灵钧台。
[关键词]雷台；前凉灵钧台；张茂；汉墓封土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2-0033-02
十六国时期，在位于今甘肃、青海附近曾先后出现过四个以武威（古称姑臧）为中心的凉国，分别是前凉、南凉、北凉及后凉。其中，以汉族张氏所建前凉统治时间最长，对当时的凉国都城姑臧（今武威）城影响最大。据《晋书》、《资治通鉴》等记载，前凉在张轨、张茂、张骏时都曾对姑臧城进行增筑与扩建，经前凉张氏几代的不断修葺扩建，使当时的姑臧城成为“河西模范标准之城邑”，陈寅恪先生还将它与中都洛阳相提并论。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加之人为的破坏，昔日姑臧城内宫阙、楼观今已基本无存，我们也只能在史籍中寻找那曾经繁华一时的姑臧故城了。
现存武威的前凉古迹中，除位于武威城东北隅的大云寺据记载为前凉张天锡“舍宫建寺”所留遗址外，应以前凉张茂所筑灵钧台为今日前凉故都武威另一遗存。张茂，字成逊，为前凉张寔母弟，他年轻时“虚心好学，不以世利营心”，曾对前凉悉心治理，与张寔同为前凉达鼎盛时期的奠基人。东晋大兴三年（320），州人推茂摄政，后其始筑灵钧台。据《晋书》载：“茂筑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灵钧台遗址，在《大明一统志》、清初《重刊凉镇志·凉州卫》及《大清一统志》等史籍中多有记载，乾隆年间撰修的《武威县志》中亦有“灵钧台：城北，晋张茂筑”之记载。从中可知该台至明清之际在武威当地一直沿称“灵钧台”，多年来矗立于武威城北。
然而，上述史籍中虽多有“灵钧台位于武威城北”之记载，但都未能明确指出其具体位置，这为以后研究前凉所筑灵钧台留下了疑问。一般来讲，前凉张茂所筑灵钧台应是位于今武威西北海藏寺内高台。其主要依据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海藏寺台下挖出一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安肃兵备道使者摄甘凉道事延栋立的《晋筑灵钧台》碑记，上书“东晋明帝太宁中凉王张茂立古台”，此后该碑正式立于台上大殿前西侧，以示海藏寺内高台即前凉张茂所筑“灵钧台”。但乾隆年间撰修的《武威县志》中却又有“东岳台，城东北二里许，即灵钧台”之说。东岳台位于今武威市城北第十陆军医院后，此台所处位置也符合史籍中所载灵钧台“位于武威城北”之说。就在有关海藏寺内高台与东岳台究竟孰为前凉张茂所筑灵钧台存有争议之即，自上世纪后期以来，陆续出版的部分书籍，如《佛教大辞典》、《武威金石录》、《丝路访古》等书中突然又出现了以出土铜奔马的武威雷台为灵钧台之说。如果说武威海藏寺内高台与东岳台还有据可查，后期出版的书籍以出土铜奔马的雷台为灵钧台，却不见于任何史籍记载，不知其从何说起。
雷台位于今武威市城北金羊镇内，此台高约8.5米，南北长106米，东西宽60米， 因台上供奉道教神仙雷祖而得名。其始建年代不详，据台上清乾隆三年所立《雷台观碑记》记载，至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因“冰雹伤禾、敕建重修”，顺治初年毁于战火，后由甘肃副总兵刘友元主持维修、重建，康熙初年又曾进一步扩建，但毁于1927年地震。现存建筑有雷祖殿、风伯雨师殿、三星斗姆殿等，为1933年后重建。1969年10月 ，在雷台下发现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砖室墓，出土了包括后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在内的231件文物，从此，雷台汉墓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最早对将雷台称之为灵钧台这一说法提出质疑的是武威学者李鼎文先生。在梁新民《武威史地综述》一书中，有李鼎文先生以书信形式回复梁先生此问题的内容，其中也提到前凉灵钧台为前二种说法，即海藏寺内高台以及东岳台之说，但就雷台为灵钧台一说，李鼎文先生“请其拿出证据”。近20年过去了，从未有人就此说法提出任何“证据”，但出版的部分书籍中却仍然沿用雷台为灵钧台这一说法。那么，雷台究竟是不是前凉张茂所筑之灵钧台呢？下文就这一问题阐述几点个人看法，不正之处，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雷台实为汉墓封土
1969年，武威新鲜公社农民在雷台东南部挖防空洞时，发现了出土铜奔马的一号墓。该墓正东西向，墓门向东，为多室砖券墓。墓主推测为一张姓将军，年代约为东汉晚期。1996年，在一号墓北约50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墓。两座墓除规模不同外，其墓门朝向、墓葬形制、墓室砌法等基本一致，因此推测这是一处家族墓葬。二墓墓室距地表较浅，基本位于今雷台下。墓道内均明显发现夯层，土质较为纯净，表明其墓葬封土应为人工夯筑，且雷台的部分台基实为该墓封土。两座墓南北并列，从墓道内封土延伸情况及一、二号墓间距离大致分析，二墓应属同一封土。封土南北长度大约80～90米（两墓距离，一号墓距雷台南壁、二号墓距雷台北壁封土等因素全部考虑在内）。由于雷台台体外部于2002年重新加固，其内部汉墓封土高度、面貌，与今日雷台间关联已无法准确探明。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对雷台一号汉墓发表了较为详细的清理简报，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简报记载：“雷台是一夯筑土台，夯层每层厚15～20厘米……雷台台基南壁的东部已破坏（约被挖掉3米）。这里暴露出汉墓封土，汉墓封土形式不明，现存高6米，和台基夯土界限分明，内含物又各不同，可见后代修造雷台台基时，乃是利用了这座汉墓的封土扩建而成的。” 由此可知，雷台内汉墓封土高度为6米。以今日雷台平均高度8.5米计算，现存雷台高度的近80%实为汉墓封土，只2米左右为后世所加筑。另外，两座汉墓中，以二号墓较长。该墓全长54.6米，墓室后壁距雷台西壁仅约5米。如考虑封土，则今日雷台东西宽度60米内应全部为两座墓葬东西方向封土。由此可知，雷台一、二号墓封土应是今日雷台的主体部分。 通过以上对于雷台内部横向、纵向以及高度的研究可知，今日雷台台体内大部分实为台下两座汉代墓葬封土。既然如此，早期的“雷台”应只是台下墓葬的封土而已。只不过在以后的某一时期此墓封土又被重新利用，加筑后形成今日所见高台。作为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一大特点，墓葬封土的高低大小，是判断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周礼·春官·冢人》有“爵等为丘封之度”的记载，“丘”就是墓葬的封土，即坟堆。当时坟堆的高低大小取决于爵位的高低。至秦汉，厚葬之风开始流行，帝王陵墓多“积土成山”、“依山为陵”，以致诸侯、地方官吏也纷纷效仿。汉代以后，世家大族以及一般庶民葬制虽各有变化，但其主要建制基本未变。因此，墓葬封土的高低大小、陪葬品的丰俭等都是考证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而雷台内部现存墓葬封土，也应是考证此二墓墓主身份的依据。
二、前凉张茂筑灵钧台之用意
关于张茂筑灵钧台，《晋书》、《资治通鉴》等都有记载。《晋书》对张茂这两次筑台记载较为详细。大兴四年（321），张茂始筑灵钧台，由于武陵人阎曾及太府主薄马鲂劝阻而停筑。后太宁初年（323），张茂复筑，又遭别驾吴绍劝谏，但由于张茂的一再坚持，最终依然筑成此台。
高台建筑，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其兴盛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从历史记载来看，其作用也各不相同，除用于游娱外，多与政治、军事有关。据《晋书》卷86记载，公元323年，张茂再次修筑灵钧台，又遭别驾吴绍的劝谏。对此，张茂回答道：“亡兄怛然失身于物。王公设险，武夫重闭，亦达人之至戒也。且忠臣义士岂不欲尽节义于亡兄哉？直以危机密发，虽有贲、育之勇，无所复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系常言，以太平之理责人于迍邅之世。”张茂兄张寔，为部下“杀于外寝”。分析张寔被“杀于外寝”的原因，除张寔的疏忽外，与他所居之地不能较好的预防突发事件有很大关系。张茂于此时提出其兄张寔的死，其修筑灵钧台用意极为明显，即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而考古人修筑高台之作用，《左传》中的两处记载值得注意。《左传·定公十二年》中记载：“（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还记载了齐国崔杼弑杀齐庄公，先诱庄公入宅，杼闭门起兵而攻之，庄公“登台而请”的事件。从中可知，当时的高台是以御敌存身为主要目的建筑。张茂筑灵钧台，也应是看重高台所具有的良好防御作用。另外，张茂在此还提到孟贲、夏育两位古代勇士，其意也在指明危险的不可确定性。因为危险防不胜防，即使有如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可能无能为力。而居于高台，如发生事变，除能起到避险之用外；拖延时间、等待救援也应是其又一作用。
张茂筑灵钧台，用意深远。从其筑灵钧台期间两次出现阻挠者看，灵钧台的修筑必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他所筑灵钧台绝不是能在一座墓葬封土上临时加筑可以替代的。今人将最初作为墓葬封土的雷台称之为灵钧台，其说不确。
三、结语
如果说早期有关史籍对于前凉张茂所筑灵钧台只是“武威城北”此类泛泛记载的话，清代光绪年间，武威人段永恩在他的《登灵钧台》一诗中，无意间为前凉灵钧台台址的考证又提供了新的研究依据，此诗开头二句为：“依旧灵钧结构工，溪边流水绕台东。”作者于秋日登上灵钧台，眺望四周，只见灵钧台东面有淙淙溪水流过。从段永恩的诗可知灵钧台东面曾经有溪水流过。但考雷台，其东面从未听说有水流过，反倒是在雷台的西面为过去当地人口中的“雷台湖”，在20多年前，那里还有一泓一泓的泉水涌出，今已干涸，现有人工湖建于其上。段永恩诗中有关灵钧台东“溪水”句，也为雷台不是前凉灵钧台带来又一证据。
历史的更迭，使作为前凉故都的武威有关前凉遗迹已基本无存，而前凉灵钧台之谜，期待以后更多新的考证与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梁新民. 武威史地综述[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3]甘肃省博物馆. 武威雷台汉墓[J].考古学报，1974，（2）.
[4]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唐·房玄龄等. 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
[关键词]雷台；前凉灵钧台；张茂；汉墓封土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2-0033-02
十六国时期，在位于今甘肃、青海附近曾先后出现过四个以武威（古称姑臧）为中心的凉国，分别是前凉、南凉、北凉及后凉。其中，以汉族张氏所建前凉统治时间最长，对当时的凉国都城姑臧（今武威）城影响最大。据《晋书》、《资治通鉴》等记载，前凉在张轨、张茂、张骏时都曾对姑臧城进行增筑与扩建，经前凉张氏几代的不断修葺扩建，使当时的姑臧城成为“河西模范标准之城邑”，陈寅恪先生还将它与中都洛阳相提并论。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加之人为的破坏，昔日姑臧城内宫阙、楼观今已基本无存，我们也只能在史籍中寻找那曾经繁华一时的姑臧故城了。
现存武威的前凉古迹中，除位于武威城东北隅的大云寺据记载为前凉张天锡“舍宫建寺”所留遗址外，应以前凉张茂所筑灵钧台为今日前凉故都武威另一遗存。张茂，字成逊，为前凉张寔母弟，他年轻时“虚心好学，不以世利营心”，曾对前凉悉心治理，与张寔同为前凉达鼎盛时期的奠基人。东晋大兴三年（320），州人推茂摄政，后其始筑灵钧台。据《晋书》载：“茂筑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灵钧台遗址，在《大明一统志》、清初《重刊凉镇志·凉州卫》及《大清一统志》等史籍中多有记载，乾隆年间撰修的《武威县志》中亦有“灵钧台：城北，晋张茂筑”之记载。从中可知该台至明清之际在武威当地一直沿称“灵钧台”，多年来矗立于武威城北。
然而，上述史籍中虽多有“灵钧台位于武威城北”之记载，但都未能明确指出其具体位置，这为以后研究前凉所筑灵钧台留下了疑问。一般来讲，前凉张茂所筑灵钧台应是位于今武威西北海藏寺内高台。其主要依据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海藏寺台下挖出一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安肃兵备道使者摄甘凉道事延栋立的《晋筑灵钧台》碑记，上书“东晋明帝太宁中凉王张茂立古台”，此后该碑正式立于台上大殿前西侧，以示海藏寺内高台即前凉张茂所筑“灵钧台”。但乾隆年间撰修的《武威县志》中却又有“东岳台，城东北二里许，即灵钧台”之说。东岳台位于今武威市城北第十陆军医院后，此台所处位置也符合史籍中所载灵钧台“位于武威城北”之说。就在有关海藏寺内高台与东岳台究竟孰为前凉张茂所筑灵钧台存有争议之即，自上世纪后期以来，陆续出版的部分书籍，如《佛教大辞典》、《武威金石录》、《丝路访古》等书中突然又出现了以出土铜奔马的武威雷台为灵钧台之说。如果说武威海藏寺内高台与东岳台还有据可查，后期出版的书籍以出土铜奔马的雷台为灵钧台，却不见于任何史籍记载，不知其从何说起。
雷台位于今武威市城北金羊镇内，此台高约8.5米，南北长106米，东西宽60米， 因台上供奉道教神仙雷祖而得名。其始建年代不详，据台上清乾隆三年所立《雷台观碑记》记载，至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因“冰雹伤禾、敕建重修”，顺治初年毁于战火，后由甘肃副总兵刘友元主持维修、重建，康熙初年又曾进一步扩建，但毁于1927年地震。现存建筑有雷祖殿、风伯雨师殿、三星斗姆殿等，为1933年后重建。1969年10月 ，在雷台下发现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砖室墓，出土了包括后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在内的231件文物，从此，雷台汉墓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最早对将雷台称之为灵钧台这一说法提出质疑的是武威学者李鼎文先生。在梁新民《武威史地综述》一书中，有李鼎文先生以书信形式回复梁先生此问题的内容，其中也提到前凉灵钧台为前二种说法，即海藏寺内高台以及东岳台之说，但就雷台为灵钧台一说，李鼎文先生“请其拿出证据”。近20年过去了，从未有人就此说法提出任何“证据”，但出版的部分书籍中却仍然沿用雷台为灵钧台这一说法。那么，雷台究竟是不是前凉张茂所筑之灵钧台呢？下文就这一问题阐述几点个人看法，不正之处，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雷台实为汉墓封土
1969年，武威新鲜公社农民在雷台东南部挖防空洞时，发现了出土铜奔马的一号墓。该墓正东西向，墓门向东，为多室砖券墓。墓主推测为一张姓将军，年代约为东汉晚期。1996年，在一号墓北约50米处又发现了二号墓。两座墓除规模不同外，其墓门朝向、墓葬形制、墓室砌法等基本一致，因此推测这是一处家族墓葬。二墓墓室距地表较浅，基本位于今雷台下。墓道内均明显发现夯层，土质较为纯净，表明其墓葬封土应为人工夯筑，且雷台的部分台基实为该墓封土。两座墓南北并列，从墓道内封土延伸情况及一、二号墓间距离大致分析，二墓应属同一封土。封土南北长度大约80～90米（两墓距离，一号墓距雷台南壁、二号墓距雷台北壁封土等因素全部考虑在内）。由于雷台台体外部于2002年重新加固，其内部汉墓封土高度、面貌，与今日雷台间关联已无法准确探明。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对雷台一号汉墓发表了较为详细的清理简报，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简报记载：“雷台是一夯筑土台，夯层每层厚15～20厘米……雷台台基南壁的东部已破坏（约被挖掉3米）。这里暴露出汉墓封土，汉墓封土形式不明，现存高6米，和台基夯土界限分明，内含物又各不同，可见后代修造雷台台基时，乃是利用了这座汉墓的封土扩建而成的。” 由此可知，雷台内汉墓封土高度为6米。以今日雷台平均高度8.5米计算，现存雷台高度的近80%实为汉墓封土，只2米左右为后世所加筑。另外，两座汉墓中，以二号墓较长。该墓全长54.6米，墓室后壁距雷台西壁仅约5米。如考虑封土，则今日雷台东西宽度60米内应全部为两座墓葬东西方向封土。由此可知，雷台一、二号墓封土应是今日雷台的主体部分。 通过以上对于雷台内部横向、纵向以及高度的研究可知，今日雷台台体内大部分实为台下两座汉代墓葬封土。既然如此，早期的“雷台”应只是台下墓葬的封土而已。只不过在以后的某一时期此墓封土又被重新利用，加筑后形成今日所见高台。作为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一大特点，墓葬封土的高低大小，是判断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周礼·春官·冢人》有“爵等为丘封之度”的记载，“丘”就是墓葬的封土，即坟堆。当时坟堆的高低大小取决于爵位的高低。至秦汉，厚葬之风开始流行，帝王陵墓多“积土成山”、“依山为陵”，以致诸侯、地方官吏也纷纷效仿。汉代以后，世家大族以及一般庶民葬制虽各有变化，但其主要建制基本未变。因此，墓葬封土的高低大小、陪葬品的丰俭等都是考证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而雷台内部现存墓葬封土，也应是考证此二墓墓主身份的依据。
二、前凉张茂筑灵钧台之用意
关于张茂筑灵钧台，《晋书》、《资治通鉴》等都有记载。《晋书》对张茂这两次筑台记载较为详细。大兴四年（321），张茂始筑灵钧台，由于武陵人阎曾及太府主薄马鲂劝阻而停筑。后太宁初年（323），张茂复筑，又遭别驾吴绍劝谏，但由于张茂的一再坚持，最终依然筑成此台。
高台建筑，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其兴盛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从历史记载来看，其作用也各不相同，除用于游娱外，多与政治、军事有关。据《晋书》卷86记载，公元323年，张茂再次修筑灵钧台，又遭别驾吴绍的劝谏。对此，张茂回答道：“亡兄怛然失身于物。王公设险，武夫重闭，亦达人之至戒也。且忠臣义士岂不欲尽节义于亡兄哉？直以危机密发，虽有贲、育之勇，无所复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系常言，以太平之理责人于迍邅之世。”张茂兄张寔，为部下“杀于外寝”。分析张寔被“杀于外寝”的原因，除张寔的疏忽外，与他所居之地不能较好的预防突发事件有很大关系。张茂于此时提出其兄张寔的死，其修筑灵钧台用意极为明显，即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而考古人修筑高台之作用，《左传》中的两处记载值得注意。《左传·定公十二年》中记载：“（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还记载了齐国崔杼弑杀齐庄公，先诱庄公入宅，杼闭门起兵而攻之，庄公“登台而请”的事件。从中可知，当时的高台是以御敌存身为主要目的建筑。张茂筑灵钧台，也应是看重高台所具有的良好防御作用。另外，张茂在此还提到孟贲、夏育两位古代勇士，其意也在指明危险的不可确定性。因为危险防不胜防，即使有如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可能无能为力。而居于高台，如发生事变，除能起到避险之用外；拖延时间、等待救援也应是其又一作用。
张茂筑灵钧台，用意深远。从其筑灵钧台期间两次出现阻挠者看，灵钧台的修筑必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他所筑灵钧台绝不是能在一座墓葬封土上临时加筑可以替代的。今人将最初作为墓葬封土的雷台称之为灵钧台，其说不确。
三、结语
如果说早期有关史籍对于前凉张茂所筑灵钧台只是“武威城北”此类泛泛记载的话，清代光绪年间，武威人段永恩在他的《登灵钧台》一诗中，无意间为前凉灵钧台台址的考证又提供了新的研究依据，此诗开头二句为：“依旧灵钧结构工，溪边流水绕台东。”作者于秋日登上灵钧台，眺望四周，只见灵钧台东面有淙淙溪水流过。从段永恩的诗可知灵钧台东面曾经有溪水流过。但考雷台，其东面从未听说有水流过，反倒是在雷台的西面为过去当地人口中的“雷台湖”，在20多年前，那里还有一泓一泓的泉水涌出，今已干涸，现有人工湖建于其上。段永恩诗中有关灵钧台东“溪水”句，也为雷台不是前凉灵钧台带来又一证据。
历史的更迭，使作为前凉故都的武威有关前凉遗迹已基本无存，而前凉灵钧台之谜，期待以后更多新的考证与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梁新民. 武威史地综述[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3]甘肃省博物馆. 武威雷台汉墓[J].考古学报，1974，（2）.
[4]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唐·房玄龄等. 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