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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已走过了数十年，经过一批专家与学者的辛勤探索，语文教育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7年岁末，作为语文教育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由上海教育出版社隆重出版。这套书共15卷，由扬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林祥教授任总主编，分卷主编14位，他们是张心科、龚孟伟、许艳、高笑可、余虹、赵志伟、张立兵、欧阳芬、韦冬余、程稀、冯永玲、陈黎明、闫淑惠、兰保民，是以这套书堪称语文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大部头著作。徐林祥教授是扬州大学语文教育史学家顾黄初先生的嫡传弟子，他继承了顾先生的衣钵，将语文教育史研究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的“百年”取中国现代语文独立设科百年之意。该书全部内容均与“语文教育”相关，涉及中小学与师范教育的识字写作教学、读写听说教学、语文学习心理、语文教材、语文教师等领域。全书共收录经典名著36部，它们是从1900年—1999年中国大陆出版的近500种中国语文教育研究著作中遴选出来的。鉴于20世纪前期著作印数少，年代久，已很难寻觅，因而更为珍贵，故选文篇目作了适当倾斜。前10卷收录的是20世纪前期的著作，后5卷收录的是20世纪后期出版的著作。前10卷编者们分别聚焦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具体领域或专题，总共遴选了31部论（编）著。这些作品或出自大家已熟知的语文教育大师，或出自虽长期未进入公众视野但确曾作出历史贡献的语文教育学者。后5卷收录了朱绍禹、张志公、顾黄初、阎立钦、于漪等人的编（论）著。
20世纪初，众多有识之士就在不断地探索汉语文教育的民族化、科学化和现代化之路。从叶圣陶的“中国人要实现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到张志公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三次探索，从“五四”前后受西方科学主义影响的实证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实验研究，从观念、内容的现代化到方法、手段的现代化，语文教育及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发现，走民族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道路，已经成为语文教育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和宝贵经验。在该书“总序”部分，徐教授再次明确了三“化”合一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并结合当前的新形势赋予新的内涵。徐教授进一步指出，应在语文教学中体现语文课程的民族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综合性和实践性等特点。不难发现，这里徐教授着重强调了民族性，这与其对语文课程性质所持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徐教授认为，“中国语文课程教材要体现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特点，中国语文教学要按照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规律来进行”，走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相结合的道路，其基本落脚点乃是民族化。
语文教育的民族化这一命题内涵非常丰富，而研究语文教育史，从传统的语文教育和研究中汲取智慧乃题中应有之义。语文教育史研究离不开史料的收集，基于史料的叙述和解释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它并非简单的史料荟萃。结合这套书来看，相关叙述和解释主要体现在述评结合与明晰详备的“导读”上。编者们撰写导读的思路不尽相同，但大致沿循这样一个基本路径：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概况，作（编）者生平，成书的时代背景，作品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学术贡献、理论价值等。部分编者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指出了名著的时代局限以及名著阅读的方法和建议。总体上看，各分卷主编均能将语文教育经典名著置于历史坐标中去考察，既有关于这些经典著作的评介，又有围绕相关领域的教育与研究所做的展望。全书“总序”和各卷“导读”纵横交错，构成了一部百年语文教育研究史。
《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将引发我们对当下的语文教育及研究作出再反思。没有历史意识的语文教育与研究往往流于平庸和浅薄，注定站不高也走不远。比方说，人们在探讨语文课程目标的时候，常陷入形式与内容之争，具体到“语言文字的运用”内涵把握上，部分同志偏执一端，盲目地倒向了语言形式。事实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并非新问题，严格地讲它是语文教育论域经典性元命题，正如徐林祥教授在本书“总序”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之争、文道之争、科学（工具）与人文之争，乃是20世纪语文学科最重要的论争。倘使我们能以史为鉴，回到20世纪的那段语文教育史，重温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或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少犯幼稚病，少得健忘症。当前，语文教育研究可谓热闹非凡，产量很高，但扪心自问，我们的研究到底提出了多少有价值的新问题？到底作出了多少有意义的真研究？与20世纪前期许多研究相比，我们今天的大量研究方式陈旧，方法落后，许多同志心浮气躁，盲目膨胀。拿研究范式来讲，我们的语文教育研究大都依旧停留于经验——思辨层面。客观地讲，我们的科学化程度还不高，我们的研究水平还很低。倘使重温廖世承的《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艾伟的《阅读心理·国语问题》《阅读心理·汉字问题》或赵欲仁的《小学国语科教学法》等经典，我们恐怕是要汗涔涔而心惶惶了！若再往深里追问，造成科研成果量高质次的状况其根源到底是什么？我想，需要反思的恐怕不仅是研究主体自身吧？
在语文教育史相关著作中，聚焦于20世纪语文教育与研究成果的主要有以下几部。一是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顾黄初和李杏保主编的《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1991年）与《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2000年）。两套书收录了整个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论文271篇。二是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顾黄初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2001年），《事典》收录了现代（语文）教育相关事目461条。三是由语文出版社出版，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2014年）。《论典》与前述《论集》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论典》不是对《论集》的重印和再版，而是升格与新编，在论文篇目上既有增，也有调和删。与前三套不同的是，新近面世的这套《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既非论文汇编，亦非历史事典，而是经典著作。换言之，这套书是对前几套书的拓展和补充，它为我们集中呈现了上个世纪语文教育研究领域一批经典名著。2009年春，顾黄初先生不幸辞世，2017年秋，李杏保先生也猝然病逝，悲恸之余，忽忆起1989年二位先生的共同倡议：“很有必要组织人力编纂一部供十年百年后研究我国新语文教育运动参考的《中国新语文教育大系》。”由此又联想到2011年李杏保、陈必祥、陈钟樑三人的热切宏愿：“应钩沉有语言文字以来的全部中国语文教育史，搜集、保管、研究、陈列、展览一切可以展示中国语文教育成果与重大教训的文物，建设中国语文教育博物馆。”应该说几位前辈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为我们绘就了一幅光辉灿烂的语文教育研究发展图景。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梦想，需要更多的同道中人能像《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的编者们这样身体力行，腳踏实地地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无论是教书还是做学问，首先得养成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张岱说：“乃知繁华富贵，过去便堪入画。”不懂过去，焉知将来？不走进历史，何以创造历史？故此，我要向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语文教研员、高师院校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以及其他热心于语文教育的同志郑重地推荐这样一套书！
作者简介：江苏省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的“百年”取中国现代语文独立设科百年之意。该书全部内容均与“语文教育”相关，涉及中小学与师范教育的识字写作教学、读写听说教学、语文学习心理、语文教材、语文教师等领域。全书共收录经典名著36部，它们是从1900年—1999年中国大陆出版的近500种中国语文教育研究著作中遴选出来的。鉴于20世纪前期著作印数少，年代久，已很难寻觅，因而更为珍贵，故选文篇目作了适当倾斜。前10卷收录的是20世纪前期的著作，后5卷收录的是20世纪后期出版的著作。前10卷编者们分别聚焦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具体领域或专题，总共遴选了31部论（编）著。这些作品或出自大家已熟知的语文教育大师，或出自虽长期未进入公众视野但确曾作出历史贡献的语文教育学者。后5卷收录了朱绍禹、张志公、顾黄初、阎立钦、于漪等人的编（论）著。
20世纪初，众多有识之士就在不断地探索汉语文教育的民族化、科学化和现代化之路。从叶圣陶的“中国人要实现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行”到张志公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三次探索，从“五四”前后受西方科学主义影响的实证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实验研究，从观念、内容的现代化到方法、手段的现代化，语文教育及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发现，走民族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道路，已经成为语文教育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和宝贵经验。在该书“总序”部分，徐教授再次明确了三“化”合一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并结合当前的新形势赋予新的内涵。徐教授进一步指出，应在语文教学中体现语文课程的民族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综合性和实践性等特点。不难发现，这里徐教授着重强调了民族性，这与其对语文课程性质所持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徐教授认为，“中国语文课程教材要体现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特点，中国语文教学要按照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规律来进行”，走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相结合的道路，其基本落脚点乃是民族化。
语文教育的民族化这一命题内涵非常丰富，而研究语文教育史，从传统的语文教育和研究中汲取智慧乃题中应有之义。语文教育史研究离不开史料的收集，基于史料的叙述和解释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它并非简单的史料荟萃。结合这套书来看，相关叙述和解释主要体现在述评结合与明晰详备的“导读”上。编者们撰写导读的思路不尽相同，但大致沿循这样一个基本路径：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概况，作（编）者生平，成书的时代背景，作品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学术贡献、理论价值等。部分编者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指出了名著的时代局限以及名著阅读的方法和建议。总体上看，各分卷主编均能将语文教育经典名著置于历史坐标中去考察，既有关于这些经典著作的评介，又有围绕相关领域的教育与研究所做的展望。全书“总序”和各卷“导读”纵横交错，构成了一部百年语文教育研究史。
《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将引发我们对当下的语文教育及研究作出再反思。没有历史意识的语文教育与研究往往流于平庸和浅薄，注定站不高也走不远。比方说，人们在探讨语文课程目标的时候，常陷入形式与内容之争，具体到“语言文字的运用”内涵把握上，部分同志偏执一端，盲目地倒向了语言形式。事实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并非新问题，严格地讲它是语文教育论域经典性元命题，正如徐林祥教授在本书“总序”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之争、文道之争、科学（工具）与人文之争，乃是20世纪语文学科最重要的论争。倘使我们能以史为鉴，回到20世纪的那段语文教育史，重温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或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少犯幼稚病，少得健忘症。当前，语文教育研究可谓热闹非凡，产量很高，但扪心自问，我们的研究到底提出了多少有价值的新问题？到底作出了多少有意义的真研究？与20世纪前期许多研究相比，我们今天的大量研究方式陈旧，方法落后，许多同志心浮气躁，盲目膨胀。拿研究范式来讲，我们的语文教育研究大都依旧停留于经验——思辨层面。客观地讲，我们的科学化程度还不高，我们的研究水平还很低。倘使重温廖世承的《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艾伟的《阅读心理·国语问题》《阅读心理·汉字问题》或赵欲仁的《小学国语科教学法》等经典，我们恐怕是要汗涔涔而心惶惶了！若再往深里追问，造成科研成果量高质次的状况其根源到底是什么？我想，需要反思的恐怕不仅是研究主体自身吧？
在语文教育史相关著作中，聚焦于20世纪语文教育与研究成果的主要有以下几部。一是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顾黄初和李杏保主编的《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1991年）与《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2000年）。两套书收录了整个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论文271篇。二是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顾黄初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2001年），《事典》收录了现代（语文）教育相关事目461条。三是由语文出版社出版，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2014年）。《论典》与前述《论集》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论典》不是对《论集》的重印和再版，而是升格与新编，在论文篇目上既有增，也有调和删。与前三套不同的是，新近面世的这套《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既非论文汇编，亦非历史事典，而是经典著作。换言之，这套书是对前几套书的拓展和补充，它为我们集中呈现了上个世纪语文教育研究领域一批经典名著。2009年春，顾黄初先生不幸辞世，2017年秋，李杏保先生也猝然病逝，悲恸之余，忽忆起1989年二位先生的共同倡议：“很有必要组织人力编纂一部供十年百年后研究我国新语文教育运动参考的《中国新语文教育大系》。”由此又联想到2011年李杏保、陈必祥、陈钟樑三人的热切宏愿：“应钩沉有语言文字以来的全部中国语文教育史，搜集、保管、研究、陈列、展览一切可以展示中国语文教育成果与重大教训的文物，建设中国语文教育博物馆。”应该说几位前辈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为我们绘就了一幅光辉灿烂的语文教育研究发展图景。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梦想，需要更多的同道中人能像《百年语文教育经典名著》的编者们这样身体力行，腳踏实地地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无论是教书还是做学问，首先得养成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张岱说：“乃知繁华富贵，过去便堪入画。”不懂过去，焉知将来？不走进历史，何以创造历史？故此，我要向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语文教研员、高师院校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以及其他热心于语文教育的同志郑重地推荐这样一套书！
作者简介：江苏省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